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学的历史并不长，若从1918年北京大学向全国各地发出征集近世民间歌謡的启事算起，迄1976年“文化革命”结束后的复兴，只有70多年的光景；其间，跨越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经历了发展到停滞两个时期〔1〕，道路颇为坎坷。如果说本世纪20年代初北大“歌謡研究会”、“方言调查会”和“风俗调查会”的相继成立及《歌謡》周刊的发行，开启了中国民俗学运动之先河的话，那么，20年代末“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会”〔2〕（以下简称“中大民俗学会”）的创立，便标志着中国民俗学已形成为一门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范围、理论和方法的独立学科，从而揭开了中国民俗学史新的一页。

　　一、成立学会　出版刊物

　　本世纪20年代，在中国南方农民革命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广东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的根据地。为了宣传和唤起民众以支持孙中山在广州建立的国民革命政府，原在北京大学从事歌謡、方言和风俗习惯研究的学者如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陈锡襄等人，便从1926年起相继南下，辗转于厦门、广州，最后均受聘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从事语言、文艺龢民俗的研究和教学。这些学者继承北大时期“歌謡研究会”、“方言调查会”和“风俗调查会”的研究成果，旋于1927年初与中大的教授和青年学者何畏（思敬）、杨成志、钟敬文等人创办了《民间文艺》周刊。他们强调：为搜集方言资料，应先亲近民众；为寻求各种习俗，一定要到实际生活中去接触每个社会集团。从而提出深入下层瞭解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获取研究民俗文化的第一手材料的民俗学田野方法。在这种正确的学术思想的指导下，何思敬、容肇祖、杨成志、顾颉刚、钟敬文、陈锡襄等人经过酝酿，遂于同年冬正式创立“中大民俗学会”。当时的会员，除本所的15名教职员外，还有18名校外学者如谢云声、娄子匡、赵简子、钱南扬、罗香林等，共33人〔3〕。他们在学会的简章中极其明确地提出：本会以调查、搜集及研究国内各地方、各民族的民俗为宗旨，举凡一切关于民间之风俗、习惯、信仰、思想、行为、艺术皆在调查搜集及研究之列，并大力介绍各国民俗学之理论与方法；本会搜集所得之民俗物品及一切材料，均在本所民俗文物陈列室陈列之；同时积极加强与日本及欧美各国民俗学会或同类性质的学术团体的联系和交流〔4〕。从简章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第一，该会明确规定了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内各民族，而不仅仅是汉族。这种立足于本土多民族的民俗研究正体现了中国民俗学的特色。第二，在研究范围方面，已从方言和歌謡扩展到包括一切关于民间的风俗、习惯、信仰……以及民俗物品等方面。于此，民俗文化的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已依稀可见。第三，积极加强与国外学术界的联系，以便借鉴它们的科学的民俗学理论和方法，从而使学会具有开放性。由于研究的领域已扩大，遂把原来的《民间文艺》〔5〕更名为《民俗》，仍为周刊，于1928年3月21日出版了第1期。这样，享誉中外的《民俗》周刊便诞生了。他们为了将中国民俗学运动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在“发刊辞”中响亮地提出：“放宽范围，收及宗教风俗材料”，“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要探捡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社会”，“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挖出来”，“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民众的历史”〔6〕，从而举起了反对封建文化的旗帜。这样，中国民俗学研究一起步就具有明确方向和目的，并具有民众性特点。这些口号和宗旨，无疑是与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潮相一致的，其中尤为可贵的是，“中大民俗学会”的学者们已认识到民俗文化的载体——广大民众的重要性，并把他们摆到社会生活中的十分重要的位置上来。这一期周刊登出的重要论文和译作，计有何思敬的《民俗学的问题》、钟敬文的《数年来民俗学工作的小结帐》、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自序》和杨成志的《民俗学问题格》〔7〕。何思敬在自己的文章中追溯了民俗学产生的历史及其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钟敬文的文章指出，北大歌謡研究会时期取得了不容抹煞的开创性成绩，其中周作人、顾颉刚、江绍原等人在故事、歌謡、民俗语以及信仰、行为和婚丧习俗的搜集与研究中，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提出了今后的意图、做法和努力方向。可以看出，“中大民俗学会”的学者在致力于从欧洲民俗学成果中吸取养分，继承前期研究工作的收获，开创中国民俗学的新局面。

　　由上可见，“中大民俗学会”的成立与其刊物《民俗》周刊的面世，已预示中国民俗学的调查和研究的范围将要越出北大肇端时期（1918—1925年）所局限的汉族民间文学的狭小天地，而将视野扩展到我国各民族广大民间的信仰、宗教、婚丧、礼仪、节日、饮食等风俗习惯的宽阔领域中去。也就是说，学者们的触角所及的将不仅仅是静态的历史文献，而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各种动态的民情风俗。

　　二、拓宽领域　培养人才

　　“中大民俗学会”的学者为了进一步放宽视野和扩大在国内的影响，在短短的十年（1926—1936年）中，扎扎实实地做了几项对促进中国民俗学发展具有历史意义的基础工作。

　　其一，重视民俗学的田野工作，在调查研究汉族民间歌謡、传说、故事、轶事或趣事、谜语、谚语和风俗的同时，正式开展对我国边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考察。他们先后有计划地调查研究了西南和南方边陲的彝、苗、瑶、壮、畲、黎、番（即今天台湾的高山族）、疍（即今珠江流域和沿海的水上居民）等少数民族和社会文化群体，并对蒙古族的生活习俗和藏族的民间故事也有所探讨。例如，杨成志、容肇祖与史国禄夫妇（聘请的外籍学者）等人受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指派，曾于1928年专程深入我国西南边疆的彝、苗、瑶等民族村寨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民族学龢民俗学的考察，搜集了大量第一手的民族学龢民俗学的资料（其中包括珍贵的民俗文物），返校后编写并出版了《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和《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等。罗香林除对广东境内的少数民族的来源进行探讨外，还研究了汉族不同方言的人群如“广府人”、“客家人”以及昆仑奴、波斯人、阿拉伯人等。发表在《民俗》周刊上的关于我国各民族的衣、食、住、行、婚丧、节日、宗教信仰、传说、故事和歌謡等方面的资料，大都是作者的亲闻或实地调查所得。这些作者中，不少是“中大民俗学会”的骨干会员或《民俗》周刊专门的撰稿者。

　　其二，举办“民俗学传习班”，大力普及民俗学知识和培养从事民俗研究的专门人才。该会于1928年3月27日招生，并于同年4月21日在《民俗》周刊第4期上登出“民俗学传习班招生章程”，到截止报名日期止，共招得学员20名，23日起开始上课〔8〕。开设的课程有：《民俗学概论》（何思敬）、《民间文学与教育》（庄泽宣）、《民俗学与心理学》（汪敬熙）、《民俗心理》（崔载阳）、《希腊的神话》（刘奇峰）、《整理传说的方法》（顾颉刚）、《中印民间故事的比较》（马太玄），《关于中国风俗材料书籍的介绍》（马太玄）、《收集风俗材料的方法》（陈锡襄）、《北大歌謡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的经过》（容肇祖）、《殷商风俗断片》（余永梁）、《歌謡概论》（钟敬文）〔9〕。最后由杨成志主讲《民俗学问题格》〔10〕。从课程设置可以看出，民俗传习班的教学既重视民俗学的基础理论，也重视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方法和技能；既重视本土民族的古今民俗研究，也重视外国民族的民俗探讨以及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这种教学意图，对培养专门的民俗学专业人才和在中国普及民俗学知识无疑都是十分有益的。传习班的学习时间为三个月，规定“功课授完后，即分别给予题目，俾便着手做各种调查，整理研究工作”。〔11〕强调理论联系实践，正是学者们的一贯优良作风。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期传习班的收效不太理想，但它在客观上却起了宣传作用，使国内更多人瞭解民俗学这门实用学科，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具有促进意义。

　　其三，建立中大“风俗物品陈列室”。杨成志、容肇祖等人将会员们历年在各地进行田野调查中收集到的民俗文物整理、编排并加以说明后，在中大风俗物品陈列室展览出来。这些民俗文物包括首饰、衣服鞋帽、乐器、应用器具、工用器具、孩童器具、赌具，祭祀用器、殡葬用品、科举遗物、官绅遗物、迷信品、民间唱本及西南民族文化物品等14大类，共数万件之多〔12〕。足见中大民俗学研究者田野工作之艰辛和收获之大。解放后，中山大学文物馆和人类学博物馆先后展出的民族文物部分，乃是此次民俗文物陈列的继续和发展。在这里可看出，勤于在田野调查中搜集考古文物龢民族文物乃是中大师生的优良传统学风。

　　其四，吸收外国民俗学的精华，加速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中大民俗学会”的学者们为了吸收外国民俗学各个学术流派的精华以发展中国民俗学，还先后发表了不少关于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的译作。影响较大的如杨成志翻译了英国民俗学家班尼的《民俗学问题格》的附録，介绍了苏格兰的安·兰格、英国的戈姆、法国的塞比洛和阿·范根内普等民俗学家的学说。在“中大民俗学会”的影响和推动下，国内其他学者在介绍外国民俗学著作方面也有许多贡献，如郑振铎节译了英国柯克士的《民俗学浅说》，杨堃翻译了阿·范·根内普的《民俗》，胡愈之则译了贝松的《图腾主义》等；林惠祥和方纪生还根据班尼民俗学著作的体系构架，不同程度地结合中国民俗材料编写了《民俗学》和《民俗学概念》〔13〕等。这是中国民俗学发展时期的情况。即使在中国民俗学处于停滞时期的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民俗》（复刊号和季刊）还不断刊登中大师生的民俗学译作和介绍西方民俗学史、学术流派的文章，如《论巫术与宗教》（Lord Raglan着，载裔煊译）、《神话与民俗》（F．Boas着，王启澍译），《佛莱则传略》（J．H．Haddon着，罗致平译）、《人类学家哥登惠塞传略》（华来斯着，罗致平译）等。罗致平还在其《民俗学史略》一文中详细介绍了瑞士、芬兰、德国、奥国、法国、比利士、英国、美国等民俗学史〔14〕。此外，还有有竟译的《惯俗与信仰为什么会相同》、《何为礼俗》、《神话，故事与传说的定义》、《兄弟妻婚与姐妹夫婚》等文，对民俗学的重要名词术语作瞭解释〔15〕。这些译作对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建设无疑都起了借鉴和推动的作用。

　　其五，采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探讨民俗事象。杨成志出国留学考察返校后〔16〕，其民俗调查研究的方法焕然一新，他将西方人类学综合分析方法运用于实践，对我国边疆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展开全面考察，从而为从人类学角度去调查研究民俗的学术流派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这一学术流派与从历史学角度研究民俗和从民间文学角度研究民俗的两大流派一样，都是中国民俗学的主要学术流派，对促进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扩大影响　促进发展

　　在“中大民俗学会”成员普遍而深入地对我国各族民俗文化大力进行探索的精神的激励下，国内的民俗研究如火如荼，各地（尤其东南沿海各省）相继涌现出不少民俗学研究机构和各种刊物丛书，如：福建厦门的“民俗学社”，福州的“民俗学会”及其《民俗》周刊，各种民俗丛书和漳州的《民謡》周刊；浙江鄞县的“民间文艺研究会”及其《民俗》旬刊、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及其《民俗》周刊（后改为民间月刊）、《民俗学专号》、《民俗学集镌》和平湖的《民謡》周刊；广东揭阳的“民间文学会”及其《民间》周刊、汕头的《民俗》周刊、《民俗》（不定期）和《民间》周刊；四川的《民俗》等，在当时都颇为有名。此外，香港、上海和北京等地也有同样的民俗刊物出现〔17〕。

　　这里应该指出，继广州之后，杭州也成为国内民俗学研究的中心，是与钟敬文到杭州任教时和当地的“中大民俗学会”会员娄子匡、钱南扬等人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分不开的。

　　据杨成志的估计，从1926—1936年短短的10年中，在“中大民俗学会”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全国各地成立了民俗学学术团体10余个、创办刊物达10余种，丛书则多达200种〔18〕。而从事民俗学教学和研究的专业人员则大大超过了1926年以前的人数。这些成绩有力地说明，当时中国民俗学已处在蓬勃发展之中。

　　在全国民俗学活动向前发展的时刻，中断了多年的北大“歌謡研究会”及其刊物《歌謡》周刊也于1935年恢复活动，并用资料和丛书的形式出版了以往搜集和发表过的歌謡，从而为中国民俗研究提供了完整而宝贵的民间文学资料。然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当时胡适强调研究歌謡的最终目的是为发展白话文和新诗，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北大出现了偏重民间文学研究而忽视民俗探讨的倾向，致使早已开展的风俗调查和研究未能很好地继续下来。这是令人遗憾的历史事实，也是解放后民俗学未能继续发展，而民间文学在前苏联学科体系影响下更为兴旺发达的一个历史原因。不过，北大歌謡的采集、研究和发表，在客观上却保存了丰富的民俗资料，并给白话文和新诗以有力的推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历史事实。

　　其后，由于钟敬文到杭州大学任教和杨成志出国留学考察等人事变动的原因，“中大民俗学会”的活动暂时停止，其刊物《民俗》也随之停刊。直到1934年秋末，杨成志自欧洲返校后，学会的活动及其刊物《民俗》的发行才再度活跃。复刊后的《民俗》虽然由32开本改为16开本不定期刊，后又改为季刊，但从此却接连刊登了关于民俗学理论和国内地方性的传说、婚丧习俗、宗教信仰、礼仪等方面的文章，以及篇幅较长的西南、中南和东南地区的民族调查报告；与此同时还译载了不少国外民俗学史、外国学者传略和国内外学者的通讯等，从而使中国民俗学的调查研究，从内容到形式都比先前有较大的改变。

　　这种改变与当时我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山大学迁校的背景也有密切的联系。1938年10月21日，广州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攻陷。在日寇薄境前夕，中山大学奉命向内地西迁，初迁广东罗定，继而改迁广西龙川，再定址云南澄江，1940年秋又迁回粤北坪石。在澄江和坪石期间，一贯重视民俗学田野工作的杨成志先后率领其研究生梁钊韬、王启澍及技助顾铁符等人对澄江南面的抚仙湖湖口区的苗族和粤北瑶山的“过山瑶”（瑶族的一个支系）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的综合调查范围涉及苗瑶两族的体质特征、社会历史、经济和政治制度、语言、房屋、工具、衣饰、婚姻家庭、宗教信仰、传说、歌謡和风俗习惯等。这些调查都分别写成了调查报告，其中有关粤北瑶族的调查研究成果则发表在《民俗》季刊上。

　　纵观“中大民俗学会”成立以来的学术活动，自其1927年冬建立起来直到1943年12月《民俗》季刊停刊止，在这25年的风雨岁月中，尽管经历了中国民俗学的部分停滞时期，但所取得的成绩仍然是十分辉煌的，这些成绩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中大民俗学会”会员和各地同人的共同努力和影响下，全国民俗学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种刊物和丛书不断面世，从而将中国民俗学运动推向新的发展阶段。抗日战争期间，不少地区的民俗学学术活动在烽烟遍地的日子里一度中断，然而处在后方的“中大民俗学会”的学者仍孜孜不倦地、艰苦地在边疆民族聚居区内进行调查研究，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的贡献。

　　第二，《民俗》周刊（第1—123期，32开本）共发表了故事189篇，传说112篇，歌謡161篇，谜语38篇，谚语9篇，轶事或趣事27篇，风俗130篇，信仰44篇，理论研究296篇，通讯41则〔19〕。在众多的理论研究文章中，不少都具有创见性，诸如陈锡襄的《风俗学试探》〔20〕，就是一篇试图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俗学佳作。众所周知，民俗学传入我国后，国内学者对于外国的民俗分类“是否合乎中国宝藏的民俗学的对象”有所质疑，曾纷纷提出过自己的方案和主张〔21〕，张竞生等人于20—30年代还提出以“风俗学”代替民俗学，并草拟过“风俗调查表”。而赞同“风俗学”的陈锡襄在自己的论文中，除对“风俗”一词的含义详作考释外，还大胆地探讨了民俗分类的理论，并草订了中国民俗的分类方案。他和其他学者如张亮采、娄子匡、傅振伦等人，都对我国民俗分类提出各自的见解。这些分类尽管存在着不少的缺陷，幷且因西方众多的民俗分类方法被迅速介绍到中国等原因而未能为大家所采纳，但这种努力将民俗分类中国化的精神是可取的。

　　《民俗》不定期刊（16开本）发行了第1卷第1—4期（合订为一本），时间跨度从1936年到1942年。其中第1期刊登复刊词1篇，研究1篇，惯俗8篇（内容涉及婚丧、诞生礼、节日和宗教等），信仰2篇，传说与故事3篇，歌謡4篇，会闻6篇。另补白16篇，内容涉及迷信、谚语、歌謡、礼俗、民俗学名词等。第2期共发表文章14篇，通讯15则，简讯6则；重要文章有吴慈的《处置死尸的方法》、钟敬文的《中国古代民俗中的鼠》、江应梁的《昆明民俗志导论》、王兴瑞的《台湾蕃族概观》等。第3期主要刊登了《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专号》，它是杨成志率其研究生江应梁、王兴瑞及本科生刘伟民、李秋云、罗比宁、宋兆麟等人从人类学角度综合考察北江瑶族社会文化的成果，内容涵盖了体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第4期共登文章14篇，书评1篇，内容关涉到民俗学的理论研究，民俗学史，少数民族的婚丧、音乐、巫术与宗教、神话和学者传略等。

　　《民俗》季刊（16开本）共发行了第2卷第1、2期和第3、4期合刊（4期合订为一本），时间为1943年。第1、2期合刊，共刊登文章10篇，主要是杨成志指导其研究在粤北乳源对瑶族进行调查后所写的报告和国内外民俗史方面的论文。第3、4期合刊，除刊登1篇美国民俗学史和1篇《粤讴》作者招子庸传外，主要为三组文章：一是广西民族（苗、瑶）调查特辑，二是民间艺术，三是纪念中国民间宗教史家许地山的5篇短文。

　　这样，“中大民俗学会”的会刊《民俗》（包括32开的周刊和16开本的不定期刊及季刊），从1928年到1943年总共出版了131期。它无疑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刊物”〔22〕，所涉猎的领域、所影响的范围和所起的作用，都大大地超过了北大时期的《歌謡》周刊。其中不少文章虽然带着中国民俗学成长中不可避免的稚气，然而，它毕竟给中国乃至世界的民俗学宝库增添了一笔相当珍贵的财富，对促进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

　　第三，这期间出版了民俗丛书50余种，内容涉及民俗学的理论、歌謡、故事或传说、谜语、风俗或信仰诸方面的研究。民俗理论研究中著名的专著（包括译著）有杨成志、钟敬文合着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杨成志的《民俗学问题格》、崔载阳的《初民心理与各种社会制度之起源》、容肇祖的《迷信与传说》、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共三册）、钟敬文的《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等。

　　由此可见，“中大民俗学会”的建立及其会刊的出版和会员的学术活动，无论是社会调查、教学或研究，都已摆脱中国民俗学肇端时期（1918—1925）以民间文学为主的倾向，而将探索的领域从汉民族扩展到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生活中去，从而保持了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包括其他少数民族）的民俗的完整性，并结合外国民俗学成果的介绍，关注民俗学理论方法的探讨，将中国民俗学运动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对此，国外著名的民俗学者曾对以“民俗研究会”为核心的中大时期的民俗学活动予以高度的赞扬，认为这“才算是把握了民俗学的真正研究方向。……中国民俗学可谓从中山大学成立了‘民俗学会’之后，才正式迈入科学性研究的轨道。”〔23〕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地肯定了“中大民俗学会”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即 ：这一学术机构及其刊物《民俗》的诞生乃是中国民俗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它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大大地加速了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并给后世留下一份宝贵的遗产——民俗学文献资料。其代表人物杨成志、钟敬文则在国内学术界中享有我国人类学龢民俗学研究的开创者的声誉。

　　总之，“中大民俗学会”对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及其意义都是极其深远的，它的成员在民俗学学术园地上辛勤耕耘的卓著成果，不但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引起了外国民俗学者对中国民俗学的关注，以至形成了一个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民俗文化的热潮。笔者认为，中国民俗学在以“中大民俗学会”为活动中心的时期，其发展尽管没有也不可能摆脱西方民俗学理论框架的影响，但由于张竞生和陈锡襄的“风俗学”的提出，以及方志在民俗学中的位置受到重视，自身的体系和特色正在开始形成，幷且为其后直至今天的民俗学研究树立了正确的方向。所以，这一时期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注　释：

　　〔1〕关于我国民俗学历史的分期有不同的意见。笔者将其中的“停滞时期”从1937年起划到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因为从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间，我国基本上采用前苏联的学科设置模式。依此模式，民俗是归入民族学中去研究的，故只有民族学而没有民俗学；或只能有民间文学而取消民俗学。

　　〔2〕学会名称后又作“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民俗学会”，前后章程亦有异。参看杨成志：《民俗学会的经过及其出版物目録一览》（刊《民俗》复刊号1936年 第1卷第1期）及《民俗》季刊1943年第2卷第1、2期合刊。

　　〔3〕〔12〕〔17〕〔18〕参看杨成志：《民俗学会经过及其出版物目録一览》。

　　〔4〕参看《民俗学会简章》，载《民俗》（复刊号）1936年第1卷第1期。

　　〔5〕此刊共出了12期。

　　〔6〕见《民俗》周刊1928年第1期。

　　〔7〕此译作从第1期一直续登到11、12期合刊才完。

　　〔8〕〔10〕参看韦承祖：《民俗学传习班第一期经过略记》，载《民俗》周刊1928年第23、24期合刊。启新按：杨成志先生在《民俗学会的经过及其出版物目録一览》中认为传习班开学的时间为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四月二十三日，所说年份显然是笔误，据韦氏的《略记》应为1928年。

　　〔9〕〔11〕见《民俗学传习班招生章程》，载《民俗》周刊1928年第4期。

　　〔13〕见《林惠祥人类学论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80页及方纪生：《民俗学概论》（1939年），北京师范大学1980年翻印。

　　〔14〕参看《民俗》（季刊）1942年第1卷第4期、1943年第2卷第1、2期合刊及3、4其合刊。

　　〔15〕参看《民俗》（复刊号）1936年第1卷第1期。

　　〔16〕杨成志于30年代初曾受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派遣赴欧美留学、考察（详后文）。

　　〔19〕各类文章的篇数系按杨成志《民俗学会的经过及其出版物目録一览》一文中的表格篇目统计出。

　　〔20〕见《民俗》周刊1929年57、58、59期合刊。

　　〔21〕参看娄子匡：《民俗学的分类》，刊《民俗》周刊1933年5月16日第119期。

　　〔22〕钟敬文语，见其1983年10月11日《重印《民俗》周刊序》

　　〔23〕参看［日］直江广治：《中国民俗学》（林怀卿译），台湾世一书局1980年版，第212页。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