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厚德

　　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出于对外部风险的预防性考虑，从1998年开始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便提出“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几年过去了，我国内需状况如何？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最终消费率（总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952-2000年的49年中，平均为65%，最近10年平均为59.5%，这比当今世界平均消费率低了近20%。2006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在51%左右，如此低下的消费率在国际上是罕见的。

　　一、制约我国扩大内需的因素

　　制约我国扩大内需既有体制性因素，也有非体制性因素。在体制性因素方面主要表现以下几点：

　　1. 收入分配不公。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截至2006年上升了42倍，城市人均收入增长同期只增长了34倍，农村人均收入只增长27倍。在就业人员中，80%以上低收入阶层，特别是中国农民在2006年前三季，现金人均收入2762元，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在国民总收入中，居民收入的增长远不及政府和企业的增长。在过去5年中，政府收入同比增长30.6%，企业利润近年来的增长达42%。但在过去10年中，职工工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从15%降至2006年的11%。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而导致的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但由于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不公平，垄断企业超额利润的获得，是老百姓最不满意的。中国多数的收入增长都集中在只占人口20%左右的高收入群体中，因此，整体消费倾向很难再提高，不解决这个问题，居民可支配收入还会偏低，从而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2. 经济增长方式不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大量的财政资金投向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过热，年均增速达30%以上。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首次突破10万亿大关，占GDP的52.7%。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费、高排放、低效益、难循环的粗放型模式。据调查显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日益严重，比如我国的钢铁和电解铝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铁合金、焦碳、电石、汽车、铜冶炼等行业存在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水泥、电力、煤炭、纺织行业也有潜在产能过剩的问题。

　　经济增长方式不同，决定政府可支配的资金投向也不同。近些年来，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在上升。家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却明显下降，集中表现在政府对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方面的开支与国家经济实力不大相称，出现了“国富民穷”的怪现象，家庭福利受到挤压，削弱了居民的消费能力。

　　3. 老百姓后顾之忧与日俱增。扩大内需，就是鼓励国民多花钱多消费，以刺激供给的增加，或消化过剩的产能。鼓励居民要多花钱，政府应先在百姓心理上、物质上做好功课，消除百姓的后顾之忧，就是确保老百姓的口袋里有“保命钱”，主要是社保基金，使居民的“生老病死”多个方面都得到保障。遗憾的是，近些年来社保基金的运行状况不尽如意，养老基金空账高达8000亿元至10000亿元，仅2006年就违法违规动用71.35亿元“养命钱”，让群众安全感倍受影响，消费信心深受打击。

　　4. 腐败是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的一篇报告指出，中国的贪污和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保守的估计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16%。权钱交易，官员腐败，吞没了广大劳动者所应获得的劳动成果，相应提高了产品成本，降低了劳动者的收入和生活质量，削弱了他们的需求能力，导致商品积压，造成财富的浪费和损失。

　　5. 我国的税收高增长并没有导致对民生支出的倍增。2007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比去年同期增收5615亿元，这是前所未有的奇迹，创历年来半年税收收入的新高，超过了2003年全年税收收入总量，增幅近30%。据中国劳动学会透露，2006年我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达到21001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年均递增12%。同是增长，但很明显，税收的增幅大大超过工资的增幅。这就是说，国富了，但大众并没有感到真正富起来。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公共财政没有相应地倾向于民众。倘若税收的高增长只是让国家收入大涨，但老百姓的腰包并没有相应地鼓起来，加上物价不断上涨，老百姓拿什么来消费。当前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 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税收的高增长通常预示着百姓的福利增多和工资增长，用税收的钱惠泽民众，使得百姓承担的社会公共费用逐步降低甚至取消，居民就能腾出更多的钱用于消费，这正是纳税人的福音。

　　以上是制约我国扩大内需的体制性因素，还有非体制性因素的制约。比如：企业缺乏提供优质产品的创新开拓能力；一些企业未能真正地树立起“消费者是上帝”的市场意识；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产品质量差而且价格偏高；产品的性能雷同且品种单一等，都会导致无效供给过多，抑制了居民的需求。

　　二、扩大内需的取向

　　1. 要藏富于民。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民能过好日子，只有让人民真正能过好日子，才能真正促进消费。200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要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关键就要努力扩大国内需求” ，“把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不断拓宽消费领域和改善消费环境”。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必须“双管齐下”:一是打破垄断行业高收入。早在2004年末，国家发改委就业与收入分配司发布的《中国居民收入年度报告》就曾指出，一些垄断性较强的企业集团依靠多年国家投入形成的雄厚基础和垄断优势，将超额利润以多种形式转化为工资或工资外收入。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业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在5-10倍之间，近年来，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如何调节收入差距？可以通过更大程度上放开市场准入。当务之急是，政府要放宽个体、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的注册、市场准入和经营等管制；杜絶某些部门对创业和经营的交叉和恶意执法；让利于民，大规模清理和禁止对个体、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的收费和罚款，对创业和就业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还要建立切实有效的中小型企业融资体系，并提供创业和就业培训；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人口，大规模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

　　二是改革公共财政制度。公共财政是政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经济基础，公共财政制度是解决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纲”。当今的老百姓为何捂紧钱袋子，实质上在于社会保障缺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的调查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养老、住房排在居民总消费的前三位；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第4季度关于“储蓄的目的”的调查显示，居民消费储蓄的目的依次是：攒教育费、养老、买房装修。占世界人口20%的中国的人口消费额，仅占全球消费总额的3%左右，与国情很不相称。虽然政府近些年来加大了对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但与近年税收收入的大幅度增长与社会保障的小幅度投入，落差十分悬殊。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必须把节约政府行政开支、不断兴建的豪华高档的政府楼堂馆所的费用，更多地用于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工程上去，将税收收入的高增长返还为民生的福利、工资的高增长，完善社会保障，让城乡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都切身享受到公共财政为民谋福利的权利，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激发居民的消费欲望。

　　2. 调整投资结构。从宏观角度看，消费总需求构成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三个方面。消费、投资、出口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力量，长期以来国内消费增长一直远远落后于投资和出口增长。消费、投资、出口被人称为“三驾马车”，其中“投资和出口”是“两头壮马”，“消费”是一头瘦驴，这种组合，结果将会导致经济发展失衡。在一般情况下，消费占总需求约60%，但多年来，我国投资总是过热、速度快、规模大，严重地降低了消费需求比重，遏制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出发，宏观调控在总体上应控制投资过热，重点调整不合理的投资结构。

　　为了抑制投资过热，要严格执行土地规划和计划，控制城市房屋拆迁规模，注意运用土地供给引导和优化投资结构；适当压缩不能增加就业的投资规模，积极鼓励能大量转移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城镇就业的投资，通过扩大国民经济转移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城镇就业能力来扩大消费；新上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标准，防止部分行业、地区投资过快增长。同时，还必须采取综合措施，解决银行信贷过快增长问题。

　　财政应更加着眼于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进一步调整优化国债项目资金和中央预算内投资方向和使用结构，优先支持新农村建设、科教文卫、社会保障、资源节约、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西部大开发。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特别是制止新上能耗高、污染严重、技术落后的项目，避免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

　　3.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当人们的消费需求在数量基本满足后，对质量的要求会提升到首位。“购买看对象，消费讲质量”已日益成为人们的消费选择偏好。因此，改善与优化供给，必须提升供给质量，才能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欲望，从而激发消费倾向。因此，应尽快实现从粗放型的数量扩张的供给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的整体素质提高的供给方式。从供给的存量层面看，为提高供给品质，应注意及时处理过剩产品中质量不合格的形成，注意在社会中强化质量意识，自觉提高供给质量。

　　4. 提高工人工资应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目前，我国在面临人民币升值的舆论压力下，应该怎样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才更加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进而激发人民的消费需求，是我们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应作出的选择。从当前的情况分析，单靠人民币升值解决我国出口顺差，调解中国与日、欧美国家贸易磨擦并非易事，也不能一厢情愿。

　　事实上，商品竞争力归根到底体现为商品的价格，而商品的价格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劳动生产率，二是劳动者工资，全球劳动生产率有接近的趋势，因此，决定商品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是劳动者的工资。在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目前我国出口加工企业的工人工资水平仅为东南亚国家的1/7，我国台湾地区的1/30，日本和欧美国家的1/40，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部分行业产品价格长期处于维持或下降的趋势。因此，要缓解贸易顺差带来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压力，有两条途径：一是人民币升值，使之与购买力相适应；二是工资上涨，使之符合一价定律的要求。显然，世界舆论要求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处理对外贸易问题。那么，人民币升值要提高到多大的幅度才能更有效果呢？据目前分析，中国商品的竞争力按保守假设，以5倍的差距高于日、美和欧盟各国，在这种情况下，除非人民币汇率升值500%（两年来人民币升值7.12%）方可解决。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那就是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其间日元升值了差不多3-4倍，也正因此导致了日本经济一直疲软到现在。实际上，美日、欧盟等国之所以强烈地要求人民币升值，一个基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无法也不愿看到中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上升，因为这对他们维持全世界的经济地位是极端不利的。

　　我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衡量，特别是出于和谐社会建设的需求，更应该采取涨工资的措施而不是大幅度提高人民币的汇率，才有利于出口贸易，这是由以下的因素决定的：

　　一是人民币升值必然严重影响出口创汇企业的经营。人民币升值越大，企业亏损越多，甚至入不敷出而破产，工人将会失业，迫使企业出口产品转为内销，商品大量积压，价格下跌或卖不出去，引发经济危机，加剧内需矛盾；如若提高工人工资，适当增加商品成本，不会因中国商品过度便宜而引起进口国采取反倾销政策。这样既增加企业商品的出口，又提高工人收入，增强购买力，一举两得。

　　二是人民币升值对高收入者有利。因为他们不但持有大量的存款，而且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倾向也很高。人民币升值了，他们原有的存款对进口商品购买力提高了，从而变相增加了他们的财富。相反，对低收入者阶层而言，他们不但没有什么存款，而且本身没有能力消费进口产品，人民币升值根本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而工资上涨的对象是低收入的工薪阶层，可以直接增加这一低收入阶层的财富，增强购买力，缩小收入差距。

　　三是人民币升值后，进口商品更加便宜，使得高收入阶层将其需求转向这些进口商品，出口需求将不断增加，如出国旅游、子女出国留学等，从而将导致国内产品和国内市场的需求下降，国内产品价格由于外来竞争而下降，企业收入减少，也降低了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削弱了他们的购买力。

　　四是人民币升值，企业主会以出口实际价格上涨为藉口而在工资不提高的情况下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或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把一切负担都转移到工人身上。而工资上涨，主要的竞争压力就会直接作用在企业主身上，从而会刺激他们改善企业管理、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技术改造。

　　当然，人民币不升值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但它的升值所带来的经济与政治影响要受我国宏观经济综合实力的制约，不能听任一些国家的鼓噪与施压，如果能做到既增加工人工资，又在我国现实条件下，适当提高人民币汇率，化解对外贸易磨擦，那将是上策；但要吸取在20世纪50-80年代日元大幅度升值的教训。解决问题的核心就是要维护国家的最高利益，国家龢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原则。

　　

　　（2007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