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立诚

　　在南江流域，先秦时期考古遗存十分丰富，不仅地点数量多，出土的青铜器也最多。此外，还发现数量不多的古人类洞穴遗址和汉代遗存。从出土的汉式器物，可以看到汉越文化的逐步融合，可以证实南江与鉴江是海上丝绸之路与内陆地区的对接通道之一。

　　

　　南江是西江上游的主干支流之一，源于信宜市的合水镇鸡笼山、平塘镇的平塘河和茶山镇的大营坳。南江流域的主干流和支流主要流经今云浮市辖属的罗定、云安、云城和郁南，主流自南向北，在郁南的南江口镇汇入西江。本文以这一区域的考古发现为主线，对南江流域的早期文化进行探讨，从中考察其文化发展的进程及相关的问题。

　　

　　一、南江流域早期文化的分布

　　经过文物考古工作者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对这一地区的考古文化已有初步的认识。在罗定一带，先秦时期的考古遗存十分丰富，不仅地点数量多，出土的青铜器也最多，在围底镇和船埗镇，有多处先秦时期的遗存，而在太平镇和罗平镇，则有以青铜器为主要随葬品的墓葬。此外，还发现数量不多的古人类洞穴遗址和汉代遗存。云安和郁南发现先秦时期考古遗存不多，较重要的是蟠龙洞古人类化石，其他有零星分布的战国墓和汉墓等。

　　

　　二、南江流域早期文化的主要发现

　　就目前资料所显示，蟠龙洞古人类化石是南江流域地区年代最早、也最为重要的古人类遗迹，发现于1987年[1]。蟠龙洞位于云浮云城区北面的狮子山西麓，为石灰岩洞穴，裂隙型发育，总长526米。洞口向东，高出地面12米。洞前有溪流。从洞口内进40米处有黄褐色胶结堆积，含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堆积中出土2枚智人牙齿化石，其中一枚为前臼齿，另一枚为臼齿，初步观察，其形态特征较为古老，判断属于早期智人化石，哺乳动物化石群中有东方剑齿象、纳玛象、大熊猫、中国犀、巨貘、巨羊等絶灭种类，生存年代当为晚更新世早期，距今约为10万年前后。如判断无误，则蟠龙洞人与封开垌中岩人大体同期，属于远古时期“西江走廊”中古人类东进的一支。但堆积中惜未见文化遗物。

　　在罗定的苹塘下山洞也发现有人的化石。该洞位于罗定城区东面21公里处,在洞内堆积的第二层出土一段人的挠骨,残长178毫米,骨壁厚3毫米。石化程度一般。骨体表面一端有豪猪啃咬痕迹。共存动物化石有黑鼠和一些破碎的兽骨。据堆积情况分析,时代为旧石器晚期,人骨化石可归入晚期智人。与人骨化石共存有60余块破碎蚌殻。个体较大，且坚硬厚重。其中一些有人类加工痕迹，有的标本边沿有两处平直截面，刃部锋利；不少标本保留有经人为加工使用后所形成的直刃；还有的标本留有受火烤熏过的黄褐色殻面。发掘者认为这是人类加工使用的蚌器[2]。

　　罗定金鸡的饭甑山洞内堆积物的第二层，出土5件石制品。均为砾石制作。有砍砸器、石锤和刮削器。其中一件刮削器是石片制作，有一个弧刃，刃面有经多次打击留下的片疤。另有一件刮削器是用小砾石制作，向两面加工出一个刃缘，经多次打击，刃部留有修理疤。砍砸器用锤击法打制，刃面陡直，这类陡刃器在两广地区分布普遍。这批石器中个别已出现两面打击技术，较之上述各地点的石器形态显然要进步一些，可确定其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3]。

　　上述几处旧石器时代遗存，是探讨现代中国人起源问题富有人类学意义和极具考古价值的资料。

　　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发现较少，在郁南县平台大桥头村背岭遗址，早期的遗物可见有陶鼎足和磨制的扉细岩石器[4]，与封开县杏花镇乌骚岭墓地出土的同类器相同，同属于石峡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我们称之为“乌骚岭类型”。这是粤北地区石峡文化向粤西传播或居民迁徙越过西江到达南江地区，并与土著民相处的第一罅个地点。

　　罗定有众多的山岗遗址，显示那里在先秦时期有着较为发达的古文化。船埗镇的旧县顶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纹样有云雷纹、夔纹、方格纹等组合纹饰，年代在西周至春秋时期；河边山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纹样有云雷纹、勾连雷纹、方格纹、曲折纹、水波弦纹和米字纹，年代在东周时期；河口鲤鱼岗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纹样有勾连雷纹、方格纹、水波纹和重圈纹，年代亦当在东周时期。围底镇的山顶岗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纹样有水波弦纹和方格纹，年代应为战国时期；篱山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纹样有勾连雷纹、夔纹、水波弦纹、米字纹和钱形戳印纹，年代为东周至西汉时期；中学背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纹样有云雷纹、方格纹、米字纹、水波弦纹、戳点纹和梳齿纹，年代应为战国时期。黎少镇的三家店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纹样亦为方格纹、戳点纹和梳齿纹，年代当与中学背遗址相同，即战国时期；榃辣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纹样有勾连雷纹、米字纹、水波纹和戳印方格纹，年代亦当为东周至西汉时期。 塘镇的长冈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纹样有云雷纹、水波弦纹、米字纹和戳印方格纹，年代亦为东周至西汉时期。罗镜镇的罗罅冈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纹样有水波弦纹、戳点纹、篦点纹和凸块纹，年代当属战国时期。罗平镇的狮子山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纹样有方格纹、水波弦纹和简化米字纹，年代可能晚至西汉时期；牧牛河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纹样有方格纹、勾连雷纹、席纹、水波弦纹，年代为周时期。横洞村后的李屋顶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纹样有方格纹、勾连雷纹、夔纹、乳丁纹、篦点纹和曲折纹，年代大致在春秋时期。在郁南县罗顺镇咕噜山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纹样有方格纹、云雷纹、水波纹、篦点纹和曲折纹，年代大致在商周时期[5]。上述这些遗存，多少反映了这时期活跃在南江流域的土著人的生活情景。

　　最令我们关注的是两座以青铜器为主要随葬品的周代墓葬。一座是位于罗定市太平镇太平河东岸的南门垌山岗。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4米，宽2米，深1.7米，墓向230°。随葬器物136件，有青铜器鼎、缶、鉴、钟、钲、盉、人首柱形器、剑、矛、戈、钺、斧、镞和陶缶。其中鼎、盉、鉴饰蟠螭纹、绹纹，铸造精致；甬钟6件，但所铸饰勾连雷纹各有不同，似属凑合起来的编钟；43件铜钺铸造后尚未使用，说明墓主人拥有大量武器；陶器纹饰为勾连雷纹与方格纹组合。推断该墓的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6]。

　　另一座是位于罗定市罗平镇横垌村的背夫山墓，1983年清理，竖穴土坑墓。墓长4米、宽2米、深2.3米。出土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原始陶瓷器共116件，在97件青铜器中，有人首柱形器4件，其余的以兵器最多，有戈、剑、矛、钺、镞等。此外为饮食器、盥洗器、乐器、仪仗器、工具等，出土时排列有序。年代为战国早期[7]。该墓墓坑基本完好未被扰乱，随葬器物在墓坑内呈纵线排列，组合完整成套，排列有序，大多数是实用器，其中以兵器和工具的种类和数量较多，鼎是越式鼎，陶器花纹是广东常见的组合印纹。在墓坑底部设腰坑埋一件陶瓮。四件人首柱形器分作两对竖放于墓坑两端，各种随葬器物放置有序，说明当时有一定的埋葬规格和仪式。出土器物中，兽耳铜鉴、铜三叶矛、叉、锯、镰和陶豆，是广东首次发现。有的随葬器物具有中原青铜器的特点，也有不少器物反映了广东与南方各地青铜文化的联系，更多的器物具有广东本地的文化色彩，如人首柱形器。墓葬器物出土时，青铜器多见织物包裹痕迹。其中，鉴内有竹编织物的痕迹，剑套在漆黑地朱绘云雷纹的木鞘内；箭镞捆放在黑地朱绘的矢箙内；部分镞铤尚见有绑扎的残木槀；矛、钺、斧、凿等器的銎口内亦见有残木。为瞭解当时工具、兵器的使用情况和纺织、制漆、青铜铸造工艺提供了证明材料。轮制原始瓷器的出现，证明当时岭南的陶瓷制造已达到较高水平。

　　罗定的这两座墓都是典型的岭南越人墓，很可能就是当地小方国君王或将一级的墓冢，为研究当时的埋葬制度提供了宝贵资料。

　　此外，郁南县桂圩镇社村大竹山也发现一座战国时期土坑墓，出土大陶瓮、陶碗和铜剑、铜斧。云城区的大绀山，出土两件铜甬钟，应为周时期之遗物[8]。

　　透过以上的梳理，可以认识到，大约在几万年以前，古人类已在南江流域生息活动，新石器时代人口有一定的增长，而至商周时期则有了较大的发展，故而在南江流域留下了相当数量的遗址和墓葬。尤其是罗定盆地，环境宽阔，土地肥沃，为当时人类的居住和生产提供了优良的自然条件。《逸周书·王会解》载商朝初年伊尹受商王成汤之命，“于是为四方之令曰：……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这是有关南方小方国向商王朝进贡南海地方特产的描述，这些小方国，其地望大体都在今两广的范围内，瓯即其后的西瓯，桂国在今桂林一带，损子、产里地属汉之乌浒，即今湛江、茂名与钦州、玉林一带，九菌亦即后来的九真，其余小方国，其地望亦当在上述地域的附近。《山海经·海内南经》云：“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其中离耳国即今海南之儋耳，因其民用饰物坠耳，使之下垂近肩为特色，现海南黎族尚有此遗俗。北朐国疑即北户，其地在今越南中部。雕题，又作雕蹄、雕踶，是指用丹青之类涂于刺刻的脸额上，为文面的一种，是岭南古代民族较普遍的一种风俗，亦包括文身，且往往与黑齿、凿齿（拔牙）联文，如《楚辞·招魂》中说：“魂兮归来，南方不可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而祀，以其为醢些。”郁水，在今珠江水系主干西江上流。上列诸方国在郁水之南，亦即在岭南的范围内。在肇庆市鼎湖区桂城龙一村东北面的蚬殻洲遗址，南距西江300米。遗址面积2万多平方米。已清理墓葬27座，发现人骨架31具，大部分为单人葬，也有双人合葬和三人合葬。葬式以侧身屈肢葬为主，也有蹲葬、双手反捆俯身屈肢葬，部分头骨上有人工拔齿痕迹，考古年代为距今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9]。这些土著居民，应就是雕题族，在商周时期则立为小方国。

　　周时期，岭南地区的众多小方国也经历了分分合合的兼并战争，至战国时期，粤西地区大体上已仅存西瓯、骆越、裸国等方国，故南越国赵佗有“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之感叹。南江地区的小方国，亦应被西瓯国所兼并，其南面之鉴江流域则纳入骆越国所辖。这从考古资料也有反映。如铜人首柱形器，仅见于西江流域，东可见于肇庆松山战国墓，西则见于广西象州。又如铜器上的“王”字形徽记，亦主要见于西江流域，其他地区所见者均应是从西江地区所输出之物。在高州南塘出土的弓形格青铜短剑，则不见于西江地区，而多见于广西南部地区。说明这两个地区的族属虽泛称百越，但亦有一定的区别，这正是西瓯与骆越各自特征的显现。

　　周时期南江地区有如此发达的青铜文化，这当然与岭北的楚文化、华东的越文化有密切关系，但也与岭南铜矿的开发有关。南江地区的东面有阳春的石緑铜矿，西汉南越国曾在此采矿冶铜，推断战国时期这里应已采矿冶铜，在阳春发现的铜锭及其他铜器已是明证[10]。南江地区的西面有广西北流县，那里已发现了汉代冶铜的遗址。岭南地区的冶铜遗址，对南江地区发展青铜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南江流域古代文化的发展

　　秦发动统一岭南的战争，主力部队中的一支下漓水，再转入西江，但受到西瓯与骆越人的顽强扺抗。血战三年期间，南江地区的越人也应参加了这场战争。及至统一岭南的战争结束，秦置南海郡，只是在西江中游设四会县，而越人较为密集的在西江上游地区却未设一县，反映了秦王朝对土著越人的戒备心理和防范措施。又至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则在西江沿岸设置了广信（今封开、梧州）、端溪（今德庆）、高要（今肇庆）等县，其中端溪即为今之南江的古名，汉朝在南江与西江交汇处设置端溪县，正是管理南江地区的需要，不过，汉王朝仍然未敢将县治放在南江的中心地区（今罗定），这同样是出于对土著越人的戒备心理。虽然如此，汉文化对南江地区的影响仍然是明显的，如前述的罗定榃辣遗址和长冈遗址所见的陶器上的戳印纹，是越人接受汉文化中的封泥形式所产生的纹样；云浮托洞的三蛙形足大铜鼎，也是南江越人接受汉人鼎式器物的产物。随着汉文化对越人区影响的深入，南江地区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汉文化因素，如云浮安塘镇古宠村、双龙村、都骑六合岗尾村都发现了东汉时期的砖室墓，出土的陶器鼎、簋、魁、温酒樽、井（模型器），都是典型的汉式器物[11]。汉越文化的逐步融合，奠定了南江地区文化发展的基础。

　　经过汉时期土汉文化的融合，汉政权得到了巩固，汉人入迁南江地区的数量增加，故而于东晋永和七年（351年）将龙溪县（今德庆）改置晋康郡，在南江流域地区立龙乡、晋化、夫阮三县。义熙九年（413年）又将晋康郡治迁至龙乡（今罗定船埗、罗镜一带）。随着汉人的大量迁入，南齐建安四年（497年）更将南江地区的建置分为两郡，即晋康郡，下辖安遂、晋化、夫阮：广熙郡，下辖龙乡、罗平、永熙。这固然与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管理有关，但亦与朝廷安置土著俚僚头人为官以及封侯卖官的政策有密切关系，肇庆发现的东晋初期“泰宁三年”（325年）“广州苍梧广信侯”墓即为一例。此外，在罗定罗镜鹤咀山发现的一座较大型的南朝墓，很有可能就是当地土著人为官的墓葬，这座墓葬全长9.3米，最宽4.5米，双墓道及双棺室，虽然有铺地砖，但棺室地面有木柱洞，应是承托棺木的设施，这也是一种类似干栏式的结构，更进一步证明属于土著人的墓葬。随葬器物共68件，除大量青釉瓷器外，还有金饰、铜镜、铁器、滑石猪等。金器有指环和手镯，手镯上的神兽瑞草图案为西亚风格，应属舶来品[12]。考罗镜河即为南江上游，与源于信宜的鉴江相邻，鉴江自北向南流经高州、化州，至吴川入海，罗定出土的这件西亚风格的手镯，有可能就是从海道再转这条水道所输入。因此，以鉴江和南江作为南海丝绸之路与内陆地区的对接通道之一，是言之成理并有物为证。梁朝时，汉人落籍于南江地区的陈法念被委任为刺史，随后陈姓大族逐渐成为当地豪强统领，至隋唐时期，南江陈氏与高凉冼氏、钦州宁氏雄霸粤西，南江地区亦由此而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作者单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注释：

　　[1]陈耀升主编：《云浮文物志》，1990年内部出版。

　　[2]宋方义等：《罗定饭甑山岩、下山洞穴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9年2期。

　　[3]同{2}。

　　[4]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7年发掘资料。

　　[5]罗定市博物馆、郁南县博物馆调查资料。

　　[6]徐恒彬：《广东罗定出土一批战国青铜器》，《考古》1983年1期。

　　[7]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罗定背夫山战国墓》，《考古》1986年3期。

　　[8]郁南县博物馆、云浮市博物馆调查资料。

　　[9]广东省博物馆等：《高要县龙一乡蚬殻洲贝丘遗址》，《文物》1991年11期。

　　[10]阳春市博物馆资料。

　　[11]同[1]。

　　[12]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篡委员会编：《广东省志·文物志》第三章，墓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