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我国人种起源于南方

　　黄象洪（黄象洪,上海自然博物馆人类学组。）

　　【中文摘要】本文想通过对马坝人头骨化石颅顶盖部分特征的研究来观测马坝人的种族性状，结果证明马坝人头骨的黄种人种族特征是比较明显的，是具有“南方”地望的早期智人，因此，它是支持我国人种起源南方的有力证据。

　　Abstract: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observe the racial characters of the Maba Man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some characters of the cranial tectum of the Maba Man skul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ba Man has distinct racial characters of the Yellow Race, which proves the Maba Man to be Early Homo Sapiens geographically located in the South. Therefore, this is the strong evidence supporting that the Chinese ethnic group originated from the South. 

　　

　　
自马坝人头骨化石发现三十年来，随着资料的积累和研究水平的提高，我国境内化石人类以至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人类遗骸的研究，不仅着眼于进化水平的阐述，而且进行种族类型的探讨，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论著。以这些论著为基础来认识马坝人的种族特征，确认马坝人在我国人种起源问题中的地位。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论题。

　　一

　　马坝人头骨化石保存了颅顶盖部分，经修复后计保存有额骨和顶骨的一部分，右眼眶和鼻骨的大部分。可能是属于中年的男性个体。［1］马坝人头骨上的原始性，介于猿人和晚期智人之间的形态特征如眉脊部份很发达，但又不及猿人的眉脊呈屋檐状；颅盖高指数41.6，介于猿人和一般晚期智人之间；前囱位指数40.6，介于猿人和柳江人之间；眉间凸度指数19.6，接近古人阶段的平均数20.5。据头骨形态特征，确认其为早期智人并无问题。头骨年代原报告的结论是更新世中期之末，而另有意见认为“归属更新世晚期更为恰当。”［2］无论哪一说，都不致影响它的早期智人的进化地位。我们可以从如下诸点来观测马坝人的种族性状：

　　1．头形：头骨呈卵圆形。

　　2．颅顶缝：颅顶缝的前端一小段可辨认。似乎是不复杂的深波到锯齿型的。

　　3．额骨右侧的颧突保存，可见其眉脊的外侧下延而与颧骨的粗厚的额蝶突相续。从额蝶突的方向来判断，马坝人的颧骨也较前突，其颧面不可能朝向外侧方，这是蒙古人种的重要特征。

　　4．鼻根点和鼻额缝都较明显，鼻额缝呈水平走向；鼻骨较宽，鼻梁侧面观稍呈凹形。

　　5．鼻颧角152°，显示其颜面上部相当扁平。

　　6．颅顶正中有类似矢状脊的结构（痕迹）。

　　7．右眶缘大部保存，约呈圆弧形，眶指数88.0，属高眶型。圆钝而高的眶型多见于蒙古人种。［3］

　　从上述特征分析，马坝人头骨的黄种人（蒙古人种）的种族特征是比较明显的。马坝人是据有“南方”地望的早期智人。因此，它是支持我国人种起源于南方的有力证据。

　　二

　　随着古人类化石的不断发现和深入研究，一些学者已把人种的形成和分异推早到了猿人时代。例如北京猿人头额部有一条中矢脊，在中国的化石人类的头颅额部大多能见到，被认为是黄种人的种族特征从北京猿人起就已形成的证据之一。下颌圆枕的存在也是如此。我国历代人类遗骸中具有下颌圆枕这一形态特征的比例数较高，这在北京猿人的下颌上也存在。我国境内发现的人化石和遗骸上，其上颌的中门齿都呈铲状，从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猿人以下，概莫能外。而铲状门齿是黄种人的种系特征之一。元谋人的生存年代为距今170万年前，其出土于云南省元谋县，属于我国南方。因此，从猿人阶段算起，我国的人种（黄种人）当起源于南方。动物古地理学的研究也指出，发现蓝田猿人头骨化石的陕西蓝田公王岭，出土的动物群“最明显的一点是带有强烈的南方动物群的色彩”（周明镇，1970年），这一也旁证了蓝田猿人来自南方，或属于南方类型的。北京猿人当亦如此。至少可以说，“繁衍于北方而来源于南方”。

　　如果说，猿人阶段种系特征的分异还不足以说明黄种人的起源问题的话，那么，早期智人阶段则已比较明显。马坝人的材料已如前述，其他与蒙古人种（黄种人）起源有关的早期智人化石，当以1978年在陕西大荔县发现的大荔人头骨为重要。［4］该头骨保存得相当完整，时代为更新世之末到晚更新世之初。

　　“大荔人”不带下颌骨，缺损脑颅的右侧后上部及左侧颧弓，硬腭及齿槽受挤压向上移位，使颜面下部变形。属于一个青年男性个体。

　　“大荔人”头骨上保持了较多的原始性状，这是它的系统地位所决定的。“大荔人”头骨上显示了较多的黄种人的特征，可与马坝人相联系。

　　“大荔人”头骨的前额部分存在矢状脊的痕迹，上面部扁平度比较大、颌颧转角处转析显着、颧骨额蝶突的外侧面朝向前方等都显示了黄种人的特点。大荔人的眉脊粗壮，眉间凸度指数为27.7。甚至达到了猿人阶段的平均值，这是它的原始性。但“大荔人”眉脊由前内侧向后外侧延伸，两侧眉脊合成八字形，则与马坝人的相仿。“大荔人”头长207毫米，头指数71.98属长头型，马坝人头骨上缺乏测量的长宽数据，但形态上从长宽比例来看似亦属于长头型的。长颅是化石人类较普遍的特征。但是，往后的考察所知，长颅在华南地区保持的比例较多。这意味着，我国的长颅型，可能起源于南方。“大荔人”不仅头顶特别低矮，其面型似也较宽、较低。阔脸、低面，在南亚蒙古人种中占的比例较大。“大荔人”的脸型似为南亚型的。由此，我们认为。“大荔人”出土于陕西大荔县，出土于北方，但它和马坝人一起属于南方型的，或起源于南方。

　　我国早期智人化石，发现得还不多，1954年发现了丁村人的三枚牙齿（右I1、I2和右M2）；1956年发现了长阳人的一件残破右上颌骨和一枚左P4，1972年发现了贵州桐梓人的一枚右I1和一枚右P3。1974-1977年，山西阳高县发掘到的许家窑人的化石计有十一块顶骨（二块完整）两块枕骨，左上颌骨一块并附连四颗牙齿，右下颌枝一块单个牙齿二颗，代表十多个男女老幼不同的个体。［5］其年代为晚更新世，约10万年左右。以上这些材料较为零碎，唯其铲状的门齿则属蒙古人种的标志，内中有北方的，也有南方的。

　　三

　　长期以来，似乎有一种印象：山顶洞人代表黄种人的北方类型，柳江人代表黄种人的南方类型。有研究者指出：“一些与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相似的性质则表明柳江人类型，在蒙古人种体质的发展过程中，与华北的同期代表（如山顶洞人）之间已经出现了多形态现象。”［6］山顶洞人与柳江人，同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晚期智人阶段，人种的形成、分异的时间在距今10万年以内的晚期智人阶段，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我们可以从山顶洞人和柳江人化石来讨论我国人种的起源问题。

　　山顶洞人的材料较多，有三具完整的头骨，还有若干头骨碎片、下颌骨和下颌残块、牙齿等材料。三具头骨已被较深人地研究，对其种族特征则更有较全面而深入的认识。［7］［8］柳江人是于1958年在广西柳江县通天岩的洞穴中发现的，有一具完整的头骨（缺下颌骨），还有四个胸椎、五个腰椎、骶骨、右髋骨和左右股骨干各一段，全部材料属于一个中年的男性个体。［9］

　　山顶洞人和柳江人一样，颧骨较向前突，颌颧处拐角显着（欠圆钝），鼻前棘小，中等程度的齿槽突颌，颜面上部较扁平，具铲状的门齿。这些都是明显的蒙古人种（黄种人）的特征，这些特征均可追溯到马坝人等我国早期智人化石上。

　　山顶洞人和柳江人的头骨上，还有一系列的共同性状，兹择取几项性状列表如下：［7］

　　从上表列举的数值比较可知： 

　　1.头指数：山顶洞人的三个数值都属长头型的。柳江人的数值为75.1，虽已进入中头型的范围，但离长头型的上限74.9，只差0.2单位。由此可知，柳江人的头型还是比较偏长的，而其观察形态是圆形的。长头型起源于南方。

　　2.上面高指数：这项指数与上面高、面宽两项数值的变化有关。从数值上看，山顶洞人属中面型，柳江人属阔上面型。但是从上面高来看，山顶洞人的上面部低矮（101号较高些），柳江人的上面部也低矮。数值的大小如下：

　　山顶洞人10l号（n—sd）　77毫米

　　山顶洞人102号（n—sd）　69.0毫米

　　山顶洞人103号（n—sd）　68.5毫米

　　柳江人：（n—pr）：65.9毫米 

　　应当指出的是，山顶洞人上面高的测量值从鼻根点到齿槽下点（n—sd），数值偏大些；柳江人的测量值是从鼻根点到齿槽前点（n—pr），后者的数值偏小些。低面，也是南方型的。

　　3.鼻指数：山顶洞人的鼻型都属阔鼻型，不过柳江人的特阔。阔鼻，又是南方型的。

　　4.眶指数：山顶洞人和柳江人的眶型都属低眶型。虽然低眶被认为是化石人类的原始性质。但是南方居民低眶的比例较高，低眶也当属南方型的特征。

　　5.腭指数：山顶洞人和柳江人的腭型基本上属中腭型。后者的第三臼齿未长出。

　　经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山顶洞人和柳江人，虽然分处南北两区，但却应该同源于南方。

　　四

　　陕西关中地区发现的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华县元君庙、华阴横阵村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骸，经观察和测量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在种系特征方面，他们与现代蒙古人种的东亚和南亚支系比较接近。并以接近南亚支系的程度较大。与新石器时代的南亚类型也比较接近”［6］。至于黄河下游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居民，其体质特征，被认为接近中原仰韶文化的先民；而其拔牙，人工改变颅型等习俗又与南方种系类型的先民具有渊源关系。也有人认为大汶口文化的先民与现代华南人接近。［6］动物地理学者也指出：“同半坡人相伴生的哺乳动物中具华南的特征”，与半坡人接近南亚型相一致［10］，看来，黄河流域直到新石器时代，其种系类型属华南型的性状还很强，但似乎与北亚种系类型已相当程度地混杂，这在山东大汶口先民中更明显。当然也应考虑到黄河流域环境对种系特征的影响和成因作用。

　　张振标同志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体型特征分化趋向》一文中分四个地区考查了七个项目的分型比例。指出在不同地区内有不同的组合，组间比较，有的相近，有的相远。把这七个项目按地区的分型比例数排列成表加以对比，似可看出各地区居群间近疏关系。这样的比较，似乎比各项目数值的直观对比、计算其相近或相远项目的数量，要更准确。并能藉以分析种系特征的发展（分化）趋向（表1）［11］。

　　第一项颅指数：由表可见，华南地区的长颅型远比黄河中、下游、汉水流域的比例高。合理的解释是：长颅形成或起源于南方，人群由南方北迁徙，随着时间的推迟而趋向中颅、圆颅，保留下少量的长颅（表：9.1％、7.4％、14.0％）。而在原地（南方）则保留较高比例的长颅型（55.5％）。

　　第二项颅长高指数：华南地区是正颅、高颅为重，有一定比例（11.1％）的低颅；黄河中下游、汉水流域则92.9％-100％的高颅。南北方有明显的区别：华南地区的颅型相对较低，北方的较高。人类发展的进程是由低颅趋向高颅。人群由南而北，形成颅长高指数北高南低。

　　第三项上面指数：华南和汉水流域有相当高比例（31.8-38.5％）的阔上面型者，而黄河中、下游无阔上面型的。这指数值大小和上面高和颧宽二个项目相关。据统计，颧宽南北变异不大，在130-140毫米范围内。而其中上面高的值则由南而北，由低趋高；这又和人类发展进程相一致。

　　第四项鼻指数：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多数为中鼻型和阔鼻型，而华南区明显以阔鼻型为主（71.4％），阔鼻当形成或起源于南方。由南而北，在黄河中游保持较多（50），在黄河下游保持较少（24.29％），在汉水流域也保持较多（46.13％）。

　　第五项眶指数：在黄种人形成的过程中，眶型可能经历瞭高—低—高的过程。由表可见，由南而北低眶减少（50％以下），中眶超过半数。并出现了一定数量（10.5一18.2％）的高眶者。两者是一致的。 

　　
　　黄河中游包括半坡、宝鸡和华县三组；黄河下游包括大汶口、西夏候、野店三组；汉水流域包括浙江以下王岗一组；华南地区包括昙石山、甑皮岩两组。表中数据均依张振标。表的名称是笔者加的。

　　

　　第六、第七项指数表示面部矢状面上的突出程度。由表可见，突颌型主要在华南和汉水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很少。但另有资料分析，关中四组“明显的上齿槽突颌，”并以此表示较接近南亚类型的性质之一。

　　总结以上七项指数的分析可见，黄种人种系类型或地区类型的分化趋向都是由南而北发展形成的。

　　我们认为自更新世以来，我国没有发生过广泛的大陆冰川，大片地区气候温暖。东洋界的动物群分布到远比现在秦岭一淮河分界线以北地区。从元谋猿人以后，一批又一批的先民由南向北迁徙，到达并繁衍于黄河流域，以至整个华北。新石器时代前后，和北亚的先民相遇、混杂，形成我国古代的华夏、东夷等民族。而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则是“百越杂处”的情景。我国古代种系类型分布的这种状况，大概要到秦汉以后才趋更广泛的融合。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的人种起源于南方。

　　

　　（原载《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

　　

　　注释：

　　［1］吴汝康、彭如策：广东韶关马坝发现的早期古人类型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4期。

　　［2］吴新智、张银运：《中国古人类综合研究》，《古人类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

　　［3］韩康信、潘其风：安阳殷墟中小墓人骨的研究，《安阳殷墟头骨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

　　［4］吴新智：陕西大荔县发现的早期古人类型的一个完好头骨．《中国科学》1981年2期。

　　吴新智、龙玉柱：大荔人及其文化，《考古与文物》创刊号。1980年。

　　王永炎等：陕西大荔人化石的发现及初步研究，《科学画报》1979年7期。

　　周春茂：大荔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位置，种族特征及其意义，《史前研究》1983年2期。

　　［5］任式楠：许家窑人及其物质文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6］韩康信等：中国石器时代人种成分的研究，《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7］吴新智：山顶洞人的种族问题，《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0年2期。

　　［8］吴新智：周口店山顶洞人化石的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1年3期。

　　［9］吴汝康：广西柳江发现的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1期。

　　［10］计宏祥：从哺乳动物化石来探讨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些遗址的自然环境，《史前研究》1985年2期。

　　［11］张振标：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体型特征分化趋向，《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