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梧桐

　　宋代珠玑巷迁民，携带资财、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在珠江三角洲安家落户。他们也在新的环境中，通过这场开发热潮，铸就了一种新的精神品格。

　　北宋末年和南宋末年，由于金兵和元军的相继南侵，中原和江南的汉人为了躲避战乱，纷纷迁居岭南，形成我国历史上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移民高潮。中原汉人入粤，在唐代以前，多取道广西灵渠南下。唐代名相张九龄凿通大庾岭后，粤北南雄的珠玑巷成为度越五岭的一条最便捷的通道，“由中原入广东必以珠玑巷停驿”(民国《开平县志》卷二)。因此，这次大规模的移民，大部分便取道珠玑巷，沿北江南下，散布到珠江三角洲各地。据黄博慈的记载，宋室南渡时，第一批“逃窜荔枝山下万余人，乃结筏顺水漂流南徙；第二批南迁就是罗贵等人三十三姓九十七家人口……第三批集体南迁为元兵扰攘，逼迫南雄，众避兵燹，仓惶登程”(《珠玑巷民族南迁记》)。据统计，分布在珠江三角洲的经珠玑巷南迁的移民，多达73姓、165个氏族。这些迁民，便构成广府民系的主体。后世珠江三角洲居民，常说自己的祖先来自南雄珠玑巷，即缘自宋代的这批迁民。如文楼《吴氏始祖开基实録》云；“原居珠玑巷，成淳间(1265-1274年)吴超五子入广，乐公因广州时乱迁恩平，后迁新会冲廉村。”高明《罗氏族谱》云：“罗(贵)祖因宋朝烽火离乱，由南雄珠玑巷里南迁新会蓢底(今良溪)，太祖兄弟六人同来肇庆，后卜居于高要孔堂，今居高明。”

　　宋代珠玑巷迁民，有不少是官员或官家子弟，绕有资财。据范湖显学冈《罗氏族谱》的记载，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携眷及里人33姓97家南迁至冈州蓢底的罗贵，就是一名贡生。另据《小揽麦氏族谱》的记载，与罗贵同行的麦氏家族五兄弟，携眷属200余人扺达黄阁。长兄必达为奉政大夫，次必秀为进士，三必达曾“隶香捐钱十万，立石基以防水患”，四必端，五必雄“居新会，帝昺时，出谷赈济”。这些南迁的移民，携带资财、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在珠江三角洲安家落户，胼手胝足，用辛勤的劳动，围垦出大片荒滩海涂，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办学兴教，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为三角洲的开发打开了新局面。同时，他们也在新的环境中，通过这场开发热潮，铸就了一种新的精神品格。这种精神品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开拓进取的精神。宋代的移民与后来明初的那次大规模移民一样，除少数是民众自发迁徙之外，大都是由政府组织的。明初的移民是强制的，带有暴力胁迫的特征，被强令迁徙的移民，基于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不愿离开故土，明政府便出动官兵，强行押解，“遣之者不以道，械系相疾视”(胡翰：《胡仲子集》卷九，《吴季可墓志铭》)。而且到达目的地落籍之后，就不许外逃或返回故土，《大明律·户律》规定：“凡民户，逃往邻境州县躲避差役者，杖一百，发还原籍当差。”宋代的移民南下入粤，虽然是为了躲避战乱，出于无奈的一种选择，但他们加入政府组织的移民队伍，却是出于自愿，而且来去自由，宋政府并没有禁止他们流动的法律规定。如新会甄村的甄氏，据黄淳《甄氏族谱序》的记载，“南宋甄善庆由进士为南雄州推官，生二子，次景贤入籍南雄珠玑里，其子如金、如璧、如圭、如锡。因成淳癸酉(1273年)失妃之变，沿乡搜捕，珠玑巷人避兵播迁，如璧兄弟亦率族南迁。行至连江水口，飓风大作，金、璧二人幸庆安全，天相吉人，俾昌獗后，非偶然也。金、璧兄弟随偕我祖黄干翁，同隐连山(今英德)之阳。又恐祸及，同迁冈州，各祖相宇冈居，金、璧之子若孙，即居大岳之甄村。其后复迁于新宁之霞坑、旺北、石海、簕冲聚族同居。”又如上述麦氏家族五兄弟中的老五麦必雄，“弱冠从诸兄迁徙，一旦复逃南雄，后再至广州，居新会”(《小揽麦氏族谱》)。类似这种多次迁徙甚至来回流动的现象，在珠江三角洲宋代移民后裔家乘、族谱的记载中并不少见。

　　正是由于宋代的移民带有自愿的性质，幷且具有流动的自由，因此这些珠玑巷迁民也就有着较大的主动性和开拓进取的精神。他们选择珠江三角洲作为最后的落脚地，看中的是这里远离战火，而且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几乎全年都能适应农作物的生长，并有大量土地可供开垦。珠江三角洲是由西、北、东三江夹带的泥沙长期冲积而成的。不过在唐代以前，这个冲积过程还较缓慢，成陆面积不是很大，虽经历代的开发，居民点和耕垦地仍只集中在背山面水的丘陵和淤高的老沙地，临海的新生沙坦和岛丘多未垦殖，西北部的河网低洼地更待垦辟利用。南汉以后，西江的改道使出海的堆积加快速度，海岸线逐渐拓展到新会鲤鱼冲、西安、香山港口、黄角及东莞漳澎、道滘一线(佛山地区编：《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初稿，第一册)，加速了现今珠江三角洲的形成过程，使可供开发的堆积面积进一步扩大。但是要由珠玑巷南下，开垦珠江三角洲，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由珠玑巷南迁，大部分是乘坐竹排、木筏顺北江而下，而濒海的岭南地区又多台风，一旦遇到台风，竹排解体，木筏倾覆，就有丧身鱼腹之虞。即使顺利到达了三角洲，由于珠江下游和三角洲地区地势低洼，所建村落和开垦的田地，又常受到海潮、洪水的侵害，不仅农业收成难有保障，就连生命财产也受威胁。如广州“每年八月，潮水最大。秋中复多飓风。当潮水未尽退之间，飓风作而潮又至，遂至波涛溢岸，淹没人庐舍，荡失苗稼，沉溺舟船。”(刘恂：《岭南録异》)面对艰难险阻，勇于开拓进取的珠玑巷迁民并未退缩，而是用胆量和智慧冲破种种难关，终于把三角洲建成美好的家园。

　　第二，勇于创新的品格。宋代珠玑巷迁民来到珠江三角洲时，三角洲的边缘平原、谷地、垌田、台地，大多已被当地的土人所开发，他们只能选择“田野宽平及无势恶把持之处”的“烟瘴地区、土广人稀”的地点进行垦辟(《市桥谢氏族谱》)。为了防止洪水的侵害，他们创造了大规模的“筑堤护田”的水利工程设施。筑堤在我国出现很早。珠江三角洲的广州西郊和高要市金利镇就有唐代修建的“郑公堤”和“金西堤”，用于护田和低地养鱼，不过规模都很小。宋代珠玑巷迁民将这项技术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兴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筑堤活动。堤围最初由某个家族独力修筑，称为“私基”，后来由几个家族联合进行，遂成“公基”，进而由几个村庄共同合作，形成大围。堤围的修筑，使洪水归槽，不致淹没两岸的田地，并将河床中的大量泥沙冲向下游，逐渐形成新的海滩沙洲，又可修筑堤坝，垦辟成田。据统计，宋代三角洲共筑堤28条，总长66024．7丈，护田24322．41顷(《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初稿，第二册)。这些堤围，集中分布在西江下游和东莞石龙以上。其中南海县有罗格围(南庄)、西樵山桑园围东西基、桂华(佛山)存院围，东莞县有东江堤、咸潮堤，等等。这些堤围的修筑，使大片的荒滩沙洲得到了开发。如南海县罗格围修筑之前，洪水一来“几成泽国”，后来“兴筑基堤，袤长十余里，堤内沙洲数百顷遂成沃壤”(宣统《岭南冼氏宗谱》)。东莞县茶山“周围百里皆浅泽，……宋以来诸姓始从此居”(《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宋代珠玑巷迁民创造的“筑堤护田”，为珠江三角洲的开发打下了基础。到了明代，其后人更将“筑堤护田”发展为“筑堤造田”，由宋代的采用泥土筑堤改为土石并用，提高围堤的质量，扩大围垦的规模，使珠江三角洲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可以说，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充分反映了珠玑巷迁民勇于创新的品格。

　　第三，开放兼容的心态。岭南地区原是百越民族的聚居地，同时又濒临大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秦汉时期，中原汉人随秦始皇、汉武帝进军岭南而南下，即以“厚德载物”、开放兼容的态度，对待土著的百越文化和外来文化。萌芽于汉代的粤语，就吸收了不少南越语的词彚。如粤语中的“海”即南越语“广阔水面”之意，和一般汉语指“海洋”意思不同。至今广州话仍称“过江”为“过海”，即为南越族语的残存现象。又如粤语中的“涌”，为南越语“小河”的意思，“滘”亦南越语“交汇地点”之意。东汉时，佛教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当时岭南的政治中心广信成为其首途之区，聚集了一批精通佛教的高僧。当地一些汉人也随之学佛。幼年随父母由中原几经辗转而定居于广信的牟子，原本研习儒学，后又研习神仙道教辟谷之术，最后舍入寺院学佛，着成《理惑论》一书，成为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到唐初，新会人惠能在曲江宝林寺(今南华寺)讲经36年，着有《坛经》一书，创立禅学，完成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宋代南下汉人，落籍于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区，地处西、北、东三江汇合之处的广州又是外贸发达、外来文化交汇的城市，因此他们不仅继承了前人开放兼容的传统，而且进一步发扬光大。三角洲的南下汉人，全都使用粤语，促成了由中原地区的汉语和越人的语言相接触和融合、而以广州语音为标准的粤语的初步形成。他们不仅将中原地区的许多风俗和节庆活动如腊八、伏祠、七巧、冬至、春节等带到岭南，使之广泛流传开来，同时又吸收了许多南越及邻近地区甚至外来的习俗。吃蛇和食槟榔为古越人的习俗，到宋代南下汉人已渐习此俗，朱彧的《萍州可谈》即云：“广南食蛇，市中鬻蛇羹。”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亦云：“广州不论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嗜槟榔。”五代末年或北宋初年萌生于福建莆田滨海地区的妈祖信仰，在南宋末年已传至广州，刘克庄曾记述广州民众奉祀妈祖的盛况说：“某持节到广，广人事妃(天妃，即妈祖)，无异于莆，盖妃之威灵远也。”(《后村居士集》卷三六)源自印度的火葬随佛教传入我国岭南，原先仅限于佛教徒，至宋代已流行于民间，今中山的石歧及佛山一带即有宋代的火葬墓发现。正是由于具有开放兼容的传统，珠玑巷迁民的后裔才有到境外去闯世界的胆量和勇气，在宋明以后大批旅居海外，形成华侨的群体。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国在海外有三千多万华侨，70％是广东人，其中大多数是珠玑巷迁民的后裔。

　　明末清初的广东学者屈大均说：“广东居天下之南……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也迟。始然于汉，炽于唐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广东新语》卷一一)正是由于珠玑巷迁民具有开拓进取的精神、勇于创新的品格、开放兼容的心态，才能为珠江三角洲的开发打开新的局面，从而推动着珠江文化的发展，使之达到炽盛的新阶段。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