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从西方传入我国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世界不同文化类型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的频繁，今天它已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文化人类学的应用研究，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利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来分析研究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从而帮助人们寻找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具体方法。诸如文化人类学家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参与人口、教育、卫生、都市化、经济发展、社区发展等问题的探讨，协助政府及有关机构和组织寻求有效的对策和措施；二是运用文化人类学有关人类、社会和文化的知识与观念，解释人类群体内的一般行为，如解释工厂或企业的内部结构和人际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或促进工作效率等等。

　　本文试图利用文化人类学的有关观念、知识与方法，对目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考察，从中找出我们认为可以解决问题的线索，或者给人有某种启示的意见，作为引玉之砖，以促进文化人类学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问题的应用研究的开展。

　　一、历史的回顾

　　我们认为，文化人类学从一开始就是为社会现实服务的，所以，“人类学之父”泰勒将之称为“革新者的科学”、“决策的科学”〔1〕。人们踏入二十世纪，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利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变得愈来愈普遍，时至今日，这种应用研究已成为文化人类学发展的主要方向。

　　据学者的一致意见，文化人类学被引入中国是在1926年，我国文化人类学家在很早就已注意到这门学科对现实问题研究的意义。如林惠祥先生曾指出，文化人类学的目的有“蛮族的开化”和“文明民族中野蛮遗存物的扫除”〔2〕。李安宅先生1935年在其译作《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的序言中也说过：“我们不希望对于自己的社会基础——农村——有科学的认识则已，不希望对于边疆社会加以开发与巩固则已，如其希望，则必要脚踏实地的细大无遗的社会学，这等不以近代城市文明为背景的社会学，不以西洋工业化的大量生产的农村为背景的社会学，便是译者心目中的人类学，便也是这译本所提倡的人类学”；“中国以农村为基础，中国的农村又不是工业化的农村，所以用人类学来研究中国农村正合适”。〔3〕这时期，不少人类学家还试图利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与知识来研究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其中尤以费孝通、陈达、史国衡等人的工作最为引人注目。费孝通先生在1938年写成《中国农民生活》一书。这是第一本试图改善中国农民生活，从而改造社会的人类学论著，也是第一本有意识地利用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主要是功能主义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我国汉区农民的应用之作。费孝通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在该书前言中这样评价道：“此书将被认为人类学实地工作和理论的发展的一个里程碑”〔4〕。费孝通先生的学生史国衡在1944年写出《昆厂劳工》一书。这是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研究旧中国工厂内部结构的应用之作。史国衡的研究及其分析结果，不仅在当时具有较大的影响，而且对今天的文化人类学的应用研究仍有借鉴意义。陈达先生在1946年写成的《现代中国人口》，对我国近百年来人口的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结合二十多个国家的人口研究资料，进行了对比分析；同时还研究了人口政策诸问题，并涉及优生学、性教育等问题。由于它是一本应用之作，故曾被国外学者誉为“一本真正以科学态度论中国的书”。〔5〕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三十年代以后在我国掀起的社会学调查热潮。这种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边政服务”，其思想主要来源于：（一）社区调查的思想和方法；（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就，尤其是文化功能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三）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成就；（四）地域调查运动的理论；（五）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成就。〔6〕这种社会学调查，均包含了利用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思想和内容。当时或以后成书的《禄村农田》、（费孝通）、《易村手工业》（张之毅）、《凉山彝家》（林耀华）等，也都体现了这种利用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思想。

　　上述前辈学者面向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现实的研究，由于时代和条件的局限，对问题所持的见解尽管还有些偏颇，甚或欠当之处，但他们力图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和方法去考察社会实际问题的方向，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的。他们在学术上的辛勤耕耘，实际上已启我国文化人类学应用研究和“文化人类学中国化”的先河。我们应该继承他们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大力开展我国文化人类学的应用研究，逐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人类学。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有组织有计划的指导下，从1953年开始，对除台湾外的各地申报的几百个民族名称进行了大规模的识别。在民族识别过程中，我国文化人类学家大都先后参与了民族调查工作。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家制订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有关政策提供了事实依据和参考意见，也为少数民族地区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提供了科学根据。

　　“文化大革命”以后，文化人类学这门被遗弃、被排斥的学科恢复了其社会地位，也得到承认和肯定。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文化人类学虽然发展仍很缓慢，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已开始意识到利用文化人类学知识、观念和方法来研究、分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实际问题的迫切性，而文化人类学家也敏感地觉察出这种应用研究的方向正是文化人类学得以勃兴的主要动力，从而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进行探索，争取在广阔的文化研究领域中，为国家、民族做出本学科的更大贡献。

　　二、应用研究的内容

　　利用文化人类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研究社会现实问题，包含的内容很多，范围很广。文化人类学家以自己对社会、文化及人际关系的瞭解，提供各种有价值的知识和观念，可以协助改善和解决各种社会现实问题。这方面的内容涉及文化变迁、社会行为、人口问题、乡村与城镇的发展、工艺技术与经济发展、传统文化与商品生产的适应、教育、卫生、营养、行政管理、军事、犯罪等等。实际上，由于文化人类学将人类社会、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均包括在自己的研究之中，因而运用它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现实问题的范围也异常宽广，有关人类行为与人类心理的各个部分、层面，以及影响这些行为、心理的诸种因素，均可利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我们认为，文化人类学对我国现实问题的研究，主要内容似有以下诸方面。

　　（一）经济发展的研究

　　文化人类学对经济发展的研究，着重于探讨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文化人类学在整个事物的环境中研究每一种现象的全面观察方法，对宏观经济控制和社区经济发展的研究都具有极大的意义。文化人类学提供的关于整个社会或社区的文化背景材料，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在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人类经济活动与经济行为过程中，经济人类学脱颖而出。它一方面揭示人类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的不同经济现象及其变化过程；另一方面企图为解决现代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种种现实问题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和实践中的方案。因此，文化人类学对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经济人类学的成果中。

　　我国目前正处在由传统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时期，经济发展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这个问题在民族地区显得尤其突出和重要。然而，由于传统生产方式的束缚，以及旧的风俗习惯的影响，我国不少地区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还很差，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尤其是一些闭塞、落后的山区以及多民族杂居区或少数民族聚居区，发展商品经济的阻力仍然相当大。如《富饶的贫困》一书中所写：云南“许多山区视放火烧山为人类行为之正宗，至今把做买卖、商品交换当成不光彩、不道德的勾当。养猪养鸡是为了自己吃，养牛是为了给别人看（夸富）。一户农民要种十多种以至几十种作物，以求自给自足。猛海县西定区有个重点户，杀了口猪在区上卖，卖了三天还没有卖完——没人买。猛腊县义武区一个哈尼族大队，大队长根据上级指示，下令群众去赶集。结果自己却在赶集的半路折了回来，——怕丢人”〔7〕。此外，在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着“重义轻利”的观念。据海南黎族的同志说，当地一中年妇女，丈夫叫她挑芒果到集市去卖，沿途见到亲戚朋友，便拿出来赠送，还未到市场，一担芒果已经分送完了，结果一分钱也没有得到。〔8〕又如小凉山彝族地区，在县城上百家饮食经销业中，除本民族干部家属经营的个别经销店外，其余全部是外族外商。究其原因，本民族开办店铺以后，由于家支亲戚白吃白拿的多，致使小店招架不住传统消费的切割而关门倒闭。〔9〕这种基于狭小的自然经济之上的原始的民俗心理观念，显然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因此，研究这些民族和地区传统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或作用，探索耕作习惯、经济形式、风习、思想观念、民俗心理等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或促进的影响，对民族或社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有帮助的。

　　当然，中国文化人类学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仍很薄弱，但是，随着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文化人类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能发挥独特的作用，这一思想会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其应用研究的领域将越拓越宽。

　　（二）人口问题的研究

　　文化人类学参与人口问题的研究，旨在指出影响人口数量、质量、结构比例等的文化因素，从而为制定和实施有关政策提供参考意见。

　　人口研究的文化人类学方法，主要仍然是全面观察法。通过对整个文化体系的认识，通过对人们生活习俗、生育制度和思想观念的认识，指出人口变动及产生种种人口问题的原因，从而最终为制订、实行有关政策和措施提出方案。

　　我国目前人口问题比较严重，如数量多、基数大、结构比例不合理等等。然而，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生育制度、思想观念及习俗等，对有效地实行人口控制与调整，解决日益严重的人口问题，都是一些很大的阻碍因素。文化人类学参与对这些因素的分析研究，可以提供有关影响人口问题的详细资料。诸如1986年夏，我们在粤北乳源瑶族自治县一个区的调查中发现，全区六个瑶乡的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原因是这些地区的瑶族一直有自我控制人口的传统，生了三胎后即主动进行结扎手术（有关政策规定瑶族可生三胎）；而该区唯一的汉乡，计划生育工作很难开展〔10〕。究其原因，与当地男尊女卑、“多子多福”等封建伦理道德观有密切联系。利用文化人类学的有关知识对这类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有关人员瞭解影响人口问题的诸种因素，从而有利于人口政策及其他措施的具体落实。

　　（三）教育问题的研究

　　文化人类学研究教育问题，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主要是探讨教育的演变过程，探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下的教育，以及教育与政治、经济、社会层次、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教育与文化传递的连续性、间断性的关系，非学校教育等等。目的是为了帮助解决教育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实际问题。其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参与观察法，兼以文字材料、数字统计、録音録像、心理测验等等，进行综合的或固定问题的分析研究。

　　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有关知识与方法研究我国教育问题是一个新的方向。目前，我国部分汉区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入学率、升学率、巩固率均不高，教学效果不理想，学生对教学内容不易理解以及双语教学、经费不足、师资缺乏和如何编写乡土教材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学校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关系。如云南部分傣族地区，十余岁的小男孩纷纷脱离政府开办的学校，被家长送入缅寺当小和尚，使学校教育入学率明显下降，或成为“女子学校”。〔11〕原因在于当地民间习俗的压力，即认为男子必须入缅寺当过和尚，否则受到轻视，甚至连对象也找不到；而诵经和其他手工操作，同样可以学得知识。青海有一些牧区，因为经济原因和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学生入学率也相当低〔12〕。又如广东部分瑶族地区，女孩入学率明显比男孩的入学率为低〔13〕；等等。引起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能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或期望通过一定的经济制裁就能产生效果；只能依靠对各地具体历史和现实社会问题的瞭解，通过对这些民族或地区传统习惯、民俗心理、经济文化背景的探讨，采取适应这些地区文化背景和文化变迁的灵活措施。文化人类学对不同文化的分析和理解，有助于探求产生各种各样教育问题的根源和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四）乡村与城镇发展的研究

　　文化人类学对乡村与城镇发展问题的研究，在我国仍属新的课题。我国不少学者虽然对少数民族村落曾做过一定的调查研究，但总的说来，对各种类型的城镇及广大汉族乡村的研究，尚缺乏先例或刚刚起步。

　　文化人类学研究乡村与城镇发展问题，使用的方法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以及参与观察法，注意处于不同文化环境下乡村地区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探讨乡村文化环境对该社区发展变化的作用和影响。在城镇研究中，对通过各种途径（如移民等）而来自不同文化环境的人口进行调查，探究其在城镇文化环境中碰到的普遍问题及适应城镇生活的方式。以及其他因此而引起的一系列连锁问题。同时还探讨城镇中各种群体（如社团、集团、公司企业、商店人员等）的内部结构与生活方式。在这种研究中，文化人类学家往往还要进行长时间的追踪调查。

　　我国目前城镇都市化的倾向还不甚明显，但是乡村地区和中小城镇的发展速度却很快，尤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及沿海其他地区为最，这样随之而将出现城乡一体化。由于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两大亚文化系统间的巨大差异，而产生许许多多的实际问题。诸如在广州，由于特区政策的吸引，大量农村人口拥了进来，定居在远郊或近郊，甚至市内。这些人的家庭生活习惯、人际关系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适应广州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也碰到了不少问题。另外，广州文化及其生活方式在珠江三角洲，尤其在南海、番禺、顺德、东莞、花县等地迅速传播，但是，这些地区的传统生活方式并没有因受冲击而消失迨尽。于是，两种亚文化便因接触频繁而产生冲突、摩擦，群体内因此而产生明显的“代沟”。我们认为，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解决，均需首先研究城乡两种文化间的异同，及其相互涵化的规律，从中找出解决冲突、摩擦的良好方案，促进生活的和谐。但这些研究都只能在文化人类学家的专业指导下才能顺利完成。在城镇市政建设和公共设施等的设计中，同样需要考虑多样的文化特点，考虑人们对拥挤的生活空间的态度和适应过程。因此，文化人类学参与对城镇生活及都市文化的调查研究，探讨都市的发展趋势，对有关机构的工作及有关政策的制订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五）卫生和营养问题的研究

　　人类学与公共卫生问题，很早就引起有关机构和人员的关注。在国外，公共卫生政策的制订，必须首先瞭解不同文化的人们对卫生设施、卫生机构及医务人员的需要和态度，并要瞭解各地区、各种文化的卫生习惯。这些工作大部分由文化人类学家来承担。文化人类学对公共卫生问题的研究，包括研究不同文化对传染病、地区性疾病、精神病等疾病病因的解释，以及对疾病的分类、防治等问题。从而有助于卫生医疗机构掌握不同的文化背景，更有效地实施治疗和其他卫生措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随着现代化速度的加快，城市生活日益复杂化，居民的心理状态也随之而变得复杂，于是文化人类学家开始着力于个性和精神心理的调查研究。然而，这种研究在我国尚不为人们注目，考虑到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将可能出现类似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我们认为开展居民个性与精神心理的文化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我国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十分明显，反映在医药和卫生上各有自己的习惯和认识，有的民族甚至还相信巫术疗病法。因此，以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研究各民族文化对医药及卫生问题的作用和影响，将有助于提高各民族医药水平和改进卫生习惯。另外，对某些地区性疾病和由于生活方式引起的疾病的防治，也需要首先对文化背景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如鼻咽癌的发病率以广东人为多，有人经过研究，认为这与广东人自小吃咸鱼的生活习惯有关。又如X—地中海贫血在我国的发生率高达293—149%，超过世界人口的遗传负荷数126%〔14〕，这是令人吃惊的数字！很明显，这种疾病的导因与我国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因此需要文化人类学参与研究，探求导致这种疾病的文化因素，并帮助寻找有效的防治措施。

　　文化人类学对营养问题的研究，主要探讨文化对营养吸收的影响，探讨不同文化的食品分类、饮食习俗、营养供求系统等等，试图帮助解决某些营养失调问题。

　　我国民族饮食文化极其丰富多样，并使西方人羡慕不已，然而民间的饮食习俗对营养吸收却比较忽视，因而需要有中国独特的饮食疗法作为一种补充手段。要科学地认识和理解中国的这种营养供求与调整系统，必然需要文化人类学提供的有关整个文化体系的材料。我们认为，中国的饮食疗法，也只有在文化人类学知识的指导下才能更加科学化。又如，在对我国三万名城市儿童的调查中，发现竟有40%是缺铁性贫血儿童，而另一方面，由于营养过剩或不平衡带来的疾病却日益增多。〔15〕这不仅反映我国饮食文化中那些非营养型的饮食习惯的严重不合理性，也表明我国传统生育制度和其他习俗对营养问题的影响是极大的。这些问题，都亟需文化人类学家去探讨和指导。

　　（六）政府工作及政策的研究

　　文化人类学对政府工作及政策的研究，主要是探讨某些政策或工作在各地区各民族中实施的可能性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对文化的差异性异常敏感的文化人类学家非常明白，文化间的轻微差异或相互间的误解，都有可能导致政策具体执行人员无法开展工作。因此，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介入，担当文化中介人，帮助政府工作人员，促使一些具体性政策能够发挥作用。

　　我国文化人类学在这方面的应用研究，目前仍没有受到重视。文化人类学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认为制订某项政策时，一定要考虑到不同的文化体系，决策要符合处于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下的实际情况。在一般人员看来，这是书生之见，多此一举，过于夸大了文化因素的作用。实际上，这是对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的极大误解，同时也反映中国文化人类学的知识亟需普及和宣传。我们相信，政治体制改革后的中国，随着文化人类学应用研究的日益开展，这个问题将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过去，我国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由于不顾及各民族、各地区的特定社会环境、地理条件和风俗习惯，用行政手段推行某些“一刀切”的政策，结果产生不少消极的后果，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如“文革”中不准回民进清真寺，强令其养猪和吃猪肉；用经济手段禁止永宁纳西族阿注婚，再如，粤北地方政府在连南排瑶地区进行的搬迁计划未能取得积极效果〔16〕；贵州紫云县民委为帮助该县宗地公社中洞生产队15户共63口人搬出原居住地——一个暗无天日的山洞，所作的努力也没有取得丝毫成效。〔17〕这些都是很发人深省的事实。

　　所以，文化人类学对政府工作及政策的研究，有利于提供切合实际的参考意见和提出正确的行动方案。今天，在促进各民族地区发展和四化建设过程中，文化人类学由于其本身的特点，而终要发挥其独特的作用的。

　　（七）其他方面的研究

　　除了上述六个方面的主要研究内容外，我们认为，文化人类学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还涉及军事、外交、青少年犯罪、现代婚姻家庭问题等等，这在西方国家都已有先例。诸如美国将文化与人格学派研究日本国民性的成果，用于对日军事行动和军事占领，把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用于越南战争和在南美的军事行动；许多国家要求外交人员学习一定的文化人类学课程，以瞭解各国的文化背景、生活方式、民情风俗。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军事力量是防御性质的。然而为了交往的需要，我们的军事、行政和外交人员也要具有一定的文化人类学知识。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别人既然在研究我们，我们自然应该“礼尚往来”，也去研究他们。我国自对外开放以来，尽管取得巨大的成就，然而，在经济贸易方面的受骗上当，以及国民精神受到某种程度的不良影响等等，与对别人缺少或没有进行文化人类学的各种研究不无关系。这种历史经验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文化人类学惯于从整个文化的环境中研究每一文化现象，因而更能全面地认识和理解各种文化现象——经济、政治、宗教、人口变动、教育等的相互联系，避免了把他们看成似乎是独立的单位的错误。正因为这样，文化人类学对社会文化的整体和各部分都有独特的见解，因此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内容是很丰富的。

　　三、应用研究中应解决的几个问题

　　我们认为，在应用研究中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前提问题。文化人类学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应用研究，必须在它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目前我国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建设及方法论研究相对落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利用文化人类学知识与方法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应用研究的发展。我们必须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通过结合中国国情的研究，以及对西方文化人类学各个流派精华的吸收和糟粕的批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体系。

　　第二，研究方法问题。文化人类学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的方法，主要还是实地调查，即深入生活作全面而系统的观察方法。在研究具体性问题如政治、经济、教育、都市等时，把它们放在整个文化的环境中来考虑，避免将问题看成相互独立的文化现象。这是一种辩证地考察问题的正确方法。由于文化人类学不仅对不同的文化系统进行整体研究，而且具有综合各个学科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层面去共同探讨某个问题的能力，因而能把对现实问题的应用研究建立在对整个文化系统的全面认识的基础上。

　　第三，对利用文化人类学研究社会现实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持肯定态度的。有人认为这种应用研究不能促使基础科学的发展，也有人担心这种工作可能会诱使众多的年青人类学者脱离与大学及研究中心（所）的联系，脱离一般的和理论性的研究，从而使文化人类学学科的发展遭到危害。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文化人类学首先是一门实用的科学，它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均是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基础上总结发展起来的。文化人类学家有参与现实问题研究的经历，更有利于他们从事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科学地把握、运用理论和创造、发展理论，对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是一个促进。目前，我国科学界和社会向文化人类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希望文化人类学走向社会，开展对各种现实问题的研究，与其他学科携起手来，解决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探讨人们未来的生活方式。如果中国文化人类学不适应这样的社会需要，对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没有作出自己应有的反应，则将会成为一门脱离社会生活的学科而不为社会和人们所欢迎。这样，文化人类学就缺乏活力，就没有发展的余地可言了。

　　第四，国内学术界与实际工作部门的长期脱节和分离，影响了利用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现实问题的发展及效果。一是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文化人类学家很少有机会在社会上兼职，不可能把文化人类学对某些问题的见解、观念用于实际生活中。二是实际工作人员絶大部分没有受过文化人类学的训练，对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现实意义缺乏认识和瞭解。这都是不利于应用研究的深入进行的。

　　第五，“职业道德”问题。西方人类学界对“职业道德”的讨论比较多，在我国，无论是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家，还是今天的文化人类学家，都是抱着改变中国民族的命运、改善人民生活的信念去研究文化人类学的，在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探讨中，他们真正做到了与被研究者同命运、共患难，体现了文化人类学“为创造未来的幸福的世界的参考”〔18〕的精神。中国文化人类学家所做的工作，最终是要使文化人类学成为各族人民大众的文化人类学。

　　综上所述，文化人类学是一门外来的学科，它能植根于中国的土地，与前辈学者将之应用于社会现实生活的研究是分不开的。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极其丰富多彩，是文化人类学的用武之地；加之目前各民族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都等待着文化人类学家去深入研究，从而使这门学科显得更加重要了。我们坚信，只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只要理论联系实际地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活生生的问题开展应用研究，我国文化人类学就一定会蓬勃发展，成为一门很有前途、很有价值的实用学科。

　　

　　注　释：

　　〔1〕《民族译丛》1985年第2期。

　　〔2〕《林惠祥人类学论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3〕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李安宅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译者序言第2—3页。

　　〔4〕见《社会学与现代化》1985年第4期。

　　〔5〕同〔4〕。

　　〔6〕同〔4〕。

　　〔7〕《富饶的贫困》（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

　　〔8〕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张寿祺教授提供。

　　〔9〕《民族学通讯》（中国民族学会编）第68期。

　　〔10〕见1986年夏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民族学专业83级调查整理的《乳源瑶族自治县必背区瑶族社会调查材料》（附：横溪汉乡调查材料），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资料室收藏。未付印。

　　〔11〕《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12〕《民族学通讯》（中国民族学会编）第67期。

　　〔13〕《民族学通讯》（中国民族学会编）第60期。

　　〔14〕《民族学通讯》（中国民族学会编）第92期。

　　〔15〕《羊城晚报》1987年9月22日。

　　〔16〕同〔13〕。

　　〔17〕同〔7〕，第55—56页。

　　〔18〕林惠祥语，转引自《厦门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原载云南《思想战线》1988年第5期,此文与陈运飘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