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是我国人数最多的主体民族，据1982年统计，有九亿三千六百多万人，占全国各族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三。汉族是以我国古代的华夏族为核心，长时期内同其周邻的许多民族混血而形成的〔1〕。汉族因汉朝而得名，其语言属汉藏语系汉语族。

　　黄河流域是汉民族的发祥地，其后逐渐发展到长江、珠江流域、东北平原和边疆各地。汉族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曾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明清时期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也将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汉族人民和国内其他民族一样，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族和各兄弟民族一道发展为社会主义民族，共同前进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族涌现出许许多多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给国内各民族以深刻的影响，推动他们的社会发展，同时又吸收他们的优秀传统，共同缔造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在近百年来的激烈革命斗争中，汉族人民又是我国各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主力军。汉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始终发挥着主体民族的重要作用。

　　关于汉民族的形成问题，解放前曾有人提过，解放初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又重新提出来，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历史研究》编辑部还将争论的主要文章辑成《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2〕。综观各家的意见，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种：第一种，认为在秦汉时已开始形成〔3〕；第二种，认为形成于明清时期〔4〕。我们认为第一种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只要先弄清民族是怎样形成的，有无古代民族和资产阶级民族之分两个问题，一切误解便可以消除。

　　一、 关于民族形成和分类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龢氏族、部落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人们共同体，属于阶级社会的范畴；后者则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们共同体，属于原始社会的范畴，絶对不能把两者混淆起来。列宁指出：把民族联系看作是氏族联系的延续和综合，是一种奇谈怪论〔5〕。同样理由，那种认为“民族的起源即氏族的起源”的观点〔6〕，是错误的。至于部落，严格说来也并不是龢民族等同的东西。氏族、胞族、部落龢民族往往是社会组织依次发展的四个阶段〔7〕，因此，将“氏族部落”看作是“民族”的看法也是极其不妥的。由此可见，民族龢氏族部落是两个不能等同的科学概念。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如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有它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过程。根据民族的特点，我们完全可以将民族划分为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但必须指出，我们所说的原始民族是指刚刚形成的、尚带有浓厚的原始公社残余的民族，而并不是某些学者所说的原始社会中的“氏族部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民族形成的精辟论述中可以看出，民族形成的上限是在向文明时代过渡的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即原始社会解体的时期。促进民族形成的主要动力，是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的发展，即金属工具如铁犁、铁斧等生产工具的使用而引起手工业从农业分离的第二次大分工。因为新的社会分工带来了奴隶劳动，以及为交换目的的商品生产和金属货币。商品交换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增长，则进一步导致了各个家庭之间的贫富差别，使社会上出现新的阶级区分——富人和穷人。此时，维系社会成员的血缘纽带迅速松驰，“氏族和部落到处都杂居了起来，到处都有奴隶、被保护民和外地人在自由民中间居住着”。〔8〕也就是说，血缘关系开始被地域关系打破了。人口的频繁流动，新产生的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鋭，以及由于掠夺而经常发生的战争，都加速了部族的联合并朝着民族的方向发展。这样，“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natio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不久，各亲属部落的溶合，从而各个部落领土溶合为一个民族［Vlk］的共同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9〕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从部落或部落联盟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这些论述，都有力地说明瞭民族形成的上限是在原始社会末期，以及民族是由部落或部落联盟发展而来的历史事实。那种把民族形成的上限推到蒙昧时代的中级或高级阶段的观点〔10〕，显然是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形成的理论大相径庭的。

　　起源于部落的民族（恩格斯语），不待说，它只能是古代民族，絶不是资产阶级民族。然而，由于有人翻译斯大林有关民族问题的著作时，将“НаРДНОСТЬ”译作“族”或“部族”，给学术界带来了混乱，致使某些人产生以为在资产阶级民族产生以前的时代不可能存在民族的误解。我们认为“族”或“部族”的中文意义是不明确的，“部族”一词，我国有些史书如《辽史》虽然使用过，但其含义是部落龢氏族的简称。因此，“部族”这个词并不是“创得很好”〔11〕的译名，而是一个不确切的译名。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将“НаРДНОСТЬ”一词改译为“资本主义以前民族”或译为民族而附注原文，比把此词译作“部族”好得多。不过，为了行文简便和更切合原意，我们曾建议把“НаРДНОСТЬ”一词意译为古代民族〔12〕。

　　仔细分析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民族的有关著作，可以看出他们是把民族明确区分为古代民族和资产阶级民族的。下面是几个简单的例子：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幷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13〕接着，他们提到被资产阶级力图以其生产方式征服和摧毁的“野蛮的民族”“农民的民族”〔14〕等。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的著作中还谈到过“打猎为生的民族”、“游牧民族”、“定居民族”、“商业民族”等。这些都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一切民族”中的民族，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我们完全可以将它们区分为两大类，其中的打猎民族、野蛮民族、游牧民族、农业民族等属于原始民族和古代民族，而商业民族和文明民族则属于资产阶级民族。历史事实又告诉我们，除瞭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民族之外，还有许多弱小和经济十分不发达的民族。这些不发达的民族也就是资本主义以前时代的民族，即原始民族和古代民族。斯大林在给资产阶级民族下定义时虽然强调了资产阶级民族，并说过“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这句话〔15〕，但他并未否定资本主义时期以前的民族的存在，因为他在说这句话之前说过：“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民族。有一些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当时资产阶级打破封建主义和封建割据局面而把民族集合为一体并使它凝固起来了。这就是所谓‘现代’民族。”〔16〕这里说的“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民族”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一切民族”的意思是大致相同的，它既包括了“现代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也包括了原始民族、古代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我们这个理解如果不错的话，那么斯大林所说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这句话中的民族，就显然是指资产阶级民族了。其实，斯大林在其他 论述民族的著作中，还把资本主义以前的古代民族称作贵族民族。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的分类是十分清楚的。明确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不会把汉民族的形成移后到明清时代去了。

　　二、 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依据上述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形成的理论，我们认为秦汉时期形成的汉民族是古代民族，而不是资产阶级民族，因此，它所具有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和共同文化诸方面的特征，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产生的资产阶级民族所具备的特征是有程度上差别的，絶不能照搬斯大林下的资产阶级民族的定义，而应结合我国的历史条件作具体分析研究。

　　汉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完全证明瞭它是长时期内与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

　　据古文献记载，夏、商以前，黄河流域分布着不少部落，其中以活动在今陕西一带的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最强大，约当公元前二十七世纪，其他部落均为黄帝部落所统一，从而奠定了华夏族的基础。中原周邻的广阔地区则居住着夷、戎、蛮、狄等许许多多的大小部落，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周代。“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理考之：吴、越、楚、蜀、闽皆为蛮；淮南为群舒，秦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铎辰、潞国；洛阳为王城，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雒之戎；京东有莱、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属邑，亦用夷礼；邾近于鲁，亦曰夷。”〔17〕 从有关资料看，这些部落到春秋之际，大都先后为华夏族混血、同化，成为汉民族的先民。

　　从先秦的历史、文学等著作看，华夏族的共同语言已在形成中，但存在着各种方言。考古和文献资料证明，华夏族的活动范围，大体上以今天的河南、山东的西部和河北、山西的南部，共同的地域虽不很稳定，却已具雏形。为了保证农业的收获，已有治水、灌溉等水利管理措施，说明当时已有一定的经济联系。在社会生活中，夏有共同的神话传说，殷则信鬼，周则尚礼，以及当时流行的社会风习，都反映表现在文化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质已在慢慢形成。总之，春秋战国时代，可以说是汉民族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和共同文化的萌芽时期。

　　秦、汉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先后建立，使上述处于萌芽状态的四个特征迅速成长起来，从而最终促进汉民族的形成。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六国诸侯长期割据称雄的局面，统一了全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为了彻底废除诸侯分封制，秦始皇竭力在统治区内推行郡县制度，设立三十六郡，郡之下为县。征服百越后，再增设四郡，全国合四十郡，从而划定了王朝的疆域：东到海，西达甘青高原，南至岭南，北扺河套、阴山、辽东，其幅员囊括了长城以内广大地区。这样，就初步奠定了汉民族的共同地域。在王朝疆域之内尽管居住着不少其他民族，但我们不应以此否定汉民族的共同地域的存在，因为：第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不可能有纯而又纯的单一民族的聚居区，这种情况，直到今天还是如此。第二，这些民族中的任何一个民族的人数都远比汉族的人数少。第三，这些民族由于与汉族杂居，在长期的经济、文化的交往过程中，逐步与汉族混血、同化，为汉民族所吸收。二千多年来，你来我往，逐渐形成了“我中有你”和“你中有我”的历史事实。第四，这些民族都处在中央王朝的直接管治之下，已产生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这是历史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们必须指出，秦王朝对各族人民的压迫、统治的残酷性。

　　秦始皇为了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以彻底消灭封建诸侯割据的残余，在经济方面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诸如：积极修建了从首都咸阳通往全国郡县的驰道，使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公元前226年，秦王朝在湘水、漓水之间开凿了长达六十里的灵渠，从而沟通了长江和珠江的水上交通，对开发经济落后的岭南地区起了积极作用。人工开凿水道，尽管纯粹是为解决征伐南越的秦军的粮食、辎重的战争目的，但客观上有利于南北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为了铲除诸侯割据的凭藉，秦始皇还下令拆毁六国时代残留下来的城廓。这无疑是有利于各地的来往的。与此同时，秦始皇还把六国的富豪和强宗迁于咸阳、巴蜀和南阳等地。这一大规模的移民政策，在客观上又起了加速汉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通婚、混血和同化的作用。此外，秦王朝还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和币制。所有这些，都是秦王朝为恢复和发展国内经济而采取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都大大地促进了汉民族共同经济的出现，对我国历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认为，汉民族的这种共同经济是建立在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的，不能用资产阶级民族市场的尺子去衡量它。

　　语言是人们互相表意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文字则是记録语言的符号，也称之为书面语言。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它反过来也促进语言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交流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竭力改变战国时代遗留下来的“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状况，制定了笔画比较简单划一的字体——秦篆（又称小篆），作为书写文字。我们常常可以从秦代出土的文物如石鼓、陶量、铜权等器物上看到这种字体。其后，又开始使用一种笔画比篆更简单的隶书。秦王朝统一文字的规定，对促进各地汉民族方言向共同语言的转化，无疑是有一定作用的。对此，我们应予以恰当的肯定。

　　我们常说的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一般是指一个民族的人民在衣、食、住、行以及生产、婚丧、节日、礼仪诸方面的喜好、风气、习尚和禁忌，一般的，就是指民族的风俗习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汉民族的风俗习惯似开始了由异到同（大体上）的变化。兹简略地举数例以说明：其一，秦时，贵族和平民的衣饰规定甚严，贵族戴冠，庶人裹黑色头巾（因秦人以黑为贵），称为黔首。其二，据考古资料反映，战国时盛行厚葬风俗，秦时则普遍不用礼器，陕西关中一带的秦墓，随葬品只是几件日用陶器，或一、二件服饰器如带钩、铜镜之类，甚至有半数以上的墓不出随葬品。只有极少数的墓出现过个别的鼎、敦等陶礼器物，可见，厚葬之俗渐衰。这种变化虽与秦始皇抑制豪门贵族分不开，但在一定程序上却反映了一代风气的变化。当时流行的葬式是屈肢葬。葬式的一致，说明葬俗的统一。其三，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至会稽时，目睹当地两性关系的混乱，在勒石祭大禹时，便强调“禁止淫泆”，宣告对奸夫处以极刑来矫正，使之不异于中原风俗〔18〕。这种近于用行政命令革除陋俗的做法，今天看来，显然是十分粗暴的，但透过统治者的意图（即使之不异于中原风俗）可以窥见，秦王朝在其统治区内确实是推行其“行同伦”的政策，以达到“黔首改化，远迩同度”，“大治濯俗，天下承风”的目的。〔19〕

　　由此可见，秦始皇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为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西汉王朝的建立，汉民族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和共同的文化都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结束，汉高祖刘邦即帝位，正式建立西汉王朝。刘邦目睹战争的创伤和人民的疾苦，以秦为鉴，采取一系列有效政策，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使凋蔽不堪的社会经济得以逐渐恢复和迅速发展。随着铁器生产工具和牛（或马）耕的普遍推广，耕作技术的改进，西汉社会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展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到汉武帝时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加之汉武帝反击匈奴的节节胜利，西汉帝国声威远震海外，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统一局面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西汉王朝经过汉武帝半个世纪的努力经营，疆域有很大的扩展，初步奠定了我国现代疆域的基础。汉武帝的开疆辟土，是与他对匈奴、南越、西域、闽粤、西南夷等地区的军事和外交的胜利分不开的。汉王朝疆域的扩大，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外交往的频繁，使汉民族彼此隔絶的各个部分迅速联系成一个共同经济的整体。据文献记载，西汉时期，黄河流域各地区的农业、工商业、畜牧业、蚕桑业已出现区域性的分工，并形成了一些全国性的商业都会。这些商业中心，除京城长安外，还有洛阳、邯郸、临淄、宛丘等，这些城市大都有驿道相通，各地商贾络绎往来其间，有“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之誉称。以长安城为例，据解放后的探测和发掘，该城共十二道城门，每面均有三个宽阔的门道，每个门道都可以并行四辆马车。城内除宫殿外，还有居民住宅和商业活动区，街道纵横，共有八街九陌，情况大致与文献记载相符。商业区则分为东西九市（六市在道东，三市在道西），市内既有店铺，也有官府手工业作坊，说明当时的长安是一个商业同手工业相结合的工商业区。据文献记载，由于商品交换的兴旺发达，城外还设有市场，诸如昆明池南的柳市，安门之南的会市等。西汉中期以后，还出现了通向中亚和西亚的“丝绸之路”和通往海外的港口番禺（广州）。从解放后广州地区秦汉时期墓葬中出土的木船模型看，当时的对外贸易也是十分活跃的。解放后在广州、贵县、长沙等地的汉墓中，经常发现的琉璃、玉坠、琥珀、玛瑙、鸡血石和水晶等玉石佩饰，就是对外贸易活跃景象的见证。〔20〕从北方出土的东汉时期的铁制生产工具远比西汉时多来看，东汉王朝建立后，农业、手工业都比西汉有所提高，而商业则仍然发达。这些都有力地反映了汉民族各地经济联系的加强。总之，汉王朝显然已不是什么“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而是一个已把彼此隔断的部分联系起来的统一的国家了。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这种统一是不可能和资本主义国家比拟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但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恰恰是汉民族形成和发展在上升时期的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特点之一。

　　汉民族的共同语言，经汉代四百余年得到进一步发展。从反映汉代广大人民社会生活的乐府诗看，当时各地的方言差距开始逐渐缩小，共同语言的范围开始扩大。据典籍记载，汉武帝是汉代“始创乐府”的人，“乐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搜集民间歌謡。当时搜集各地的民歌已相当广泛，计有：吴、楚、汝、南、燕、代、雁门、云中、陇西、邯郸、河间、齐、郑、淮南、河东、雒阳、河南等地区〔21〕。这些地区的民歌虽然夹杂着不少方言，但记録口语的书面语是基本一致的，所以才能雅俗共赏。言语与文辞还没有多大分离的散文，与民歌的情况一样。《史记》是汉代最优秀的散文史学著作，其刻划人物性格的对话如此生动，与作者司马迁采用了植根于人民群众生活的共同语言是分不开的。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汉民族的共同语言在汉代确已形成，絶不应以其中还混杂着一些方言或土语成分去否定它。我们认为，方言的存在，正是和许多民族混血、同化壮大的汉民族语言的特点之一。其实，所谓方言，只不过是共同语的地方变体而已，它的基本词彚和语法构造是和共同语言一致的。方言的差别，只有随着社会经济联系的不断发展和扩大，才会逐渐缩小乃至消失。再从作为记録语言的符号——文字来看，前面提到的产生于秦代的笔画简便的隶书，到汉代已普遍使用。解放后在东汉都城洛阳发现了数百座刑徒墓，共出土墓砖八百余块，其上刻有死亡刑徒的姓名、郡县狱名、刑名、死亡日期等，所书写的字体全部都是隶书。这批刑徒絶大部分是东汉统治者征调来从事劳役的农民，他们来自东汉王朝的九个州、三十九个郡国、一百六十七个县的狱所。隶书的通行，无疑也是汉民族语言趋于一致的表现。

　　由于汉武帝独尊儒家，作为汉民族共同心理的“祖宗崇拜与孝道”〔22〕，西汉以来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这主要反映在东汉时期族葬习俗的普遍化。从解放后在陕西、河南、河北、四川等地发现的东汉家族墓葬可以看出，这些墓地往往绵延数百年，经历几个朝代，墓中死者，常常是好几代人。这种族葬墓由于按宗法关系来安排墓穴，所以既包括一般平民，也包括大小贵族，宗族观念异常明显。此外，从汉代房屋、衣饰等方面的考古资料看，也体现出汉民族心理一致的特点。解放后，陕西、河南、山东、广东、四川等地的汉墓中出土的大量陶制住宅模型，其形式基本上是由门房、门楼、仓房、正房、厨房、厕所和猪圈等部分组成的四合院。这种建筑形式，在某些地区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此外，一些比较简单的三合式的房屋模型也相当划一。在衣饰方面，各地发现的反映各个阶层人物的陶俑，大都衣着一致，如四川等地东汉墓出土的农夫俑就是如此。

　　以上所述，说明自秦汉时起，汉民族已基本上具备了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和共同文化四个要素，成为一个相当稳定的古代民族共同体。

　　中经六朝、隋唐、两宋和元代，随着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和商品流通的发展，促进了国内经济中心的建立，从而加速了汉民族四个要素的成长和壮大。

　　隋唐两代是汉民族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显着发展的时期。在这时期，由于封建王朝先后实行了均田制和屯田制等积极措施，从而扩大了耕地面积，加快了农业的发展。利用士兵或招募农民在边疆地区屯田的结果，将中原地区汉族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牛犁耕作技术传给了当地的少数民族，推动了他们的社会发展。农业的发达又引起了手工业的发展。当时除家庭的手工业外，还出现了作坊手工业和官营手工业，其中尤以官营手工业的规模最大。解放后，在隋唐时代的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手工业产品的种类，就有瓷器、铜器、金银器、丝织品等。这些手工业制品，不但造型精美，而且富于民族特色。从某些产品如铜镜、纸、笔、砚等还可以窥见，当时的手工业产品已出现专门化和地方化。交通运输方面，由于以长安为中心而通往全国的驿道的修筑和贯通南北的运河的开凿，都大大加强了各地的经济联系，使唐代的商业迅速地发展起来，长安成了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解放后对长安城遗址的探测和发掘中可以看到，唐代的长安城不但规模巨大，而且布局严谨。结合文献记载大体上可以看出它的概貌：城内分东西二市，每市均有许多街坊。在工业区内，有许许多多的店肆、行（东市有二百二十二行）、贷栈（邸）、酒馆、茶肆、车坊、脚店等等，可以想象当时的繁华景象。长安不仅国内闻名，而且引起了国际的注目。印度、日本、朝鲜、波斯、阿拉伯、罗马等国的商人、僧侣、使者、留学生和学者都接踵而来，从而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除长安外，各个州治和大多数县治都设有商品交换的市，并规定有严格的命令：凡市，以日午击鼓而会，以日入前七刻击钲而散〔23〕。也就是不设夜市。全国性的手工业和商业中心或海外贸易城市，还有成都、广州、泉州、扬州等。

　　到了宋代，农业、手工业、商业和交通又比唐代有了很大发展，汉民族的共同经济联系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了。

　　北宋时期的农业，由于弯锄、铁耙、铁铧等生产工具和龙骨翻车、高转筒车等灌溉和引水工具的广泛使用，耕作技术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占城稻的普遍种植，都大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至南宋时，出现了明显的农产品的专门化和地方化，形成了谷物、甘蔗、茶叶、木棉、麻、葛、蚕丝等中心产地。诸如：江南的占城稻；四川、广东、福建、浙江的茶叶和甘蔗；广东和福建的木棉；四川和江南东路的葛；四川、广东、浙江的蚕丝等等，都是当时驰名的农产品。这些农产品作为商品在国内市场上进行交换，都一定程度地削弱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加强了国内经济的联系和发展。

　　手工业方面，宋代的冶铁、制瓷、造纸、丝织、造船等都有了明显的进步，某些产品的产地甚至中外闻名。例如江西的景德镇、浙江的龙泉、福建的泉州、广东的石湾等，皆是当时享有盛名的陶瓷产区；江苏、浙江、安徽、四川等地则是有名的造纸中心。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导致了商业的发达。往来于上述各大城市的富商大贾异常活跃，产生了称为三帮的南商、北商和蜀商等大商人集团。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发行了“交子”货币，并出现了“交子”铺。从印度、埃及等地发现的宋代铜钱和瓷器等文物看，宋代的对外贸易也是相当兴旺的。

　　元朝统一中国后，在农业、手工业的恢复、发展，水陆交通运输范围扩大和纸币交钞发行的条件下，国内商业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大都、杭州、泉州、庆元（今宁波）、上海、福州、广州等城市成了中外闻名的都市。由于陆路上建置了驿站制度，内地和边疆，东亚和中亚，在政治和经济上也联系起来了，汉民族的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汉民族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和共同文化，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在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下，畸形地开始向资产阶级民族转化，但未发展为资产阶级民族。新中国成立后，汉民族和国内各民族一道成了社会主义民族。

　　综上所述，汉民族自秦汉形成后，中经唐、宋、元、明、清数代，又获得继续发展和壮大。二千多年来，虽然出现过三国、南北朝、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等几次分裂局面，但这是短暂的历史支流，长期的统一乃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中国之所以能够处于长期的统一，是“因为自秦汉起，汉族已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自北宋起，全国范围内经济联系性加强了，这个共同体也更趋于稳定。封建统治者因而有可能加强中央集权，压制地方割据势力，使之不能公然活动，政治上的统一又前进一步。秦汉以后的统一，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只是在程度上北宋前后有些不同。因为汉族社会确实存在着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所以统一力量与割据力量作斗争，总是以统一力量取得胜利而结束。即使在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用暴力和阴谋企图分裂中国，但并不能达到它们的目的。这种现象决不是偶然的现象，也就是说决不能用偶然为理由来解释这种现象”。〔24〕

　　为了说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而在以后的各个时期继续发展、壮大起来的观点，我们认为，有必要着重简略地谈谈汉民族与国内各民族混血、同化的历史过程。

　　三、 汉民族在吸收周邻民族中壮大

　　周恩来同志说过：“汉族这样大，人数这样多，就是因为他吸收了别的民族。”〔25〕有的学者把汉族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形象地比喻为滚雪球，愈滚愈大。我们认为这个论断和比喻是正确的、恰切的。下面拟从秦汉以后的情况谈起。

　　据史籍记载，从东汉末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地区战争频繁，尤其延续达十六年之久的西晋“八王之乱”，引起了西北边疆各族如氐、羌、鲜卑、羯、匈奴等先后迁入内地，同汉族交错居住。这些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都比汉族低，大都过着原始的游猎和随畜迁徙、逐水草而居的畜牧业生活。他们在迁入内地之前，有的相互间已发生混血、同化，进入内地与汉民族杂居后，在汉民族封建生产方式的影响之下，开始逐渐向定居农业过渡，并不同程度地缓慢地趋于封建化。诸如解放后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美岱村鲜卑族墓葬中发现的腿部细长的龙首柄　斗就是明显的汉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其中的铜鉴和饰牌则含有匈奴文化的因素，记録了民族文化交往的真实历史〔26〕。

　　东北地区的高句丽，也不断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如解放后在吉林辑安高句丽建筑遗址中出土的莲花纹、莲叶纹和兽面纹瓦当，它们的式样就与同时代的中原地区流行的相近。

　　南方的俚、僚、越、蛮等民族都是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由于受中央封建王朝的统治早，与汉族的关系更为密切，它们之中有的因与汉族杂居而成为封建王朝的编户，故受汉民族的影响同化较深。

　　上述各族人民，在中原封建王朝的动荡年代，还与汉族人民一道参加反对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剥削的斗争，从而加强了彼此之间的来往以及通婚、混血和同化。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还有另一种情况，这就是进入中原建立国家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由于受汉民族封建生产方式的影响，主动采取吸收汉民族的先进文化以改革本民族旧俗的进步措施。诸如北魏孝文帝禁说鲜卑语，主张穿着汉族服饰，采用汉姓 ，提倡鲜卑人同汉人通婚，规定居住洛阳的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死后只能葬于邙山等等，从而促进了汉族和鲜卑族之间的同化和本民族的封建化进程。这一历史现象，有力地说明瞭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27〕

　　此外，游牧在今鄂尔浑河和土拉河流域的柔然、突厥和游牧在今辽宁锦西一带的吐谷浑（原为鲜卑的一支），在南北朝时期，都同汉族加强了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其中的吐谷浑后来还采用了汉文。

　　总之，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大混血和大同化的时期，汉民族在这个时期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壮大。

　　唐宋以后，随着我国历史的发展，汉民族与边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愈加频繁，关系愈加密切，影响愈加深刻，汉民族不断吸收其他民族而发展为我国乃至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

　　东北内蒙地区唐宋以来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民族有靺鞨、女真、契丹等。活动在今松花江、牡丹江流域和黑龙江中下游的靺鞨族，部落众多。唐时各部落的首领被任命为州刺史，曾建立渤海国，并仿效唐制建立政治、经济制度，常常派人来长安学习，接受汉文化，使用汉文。解放后，在吉林省敦化县渤海国旧都敖东城以南五公里的六顶山发现渤海国王族的墓地，发现了渤海宝历七年（公元780年）贞惠公主的墓葬。墓中出土的一对石狮，具有浓厚的唐代雕刻风格。记述公主身世的汉文墓碑，也完全模仿唐代碑志文体。〔28〕女真族北宋时曾建立金国，后来部分女真人迁入中原，在汉族封建生产方式的影响下，社会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并逐渐与汉族同化。留居东北的女真，元明时在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下，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成为清代满族的主要部分。契丹族唐宋时建立了辽国。北宋时由于契丹地区迁入了大批汉族，农业、手工业得到了普遍的提高。考古学工作者1958年在内蒙古昭盟宁城发掘曾经历过金、元、明三个时期的辽中京城址，其建筑布局大都模仿中原都城的建制。各个时期的辽墓出土的随葬品；诸如短流注子、碗、盘、铜镜、鎏金银器等，其造型和纹饰，都具有唐代的风格，反映了汉族对契丹族的各种影响都很深。〔29〕

　　西北地区的东突厥和西藏地区的羌，在受汉族先进文化影响方面也极为明显。东突厥通过向隋王朝的求婚、纳贡、称臣以及与唐王朝的长期互市，推动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东晋至北宋时，先后建立后秦和西夏政权的烧当羌和党项羌，它们的首领多受历代封建王朝册封，并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混血、同化。此外，从解放后的考古材料看，唐宋以后汉民族对新疆地区各民族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汉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壮大的历史，就是不断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过程中吸收其他兄弟民族的历史。“吸收了就壮大了，这有什么不好？这也是同化”〔30〕。但各民族之间的同化关系又往往是辩证的，即“汉族同化别的民族，别的民族也同化汉族”〔31〕。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也还是如此。当然，民族之间的同化是不平衡的，而且一般而论，常常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这是一种自然同化，是历史的进步现象。至于历史上汉族封建统治者采用的强迫同化则是反动的，应坚决反对，因为这种强迫同化往往给兄弟民族的广大人民带来压迫、奴役和剥削的痛苦。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世界上没有什么纯血统的民族，所有民族都是在相互交往的历史过程中发展、变化；（二）我们必须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政策，反对任何民族歧视、压迫、分裂行为；（三）各民族应当互相尊重，互相支持，才能走向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这是历史赋予我国各民族的使命。

　　

　　注　释：

　　〔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8页。

　　〔2〕见《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3〕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此文后经作者修改，并以《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为题，收入《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绪言中。

　　〔4〕参看杨则俊：《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 《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6期；格·叶菲莫夫：《论中国民族的形成》，中译文载《民族问题译丛》1954年第2期；曾文经：《论汉民族的形成》，《科学通报》1955年第2期。

　　〔5〕《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33页。

　　〔6〕杨堃：《略论有关民族的几个问题》，《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7〕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76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4页。

　　〔9〕同〔8〕，第89、160页。

　　〔10〕参看杜玉亭：《基诺族族源试探》，《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牙含章：《关于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的两封信》，《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

　　〔11〕杨堃：《略论有关民族的几个问题》，《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12〕参看拙作：《论民族学的对象、内容、方法和任务》，《民族学研究》第1辑，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14〕同〔13〕，第255页。

　　〔15〕《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89页。

　　〔16〕同〔15〕，第288页。

　　〔17〕宋永亨：《搜采异闻録》卷1。

　　〔18〕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5页。

　　〔19〕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2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版，第82页。

　　〔21〕见《汉书·艺文志》。

　　〔22〕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23〕见《唐六典》卷20《太府寺·两京诸市署》。

　　〔24〕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25〕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1957年8月4日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1979年12月31日。

　　〔2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95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2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102页。

　　〔29〕同〔28〕，第110页—111页。

　　〔30〕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1957年8月4日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31〕同〔30〕。

　　

　　附记：此文原为《中国民族学概论》（与梁钊韬、杨鹤书合作，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九章，收入本文集时略作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