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支流的名称，是以其汇流中心地广州的流向而定的。但是，人们翻开现今的地图，只见自东流向的东江，自西流向的西江，自北流向的北江，而自南流向的却叫罗定江，不见南江之名。近年来，经过众多学者的深入研究，发现南江之名古已有之，它就是罗定江。著名地理学家曾昭璇教授，在2002年第3期《罗定史志》发表《西江流域南江水系的人文地理概述》一文的附函中即曾指出：“南江即罗定江，汉时在交州治所(封开)西江德庆附近南岸流入得名。”清代一些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往往就将南江与西、北、东江并列为岭南地区的四江之一。如范端昂的《粤中见闻録》日：“西江水源最长，北江次之，东江之水又次之，南江独短。”广东著名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水语》中也说；“南江，古泷水，一名晋康水。其源出西宁大水云卓之山，会云河松抱坎底上乌之水至大湾，义会东水至德庆南岸入于西江。予诗：‘西江一道吞南北，南北双江总作西。’北谓浈水，南谓晋康水也。西江之源最长，北江次之，东江又次之，南江最短，然其水清于西江。”

　　近年随着珠江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珠江文化研究会的一批专家学者经过多年的研究思考，提出了南江文化的概念，以之作为西江以南即粤西南水域文化带的代称，并积极推动南江文化的研究。南江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南江文化研究的开展，无疑是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将对珠江文化的研究和广东经济文化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一、拓展珠江文化的内涵。近年来，人们以珠江文化为基本框架来研究广东文化，发现了各个区域各具特色的不同文化成分，如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的广府文化，东江流域的客家文化，北江流域的广府文化与客家文化杂存，韩江流域的福佬文化，但在提出南江文化概念之前，却缺了粤西南的文化，显得很不完整。南江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南江文化研究的开展，将填补这一空白，从而大大拓展珠江文化的内涵，使之更加完善和系统。

　　第二、探明珠江文化的源头。众所周知，秦汉中原汉民移居岭南之前，珠江流域原是百越民族的聚居之地。百越文化乃是珠江流域的初始文化，是珠江文化的源头。秦汉以后，随着中原汉民的大量南移，遍布于珠江流域而构成当地居民的主体，百越民族大多为汉族所同化，百越文化也融化到汉文化之中，而变得模糊不清。独有南江流域四面环山，中为盆地，汉民不易迁入，百越民族和由他们衍化而来的少数民族继续在此地繁衍生息，百越文化的遗存相对要多一些。例如罗定尚存的芋氏古姓、郁南连滩的禾楼古舞，特别是对冼夫人和对龙母的崇拜，都可以说是百越文化的遗存或变异。俗话说，礼失求诸野。深入地开展南江文化研究，有助于我们弄清百越文化的真实面貌，探明珠江文化的源头。

　　第三、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相比，珠江文化具有更加显明的开放性特征。这同广东濒临大海，不仅是沟通陆海丝绸之路的通道必经之地，而且也是早期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口和一批古港的所在地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而最早沟通陆海丝绸之路的通道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就出现在南江流域。西汉鼎盛时期的汉武帝，最先派张骞通西域，开通了通往中亚、西亚的丝绸之路，在平定岭南后又派黄门译长开通了通往越南、印度的海上丝绸之路。而从中原地区南下沟连陆海两条丝绸之路的通道，先是由桂江或贺江南下至广信，再经南江南下而至徐闻。徐闻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此后从汉唐至明清，除了徐闻，南江流域沿海还出现了雷州、遂溪、吴川等一批港口。近年在阳江海底发现的“南海一号”沉船，引起世人的广泛瞩目，反映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景象。因此，深入地开展南江文化研究，必将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第四、推进粤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深入开展南江文化的研究，可以找出粤西南文化的共性，为本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寻求一个共同的支撑点，从而在阳江、湛江、茂名、云浮四市之间开展合作，整合资源，共同推进旅游事业、交通运输、水利设施以及农业、工业等等的建设，进而与东江、北江、西江、韩江流域乃至相邻省区进行协作，优势互补，将本区域的经济文化建设推向新的高潮。

　　总之，南江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南江文化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今天，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中共云浮市委、云浮市人民政府和中共郁南县委、郁南县人民政府在这里举办“郁南：南江文化论坛”，对南江文化研究就是一个有力的推动。谨祝论坛取得圆满的成功!

　　(陈梧桐，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黄河传》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