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大约在明清之际，佛山的石湾陶器已经遐迩闻名。石湾人物脊饰敢于把“西方化”的装饰搬上了祠堂、寺庙、书院等最传统最严肃的中国传统建筑的最重要部位，让“人”，众多的“人”，登上了房屋的最高处，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先例，成为石湾窑中最耀眼、极具人文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的部分。

　　Abstract:　About at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he Shiwan pottery in Foshan has been already known far and wide.Shiwan ridge decorations dare to utilize the “westernized”decoration on the most position of the ancestral hall,temple,academy,etc.which were the most traditional and serious Chinese buildings,let the “people”,numerous“people”stand on the highest point of the houses,which open the unprecedented precedent,became the most dazzlingly part with much humane value and social effect of shiwan kiln.
　　
　　大约在明清之际，佛山的石湾陶器已经遐迩闻名，屈大均《广东新语》载：“石湾之陶遍二广，旁及海外之国，谚曰‘石湾缸瓦，胜于天下’”〔1〕。而其中的精粹——艺术陶器，更是千姿百态，饶有特色。多年以来，有关佛山艺术陶器的研究论著已经很多，珠玉纷呈，多有高论。这里仅就艺术陶器中的人物脊饰等问题再作探讨，请教于方家。
　　
　　一
　　
　　石湾陶塑脊饰分正脊、垂脊和看脊三类，正脊多为双面，题材以人物故事为主；垂脊以花卉鸟兽图案居多；看脊为单面，兼及以上两种内容。石湾人物脊饰气势恢宏，色彩鲜明，极具岭南地方特色。如现存佛山祖庙的一条人物饰脊，被誉为“花脊之王”，长3l7米，高l78米，正背两面总共塑有神态生动、栩栩如生的人物约300个，十几座亭台楼阁和花卉鸟兽点缀期间，组成了一个个故事场景。内容分别是“姜子牙封神”、“甘露寺”、“舌战群儒”、“郭子仪祝寿”等民间传说和戏曲剧目。石湾陶塑人物脊饰，早期较为简单，单层，人物也不多，造型没有前倾，后来则发展为多层，人物众多繁杂，造型向前倾，数量从几十至几百不等。据目前所见，年代确切的最早的人物脊饰是“石湾奇玉”店于“嘉庆丁丑岁”（1817年）所造，其后还有“同治二年英玉店造”、“同治癸酉隆遂昌店造”、“同治四年文如璧造”、“同治乙丑石湾奇玉”店造等〔2〕。
　　
　　现存佛山、广州等地的大型人物脊饰则多为清光绪年间所造。如广州的陈家祠，三进屋脊上分别装饰11条石湾陶塑脊饰，均为光绪十五年至十九年（1890~1894年）所造。
　　
　　首进脊饰有5条。正中正面，有人物造像36人，其中“铁扇公主取令箭”5人，“穆桂英下山4人，其他戏剧场景人物27人；正中背面，有人物造像31人，其中“商山四皓”4人，“书字换鹅”4人，其他戏剧场景人物23人。正中东侧正面，有“刘备过江招亲”人物造像14人；正中东侧背面，有戏剧场景人物造像13人。正中西侧正面，有戏剧场景人物造像11人；正中西侧背面，有“平贵别窑”人物造像10人。东路正面，有人物造像44人，其中“和合二仙”2人，其他戏剧场景人物42人；东路背面，有戏剧场景人物造像37人。西路正面，有人物造像39人。其中“和合二仙”2人，“智收姜维”37人；西路背面，有戏剧场景人物造像32人。
　　
　　中进脊饰有3条。中路（聚贤堂）正面，有人物造像112人，其中“和合二仙、麒麟送子、福寿双全”5人，“八仙”人物9人，“风尘三侠”7人，“福寿双全、麒麟送平安、招财进宝”5人，其他戏剧场景人物86人；中路（聚贤堂）背面，有人物造像111人，其中“麒麟送平安、福禄如意、天官赐福”5人，“香山九老”9人，“琴棋书画”9人，“和合二仙、麒麟送子、寿星”5人，其他戏剧场景人物83人。东路正面，有人物造像41人，其中“八仙”人物4人，“仁贵打雁”5人，“刘海戏金蝉、东方朔捧桃”3人，其他戏剧场景人物29人；东路背面，有人物造像39人，其中“商山四皓”5人，“福禄寿”4人，“五老图”5人，“麻姑献寿”4人，其他戏剧场景人物21人。西路正面，有人物造像75人，其中“太白和番”4人，“嵩山四叟”5人，人物图案4人，其他戏剧场景人物62人；西路背面，有人物造像76人，其中“甘罗拜相”5人，“岳云出征”5人，“晏子使楚”4人，其他戏剧场景人物62人。
　　
　　后进脊饰也有3条。中路正面，有人物造像125人，其中“平安如意”4人，“哪咤闹海”19人，“加官进爵、平安如意”4人，其他戏剧场景人物98人；中路背面，有人物造像128人，其中“堆金积玉、满地金银”4人，“麻姑献寿”4人，其他戏剧场景人物120人。东路正面，有人物造像32人，其中“破镜重圆”3人，“猎虎记”戏剧场景人物26人，“带子上朝”3人；东路背面，有人物造像31人，其中“打洞结拜”3人，其他戏剧场景人物28人。西路正面，有人物造像40人，其中“李元霸伏龙驹”33人，其他戏剧场景人物7人；西路背面，有戏剧场景人物造像32人〔3〕。
　　
　　这些大型人物瓦脊，人物众多，内容丰富，场景宏大，令人叹为观止。将这种脊饰称之为花脊，实至名归，因为实在是令人眼花缭乱了。《中国民间美术全集》等专业书刊对石湾人物脊饰的评价是：构图繁缛复杂，人物顾盼有情，精巧华丽，令人目不暇接。
　　
　　在中国传统建筑的屋顶装饰中，石湾人物脊饰可以说是一个絶无仅有的“异类”。它的特异之处，在于打破了中国传统建筑瓦脊装饰的习惯，让众多的“人物”以及这些“人物”的活动的特定空间环境登上屋顶。中国房屋上盖装饰惯用的是仙人、走兽、鸱吻，但均为单个出现，而且数量比较少。故事人物上了屋顶的，则寥寥可数。比较典型的是上海豫园内的垂脊，装饰有三国演义人物故事，但人数很少，仅三几人而已。稍为密集一些，有十多人组合的，是四川都江堰青城山的瓦脊装饰。
　　
　　放眼西望，则又是另一番景象。在欧洲大陆，这样的建筑装饰随处可见，与石湾人物瓦脊的风格惊人地相似。如被称为“希腊国宝”的巴底农神庙，公元前5世纪时重建，其东、西三角形的山墙和内外檐壁都有浮雕装饰。东为“雅典娜诞生”，西为“雅典娜（智慧神）与波赛东（海神）争做雅典保护神”，均为高浮雕群像构图，人物姿态优美，生动传神，充满动感，富有戏剧性。浮雕所在部位与建筑紧密结合。室外装饰用高浮雕，明暗对比强烈，有层次有厚度有阴影，虽然位置较高，但周围空旷，装饰效果好。神庙内部浮雕更是精彩，长约160米，高约l米，马队、人群浩浩荡荡，人物形象众多，近500人，画面非常生动，感染力强。
　　
　　罗马帝国时期的建筑，尤其是帝国首都罗马城的纪念性建筑上，浮雕记事写实，如同史诗，与建筑有机结合，很有气势。如罗马斗兽场附近的君士坦丁凯旋门，是为了纪念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战胜强敌统一帝国而建。高21米，宽26米，为一大二小三个拱门的牌坊式建筑。在这座歌颂皇帝功绩的建筑物上，除了很少一部分是纪念性文字外，几乎全部布满了人物场景雕刻，并有神像分别代表太阳和月亮。
　　
　　初建于1421年的瑞士伯尔尼圣文森茨大教堂，正门上方的雕刻装饰“最后的审判”，左为天堂，右为地狱，共有234个人物，造型奇特，色彩丰富，表现了受神灵之选的好人在天使的引导下升入神的国度，罪孽之人则被恶魔押往地狱拷问之门。审判者是基督耶稣。
　　
　　这类装饰风格的建筑除了上述几处外，在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等西欧、中欧各国亦大量存在，数不胜数。建筑多为有祭祀或纪念意义的神殿、教堂、先贤祠、凯旋门等。其选材多为神话故事、宗教传说以及记功事迹等。
　　
　　这种欧式建筑装饰与石湾人物脊饰如此相似，以至于让笔者有似曾相识的亲切感觉。在感到惊奇的同时，我们亦在思考：这到底是东西方的巧合，还是两者间有某种文化联系呢?我们的意见是倾向于后者。
　　二
　　
　　石湾与欧洲各国虽远隔千万里，但其间的联系却是不少。因为得天独厚的多种优势，石湾所在的佛山地区，与西方文化的多种载体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因现存最早的人物瓦脊的年代为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故本文着重选取这一时期前后的资料进行讨论。
　　
　　佛山在清代康熙年间，已是“天下商贾皆聚焉。烟火万家、百货骈集，会城百不及一也〔4〕。”“佛山为南海巨镇，货贝之所出入，仕宦商旅之所往来，声华文物之盛，拟诸京邑〔5〕。”干隆末年任佛山同知的叶汝兰认为：“佛山居省上游，为广南一大都会，其地运主兴衰，东南半壁均所攸关〔6〕。”清康熙二十四年设立的粤海关，就专门在佛山设立了一个“挂号口”。《粤海关志》的“佛山口图”上，佛山税馆的南面便是“石湾汛”，派驻有文武员弁。旁边的水道标有：“此水由沙口、石湾、澜石通黄埔归海”字样。佛山口负责“进出税过洋南各货”〔7〕。至于石湾本身，清康熙时已是“商贾丛集”〔8〕，到嘉庆年间，更发展为南海县的大镇，“南海繁富不尽在民，而在省会、佛山、石湾之镇〔9〕。”
　　
　　清雍正十年，广东巡抚杨永斌的奏疏中有“广东省城洋商贾舶云集，而一应货物俱在南海县属之佛山镇贸易”之说〔10〕。嘉庆十二年粤海关常显奏言：“……查白铅向于佛山镇地方凭洋商收买，陆续运省报验，然后卖于洋人出洋〔11〕。”佛山，干隆年间已是“商车洋客，百货交驰”〔12〕，道光时，汾流大街、富民里、西竺街都有卖西货的店铺。至嘉庆时，“洋货铺”一名已居各行店的前列。
　　
　　佛山地区不仅因商业繁盛而与西洋文化有接触，而且在康熙中期已有耶稣会士在此地传教，“耶稣会士在这里建立了美丽的教堂，而且有了众多的信教者〔13〕。”直至雍正元年禁天主教，教堂等22间西洋人房屋才被变卖〔14〕。
　　
　　洋货的进入以及洋人的居留、传教，使“洋气”的传播更为直接。南海一地的人们近距离接触到西方文化。这可从两个方面得到证明。
　　
　　一是西洋画。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为了进行宣传，带来了不少的反映宗教内容的西洋画，如明朝末年从澳门进入内地，并在肇庆定居的利玛窦，在当地展出了“圣母抱耶稣图”。其他内容的西洋画也在中国流传，如北京的教堂就曾悬挂法国国王路易及英国、西班牙的国王像。
　　
　　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至19世纪中叶，不少西方画家来到广州，有的居停于此作画，有的则通过十三行的洋商或中国洋行商人转报，进而赴北京为宫廷效力。如干隆三十六年（1771年），熟习绘画的意大利人潘廷章附搭商船到广州，次年进宫。在华南的这些西方画家，留下了《广州商馆区》、《广州河南海幢寺》、《广州一石桥》、《广州河道风光》、《白云山风光》、《端阳竞渡》等大量描绘风光名胜风俗民情的油画、设色石板画、水彩画、素描等〔15〕。在《粤海关志》卷二的税则中，亦有多处记载了西洋画进口的税则。道光十九年（1839年），长住广州的美国商人亨特携带一批货物往澳门销售，其完税物品中包括10幅图画、3幅小油画、5幅有玻璃镜框的图画〔16〕。
　　
　　二是西洋建筑。明朝末年，西式教堂开始在不少地方出现，入清以来不断扩增，至康熙末年，全国有教堂近300座。这些天主教堂基本上都“造作制度，一如大西”〔17〕。在广州，清代初中期时“洋楼”已较多。这些“洋楼”集中在隶属南海的西关十三行以及沙面一带。“十三行夷馆”又称“洋馆”，专供西方商人租赁居住兼作贸易之用。这些洋楼，今已不存，但在西方画家画于1786年的油画《广州商馆区早期风貌》中，我们见到了西方建筑中常见的正面柱廊上的三角形山墙和山墙处依稀可见的雕刻。在1800年代初英人钱纳利所绘的《从陆地看广州英国商馆》中，可见到不同类型的西式建筑，有柱廊、圆拱门、大窗等，而且所有建筑的墙上都满饰雕刻。
　　
　　当时到过广州的游人对洋楼皆有较深印象。干隆年间的袁牧《留别香亭》六首之三云：“教侬远上五羊城，海寺花田次第经。沙面笙歌喧昼夜，洋楼金碧耀丹青〔18〕。”道光年间的沈慕琴《登西洋鬼子楼》，清楚地描述了洋楼的格局和陈设，“危楼杰阁高切云，蛎墙粉白横雕甍。钩阑高下涂净緑，铜枢衔门屈戌平。踏梯登楼豁望眼，网户宏敞涵虚明……〔19〕。”同时，西方的图书刊物所带来的影响亦不容忽视。有的学者认为，明代末年有关西方建筑的画册已传入广东，利玛窦、罗明坚“他们展出的精装西方图书以及在画册中展示的欧洲宫殿、拱门、桥梁等建筑成就，也使人们大开眼界”〔20〕。明末清初（1582一1773）约200年间，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译著西书437种，其中人文科学书籍55种，包括地理地图、语言文学、哲学、教育等；自然科学书籍131种，包括数学、天文、生物、医学等。从1843一1860年，传教士又在香港出版中文书刊60种，其中属于宗教教科书、字典、年鉴、杂志、介绍西方文化科学的就有23种〔21〕。
　　
　　说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不能不说澳门。从明末至清代，澳门是中西文化交流最重要窗口，可谓“西风东渐”的第一站，西洋夷人众多，西洋货品汇集，西洋风气浓厚。清干隆年间成书并刊行的《澳门记略》，详细的记载了此地的历史、现状，还有自鸣钟等一百余种西洋物产，西医西画等西洋技艺。西洋画中“楼台宫室人物，从十步外视之，重门洞开，层级可数，潭潭如第宅，人更眉目宛然”〔22〕。珠三角地区与澳门地望相接，水陆交通便利，来往容易。不少内地官员，珠三角的文人名士，或公务或游历而到过澳门，有的与传教士来往，并到外国人家中作客。
　　
　　澳门的特殊风貌尤其是大三巴教堂，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从有关的著述和诗文中可见一斑。清初时任番禺教谕的陈衍虞《由香山径入濠镜澳遍游天主寺》：“岌案列宝坊，金碧竞崎丽。……寺魂逼目光，常恐迟即逝〔23〕。”清康熙二十三年杜臻《香山澳》：“……堂高百尺尤突兀，丹青神像俨须眉。金碧莹煌五采合，珠帘绣柱围蛟螭”〔24〕；干隆初年黄呈兰的《青玉寨·澳门》：“绮窗朱栏，玉楼雕镂，这是三巴寺”〔25〕。
　　
　　还有一个吸收途径，那就是出洋，直接感受。因种种原因，一直以来，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出洋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不仅自己感受到西方的不同文化，而且口碑相传，并将著述付梓印书，加以传播。据《南海县志》卷二十一记载，江浦司竹径乡人关作霖“少家贫，思托业以谋生，又不欲执艺居人下，因附海舶，遍游欧美各国。喜其油相传神，从而学习，学成而归，设肆羊城，为人写其真，栩栩欲活，见者无不诧叹。时在嘉兴中叶……。”受雇于番舶的水手谢炳南，随船到过世界上多个国家，晚年定居澳门。嘉庆二十五年，同乡杨炳南将其见闻整理刊刻，书名《海録》，对欧洲一些国家的港口、官制、屋宇、服饰、婚俗、物产等记述颇详。更为直接地介绍外国教堂等建筑的，要算是康有为了。清末，康有为游历欧洲多国，并写下游记。西方，尤其是古罗马的建筑文化令康有为倾倒不已，“令人叹絶”、“精妙絶伦”、“地球絶伦”等赞誉之词不絶于书。罗马的宫殿、教堂等给康有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归途散游，得丫坭沃祠，皆文石为之，极壮丽。然在罗马，如此者四百余寺，司空见惯，若无所睹，亦复游不胜游。……若论天下寺庙，必先游（罗）马而后可也”；“罗马寺庙，自彼得殿外，莫如保罗庙，此诚地球絶伦之精工者也。吾遍游欧洲十余国，无有能比其一鳞半甲者”；某博物院，有“数古石墙，雕刻宫殿楼阁舟车人物皆备，极通极妙。”；“国家戏院近卢华博物馆，石筑二层。瓦顶有女像簇拥多像”；“罗马古迹至多，不可枚举。其纪功之牌坊华表，瑰伟高峻，树立大道中，崇十余丈，刻镂精美者，不可胜数也。有牌坊刻人物、楼阁、舟车凡廿五层〔26〕。”康的游历与石湾人物瓦脊的最早出现在时间上虽已有一段距离，但其游记完全可以反映了中国人对欧洲建筑以及艺术雕刻、绘画的观感和印象。其时游欧的广东人不少，有的甚至还是专为艺术而去的，如清嘉庆年间的关联昌等，对欧洲建筑亦一定会留有很深的印象。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出以上内容，是想说明，石湾人物脊饰与西方建筑之间或许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渠道，两者间可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些渠道，正是相互间文化传播与交流的途径。
　　三
　　
　　以石湾人物为瓦脊装饰的建筑物，是中国传统建筑。
　　
　　中国传统建筑中，存在壁垒森严的等级规范，从建筑的布局方位，形体大小，结构构件到装饰，无处不在。各朝统治者甚至以法律形式加以确认。
　　
　　唐以前：有关规范建筑等级的法令自商周以来已经出现。
　　
　　唐代：“非常参官不得造轴心舍及施悬鱼、对凤、瓦兽、通袱、乳梁装饰。……庶人所造堂舍，不得过三间四架，门屋一间两架，仍不得辄施装饰”。
　　
　　宋代：“六品以上宅舍，许作乌头门，凡民庶之家，不得施重棋、藻井及五色文彩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
　　
　　元代：“诸小民房屋，安置鹅项衔脊，有鳞瓦兽者，笞三十七；陶人，二十七”。
　　
　　明代：“百官第宅，明初禁官民房屋雕刻古帝后、圣贤人物及曰月、龙凤、狻猊、麒麟、犀、象之形。……公侯，前厅七间，两厦九架；中堂七间九架；后堂七间七架。家庙三间五架；复以黑板瓦；脊花样瓦兽，梁栋、斗拱、檐角彩绘饰；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七架，瓦脊用瓦兽，梁栋、斗拱、檐角青碧绘饰；三品至五品，厅堂五间七架，瓦脊用瓦兽，梁栋檐角青碧绘饰；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梁栋饰以土黄。”
　　
　　清代：“亲王府，正门殿寝均緑色琉璃瓦，后楼翼楼均本色筒瓦，正殿上安螭吻，瓦脊仙人以次凡七种，余屋用五种；世子府，正门金钉、正屋瓦脊均减亲王七分之二；贝勒府，堂屋五重、各广五间，均用筒瓦，压脊二，狮子、海马；贝子府，堂屋四重，各广五间，脊安望兽；又定公侯以下官民房屋，梁栋许画五彩杂花，柱为素油，门用墨饰。官员住屋，中梁贴金，二品以上官，正房得立望兽，余不得擅用。”〔27〕
　　
　　从以上记述，我们可以看到，“庶人”、“民庶”、“小民”等即一般的平民百姓不但房屋建置受很大限制，连房屋尤其屋顶装饰亦有许多“不得”，在元代时甚至明确规定：在屋顶上装饰有陶制瑞兽及人像者，要受鞭刑三十七和二十七；明代严禁官员和平民在房屋雕刻人像及瑞兽等形象。以前历朝对屋顶装饰的规定只是限于可否使用，而清代则是加上了瓦饰件数的限制，地位越高，所住的房屋越大，可以使用的瓦饰件数越多。一句话，在中国，脊饰与等级有着密切的关系。
　　
　　那么，在西方又是如何呢?
　　
　　由于文化的差异，西方的等级观念远没有中国的森严，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有大量所谓与民同乐的公共建筑，其相对民主的思想，对后世亦有影响。法国路易十四时期，国王定期开放凡尔赛宫和花园，市民可以购票入内参观。游人可以一直走到国王卧室外面。而国王的起居之处与贵族大臣们的休息办公同处一个楼面，仅室内装饰有些差别。西方古典建筑突出建筑个体特性的张扬，不遗余力地表现各自的风格魅力，反映了西方文化传统中重视主体意识，强调个体的观念。在建筑装饰方面，同样如此。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建筑是礼制，而在西方，则是艺术。
　　
　　通过中西建筑文化的些许比较，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石湾人物脊饰有别于中国传统建筑装饰的风格而与西方相类同。鉴于来往渠道的存在，具体时间的先后等方面的原因，我们有理由认为：石湾人物瓦脊的出现与西方古典建筑的影响有关。这种影响既有其时代的偶然性，但历史必然性的因素更为重要。
　　
　　这种必然性源自于石湾所在的岭南地区本身的一些文化特征及石湾窑产品本身的传统，即海洋文化的开放兼容和世俗意识。
　　四
　　
　　在收集资料、研究探讨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个“人”，是指人物形象，即器物或建筑上的人像雕刻。社会越开放，社会经济越发展，当时当地的“人”气更旺、“人”数更多，反之则是淡和少。在明清时期，这一现象尤为显着。
　　
　　明清时期，东南沿海江淮一带是经济文化特别繁荣和发达的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最早在这一地区出现。这里的建筑装饰，家具装饰等题材多是戏曲故事、传说经典及吉祥图案，人物形象众多。如安徽亳县大关帝庙的戏楼，在柱间梁枋装饰有“空城计”、“三气周瑜”等十八出三国演义戏曲故事，正门之上也有戏曲人物的砖雕，被称为“花戏楼”；广州、潮州等地的祠堂寺庙里的装饰也多是戏曲故事；广东潮州的金漆木雕和浙江东阳木雕上的戏曲人物，更是多不胜数。总体风格是繁密纤巧、华美细腻。在北方内陆地区，虽然也有“人”，但数量稀少，总体风格是雄浑厚重，檏拙粗犷。在国外，建筑装饰风格方面，也有很大差异。如西方建筑，其繁复之中，有大量的“人”；而伊斯兰建筑，虽也繁复，但决没有“人”。
　　
　　岭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造就了文化多元性的显着特点，尤其是以广州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自秦汉以来与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密切的海路交往，是货品贸易、文化交流的重要口岸和窗口，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最先在此传播。唐宋时，广州城下，已是“华夷”杂处；明清时，华南一地又是“番鬼”众多。得洋气之先的珠三角居民，文化心态更为开放与兼容，他们善于吸纳外部的事物的长处，为我所用。石湾窑亦是其中一个例子。善于模仿是石湾窑的特点之一，始于元代。“石湾窑模仿力之强为世人称道，它仿造的范围很广。有仿商周的尊、鼎、彝、觚、壶等古器，有仿各名窑的作品，也有仿瓜果、象生、琢石等自然界的器物。它的仿制不仅仿其造型，更注重颜色，仿名窑釉色有定窑的‘粉定’，龙泉窑的‘梅子青’，建窑的‘鹧鸪斑’，磁州窑的‘铁绣花’，哥窑的‘百级碎’，其精品甚至在江西窑之上，可见制作之精致。石湾窑的特点并非单纯的模仿，而更注重创新，其中仿钧类的成绩最为显着〔28〕。”
　　
　　文化传播交流是双向的。由于资料及研究等方面的原因，我们对石湾窑的人物瓦脊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知之尚浅，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肇始于清干隆六年的石湾花盆行《历例工价列》中，已经出现“洋花古”和“洋花罇”等产品。花盘行是专门烧造包括瓦脊在内的建筑用陶的专业行口，有时兼销一些古董行的产品。
　　
　　瓷器是中国的发明。明清时期，中国陶瓷经广州等口岸大量出口欧洲。中国陶瓷和丝绸等商品的输入促进了欧洲制瓷业的发展和“罗可可”风尚的兴起〔29〕，荷、德、法、英等国成为欧洲陶瓷业兴盛之地。18世纪初，欧洲最早的瓷器在德国的梅森地方烧成；法国色佛尔地方窑厂于1750年制造了大量在钴蓝、红、黄、浅緑等单色底色上，以金彩绘制出精美图纹的“色佛尔瓷”。当时，德国的梅森窑、维也纳窑、埃费特窑、法国的色佛尔窑还生产了销量很大的罗可可风格的人物造像。这些人物的造型有单人、双人或群像，如“喂小鸡的少女”、“一对佳偶”、“穿土耳其装的孩童”、“秋——四季之一”等。“秋”的群像是高约30厘米的18世纪中叶瓷器雕塑，左手拿着果实，右手高举酒杯的酒神巴卡斯兴奋地坐在中间，周围是嘻笑玩乐的少年儿童和山羊等动物。这种大型的摆饰物常被摆设在宴会的餐桌中央。法国色佛尔瓷器美术馆还收藏了一尊法国16世纪上半叶的“吹笛人”像，高6l5厘米，施黄、褐、緑三种颜色铅釉。“这个音乐家的像和其他陶质的雕品一样，是采用坚硬的良质陶土做成的。当时的人喜欢用骑马的人像和乐师像等陶制瓦片来装饰檐端〔30〕。”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陶瓷器出口似乎是中国专利，而实际上，外国的陶瓷器也有向中国输出的，如西方的瓷器就曾于清初时输入广东。英人赫德逊认为，“清代中国艺术所受的欧洲影响，就其实际而言，乃是耶稣会传教的成果，耶稣会士除了医学、数学和机械技术……有些还是精湛的建筑师及画家，他们带入中国的，有色佛尔瓷和其他欧洲的艺术品，结果是欧洲风格和影响得到一定程度的流行〔31〕。”《陶雅》亦载，“洋瓷精美不一，康干以来输入良多，大扺为粤海关监督所定制，精巧絶伦〔32〕。”《陶雅》之载，或可与赫德逊之说互相印证。康干以来输入良多的洋瓷，其中或许就有色佛尔瓷，甚至有上文提到的“罗可可”风格的瓷雕人像摆设。理由有二，第一：色佛尔窑的时间与康干时期吻合；第二：色佛尔瓷器的图案多临摹当时流行的题材，如风景方面内容的油画，笔法极为精细，切合“精巧絶伦”之描述。而且，法国雕塑家克洛提翁，是罗可可雕塑的代表人物，他“擅长陶土雕塑，尤其是为色佛尔瓷器创作的陶土模型最为有名。模型取材于古代神话，以巧妙的构图，精湛的技巧，独特的手法，塑造一系列千姿百态的女神形象。还用陶土作有许多引人入胜的小雕像、群像、浮雕和肖像。代表作有混合陶土浮雕《抱着婴儿的少女》、《酒神节游戏》等”〔33〕。而康熙、干隆两位君主，均对西洋风气采取开纳态度，对一些士大夫眼中的所谓“淫巧奇技”尤为好奇、欣赏，粤海关官员为此而购入色佛尔瓷作为上贡之物当亦可能。《粤海关志》的“税则”中就有进口“蜡像”的税率记録，未知是否与人像雕塑有关?同时，上文提及的广州“番鬼”亨特带往澳门的货物中，有“20斤外国陶器”，也有可能是广州商馆买办自己经营的“杂货”。
　　
　　俗尚奢华，自奉颇厚，这是岭南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民情风俗。明清时期，对外贸易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刺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活动的发达，在淡化社会正统意识形态色彩的同时，也造就出社会的‘平民阶层’，促使‘市民社会’的兴起，‘平民阶层’、‘市民社会’较少受土地、家族、礼教的束缚，讲求人际的平等和人性的自然，讲求俗世生活的情趣化〔34〕。”明末清初的广州“当盛平时，珠玑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千万金，饮食之盛，教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35〕。清干隆年间，佛山“三、五富人则饰其祠堂以自榜，故外观殊若有余，而其人率无田业”〔36〕。“佛山当广州南北要冲，达官贵人冠盖络绎，官商巨贾所走集，骚人墨客为栖止。嘉道之间，国家鼎盛，闾阎刈安……五十年间，生齿曰众，一门以内二百余人，祠宇、室庐、池亭、圃囿五十余所……〔37〕。”清道光十五年前后，佛山“游神赛会，无岁无之，此其不可转移之风气，不约而同之人，可叹可笑。……惟繁华风气各各支撑，入少出多。广东风俗，虽大富不能再传，殊非梁土、虚余者多，度实者少”〔38〕；“乡落富民，器服相高，宫室雕镂，富而厚生，其俗吝相周而喜竞争〔39〕。”
　　
　　正是这种世俗意识，一方面成为人物脊饰的创造动力，另一方面造就了人物脊饰的市场需求。
　　五
　　
　　石湾人物脊饰的“出生、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面临西方冲击和挑战的年代。在这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处于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前沿的珠三角地区，兼容务实的文化特质更为凸显，学术、诗歌、绘画以及工艺等在各自领域中创新求变，成就斐然。同时，开眼看世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之风也在这里首先兴起。石湾窑生产者亦不例外。我们在上文中所说的影响，其实也就是石湾窑生产者在面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挑战时，所采取的一种兼容务实的态度，这种影响絶不仅仅是形式上简单的模仿，而是对西方文化精粹中“民主”意识，即关注人、重视人的倾向的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吸纳。石湾匠师们根据陶器生产的自身优势，融合了西方建筑中的装饰风格，以本地戏曲等为主要题材，创造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岭南建筑装饰艺术品——陶塑人物脊饰。我们认为，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石湾窑的影响是深远的。继人物脊饰产生之后，形神兼备、生动传神的各式案头人物以及题材多为渔樵耕读、民情风俗的陶瓷塑像又相继问世。而且，在这些陶塑人物中表现出来的人性、温情尤为动人。
　　
　　本身的传统、外来的影响、社会的需求，是石湾人物脊饰产生的内外因素。正是在多种因素的刺激促进下，石湾人物瓦脊“突破了以往用于屋脊飞檐边角的局限，大屏的人物群像，亭台楼阁、花木山水景物构成了建筑主体的正脊，蔚为壮观”〔40〕。这种人物脊饰一经问世，就受到珠三角及周边地区人们的欢迎，祠堂、庙宇纷纷使用，产品甚至远销至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汶莱等地〔41〕。
　　
　　如果说石湾工匠此举是高举起人性的大旗，未免夸大、过誉，但不能否定的是，它的确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虽然，当时石湾的匠师们并不一定具有鲜明的主观动机，但僭越了森严的等级，抒发了自我的个性，客观上挑战了封建的传统，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确是难能可贵。
　　
　　石湾人物脊饰的出现是一种突破，这种突破，有着其特殊的社会意义。虽然，建筑规则上的“僭越”“违制”事例不少；虽然，江、浙、闽、粤等地在人物雕塑用于建筑装饰方面亦很有成就，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个工艺载体敢于在屋顶上“做文章”。人们往往把中国传统建筑称作“大屋顶”建筑，可见屋顶在其造型上的地位。大屋顶的一个显着特征，是屋脊和相关的脊饰在屋顶上的地位极其重要。石湾人物脊饰敢于把“西方化”的装饰搬上了祠堂、寺庙、书院等最传统最严肃的中国传统建筑的最重要部位，让“人”，众多的“人”，登上了房屋的最高处，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先例。它反映了“人”在石湾窑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自清代中后期的人物群像脊饰，到清末民初的案头人像，以至缩龙成寸的“山公”，石湾窑的“人”虽然从空间的高处走下来了，但一直都在石湾窑人心目中的高处，并最终成为石湾窑中最耀眼、极具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的部分。
　　
　　
　　
　　注　释：
　　
　　〔1〕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六，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4年。
　　
　　〔2〕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石湾陶展》，1979年。
　　
　　〔3〕何慕华：《陈家祠的石湾陶塑脊饰》，《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文集》第二辑，广东旅游出版社，2005年。
　　
　　〔4〕吴震方：《岭南杂记》上卷。
　　
　　〔5〕《咸陟堂集》卷五《龙翥祠重竣锦香池水道记》，转引自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6〕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二，金石下。
　　
　　〔7〕  《粤海关志》卷九，税则二。
　　
　　〔8〕  “饬禁私抽设牙碑记”，《明清佛山碑刻社会经济文献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
　　
　　〔9〕龙廷槐：《敬堂轩文集》卷二：《初与邱滋畲书》。
　　
　　〔10〕  《朱批谕旨》第52册，页13—14，转引自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11〕  《粤海关志》卷十七·禁令一。
　　
　　〔12〕干隆《佛山忠义乡志》卷一，李绍祖《佛山赋》。
　　
　　〔13〕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康熙篇》第四书简，东京平凡社1970年版。转引自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
　　
　　〔14〕道光《南海县志》卷十，建置略二。
　　
　　〔15〕  《晚清中国外销画》，香港艺术馆，1982年；《珠江十九世纪风貌》香港艺术馆，1981年；《十八及十九世纪中国沿海商埠风貌》，香港艺术馆，1987年；《历史绘画一香港艺术及藏品选粹》，香港艺术馆，1991年。
　　
　　〔16〕  《广州“番鬼”録》1825—1844，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
　　
　　〔17〕  《辨学》钞本，转引自《清代文化——传统的总结和中西大交流的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18〕  《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转引自蔡鸿生《岭南文化与海》，《岭峤春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19〕  《小匏庵诗话》，据铢庵：《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本，转引自蔡鸿生：《岭南文化与海》，《岭峤春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20〕  《岭南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21〕林子雄：《近代穗港澳出版事业在“西学东渐”中的作用与地位》，《岭峤春秋——省港澳文化交流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22〕《澳门记略》卷下。
　　
　　〔23〕陈衍虞：《莲山诗集》，据章文钦：《澳门历史文化》，中华书局1999年。
　　
　　〔24〕杜臻：《经纬堂诗集》，据章文钦：《澳门历史文化》，中华书局1999年。
　　
　　〔25〕  《粤东词钞》，据章文钦：《澳门历史文化》，中华书局1999年。
　　
　　〔26〕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
　　
　　〔27〕以上唐至清代规制引文出于唐《营缮令》、《宋史》、《元史》、《明史》、《大清会典事例》卷869，又见，王鲁文：《中国古典建筑文化探源》，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年。
　　
　　〔28〕张维持：《广东石湾陶器》，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年。
　　
　　〔29〕“罗可可”是法语译音，原意是指中国园林，叠石成山，后扩展为“东方装饰风格”，18世纪时发源于法国，后风靡全欧洲，盛期长达半个世纪。“罗可可”风格柔美，色彩娇艳，表现为纤巧、轻快、典雅、精致、繁缛奢华。
　　
　　〔30〕日本《世界艺术大观》陶瓷I，台湾地球图书公司编译，1979年。
　　
　　〔31〕  （英）赫德逊着。王遵仲，李伸，张毅译：《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
　　
　　〔32〕  《陶雅》卷上。
　　
　　〔33〕  《世界雕塑名品图鉴》，黑龙江美术出版社，1997年。
　　
　　〔34〕  《岭南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35〕屈大均：《广东新语》宫语，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4年。
　　
　　〔36〕干隆《佛山忠义乡志》卷三，乡事志。
　　
　　〔37〕咸丰五年《梁氏支谱》卷首，据《明清佛山碑刻社会经济文献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
　　
　　〔38〕《李可琼家书》，据《明清佛山碑刻社会经济文献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
　　
　　〔39〕《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七，
　　
　　〔40〕庄稼：《陶瓷雕塑》，《中国现代陶器艺术》。
　　
　　〔41〕曾广亿：《论石湾窑艺术陶器》，载《石湾窑精粹》，岭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
　　
　　
　　
　　参考文献：
　　
　　（1）《中国民间美术全集》（雕塑），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
　　
　　（2）《檏拙与传神》，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3年。
　　
　　（3）《中国传统建筑艺术》，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4）金磊、李沉等：《中外建筑与文化》，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
　　
　　（5）《中外建筑旧部装饰集锦》，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
　　
　　（6）祝重寿：《欧洲壁画史纲》，文物出版社2000年。 


　　(陈坚红，广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邱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