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文先生的《中国民间信神俗》一书已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具有特色的中国民俗学专著，作者从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的角度，勾画了我国民间信神习俗的发展脉络，及其因时代、地域龢民族的不同而相异的种种形态，语言平实简洁，文风近人，可读性强。

　　通观此书，笔者认为有如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其一，分类明确，详略得体。作者根据我国大江南北民间信奉的近百种神灵的性质、特点，分别归为六大类，即“人神”、“幻想神”、“自然神”、“动物神和植物神”、“仙”和“佛”，而每类又自成篇目。例如：“人神篇”中包括“太上老君”、“关圣大帝”、“大神张大帝”等等26种神只；“幻想神篇”里则有“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碧霞元君”等等19种神灵。只要翻看目録，众多的名称各异的神灵便会映入眼帘，使人形成一个中国民间信神习俗的总的概念。从书中对六大类神灵及其习俗的介绍中，既可以找到原始时代对动植物、天体（日、月、星、辰）、山川等多神崇拜的遗风，阶级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一神信仰形态，也可以找到我国各式各样土生土长的道家神只和各种外来的佛教神灵，并通过对虚无缥缈的诸神及其信仰习俗的阐释中获得丰富的宗教学龢民俗学的知识。

　　其二，研究方法科学，考释言之有据。本书运用科学的历史溯源法对我国民间信仰的各种神灵及其祭祀习俗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过程作了分析性的详细介绍。现状和历史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要深刻地认识一种现存的民俗事象，就必须追溯它的历史，弄清它的来龙去脉，瞭解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而言，民间信神习俗如同其他民俗一样，也是一种文化（称民俗文化）的流程，它的历史发展就是一个流变。现今中国的民间信神俗既是其历史流变的结果，也是其流程整体中的一个阶段。作者在这一科学研究方法的指导下，每向读者展示一种民间信神俗时，总是先说明这位神灵成为神之前的不平凡简历、或为人乐道的事迹，或神奇的传说、或为人鲜知的逸闻，或有趣的典故，然后再按时间（我国王朝时代）发展为序，阐述它逐步走向神坛的历史过程和与此相适应的奇异的信奉习俗的形成、发展的有关情况。以“太上老君”为例，作者指出他原是春秋时代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又称老聃），到了东汉以后，由于佛教的传入与影响，方士们便将他的学说与原始时代的巫术揉合为一，成为一种新的宗教——道教，并向民间推广，而老子即一跃而为“祖师爷”，“太上老君”，并逐渐形成信奉他的各种习俗。显然是由于老子姓李的缘故，李唐王朝为了使自己门第更为神圣化，还先后将他封为“太上玄元皇帝”、“混无上德皇帝”。又如“姜太公”，本是古史传说时代的姜子牙，又叫吕尚或吕望。到了商周时代成了一位卓越的军事家、相国，乃至唐高宗时期便被封为“武成王”，宋以后，天下普遍立太公庙，出现种种拜祭习俗。作者在通过民间诸信神俗的介绍中，还画龙点睛地指出，这些神灵之所以被广为信仰、供奉，并为历代封建王朝加封，甚至列为国家祀典，原因就在于它们迎合了当时人们的民俗心理需要和某种社会的功利目的。比如“阎罗王”，原是古梵语Yamaraja的汉字音译，其传说，不但印度有，而且埃及也有，后为佛教所吸收。佛教传入我国后“阎罗王”竞由韩擒虎、寇准、范仲淹、包拯等著名的有胆识的勇将和耿直不阿的清官人物充当，究其原因，就是“由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申张正义，遂希望这些在世时深得民心的清官去主持阴府，铁面无私、是非分明地严惩在世作恶多端者。”本书阐明这种功利性，实际上就等于无情地揭去了宗教和信仰民间民俗的神秘的面纱，让读者看清宗教的本质和对信仰习俗中的陋俗的改革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作者还反复向读者传递一种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例如在“王母娘娘”一则中明确指出：“神是按照人们各自的心愿造出来的，所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也很自然。”什么“南海神女”、“碧霞元君”、“太岁”、“石敢当”……大都如此。又如在“灶神”一则中说：“灶神的神格、神职和神权历代都有所不同，是随着统治者的喜欢与不喜欢，重视与不重视而升降和浮沉的。”说明神的形象、司职也是唯统治者的意志是从的。从而使读者深深地认识到：任何神都是人创造的，天国的生活只不过是人间生活的倒映。历代统治者之所以驾御神权，无非是蒙骗平民百姓，以达到他们长治久安的目的。这些深刻的分析，对宣传无神论，破除迷信，建设精神文明，无疑都是大有裨益的。这也正是此书现实意义之所在。作者在阐述各类的主要神灵及其信仰习俗时，都大量地引证了历代正史、方志、笔记、杂记丛书、宗教典籍，力求言之凿凿有据。诸如对“东方朔”、“南海神女”、“王母娘娘”、“月神”等神灵的论述就是其中很好的例子。

　　其三，客观、准确、全面地反映事实。我国历史悠久，宗教信仰民俗内容丰富，形态多姿多彩，各种神灵的由来及祭祀习俗的产生，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书对此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既系统地介绍各说，又提出自己的见解。诸如对“麻姑”的身世，自晋以降，均无定论，作者搜集文献资料，举出了五种不同的观点后指出：在这些诸多说法中，起源较早的刘方平之妹妹说流行比较广泛，其它当是附会之说。又如对“阿弥陀佛”的由来，作者指出其为大乘佛教的佛名、西方极乐园的主要教主后，旁征博引地罗列了七种之多的不同看法。这些都反映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作者这种学风还见诸对同一神灵信仰习俗的介绍中。我国地域辽阔，生态环境不同，民族众多，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虽然是同一信神习俗，却往往因地区、因民族的不同而形态各异。本书对此都不厌其烦地一一作了叙述。

　　其四，运用多学科的方法搜集资料。本书对我国民间信神俗的研究，常常通过文献分析法，民间文学搜集法和考古材料引据法来汇集资料，因而使内容更加丰富，材料更加翔实。比如对“蚕神”信仰习俗的形成，书中除引证《诗经》、《蚕经》、《事物纪原》、《皇图要记》诸书之外，还引证了考古材料加以说明，使立论具有历史的逻辑性。

　　其五，为了增添本书的趣味性，作者还注意到民俗与民间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民俗则往往是民间文学的母胎。在“奎星——学人之神”一则中，作者引证了四川督学陈士奇不相信迷信而在科举场上出给学生的对联：“卖魁星，买魁星，亏心不买，亏心不卖”；“真胭脂，假胭脂，焉知是假，焉知是真”。在“文昌神”一则中引证了唐朝李商隐、王铎等大诗人为张恶子庙的题诗，等等。所有这些，读来妙趣横生。

　　总之，《中国民间信神俗》是一本好书，尽管其中还存在个别美中不足之处，但读者无论将之作为民俗学的通俗读物或专业著作来读，都将获益不浅。

　　

　　（原载《民间文学论坛》1993年第1期。收入本集时，标题作了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