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苏秉琦，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中文摘要】本文是作者对石峡文化的研究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认为石峡文化的发现，为今后进一步探索岭南地区从原始社会到秦汉以前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找到了一把重要的钥匙；还为今后探索这一地区社会发展诸阶段与我国其它诸文化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同时石峡文化是我们进一步探索我国与东南亚各国人民自古以来相互关系的一个出发点。

　　Abstract: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preliminary views on the research of Shixa cultur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discovery of Shixia culture is an essential key to further exploration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the culture in Lingnan area from primitive society to the Qin-Han Dynasty. He also believes that Shixia Cul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xplorations in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other culturally developed areas in China and this area in each development stage of the society and culture. Simultaneously, Shixia culture is a starting point of further explorations into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ese people and people in Southeastern Asian countries since ancient time. 

　　

　　在1973和1975年两次发掘石峡遗址期间，我们就已经瞭解到这个遗址发掘工作所取得的一些成果。突出的是，它不同于我们过去所接触过的岭南地区的考古材料，感到新颖、重要。1976年的发掘取得了更多的收获。在1975年底、1976年初，我有机会到工地和参加发掘的同志们一道，对以往积累的全部材料，连同刚刚出土的部分材料，粗略地进行了对比分析整理，做了些笔记，使我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和参加工作的同志们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同志们对工作的勤奋精神与对我的热情帮助，使我永生难忘。　

　　石峡遗址的发掘，是我国考古工作取得的一项新成果。这处遗址范围约30000平方米。同类遗址在韶关附近已发现几处。这次发表的是已发掘的1660平方米面积的材料，发掘工作还在进行中。应该说，对这一新发现所提出的，所涉及的诸问题尚在探索之中，对它的认识还是很不完全的。因此，大家会有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

　　1977年6月14日，新华社报导了石峡遗址的消息，提出了“石峡文化”这一名称。在我看来，“石峡文化”的命名不仅是有理由的，也是很必要的。

　　岭南地区在我国历史上无疑有着很要要的地位，但是单从文献记载来看，这里的历史只能上溯到两千几百年前。前些年，岭南地区做了不少考古工作，普查中发现了数以千计的遗址，多种材料也有相当数量的积累。但是石峡遗址发现前，这方面还存在许多重要的缺环，发现了“马坝人”化石，却没有发现与之共存的文化遗存；发现了南海西樵山遗址（这是一处范围很大，内涵相当丰富的文化遗址），工作却作得不多；广州市郊发掘了数百座古墓，最早的不过上溯到“南越”建国或稍早一些的时代，相当战国时期的含有铁器的遗址发现过一些，但早于战国的青铜文化的遗址还缺乏正规的发掘工作。至于普查中发现的大量古文化遗址，大多使用砂陶、软陶、硬陶、印纹陶等等术语来概括报导，对它们后面的“历史之谜”却一直没能揭开，因此，广东学术界曾对岭南地区的社会发展是否曾经历过“奴隶制”阶段进行讨论，充分说明这一地区古代社会的研究，急需考古工作者们开展多方面的工作，解开这个“历史之谜”。

　　我们之所以重视石峡遗址的发现，一是它与过去掌握的材料相比，确有其明显的特征，一是它的发现，①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岭南地区从原始社会到奏汉以前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找到了一把重要的钥匙；②还为我们探索这一地区社会发展诸阶段与我国其它诸文化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环节。不言而喻，它也是我们进一步探索我国与东南亚各国人民自古以来相互关系的一个出发点。

　　为此，利用我在广州停留的几个月时间，和广东省博物馆的同志们一道，在整理石峡遗址材料的同时，有重点地、尽可能全面地将历年工作成果和馆藏有关资料检查一遍，把它们联系起来，对广东地区从原始社会至秦汉以前的文化发展的全貌进行了初步考察，以期对今后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工作有助益。现在，借发掘简报发表的机会，《文物》编辑部的同志让我谈谈个人的初步看法，作为简报的补白，我也就欣然同意了。不过，文中所用材料若有出入之处，当以正式报告为准；论点如有不妥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文化特征

　　过去我们对我国江南东部几省的原始文化曾使用过“印纹陶文化”或类似的名称，其由来，不外是根据当时调查所得的极为零星的材料，发现这一地区的诸古文化遗址中大多含有印纹陶。 

　　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有同志提出过对这一名称应重新审定。这主要是根据我们在宁（南京）、沪（上海）、杭地带若干古遗址的发掘，常常被认为与东周时代相当的文化层中发现这类遗物。我们暂不谈这些所谓的东周时期的文化层实际跨越的年代有多长（有些遗址含有印纹陶的层次显然比估计的年代要长），但不宜称它为原始文化。

　　那么，我们过去曾经泛称为“印纹陶文化”的这一地区的原始文化究竟如何呢?近年来，从闽北沿海、经浙江的宁（波）绍（兴）平原、长江三角洲、太湖流域到宁镇山脉地区、鄱阳湖附近，已有相当数量的发掘资料可以做为进一步探讨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岭南地区原始文化问题就显得格外突出了。 

　　以石峡遗址下层（包括墓葬）为代表的这类文化遗存，挖掘的面积还不算大；它在岭南的分布范围目前瞭解的还不很确切，但它的文化特征，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1．  印纹陶，它不仅是石峡遗址下层整个时期的特征之一，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

　　2．  石器中的有肩石　、　类，也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亚腰（两侧呈缓凹弧线）斧、钺类石器比较普遍，出现时间较早，发展过程比较清楚。

　　3．  陶器中的鼎以平底盘式为主，盘类器圈足与三足并用。

　　由此可见“石峡文化”是岭南地区重要原始文化之一，它在东南数省广泛含有印纹陶的诸原始文化中，也具有重要地位。

　　年代与分期

　　关于石峡文化的年代与分期，我们现在依据的主要是石蛱遗址下层（包括开口于下文化层的墓葬2的材料）。截至1975年度工作结束，石峡遗址发掘的范围集中在遗址中部即岗丘顶部。那里墓葬密集、错叠，下文化层的遗存十分破碎，使我们对它的文化全貌的认识、年代与分期的探讨带来困难。因为属居住址部分的遗迹保存较少，用墓葬与居住址材料对比、结合研究还有困难，看来现已发现墓葬中最早的要略晚于居住址中最早的。因此，仅就石峡遗址所涉及的问题，也还有待于进一步作大范围的发掘。

　　石峡文化有其自己的特征，前边已经讲到。它与江西、苏南，浙北诸文化具有许多共性，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特别密切。由于石峡遗址的发掘开始不久，对它的年代分期问题的探索是初步的。在这里，我们还不得不与属于同类文化遗址及一些文化关系较近的遗址作些比较分析。

　　1．突出的例子是石峡54号墓与江西修水山背1号房址。两者共有的器物如陶鬻、陶盘、陶豆、陶器盖，有段石　，弓背石　和石凿等，形制都很相似。象这样两组在组合与形制上如此相似，在同一遗址的两个单位之间也是罕见的。

　　2．江西清江筑卫城遗址下层，包括三、四、五层，晚于修水山背房子遗址而早于清江吴城遗址。三个堆积层的器物形制的变化，明显地表现于鼎足的序列。第五层鼎足的横断面外圆里尖，似乳钉形，第四层的外平里尖，似卯钉形；第三层的呈外凹平里尖，似图钉形；第四、三层中还有呈扁平状（侧面呈三角形）的。石峡遗址部分墓葬的鼎足形制变化也有与此相似的序列。

　　3．筑卫城遗址第三层出土的一件残陶鬻，与浙江嘉兴雀幕桥出土的一组陶器中的陶鬻具有相似发展阶段的特征。

　　修水山背房址出土木炭，由碳－14测定，并经树轮校正后的年代为2690-2970B．C．，雀幕桥遗址与陶器共生酌木炭经碳－14测定并经树轮校订的年代为2170-2540B．C．，依此类推，石峡文化中这一部分的年代。估计距今约四至五千年间。

　　4．上海市青浦县崧泽遗址下文化层中出的盘豆类圈足，特征明显，类似三级塔式，加饰一组三角排列的小穿孔。石峡遗址下文化层底部遗存中，也有相似的器物。

　　5．近年在发掘崧泽遗址时，对过去定为中层部分的墓葬又发现若干层位叠压关系，为进一步分期提供了新的依据。崧泽中层墓随葬陶器中。常见的组合是鼎和盘，与石峡下层墓有相似之处。崧泽中层鼎的器体变化的序列，大致是从流行罐式到流行盘、盆式，器足的发展序列，大致是从厚重的瓦式逐渐减轻、减薄，再变成鳍式。器体特征与石峡大部分墓出土的鼎类有明显不同，器足部分则两者都经历了类似的、为适合实用目的而逐步改变的序列。崧泽中层的盘足，是在下层的三级塔式的基础上，先是把中间的一级改为鼓形，再把三级连接为近斜直壁的喇叭筒形，继之使喇叭简变为弧线曲壁。这二变化过程显然是由于技术上改进所产生的。在石峡墓出土的盘类圈足部分也可看到与此相似的全过程。崧泽下层出土的木炭经碳－14测定并经树轮校正的年代为3880－4190B．C．。

　　根据以上的比较分析：①以石峡遗址下文化层为代表的石峡文化所跨越的年代，不仅包括距今五至四千年的这一段时间（与修水山背房址和清江筑卫城下层相应的那部分）；它的早期还可上朔到距今六至五千年期间，即约与崧泽卞层和中层的较早阶段相应的那一部分。还可以据此在每个阶段内分析其发展变化。②对于石峡文化的分期，不仅对该地区原始文化发展阶段的瞭解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它的不同阶段与其它地区、其它原始文化相应阶段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和作用等问题的探索，也提供了初步的依据。 

　　“来龙”和“去脉”

　　长期以来，我们对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的认识，犹如被蒙着一层纱布而处于若明若暗的状态。现在，由于石峡遗址的发掘，并与过去工作积累的成果经过初步综合对比之后，它的大致轮廓也显露出来了。它和我国其它古文化发达的地区之间，原是紧密相联、息息相通的，石峡文化的来龙去脉也是有线索可寻的。

　　与石峡遗址下文化层（“石峡文化”的代表遗址）相类似的遗址，在其附近已发现多处。它是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之一。

　　早于石峡文化，代表岭南地区新石器早期的、幷且看来与它有一定的或较密切的关系的文化遗存，据目前所知有以下三类：①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南海西樵山；②位于北江中游的英德青塘；③位于韶关东北始兴平坝、北江上游之一浈江南侧的洞穴与河滩。

　　西樵山是一座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孤山，古代是珠江口外的一座孤岛，面积约12平方公里。古文化遗存分布在周围的缓坡，出土的石器多为燧石、霏细岩打制精细的石片石器。有的肩部、刃部经过琢磨，有夹粗砂带细绳纹、划纹的陶片。无疑，它跨越的年代很长。但是，因缺乏可靠的层位关系，哪些石器与陶器共生；它的年代的上限，下限可到什么时候；与它年代衔接、文化上有直接联系的遗存是什么?这些问题都不清楚，需要我们今后去那里进行正式的勘查与发掘。

　　位于北江中游的英德青塘石灰岩地区有一种灰褐色硬土堆积层，出土用河卵石打制的石器，也有经过简单磨制的斧、　及粗砂陶，有的陶器上带有绳纹。尽管工作做得不多，材料有限，但可说明它和始兴一带发现的属中石器——新石器早期的文化遗存之间有较密切的联系。

　　始兴县城位于江西通往广东的重要通道上，是北江上游支流之一浈江中段一个相当开阔的盆地的北部边缘。城南的盆地边缘有一座有名的玲珑岩，原来的洞穴被开凿利用，原始堆积几被掏挖殆尽。

　　韶关南边的马坝河（北江的支流之一）南侧，在出土“马坝人”化石的狮子岩东边不远，有个矮石洞，还保留了大部分原始堆积。里面最下层为软黄色土；中层为深灰色胶结层，出过人类化石（未经鉴定）；近洞口上层为灰色土，含大量螺殻。这两处都未经发掘。

　　在玲珑岩洞壁坑凹处，还留有与矮石洞中层类似的胶结层堆积，其中含有小块陶片（未经鉴定）。 

　　始兴城南的澄陂村北，在灌渠断面的近代土层下的细砂土层中，曾采集到打制的尖状刮削器。

　　以上三处遗址发现的人类化石、石器和陶片，虽无共生关系，却为我们探索韶关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包括中石器时代）遗存，提供了重要线索。

　　始兴城南的新村北，灌渠断层露出的淤土层中有较厚的文化层与居址遗迹。据试掘的层位关系与文化内容，可看出从下到上几个连续发展的阶段：

　　1．只出打制的石核和石片石器；

　　2．利用石材先打制成斧、　形，再磨光刃部的石器；

　　3．出有全部磨光的石　和体厚笨重的铲形石器。

　　和它们共生的陶器，其基本组合是：釜、鼎、盘、钵等，均为粗砂陶。突出的一点是，上层的陶器和通体磨光的石器共生，这些陶器上印有较大的同心圆印纹。这种印纹有圆圈五层，印痕较浅，阳纹较粗、直径达6厘米。

　　值得注意的是：在石峡遗址下文化层的底部，也出有近似的同心圆印纹陶片，直径近6厘米，也是五层圈。差异就在于它的中心加有圆点，阳纹较窄，印痕略深。

　　由此可见，两者在文化和时间上有一定的连续关系。而石峡文化中稍后的同类陶器的印纹，变为径约4厘米的五重圆圈纹、径约3厘米的四重圆圈纹，然后则出现径约2厘米的三重圆圈纹的印纹软陶。

　　长期以来，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存在的课题之一，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包括中石器）与晚期之间存在着缺环。上述新发现，在学术上无疑是一个突破。就对我国东南地区广泛分布的印纹陶来说，如果江西万年仙人洞的材料还不足以作为它的原始阶段的典型，那么，从始兴新村到石峡下文化层的具有较明确发展序列的印纹，似乎可以把印纹陶作为某些原始文化的物证因素之一，它的时间则至少可追溯到六千年以前了。

　　以石峡遗址下文化层为代表的石峡文化的“前身”一根据现有的材料与线索，如果说从始兴发现的一系列代表新石器早期几个阶段中的最后阶段与石峡文化的开始阶段之间，在年代和文化上具有相当密切的衔接关系，那么，石峡文化的“下文”是否可以从石峡遗址中层为代表的文化找到答案呢?乍看起来，石峡文化晚期阶段与石峡中层文化之间的差异太明显了，很难说两者间在年代和文化上是可以密切衔接起来的。

　　还有，石峡文化的年代下限估计不晚于四千年上下，而我们过去对广东地区与中原地区的青铜时代相当的文化面貌以及两者间的关系等问题，几乎是一团漆黑。现在，我们通过对石峡遗址并结合历年积累材料的初步综合分析，至少可以说已不再是不可捉摸的了。

　　1．石峡下文化层中业已出现直径约2厘米、三重阳纹的印纹软陶；而在中文化层中则出现直径略大于1厘米，二重阳纹、中心加圆点的印纹软陶。此外，在始兴、梅县地区的兴宁、平远等地与它相当阶段的遗址中则含有界于两者间的印纹软陶（直径2－1厘米、二重圆圈、中心加圆点）。石峡上文化层出土的外圈为圆角方形的二重中加圆点的印纹硬陶，则与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同类印纹陶极为相似。

　　石峡文化中已出现雷纹软陶（由一对双钩阳纹构成，每单位边长约2厘米）。石峡中文化层则出现由一对单线阳纹相对构成、每单位边长约1.5厘米的雷纹软陶。石峡上文化层中出现的是单线阳纹构成的雷纹硬陶，河南偃师二里头出的雷纹陶中有的与它相似。

　　由此可见，石峡文化与与石峡中文化层之间虽然文化面貌有较大差异，年代上似有缺环，但结合同类遗址看来，还可以说是具有连续发展关系的。

　　2．崧泽中层墓的晚期部分，在器物组合与形制特征上与其较早部分之间有较明显的变革。这种变革又恰和石峡中文化层墓与下文化层墓之间的变革颇相近似。这情况也恰和二里头文化在与当地较早文化比较具有明显的变革相似。可见这种现象在当时一个相当大的地区范围内是带有普遍性的，不是石峡或岭南一个地区的特殊情况。

　　3．具有和石峡中、上文化层相似的阶段性变化，并与其文化特征相似的遗址，在广东东部的韶关、惠阳、梅县、汕头等地也有发现。它们的共同特点主要是：包含有类似的印纹软陶、硬陶和釉陶，还有几种不同类型的石戈，以及为数不多的青铜器。

　　4．近年来在广东西部（西江流域）的封开、怀集、清远、四会、德庆、肇庆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出有青铜器的墓，包括的时代大约从西周到春秋战国之际，其葬制与铜器的风格具有自己的地方特征。

　　综合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在差不多的时期内．曾经历过相似的青铜时代的早晚几个阶段。不过，在广东省内的不同地区间又有较大的差异。例如：在石峡中、上文化层以及附近曲江境内几处同类遗址（龙归葡萄山、周田月岭、马坝肖屋山等）中均出有原始型石戈（无栏）和靴式青铜钺（现在只在石峡一处发现），汕头地区饶平则出有与中原商代铜戈颇为相似的石（或玉）戈，还出过近似原始型的铜戈；在梅县、惠阳出的石戈形制相当特殊；至于西江流域几座墓葬中的青铜兵器，主要是一种带有地方色彩的矛。值得注意的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迄今还没有发现早到战国以前的青铜器。这说明广东境内几个大的地区之间，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是相当复杂的。 

　　社会发展阶段

　　石峡文化不仅可以作为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一个典型，它还为我们研究原始社会解体总过程的阶段性发展提了一批重要资料。

　　始兴发现的属于几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存，它的较后阶段在年代和文化上，跟石峡文化大致是衔接的。我们暂时把它叫做“前石峡文化”，不过，两者之间具有划时代的变化。

　　1．两类遗址的分布的地理条件不同。“前石峡文化”分布在北江上游支流的水源地的盆地；石峡文化遗址则分布在北江干流支流附近的岗丘。

　　2．“前石峡文化”较晚阶段新出现的石铲还很厚重，厚度不下1.5厘米；石峡文化中的较早阶段中出土的石铲或锄的厚度一般仅几毫米到1厘米。前者陶器均属较厚重的手制砂陶；后者的较早阶段出土的泥质钵类底部和盘、豆类的圈足部分可以见到旋纹。

　　从磨制的笨重石刬的出现到相当轻便鋭利的铲、锄、　类石质生产工具加工技术的发展过程，估计约当距今六千年前后。

　　在此之前，人们还只有安装木柄的锤斧、石　之类用于砍伐树木的工具，当时的农业，还处于“刀耕火种”（或叫“砍倒烧光”）阶段。当用于起土、翻土、疏松土壤的工具出现之后，情况就不同了，“耕作业”代替了原始业。原来以女子为主要劳动力的工业变为以男子为主要劳动力的业，从而使社会关系不能不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即恩格斯所说的“毫无例外地一直盛行到野蛮中级阶段（按：指农业与手工业大分工之前）的原始共产制的共同家庭经济”。从上述生产技术的发展中既可以看到这种社会经济形态存在的条件，又可以从石峡文化早期阶段的随葬品出现差异中，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在发生变化，反映出原始公社氏族制解体过程的开始。

　　石器加工工艺的进一步发展，除农用工具的改进与多样化之外，还表现于专用木工工具（如小石　、圆刃锉刀等）与多种型号的石镞以及玉、石类饰品的出现；制陶工艺的进一步发展，出现全轮制小型陶钵与陶器印纹的多样化。

　　与此同时，随葬生产工具成为常见现象，值得注意的是随葬多种木工专用工具的主人在墓制与随葬品方面，均比同时期其它墓葬为突出（如墓坑特大，积炭多，朱红多，烧土壁；有二层台，承托葬具，填土夯打；随葬品特多，包括贵重玉器、其它生产工具、成组陶器），说明手工业至少已部分地从农业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而这种掌握一定专门技术的手工业者在氏族中享有比其他成员更突出的地位。随着分工与交换的发展，出现私有制、财富分配及社会关系的不平等。但另一方面，除去少数人的特殊化之外，在其余多数人之间则仍保持着大体的一致。由此可见，这一社会关系的变化只能理解为直接从分工、交换以及私有制产生的结果。原始氏族制的解体还处于开始阶段，也即石峡文化的前期所反映的社会发展阶段。

　　石峡文化的后期，社会经济、技术有了新的发展。出现若干种显然属于外来形制的陶器（袋足鬶、高柄杯、薄胎黑陶壶、贯耳黑陶壶等）；专用的兵器（镞、铖）出现了；某些特殊用途的器物（如石琮等）出现了。

　　从墓葬形制与随葬品种类的不同，明显地反映出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出现等级。一类是随葬石铖、伴以若干特殊玉石器（璜、瑗、环、玦等），墓坑构筑特殊，或随葬专用带血槽加涂料的石镞，墓坑构筑特殊一类主要随葬木工专用工具，伴以石琮、石带状环、石笄以及外来形制的陶器等；一类只随葬少量生产工具或无生产工具，另有少量一般日用陶器。

　　与前期明显不同的是，随着经济文化交流范围与规模的扩大，社会内部的关系发生了大的变化——有了类似阶级社会的“士”、“庶”之分。原始公社氏族制的解体过程又进入一个新阶段。

　　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物质文化上又表现为以下这些特点：

　　1.主要生产工具在形制上的变化所反映的功能的改进：①斧、　、　类器身减薄、锋刃加宽，刃呈弧形；②锄、刬类工具的外面呈弧形，里面平凹，使入土鋭利；③部分斧类的亚腰更加明显，接近金属斧形制；④所有器类前后两部分的比例或比重更加合理有效。

　　2.铖加栏，更接近青铜铖的形制；石戈的原始型至迟在石中文化层已经出现。

　　3.石（玉）琮向加高、多层（节）发展。

　　4.玉石工艺的发展进入新阶段，如雕刻精细花纹的玉（石）琮、动物形象的玉坠、成组玉器的制作。

　　与此相应的是墓葬所反映的阶级分化的倾向。一类：主要随葬品是石铖和镞，伴以成组玉器、大量生产工具及成组陶器；墓坑特殊，或主要随葬石琮和石镞，伴以玉石瑗、环、坠等及成组陶器。二类：主要随葬石镞，伴以相当数量的生产工具，墓坑规模较小。三类：只随葬少量生产工具，伴以少量陶器，墓坑规模又小于前者。四类：只随葬少量陶器。四类墓葬的明显差别在于前两类集中地随葬大量兵器与生产工具，以及象征主人具有特殊地位的铖与琮及其它贵重物品；后两类则只有少量生产工具和陶器而无任何兵器及贵重物品。生产手段与财富的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与暴力手段的垄断相结合，这是阶级社会的特征。社会分裂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条件已初步具备，原始社会的解体到了最后阶段。

　　类似石峡文化所反映的原始社会解体的两个大阶段的发展过程的材料，在我国其它新石器晚期诸文化中还是罕见的。因此，我们殷切地期待着广东的同志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简短的结语

　　我们根据石峡遗址发掘的初步成果，以石峡文化为中心，结合其它有关材料，对广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进行初步探索的结果，说明它在此漫长的时期中，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与阶段性，有其自身的特点，也可以看出它与我国其它诸文化发达地区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由此可见，在距今二千多年以前，秦在岭南设郡，其性质与秦并六国相同，是在其它条件业已具备的情况下实现政治上统一的，而南越地方政权的建立，不过是一段插曲而已。

　　

　　（原载《文物》1978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