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在我国获得新生后，在广大学者的努力共建下，正沿着广阔的道路前进。某些地方或民族的“风俗志”、“风情録”的问世，一些专著的出版，为数较多的论文的刊载，以及各地民俗学研究会及其刊物的诞生，都充分展示了这门学科令人乐观的前景。然而，由于过去对民俗学的不公平的看法，致使不少人对它的积极意义至今还抱怀疑态度。为了使这门学科更好地为我国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笔者认为，在实事求是地对它作出评价的基础上，认识它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一

　　过去，民俗学在我国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被当作“资产阶级学科”取消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外国片面的学术观点和国内左顷思想的干扰，未能一分为二地看待它带有为殖民主义服务色彩的早期历史。这种非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如不加以廓清，将不利于对民俗学的正确认识，更不可能充分发挥它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民俗学作为一门具有特定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的科学的面世，是在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学者汤姆斯（W·J·Thomas，1803—1885）提倡“Folklore”一词的时候。这门学科产生于英国并非偶然，因为英国是当时欧洲乃至世界发生工业革命最早的国家。而工业革命的结果，大大刺激了资产阶级向外寻找工业原料基地和顷销商品市场的欲望。这一划时代的历史变化，稍后在法、德等国也重演了。当时，由于各国资产阶级竞相推行掠夺和奴役世界不发达地区（主要是非洲、美洲和亚洲）的殖民政策，激起了当地民族的强烈反抗。殖民主义者为了平息这些反抗，以维护对殖民地社会的统治，很快就意识到必须考察它们的语言、社会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民情风物等，以帮助殖民政府当局制订“治理”措施。这样，民俗学便伴随着民族学而产生了；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便成为大多数国家公认的独立的学科。可见，民俗学的产生完全是当时欧洲社会发展的需要。

　　民俗学在产生时为殖民主义服务的问题，英国民俗学家班尼（G·S·Burne）说得很清楚：“那便是统治的民族对于所属民族的治理方法的改进，因为密切的接近与正确的瞭解能够生出同情，而同情便能生出好政治。”〔1〕德国的民俗学创始人威廉—亨利克斯·里尔（Riehl）也曾直言不讳地宣称：“民俗学（Volkskunde）应该成为行政当局的一种特殊的思想助手：它应该‘把制度推行到混乱的警察权利中去，把逻辑推行到行政实践中去’，以便使人民相信，甚至在最严重的情况下，‘行政当局也能为它们的利益行使权利，采取行动’。”〔2〕 这是民俗学曾为殖民主义效劳的不可争辩的史实，我们必须正视，絶不能因为我国目前提倡“面向世界”，与各国开展文化交往，而讳莫如深。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对这门学科产生偏见，用极“左”的态度，将它拒之门外，这样做也非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

　　第一，民俗学如同其他人文科学一样，是一定的历史阶段上的产物，有其产生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实践证明，它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研究范围已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到今天已把民间的各种风俗习惯、信仰、行为、宗教观念、艺术创作龢民间文学都纳入了探讨的范围，有了较广、较深的民众基础，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

　　第二，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古今的民俗内容无比丰富，事象千姿百态，其中有传统的风俗，也有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而产生的新风俗。所以这些都需要民俗学去进行分析研究，辨别良莠和扶持发扬，以促进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繁荣各民族的文化。

　　第三，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各个相邻学科携手协作，进行综合性的应用研究，以便更有效地解决本学科所探讨的问题。民俗学既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民间文学、历史学等均需要它的合作。

　　由此可见，民俗学在历史上虽曾有过阴影，但它的前景却是异常广阔的。我们应当站在正确的立场上，运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门学科作批判地继承，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俗学，幷发挥它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巨大作用。

　　二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在我国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在广大城乡要积极开展移风易俗的活动，提倡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克服社会风俗习惯中还存在的愚昧落后的东西。婚嫁丧葬中的陋习要改革，封建迷信要破除。”其目的在于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加速我国现代化进程。这个艰巨的任务，只有加强民俗学的应用研究，才能顺利地完成。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一下过去将民俗学划为“禁区”而带来的至今仍能看得到的不良的社会后果，对我们认识这门学科在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是很有裨益的。

　　解放初期，我国在苏联学术观点和左顷思想的影响下，将民俗学作为“资产阶级学科”而取消后，〔3〕由于没有这门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指导对各民族民间风俗习惯的研究，所以在开展批判封建迷信活动的时候，便把不少传统的风俗习惯不加分析地视为封建迷信而用行政命令或强制手段禁止了。其中许多节日风俗的被禁止就是典型的例子。诸如清明节、端午节、庙会等，因包含着某些封建迷信成分被迫停止了活动。其实，细加分析这些传统风俗也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如清明节的怀念祖先，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庙会中的娱乐活动和物资交流等。然而由于缺乏民俗学的知识作指导，也只好与封建迷信同归于尽了。当时这些传统习俗表面上虽然被禁止了，但支配俗行的民俗心理却未得到科学的解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条件也未得到实事求是的说明，所以人们仍然暗地里依恋其事。这也就是解放以来，广大民间某些被禁止的习俗时隐时现的重要原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放、改革、搞活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全国各族人民都不同程度地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或生活得到了改善。然而，在政策放宽的情况下，民间的某些陋俗、恶习，也随着传统风俗的恢复而沉渣泛起了。据笔者1987年从《光明日报》上看到的就有如下几项。

　　其一，烧香拜佛。如河南省禹县吕梁山上的“七娘庙”，虽剩残垣断壁，香火已断三十多年，但从1987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开始，上山进香者竟达数千人之多，并蔓延到邻近几个县。少数居心叵测的人则趁机以建庙为由向农民挨户收款共4000元，大兴土木，从别处搬来佛像，捏制各种泥娃娃高价出售给香客。〔4〕

　　其二，大收彩礼。如仅对山西省雁北浑源西南山区的统计，彩礼价格逐年上升：1980年为2000元左右，到1986年便上升为六七千元，六年内竟增加了三倍多。还美其名曰“养女费”、“衣服钱”。〔5〕据笔者所知，目前在某些地区的农村，媒婆漫天要价，从中渔利，已成司空见惯之事；有的地方甚至把姑娘分等，按等向男方索取彩礼。

　　其三，大办丧事。诸如河北省固安县一带，农村办丧事讲规模、比阔气的现象相当严重。该区人死后大多数都不行火葬，用棺殓尸埋入土；丧事期间，死者的亲属和亲友要白布裹身，麻绳拖地，名曰“穿大孝”。某乡一农民父亲去世，光穿孝就用去白布200余米；治丧期间要为死者请吹鼓手，唱“坐腔戏”；烧“阴钱”，糊车马，扎“佣人”、“电视机”、“收録机”、“洗衣机”等，供死者阴间享受；送殡队伍浩浩荡荡，打幡招魂，穿街过巷，并给抬棺者以赏钱，大办酒席。仅这几项开支，便耗资七八百元。〔6〕又如湖北省孝感市某村的老人去世，噩耗传出后，前来吊丧者达270人，随葬的丧礼用去草纸340斤、花圈24个、布料31块、爆竹150余挂。送殡时，乐师17人，送丧人数多达500人以上。当地习俗规定，送丧者必须在死者家吃一顿“泡饭”，按每天18席、每席30元计，共花去人民币1600多元。〔7〕

　　其四，巫婆神汉骗取钱财。如江苏省射阳县新坍乡渔湾村出现巫婆神汉装神弄鬼，骗村民到附近大水塘喝“仙水”诈骗钱财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8〕

　　其五，送“人情礼”。据有人对北京一千户居民的调查，1987年1、2月份平均每户赠送支出达439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71%。〔9〕

　　其六，春节滥放爆竹。这种现象广州、北京等地均有，有的地方甚至引起火灾，给生命财产造成损失。

　　其七，在某些地区续家谱、建宗祠、算命占卦、测字相脸等封建迷信活动也时有发生。

　　此外，铺张浪费风气蔓延。有些地区，甚至儿子考上大学，也要“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10〕

　　更有甚者，少数身为党政的领导人，在婚丧过程中竟置党纪国法于不顾，起牵头人的作用，他们收礼物、请客、浪费人力物力，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11〕

　　以上所述仅仅是某些汉族地区的情况，少数民族地区还未作统计。不过，就此数项已足见这些浸透了陈旧意识观念与封建迷信的婚姻丧葬和求神拜佛陋俗，已成为今天社会的公害了。这种现象向我们说明：（一）民俗学是不能取消的，取消了对风俗习惯的研究就会失去它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使陋俗、恶习得以死灰复燃。（二）为了转移风气，改变习俗，就必须加强民俗学的应用研究，发挥它在移风易俗中的作用。

　　三

　　我们认为加强民俗学的实际应用研究，可以有效地推动我国民族的移风易俗，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当前民间信仰风俗中的求神拜佛，婚俗中的铺张浪费，丧葬习俗中的封建迷信，无疑都是属于背离时代要求，阻碍生产，影响人民生活，腐蚀人们的思想，败坏社会风尚的陋俗、恶习。要改革它，首先必须运用民俗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探讨它产生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和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还要分析其目前得以存在的种种原因，以及所带来的危害性。只有当人们对这些俗行得到科学的解释，并以事实证明其荒谬时，才会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诚然，民俗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必须与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不断增强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幷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同步进行，才会获得成功。

　　民俗学分析研究陋俗、恶习的同时，对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新风良俗，诸如与緑化环境、保持生态平衡密切有关的“植树节”（3月12日），尊师重教的“教师节”（9月10日），培育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五讲四美”，为提倡从简办理婚丧大事而成立的“红白理事会”〔12〕等等，也应予以理论上的论证，并广为宣传，使其蔚然成风，成为我国民族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从民俗学的角度看，任何风俗习惯一经约定俗成后，就会成为一股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精神力量，并逐渐渗透到社会主义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起着规范人们行为的巨大作用，并使社会风气朝着好的方向转变。

　　民俗学不但对内可以促进移风易俗，而且对外也可以为“交往”服务。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交往关系的探讨，并认为它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的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强大的活力，对精神文明建设也带来了巨大的促进。对外开放则必然导致我国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各种交往，其中精神文化交往却是生活中经常性的事情。在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过程中，彼此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将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这样，我们就需要从民俗学的角度去考察这种生活文化的交往。不过，这种考察必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瞭解和鉴识外来各民族的文化，二是弘扬我国的社会主义文明。

　　关于前者，主要是广泛地系统地瞭解世界各民族或国家的风俗习惯，诸如衣、食、住、行的方式，各种礼仪、节日、婚丧仪式、宗教信仰和各种禁忌等。瞭解这些，旨在开阔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民俗知识，便于我们和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并在交往的过程中增进双方的友谊。在瞭解的基础上，再进行一番鉴别工作，即：藉助民俗学的研究将外来的风俗习惯分解为糟粕和精华两部分，然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发展我国民族的传统文化。关于后者，就是有目的地宣传我国民族的优良的传统文化，以扺御和战胜通过交往渠道渗入我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腐朽的东西。诸如，继承和发扬我国各民族的清新、健美和具有民族风格的舞蹈，就可以扺御那些给人以色情感的西方的摇摆舞；大力提倡我国民族的优美、健康和富于生活气息的民歌，就完全可以扺制那些宣扬“人生就是一出戏”，“情场如战场”的资产阶级腐朽人生观的所谓“时代流行曲”。其实，在我国传统文化的长河中，民俗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是世界罕见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民俗学的广泛而系统的调查研究，把各个民族古今的各种优良的风俗习惯作一集锦，并编写成大中小学的教材或适合广大群众阅读的科普读物，以普及民俗学的乡土教育，增强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培育爱国主义思想，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只有大力颂扬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中一切积极的、进步的、有生命力的精英部分，并在此基础上树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风尚，才能有效地达到排除外来的精神污染，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宏伟目标。

　　此外，民俗学在对外开放中的积极作用还体现在，通过对各国民情风俗的瞭解，可以获得这些国家居民对物质生活需求的各种信息，从而避免盲目性生产和出口，有目的有计划地增加我国国际贸易收入。诸如，由于世界各民族的民俗心理不同，对服饰的样式、民间工艺的造型、食品的风味……，以及这些产品的包装，均有不同的要求。我们从民俗学的角度瞭解到这些信息后，就完全可以掌握国际贸易的主动权。

　　由上可见，民俗学的应用研究对于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对外开放，既可以产生社会效益，又可以带来经济效益。我们必须清除左顷思想的影响，端正对民俗学的认识，充分发挥它在我国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为促进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1987年2月脱稿

　　

　　注　释：

　　〔1〕《林惠祥人类学论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2〕（苏）C·A·托卡列夫：《外国民族学史》（汤正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34页。

　　〔3〕在苏联社会科学体系中，没有独立的民俗学，民俗是被归入民族学的研究范围的。这种观点对我国的影响，便导致民俗学被取消。

　　〔4〕见该报1987年4月3日。

　　〔5〕见该报1987年3月22日。

　　〔6〕见该报1987年3月15日。

　　〔7〕见该报1987年5月1日。

　　〔8〕见该报1987年6月12日。

　　〔9〕见该报1987年5月24日。

　　〔10〕见该报1987年9月4日。

　　〔11〕见该报1987年9月11日，及1987年5月1日。

　　〔12〕据《光明日报》1987年6月12日“读者来信”专栏报导，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孟克村就成立了“红白理事会”，深受群众欢迎。

　　

　　（原载拙作《文化人类学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