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日，天还未亮，我在家中突然接到人类学系办公室主任梁超同志的电话：梁先生已于凌晨三时二十分去世了！噩耗袭来，使我惊愕，悲痛不已，我没料到他竟归去得如此匆促，因为前天去看他时，他还谈及《文化人类学》书稿的编写和系里教师晋升职称的事，并约我下次再来，怎能想到这次见面竟成永别！为料理后事，校、系有关人员接连开了几次会，这期间，先生的音容、家世、往事、风范、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梁钊韬教授，广东顺德县人。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出生于一个采矿家庭，自幼就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一九三五年入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学习，一九三七年转读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中大研究生院从师杨成志、罗香林专攻人类学，一九四一年获硕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讲师、副教授。解放后，一直在中山大学任教，历任历史系、人类学系副教授、教授，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人类学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第四届、第五届广东省政协委员等职；幷兼任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人类学会主席团成员，以及中国考古学会、中国人口学会、太平洋历史研究会等学术团体的理事和国际当代人类学会委员。这些光荣的履历是先生一生从事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人类学教学和科学研究的见证，是其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人民教育事业和学术的最好说明。

　　先生勤奋的一生，其贡献是多方面的。

　　先生一向关注人民的教育事业，其勇于创业精神则暮年身萎而不已。他四十年如一日，长期耕耘在教学第一线的园圃中，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园丁，呕心沥血为国家育英才，真可谓桃李满门。仅以近几年而言，先生就以羸弱多病之躯，培养了十四名硕士研究生和四名博士研究生。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先生非常重视教材建设，认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五十年代，就亲手编写了《中国考古学通论》、《原始社会史》、《人类学概论》等曾被当时的教育部列为全国交流的教材。“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先生即首倡在高校恢复民族学课程，为了赢得同行的支持，不辞劳瘁四出奔走，同时指导我们编写出《中国民族学概论》提纲，于一九七八年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召开座谈会，征求各方同仁的意见。此书能获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奬和获中山大学优秀教材奬，是与先生的辛勤浇灌分不开的。从培育人才和关心学科的命运看，先生对促进我国民族学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先生十分关注考古事业的发展，在他任中山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时，就为建立考古专业操劳，虚心听取同行的意见，排除困难，逐步创造条件，开设考古专业。先生认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多民族的文明国家，拥有异常丰富的人类学研究资料，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人类学”。在这种勇于开创的思想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先生积极投入了复办人类学系的筹备工作，他亲自向学校和当时的教育部写报告，论证社会主义中国需要人类学，一九八一年终于在中山大学复办了全国第一个人类学系。由于白手起家，百废俱兴，从系领导的调配、教师的人选到专业的设置，教学计划的拟订，基础课程的安排，都亲身参与。人类学系复办后，先生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亲自在中山大学主持召开了第一届国际人类学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外国学者瞭解人类学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后，称赞说：“中国的人类学系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系！”

　　先生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践，在长期担任原始社会史、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课程的教学期间，曾多次率领学生到各地进行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并深入粤北、海南、滇西等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考察现行风俗习惯。在本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先生就跋山涉水勤考察，足迹几遍瑶村、黎寨和滇西山区，《粤北乳源瑶人的宗教信仰》、《海南岛黎族社会初步研究》、《滇西有关民族原始社会史调查材料初释》、《广东南海县西樵山石器的初步调查》等，就是先生解放前后，在民族学和考古学方面重视实践，身体力行的优秀的科研成果。一九八五年，先生为了更好地指导他的学生——我国第一位藏族博士生格勒的毕业论文写作，置年迈体弱于不顾，同格勒一道千里跋涉，深入川西藏族地区进行考察，顺利地完成了搜集资料和论文写作的任务。此外，先生还非常注重直观教学，今天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文物馆里收藏近二万件考古、民族文物，其中不少是他几十年来从事艰苦的田野工作过程中搜集而来的。

　　先生一生勤勤恳恳在学术园地上耕耘，硕果累累，自三十年代迄今，发表了学术论文一百多篇，其中《马坝人发现地点的调查及人类头骨化石的初步观察》、《论“曙石器问题”争论的学术背景与中国猿人及其文化的性质问题》、《关于原始社会史的几个问题——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氏族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西瓯族源初探》、《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濮莱的关系及其流传》等，在国内外学术界均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先生以其丰富的学识和敏鋭的观察力，根据广东文管会副主任商承祚教授从马坝带回的曲江县马坝乡农民在当地狮子山石灰岩洞穴捡到的头骨化石碎块，断定它是古人类阶段的人类头骨化石。马坝人的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它对我国乃至世界的古人类学研究都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因为这一发现从此填补了从猿人到新人的中间环节，找到了人类进化史长链中失落的一环。

　　先生在学术上造诣甚深，他经常教导学生和青年教师，解决原始社会史中的疑难问题，必须运用考古学、历史文献、民族学三结合的互证方法才有可能。他经常说，考古材料无疑是珍贵的，但它是不会说话的静态的东西，文献记载又比较简略，其中还难免有错漏和被歪曲，民族学材料是活的“社会化石”，是活生生的动态的东西，三结合就可以互相印证。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先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经常深入地进行民族学和考古学的田野工作；也正是在这种观点指导下，他赞同多学科的互相渗透和综合性研究，矢志不移地复办人类学系，开设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几个分支学科的一系列的基础课程，并主张文理浸透，开设古生物学、古地理学等理科课程。

　　此外，先生在推动我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促进百越史的研究，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先生在教学和学术上的显着成就，以及率先复办全国第一个人类学系的功绩，使他蜚声中外，其名字被光荣地载入美国1987年出版的《世界名人録》中。

　　先生受到社会和人们的敬重，不但因为他是一位成就显着的学者，而且还在于他是一位正直的，追求真理，坚信马列的知识分子。先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在教学和科研上始终如一地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十三大后，他虽然病重住院，仍然强调必须把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结合起来，面向世界现实，结合中国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他说：“我们要吸收西方人类学的精华，但我们的人类学与西方的又不一样，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也就是说，先生对“拿来主义”精神是肯定的，但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批判和吸收、发扬和继承，使之适合中国国情，为我国民族的发展繁荣服务。他极力反对“食洋不化”，认为我国人类学必须中国化，而不是全盘西化。先生对马列主义的信念，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冲击也毫不动摇；为了表明自己的高风亮节，他将书斋命名为“秋菊斋”。此名可能源于屈原《离骚》中“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诗句。因此，“秋菊斋”之名，足见先生修洁自持和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念。先生六十年代就开始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直至病重住院，仍多次提出申请。中大党组织根据他的意愿，经过长期的考察，决定批准他入党。当先生在弥留之际听到这一喜讯后，心情激动不已，认为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归宿。

　　先生为国育才的贡献，不但表现在他勇于创业的精神，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甘当人梯，奬掖后进。他对青年教师的成长极其关注，为了帮助他们备好课，甚至连自己的手稿和珍藏的资料都无私地提供给他们参考，使用；将专业书籍（哪怕是刚从国外买回来的名贵图书）借给研究生、教师们更是平常的事。学术上的解疑，先生更是耐心细致。先生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给师生以深刻的教育和启迪。

　　总之，先生的一生是为教育和科研事业鞠躬尽瘁、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祖国和人民的一生，他的光辉事迹永昭后人，永远值得我们追忆和怀念。我们虽然痛失了一位可敬的创业者和老师，但他栽下的大树正在枝繁叶盛，开花结果。先生的未竟事业，后继有人，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将会更加兴旺发达。

　　梁先生安息吧！

　　

　　（原载《民族学通讯》第71期，中国民族学会编，1988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