杨式挺（杨式挺，广东省博物馆。）

　　【中文摘要】本文主要介绍在曲江石峡遗址发现和出土的栽培稻遗迹和米粒。以及其部分的鉴定结果。而且在发现的意义方面提出一点粗浅看法，认为是填补了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栽培稻发现史上的空白。并把我国部分地区目前已知的最早种植栽培的历史提早至四千年前，为研究珠江流域华南地区栽培稻的起源、演变及其传播，增添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Abstract:This article mainly introduces the ruin and the grains of the cultivated rice discovered and unearthed at Shixia in Qujiang County, along with some of the identification result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opinion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discovery, and he believes that the discovery fills the blank in the discovery history of the cultivated rice of Neolithic Age along the Zhujiang River. According to this discovery, the history of cultivation and planting in some regions of China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4000 years ago, which is earlier than the previous result. This discovery enriches the materials for researches on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diffusion of the cultivated rice in areas along the Zhujiang River in South China.

　　

　　1973年至1978年马坝石峡遗存的发掘和发现，是解放以来广东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考古一次较为重大的发现。本文仅将此处栽培稻遗迹的发现及其部分鉴定结果作个介绍，对发现的意义提出一点粗浅看法，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

　　一、石峡栽培稻遗迹的发现和鉴定

　　石峡遗址位于粤北曲江县城马坝镇西南一点五公里，地处东经113°5.5′、北纬24°6.5′，是一处丘陵地带的山岗遗存，面积约三万平方米，海拔高度约六十二米。遗址北面的马坝河，与东来的　溪、曹溪等汇合后向西注入珠江支流的北江。两岸是一片比较低平的农田。数百年来，这里是闻名的“马坝油粘”稻的重要产地。

　　从遗址的发掘和初步研究可以认为，石峡遗址上层的年代相当于中原的西周至春秋。中层和同层墓葬相当于夏商之际，下层和同层墓葬属于距今约四千多至五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1］。在石峡遗址的中层、下层，以及中下层的不少墓葬里，都发现了栽培稻遗迹。发现于文化层的有两种情况：一种保存于灶坑和窖穴内。例如，在探方3中层（编号T3［2］）一个灶坑的烧土硬块中，就见有稻谷殻。在探方26下层（T26［3］）一个马蹄形灶坑坑口周围的九块如手掌大小的烧土块中，见掺拌有稻谷殻和碎断稻秆。在探方5下层（T5［3］）的一个长方形灶坑，在堆砌的泥巴中，也有同样的稻谷遗迹。这个灶坑前还有几段被烧成灰白色的动物肢骨，灶后有残破的生活用具——陶釜和陶豆。更为突出的是在探方47下层（T47［3］）的一个圆角方形的窖穴（残宽54、残深60厘米）的堆积土中，发现有数百粒炭化稻米，籽粒多数保存完整，米胚也可以看出。另一种情况是发现于一些探方的中层或下层的烧土硬块中，把这些烧土块掰开，就可以看到掺拌有稻谷殻和稻草秆秣。这种以谷殻稻草作为羼和料的草拌泥，应当就是当时的建筑材料。

　　发现于墓葬的，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保存有谷粒或米粒的。目前见到的有21、39、42、43、47、61、80、104、108号等九座墓，均属于下层的二次葬深穴墓。发现时稻谷或米粒和泥土凝成一团，多已炭化成黑色，一团的大小约为700至1400立方厘米之间，絶大多数发现于墓底二次葬的随葬品的旁边，看来是作为一种“祭奠品”供奉给死者的，这些墓都是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大墓。其次是在许多一次葬墓（多属于中层墓葬，如13、14号墓等等）墓底涂抹的一层泥巴中，见有掺拌稻谷殻和碎断稻秆秣，这里不再一一赘述。现将目前经请有关单位鉴定的标本摘要介绍如下。

　　中山大学生物系认为，T3［2］灶坑和T2［3］柱洞出土的“两块红烧土标本，确实含有部分炭化和未炭化的稻谷殻”。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以下简称省粮研所）对以上两个标本进行鉴定的结果认为：“从印在土块的谷殻痕迹及碎断的谷殻，可见谷殻为椭圆形，表面有整齐格子形中的颗粒突起，可区别内颖，并见碎断的稃毛痕迹，粒长约6-7毫米，粒阔约3毫米。完整的护颖和颖尖及芒还未看见。”“根据以上观察，认为出土的谷殻粒形、大小及表面的纹理与现在我国栽培稻相同，属于Oryza sativa L.种。”

　　省粮研所对另一个标本的鉴定意见是：“由广东省博物馆提供的石峡遗址探方47下层窖穴的炭化米粒标本，从外观看，大部分籽粒非常完整，米粒形状轮廓清楚，表面的纹理和米沟深浅可看见，大部分米胚已脱落，个别米粒还可见米胚。全部米粒已炭化。标本的米粒形状大致可分两种类型：一种籽粒较窄，长度约5.1-5.8毫米，阔度约2.5-2.9毫米，厚度1.7-2.1毫米（见表一）。这类型与现今常为食用的籼稻品种非常相似。另一种籽粒较阔，长度为4.9-5.3毫米，阔度3.0-3.2毫米，厚度2.1-2.4毫米（见表二）。它与南方粳稻品种粒形接近。可见当时的品种籽粒较短，从粒形看包括籼、粳两大类（图一：l、2）。在这两类型之间，不同长、阔、厚度的米粒都有，反映当时品种比较混杂，纯度较差，人工栽培程度较为原始。” 

　　根据测定，T47〔3〕窖穴的籼型米粒平均长度为5.47、阔度为2.73毫米，长阔比为2.004倍，厚度为1.96毫米，接近于现今广东米粒长短分级标准中的短粒；粳型米粒的平均长度为5，10、阔度为3.14毫米，长阔比为1.625倍，厚度为2.22毫米，接近于现今广东米粒长短分级标准中的最短粒［2］。若按省粮研所水稻选种组提的现今广东糙米的长阔比分级标准，T47〔3〕籼型米粒的长阔比接近于现今广东的阔粒，粳型米粒的长阔比接近于现今广东的最阔粒［3］（图二：1、2）。 

　　省粮研所对6l号和80号墓出土的稻米鉴定的结果是：“两个标本都有米粒，籽粒较小，基本上是籼稻，其中个别粒型稍阔，但很扁，仍属籼稻”（图三：1、2；图四）

　　广东农林学院（现已改为华南农学院）农学系认为：“47号墓谷粒印痕细长，长阔比为2.25倍，是籼稻型。”“42号墓照片左起第二粒长阔比为2.05倍，但米粒较宽，似粳稻，但从实物看，米粒虽较宽，较薄，综合看，还应是籼稻，”幷且指出，“从红烧土中看到谷粒或米粒的大小和形状很不一致，反映当时品种的纯度很差，农业耕作技术比较原始。”（图五：1、2）

　　省粮研所钱　文同志还认为，探方47下层窑穴出土的粳型米粒，很可能属于粳糯。现今云南高山地区多种粳糯，粤北连南、连山县少数民族（瑶、苗族）地区也多种粳糯。而在那些种植技术比较原始的地方，水稻品种一般都较混杂。又曲江县农科所陈彩泽同志告知，粤北地区有的少数民族，有到解放初期还保留比较原始的种植方式，例如，连南瑶族种植的“布丁”、“布骨”和“香粳”，就是属于粳糯，采取的是类似海南岛五指山黎族合亩制地区的“刀耕火种”、轮休土地的方法。他还说，在粤北乐昌县，过去曾种植一种“岭禾”，不是水稻，而是旱稻。这些意见，对于结合广东、云南等省区少数民族的有关农业资料，探索华南新石器时代栽培稻的种植方式，是很好的启发。

　　此外，还应提及1961年在石峡遗址北面约一华里，海拔高度六七十米的泥岭山岗遗址，因辟公路也曾发现过一团炭化稻谷凝块，出土时装在一件陶三足盘（有两件个体，均缺足，原以为是陶钵）内，稻谷与烧土结成一团，已炭化。同时发现的还有几件石锛和柳叶状石镞。经华南农学院鉴定，属于人栽培稻，与现今华南种植的籼稻区别不大［4］。现在从石峡遗址和墓葬出土同类型的大量石镞和陶三足盘，可以证明泥岭遗存稻谷的年代应相当于石峡遗址的下层，即新石器时代晚期。

　　我们把石峡发现的栽培稻遗迹归纳如下。

　　（1）石峡遗址的中层、下层及其墓葬中发现的稻谷遗迹，包括稻粒、米粒、谷殻和秆秣。在二次葬墓和窖穴中普遍出土了保存比较完好的米粒，这在全国其他地区原始社会遗址和墓葬中是少见的（吴县草鞋山和吴兴钱山漾遗址发现过稻米；华县元君庙、吉林西团山和乐都柳湾墓葬发现随葬粟粒）。

　　（2）石峡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稻谷，经鉴定属于人工栽培稻（O.sativa L．），而且已包括了籼型稻即籼亚种（0.S.1．subsp．Hsien Ting）和粳型稻即粳亚种（0.S.1．subsp．keeng Ting），而以籼型稻为主。

　　（3）根据有些词志的意见，石峡遗存的粳型米粒（南方粳）有些可能属于粳糯（俗称“大糯”）。如果当时确有粳糯，也就是有了粘稻、糯稻之分。

　　（4）鉴定单位认为，许多籽粒不够充实饱满，大小不一，反映了当时品种的纯度较差，种植技术还比较原始。 

　　（5）年代问题，按我们目前的分期，出自墓葬壹、贰、三期及下文化层的，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出自墓葬肆期及中文化层的相当于商代。其中出土稻谷的80、10447、43、42、2l号墓属于三期，根据同期26号墓的碳-14测定数据，可定为距今4300年左右［5］。而出土稻谷的39、6l、108号墓属于贰期，估计年代为距今4500年左右。更为确切的年代，尚待有关标本的碳一14测定的公布。

　　二、从石质农具和栽培稻推测当时的农业发展阶段

　　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藉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6］

　　石峡遗址下层及壹、贰、三期墓葬出土的三百多件石　、铲、锛、凿等生产工具中，属于农具的，主要是石　、石铲，以及一部分器件较大的石锛（参见本期《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这里只着重说一说比较罕见的　和铲。石　，计出土十八件。与稻谷共存的见于108、80、104、43号墓，此外，在探方11和探方86中也发现三件。特点是长身弓背，两头有刃，上刃窄，下刃宽。窄刃的一头　身短，宽刃的一头　身长，犹如现今的铁镐。最大的一件长3l、上刃宽3.8、下刃宽6、背厚4.6厘米。其装柄方法，参照常型石锛的装柄法，推测是用一根“T”字形的木杆，将其上部贴紧（或套紧）　身中部，然后捆绑固定。这种石　一般比较厚重，可以用来掘土和垦植；若与铲配合，或可用以开挖沟渠。这种式样的石镘，湖南安仁县安坪司遗址出土过［7］，东南沿海地区未曾见过。石铲，计出土三十七件。与稻谷共存的见于61、80、104、43、42号墓。特点是呈扁平长身梯形或近于长方形，前一种较宽大，后一种较窄小，均通体磨光，近首部中央穿有一孔，铲刃多平直或微弧，相当鋭利。最大的长24、首宽10.8、刃宽13.6、厚0.9厘米。这种石铲主要应用于松土、翻土。引人注意的是，类似的石铲（有些地方称扁平穿孔石斧），在我国长江中下游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有广泛的发现。诸如湖北松滋桂花树、京山屈家岭、湖南澧县梦溪、江苏邳县大墩子（“刘林类型”和“花厅类型”墓葬）、吴县草鞋山（中层、上层）、吴县张陵山、无锡仙蠡墩、杭州水田畈和浙江一些属于良渚文化的遗存，以及江西修水山背、清江筑卫城（下层）遗址，等等［8］。这种石刬的出现和盛行大体是在距今五千年前后，看来并非偶然。这是和以原始农业的种植经济特别是栽培稻的种植发展相适应的。当然上述这些遗址出土的石铲，年代有先后，式样有差别，但总的说来是大同小异的。我们从石峡出土的石铲、有段石锛、栽培稻以及其他文化遗物（如陶鬻、玉石琮等）的特征，可以清楚地看到广东“石峡文化”与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诸文化的密切关系。

　　关于“石峡文化”原始农业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的问题，根据目前对墓葬的分期，可以看出在第三期，财产私有和贫富分化已经出现，证明当时已处于父系氏族社会的阶段，而随葬栽培稻谷的80、104、47、43、42、21号墓均属于第三期，从随葬品（如大量的石镞、石钺等）也可判明这几座墓以及其他随葬石　石铲等农具的墓，大多数是男性墓。由此可见，当时的原始农业，已经进入以男子为主要劳动力的“锄耕农业”（或称“耕作农业”）阶段，农业已成为当时生产的主要部门，栽培稻已是当时重要的农作物，狩猎、捕捞和采集（酸枣、核桃等）看来已属于辅助性的生产活动。这种状况和“发达的锄耕农业是父系氏族社会中主要和基本的经济部门，男子成了这一部门的主人”的论断［9］是一致的。粤北、海南及云、贵等地区解放前的民族志材料，可以帮助我们探讨和理解原始农业的状况。

　　三、石峡栽培稻遗迹发现的意义

　　第一，它的发现，填补了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栽培稻发现史上的空白。我国著名农学家丁颖主编的《中国水稻栽培学》一书曾指出，“就江汉平原以至皖、苏、浙各地稻谷出土遗迹的分布情况看，当时长江流域的水稻栽培也似比之黄河流域更为普遍；其栽培时期也可能比黄河流域为早。但在珠江流域迄今还未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稻谷遗迹，这是今后应该注意发掘调查的。”［10］由此可见，地处珠江流域的石峡新石器时代栽培稻的发现，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它的发现，把我国南方地区（如云南）目前已知的最早种植栽培稻的历史即三千多年前［11］，提早至四千五百年前；把广东地区种植栽培稻的历史，也即原始农业的发展历史，从公元前四世纪的周代［12］，上溯至四千五百年前的原始社会晚期。这比《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南粤在汉代已是“男子耕农，种禾稻纻麻，女子桑蚕织绩”的情况，以及广州汉墓发现的稻谷实物［13］，都要更早。

　　第三，它的发现，还为研究珠江流域、华南地区栽培稻种的起源、演变及其传播,增添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丁颖教授曾经指出，从稻的植物特征、特性和分类方面看，无论南北籼粳稻都早被认定属于一种，即O.sativa L．种。据他研究，籼稻是最先由普通野生稻（O.s．F．sp．）经人工栽培驯化而演变形成的栽培稻种，属栽培稻的基本形；粳稻则是由籼稻或野生稻的植株个体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主要是温度）影响下，通过人为的选择培育而演变形成的变异型，或叫气候生态型［14］。石峡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栽培稻，主要是籼稻，而籼稻是直接起源于野生稻的。经瞭解，现在离石峡不远的樟市至罗坑一带，还有野生稻的生存，曲江县农科所已将那里的野生稻和当地现在种植的栽培稻杂交培育成几种新的品种（附带一提，迄今发表的广东普通野生稻的分布地区，北限以清远县为界，并未包括曲江县［15］）。因此，石峡新石器时代栽培稻特别是籼稻的发现，可能对研究它与珠江流域以至华南地区广泛分布的野生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线索。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承广东省粮研所钱文同志多方面帮助，至此谨表谢忱。

　　

　　（原载《文物》1978年7期）

　　

　　注释：

　　［1］《广东曲江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峡文化），《人民日报》.1977年6月15日。

　　［2］［3］据省粮研所水稻选组提供的现今广东水稻米粒长短分级标准：长的为6.5l一7.00，中的为6.01一6.50，短的为5.5—6.00，最短的为5.50毫米以下。籼稻米粒以6毫米左右的最多，短于5.5毫米的极少：粳稻米粒以5.5毫米以下的较多。籼米多长、中、短粒；粳米多短、最短粒。糙米的长宽比分级标准：窄的为2.61-3.0（倍），中的为2.11—2.00（倍），阔的为1.81—2.10（倍），最阔的在1.80（倍）以下。

　　［4］彭如策：《我省栽培稻谷的历史有多久?马坝发现新石器时代稻谷》，《南方日报》1961年10月28日。莫稚：《五羊城传说新解——从一团炭化稻谷谈起》，《羊城晚报》1962年2月25日。

　　［5］据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碳-14实验室测定，石峡第三期中年代较晚的26号墓距今4020±100年，《文物》1976年第12期。26号墓的树轮校正为公元前2482±150年，《考古》1977年第4期。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7］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安仁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6期。简报中安坪司遗址出有“弓背锛”，实物藏湖南省博物馆。

　　［8］有关这些文化遗存的报导，松滋桂花树见《考古》1976年第3期，《京山屈家岭》见专书，澧县梦溪见《文物》1972年第2期，邳县大墩子见《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吴县草鞋山、吴县张陵山见《光明日报》1963年6月6日，无锡仙蠡墩见《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期，杭州水田畈见《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修水山背见《考古》1962年第7期，清江筑卫城见《考古》1976年第6期。

　　［9］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第9l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

　　［10］丁颖主编：《中国水稻栽培学》第20页，农业出版社，1961年。

　　［11］《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遗址的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3210±90年，树轮校正为公元前1470±155年。

　　［12］传说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前339-329）相时，有五羊衔谷穗（一说是五仙人骑五色羊，手持谷穗）来集楚亭，把谷穗留给州人，仙人隐去，五羊化石。详见《羊城古钞》卷六“人物”、卷七“古迹”条，《广东新语》卷六“神语”、卷七“人语”条。在《广东新语》“五谷神”一条中却又把同一内容的神话说是发生在晋吴修任广州刺史的前夕。可见这些都是祥瑞之说。

　　［13］《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广州两汉墓葬中，曾多次发现过稻谷、粟、黍等粮食作物。例如：广州西村皇帝岗42号墓的陶仓里发现有稻谷殻（《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近年在广州西村发掘的一座东汉墓里，也发现完整的谷粒，经鉴定属于籼稻。

　　［14］参看丁颖主编：《中国水稻栽培学》第23页；丁颖：《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及其演变》，《稻作科学论文选集》第5～27页，农业出版社。1959年。

　　［15］广东农林学院农学系《我国野生稻的种类及其地理分布》一文指出我国普通野生稻分布的范围：“东起台湾省的桃园（121°15′E），西至云南録洪县的景洪镇（100°47′E），南起海南岛崖县羊栏公社妙林洋（18°15′N），北至台湾省的桃园（25°00′N）。”在广东的北限在清远县，药用野生稻分布至英德县，均未包括曲江县。见《遗传学报》1975年第2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