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的报告中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瞭解、认识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窗口，也是有待于进一步开发的“富矿”。岭南的民俗根在中原，但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独树一帜，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如何更科学地发掘本土的民俗文化资源，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添砖加瓦，需要社会各界和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携手推进。基于这种想法，谨以本文略述浅见。

　　一、解读与辨析：民俗文化基因

　　（一）要正确解读民俗文化的“DNA”［陈正平：《与时俱进：发展先进的民俗文化》〔J〕，《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7期。］

　　民俗文化是以民间习俗为主体、以传统文化为依托、与一定民族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制度礼仪相融合的文化现象。纵观民族的历史，民俗文化渊远流长，世代相传、生生不息，透过人们的衣食住行、娱乐礼俗、宗教信仰，我们到处可以体察其形影相随的踪迹。民俗对不少人来说，是既熟悉又不够熟悉的事物。所谓熟悉，是指作为社会成员，每个人从孩提时代开始，就生活在民俗当中，许多人对除夕团圆、清明扫墓、端午赛舟、中秋赏月、重阳登高等民间习俗耳濡目染，再熟悉不过了。说不够熟悉，是指不少人对潜藏在民俗背后的文化意藴，未必真正瞭解或理解。比如，我们经常在节日当中燃放鞭炮，但是，除了营造喜庆气氛外，在不同场合下，这种行为究竟还有哪些具体的含义，其由来和发展是怎么样的，不是每个人都能一一说清楚的。不仅在同一民族之中的个体之间存在认知的差异，在不同民族之间，民情风俗方面存在的差异也就更多了。在我国的云南省，据说纳西族人择偶的审美标准是“以胖为美、以黑为贵”，这和汉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传统择偶标准迥然不同。另外，既使在汉族这一群体，由于东西南北的地域差别以及生活条件不同，民俗的形态也是多姿多彩。可见，要发掘民俗文化资源，除了需要比较同一民族之中、不同民族之间的民俗特质外，更要以科学的态度和思维方法，穿透表象，深入解读和剖析深嵌于民俗之中的文化基因。

　　民俗文化的“DNA”——基因，是在历史、人文和自然条件等因素的一定作用下形成的，它是民俗文化细胞构成的基质，是民俗文化生长和衍化的基础，是最能反映民俗文化本质的核心元素，是我们打开民俗文化宝库的一把钥匙。 诚如叶春生教授所言：“富有超越传统导向的人文潜质，适逢改革开放的春风，加上濒临西化袭来的前沿阵地，广州之年俗，亦在传统中求新变。欢乐、祥和、亲情、孝道，是其文化的核心”。［叶春生：《广州年俗嬗变的动因与中介》〔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这里所说的欢乐、祥和、亲情、孝道等，正是民俗文化中的DNA——基因，而这些基因又由于时代的变化，既保留了传统的特性，又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元素。辩证地认识这一点很有必要。我国有56个民族，通过对中华民俗文化DNA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研究思考，有助于我们以正确的方式，开发龢利用好民俗文化的宝藏，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二）要善于提取民俗文化DNA的良性基质

　　如同每个人的自然生命体中存在着良性基因和非良性基因那样，民俗文化作为一个延续文化的活体，也在文化的代际交替和传递中，承接了良莠相杂的基因。其中良性基因对于民俗文化、民族文化的健康成长以至社会的文明进步，往往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而非良性的基因则通常起到反向的阻碍作用。例如，除夕放爆竹的民俗，既包含辞旧迎新、普天同庆、合家团圆、祈吉纳福的意愿，也有驱鬼辟邪的心理，还有恭迎天地诸神的动机；又如，中华民俗中崇龙、尊龙、爱龙的“龙”文化，既有熔铸群体意念和族缘关系的民族认同，有伦理纲常的遗风，有蕲求风调雨顺的寄托，更有集娱乐喜庆、竞技、健身于一体的功能；再如，我国的民间灯俗和灯彩艺术，在其演化过程中，不断与本土的古典文化艺术相结合，将诗文书画融为一体，既在审美情趣和延续传统的象征、寓意的表现形式方面得到加强，也保留了作为宗教活动道具和神仙信仰载体的某些功能。

　　具体到广州的一些民俗来说，无论是南海神庙的“菠萝诞”或者是在广州曾盛极一时的“郑仙诞”，都需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待之。“菠萝诞”的民俗活动由于得到政府龢民间的重视，为许多人所知，这里恕不赘述，着重谈谈“郑仙诞”。广州的“郑仙诞”，又称“白云诞”。郑仙即先秦方士郑安期，郑安期曾在广州白云山一带行医卖药，传说某年瘟疫流行，为了拯救民众，郑在山上采仙草九节菖蒲时失足坠崖，驾鹤成仙，（另一传说是秦始皇闻知郑安期在白云山觅得的九菖蒲能治絶症，命其采纳供奉，郑仙不从，于蒲涧跳崖，乘仙鹤飞升），出于对郑安期的感激和敬仰，人们在其飞升处建了“郑仙祠”，又以飞升之日为“郑仙诞”，在农历七月二十五日登山拜祭，同时采集菖蒲、涧中沐浴、祈求身体强健，这些活动逐步演化成广州地区的一个重要民俗［徐燕琳：《从郑仙诞到广州重阳登高——兼谈传统民俗的现代化演变》〔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从这一民俗的文化内涵看，既有神仙崇拜的意藴，又有尊民爱民、不事权贵、尚节守洁、匡扶正气的敬仰，还有强身健体的追求。据瞭解，直至清末，“郑仙诞”的活动都十分风盛，后因战乱和历史的原因，“郑仙祠”被毁，部分古迹年久湮灭，这一风俗逐渐衰落［叶春生：《广州年俗嬗变的动因与中介》〔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文革”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更几近絶迹。近年来，有的社会人士和企业呼吁，要求在政府的支持下恢复这一民俗活动。我认为，若要恢复，则需在政府和社会力量有序地合作下，正视其中的积极因素，趋利避害地发掘这类文化资源，以满足社会多层次地文化和精神需要。

　　由此可见，我们在开发龢利用民俗文化资源之时，应以马克思的文化观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发展先进的民俗文化龢民族文化为目标，秉持科学的态度和强烈的责任感，以宽广的眼界、缜密细致的工作，认真提取民俗文化的精华和良性基因，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为提升综合国力中的“软实力”，为繁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应有的努力。

　　（三）要关注民俗文化的基因变异

　　我国正处在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思想文化相对单一走向多元幷存、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经济社会转型期。面对转型，各种文化相互碰撞、各种思潮相互激荡。这种变化对民俗文化基因的变异，产生了催化作用。例如，在一些地方，宗亲活动变成宗族控制，婚事丧事变成财富比拼，修族谱建新庙变成圈钱幌子，占卜算命跳神驱鬼成为时尚，麻将馆棋牌室成了赌海沉浮的“乐土”，网上恶骂成为一些网虫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些情形，构成了另类的、扭曲的现代城乡民俗图景。鉴此，我们要辨风正俗，清本正源，动员和组织一切积极的社会力量，纠正民俗文化现代转型中的偏向，消除文化基因变异的不良影响，以促进民俗文化资源的净化与再生，从而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提供可靠的保证。

　　二、开发与传续：民俗文化资源

　　（一）构筑符合时代需要的民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体系

　　提取民俗文化的良性基因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其根本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务必构建适应时代需要的民俗文化资源体系。这个体系愈科学、愈合理，就愈能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供充分的资源保证。因此，这个体系理当是一个珍藏甚丰、宏博壮观、有序开发的资源宝库。对它的轮廓大致可以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方面来描述。

　　首先，从民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民族性来看。民俗处于人类意识文化的底层，它是民族文化最牢固的部分和主要内容［万建中：《民俗文化与和谐社会》〔J〕，《新视野》，2005年第5期。］，是一个民族的“根”。由此推知，最能突显民族性的民俗文化资源，是中华文化资源体系中的基础结构。离开了民俗文化的底托，民族文化就失去应有的支撑。民族传统较多沉积在作为文化底层的民俗当中。民俗在民族文化中具有最稳定的属性。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我们在民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体系的构筑上，应与时代的发展和提高国民的素质相适应，首先在能够体现民族慧根、民族气派、民族风格、民族心理、民族德性、民族主流价值取向的领域重点开拓，重点开新，如果这个基础工程打好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就会有取之不竭的源头活水。

　　其次，从民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科学性来看。民俗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不同，它带有人化的烙印，具有主观色彩。因此，如果说，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需要有科学规程，需要清洁利用。那么，对于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更需要立足于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净化运用。理由是，民俗文化资源良莠共存，要合理地开发利用当然不能囫囵吞枣。为此，构建民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体系的一个核心工程就是科学地筛选、提取文化精华，趋利避害。那么，如何把握这种取舍资源的科学标准呢？我认为，从思想的层面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教育人民、凝聚人心、振奋精神。从生活的层面讲，是否有利于倡导、践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从娱乐的层面讲，是否有利于愉悦身心、调节情感。 从这些方面着眼，提取民俗文化资源精粹，应深入思考三个问题：1.哪些资源有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我们今天所追求的现代化？2.哪些资源有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我们所今天追求的现代化？3.哪些资源无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我们所今天追求的现代化？对于“有利的”，要科学整合，盘活用好。对于“有害的”，特别是可能带来文化污染的能源，要剔除糟粕，化害为宝。对于“无害”的，法律与道德不禁止的，则需宽容待之，静观其变，以观后效，理性调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明显有利和有害的文化资源，通常比较容易鉴别，但对于无害的、鱼龙混杂的，往往不容易辨析，而需要有正确的立场、科学的方法、精细的工作，方能得出客观的判断。为此，我们要在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力量，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进一步加强对民俗文化资源的普查、研究、整理，把对民俗文化资源的发掘和有序开发利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再次，从民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大众性来看。民俗文化的根在民间，民俗文化很大程度是“草根文化”。不少高雅文化、精英文化是从民俗文化吸取营养，甚至脱胎出来的。例如，没有原生态的劳动乐曲就不会有后来的宫廷音乐。实践证明，人民大众既是民俗文化的建设主体，也是民俗文化成果的受用主体。因此从价值指向来讲，无论民俗文化的有形资源或者无形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都要贴近人民大众，从而体现出大众性。人民大众在民俗文化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方面，藴藏了巨大的创造力，他们同时在民俗文化资源的消费和保护方面，表现出强劲的需求。于是，我们应该因势利导，使更多优秀的、为老百姓所青睐的民俗文化资源“藏富于民”、用之于民。

　　（二）实现民俗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今天，在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方面，人们的认识已今非昔比。但是，在包括民俗文化在内的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方面，人们的认识和实践还需要大大前进一步。具体的说，民俗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要着力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

　　一是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在民俗文化资源生态圈中，既有以精神文化为存在形式的无形资源，又有以物质文化为存在形式的有形资源，还有以制度文化为存在形式的第三形态资源。在这些资源当中，有的可以再生，有的则不可再生。例如，有的以自然文化遗产存在的民俗文化资源，一旦被毁，就不可再生，一些珍贵的文化也是如此。另外，即使是无形的民俗文化遗产，如果不重视保护和抢救，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被湮没。被人们称为“音乐活化石”的云南丽江留存至今的唐宋古乐，正是通过政府龢民间的共同努力得以延续的例证。因此，对民俗文化资源，一定要处理好开发龢利用的关系。要在保护中有序开发，在开发中促进保护。对于未采取相应举措保护民俗文化资源的，宁肯暂缓开发，直至条件具备再行开发。总之，要从完善立法和提高执行力入手，真正扭转“重开发、轻保护”的倾向。

　　二是传统与时尚的关系。有论者指出，民俗是历史，是传统；时尚是现代，是当代潮流；时尚与传统是矛盾的。［邵长波：《新民俗文化现象解析》〔J〕，《中国电视》，2006年第43期。］我认为，民俗是活体的历史，是行动中的历史，是走进现代的历史，是不断更新传统的历史。现代的资信手段和传播技术，是最时尚的东西。但是，它与民俗文化的传播和延续是可以相容的。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一年一度的除夕之夜的春节联欢晚会，就是民俗传统和现代电视媒介结合的有益尝试，它突破了传统交往的方式，把东南西北、海内海外的华人联系在一起，共庆团圆。别开生面的新民俗形式，使民俗文化的发展得到延伸，使民族认同感得到增强，看“春晚”节目成为除夕夜链接家家户户共庆团圆的一道亮丽的民俗风景线。近几年在民间甚为流行的手机“短信问候”、“电子贺卡”等，也是古老的礼仪风俗穿上了现代的新装，为民俗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了技术和智力支持。因此，我们要善于在传统与时尚之间找到新的链接点，促进民俗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三是投入与节约的关系。目前，关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一般是从经济意义上来理解。其实，如果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来思考，也许会有新的感悟。例如，有的地方，当事人通过大手笔、高密度的投入来策划组织兴起规模宏大的“现代建庙造神运动”，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令人叹为观止。诚然，在国家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修葺、新建宗教场所或设施，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在一个十分有限的时空范围内，倘若过度的投入，尤其是基于商业动机或显示政绩的高投入，就值得质疑了。经济学有一句几乎是人人皆知的名言：“资源总是稀缺的”。意思指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需要合理配置。我觉得，在民俗文化资源的投入上，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无度挥霍。怎么把有限的资源投入最需要的地方，有一个资源使用结构性优化的问题。如何使资源的投入与产出达到最优，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效益，也需要考量。可见，建设节约型社会，不是经济生活独有的概念和专利，同样适用于民俗文化资源的有序开发与投入。与经济生活相似，文化的基本建设也要合理规划、科学布局，尝试在城乡一定的地域单元适度划分主体功能区，在文化基本建设和资源的开发利用上，根据不同的实际需要和可行性，分别采取“促进开发”、“有限开发”、“禁止开发”等差别性政策。例如，对于一些宗教信仰世俗化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宗教文化政策的实施上，是不能等同于其他地方的。

　　三、承载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一）深刻认识民俗文化的历史内涵与现实价值，使之成为延续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优良的文化传统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在大量的民俗活动与文化遗产中，记録和保存着中华文化的众多思想瑰宝。其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天地之间、莫贵于民的民本理念，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合思想，革故鼎新、因势而变的创新精神，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高尚气节，扶正扬善、恪守信义的社会美德等［本书编写组：《十七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7年版。］，在民俗文化的历史长廊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这些传统的思想道德，正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发扬光大的。为此，一方面，我们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另一方面，要以岁时节日、娱乐礼俗、衣食住行、人际交往、婚丧嫁娶、宗教信仰等民情风俗为载体，把加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与传续民俗文化更紧密、更巧妙、更有效地结合起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二）充分发挥家庭、学校、传媒、社会组织、各级政府在传播民俗文化龢民族精神方面的积极作用

　　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使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发扬光大，必须从全局着眼，从各方入手，从基础做起。家庭是人生接受民俗文化洗礼和浸润的第一站，家庭初始教育对每个人的影响，对性格涵养的塑造，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学校是人们进一步学习、瞭解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加油站，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初步形成的摇篮，在这个阶段，应重点加强对民俗文化龢民族文化精髓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各种媒体尤其大众传媒，是实现民俗社会化、文明现代化的重要渠道，要充分利用传媒的功能，促进民俗龢民族传统文化与时代同行的成功转型，为创造文明进步的新民俗鸣锣开道。各种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与民间、民众、民俗有天然的亲和力，应通过有序的方式，推动这些组织与政府的良好合作，以善治的氛围，积极的姿态，为开发利用民俗文化资源、促进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提升，做出应有的贡献。各级政府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导力量，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风尚和文化的发展，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更多的文化成果。

　　（陈伟，系广州行政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