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本文以大量的史料证明茂名早在汉武帝元鼎六年之前已成为往西罗马帝国贸易之海港，往外输出丝绸较徐闻、合浦还早。茂名之所以成为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策源地之一，靠的是高凉郡悠久的桑蚕生产及广阔的经济腹地，为茂名开辟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外，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我国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则为茂名开辟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必要的航海条件，构筑了开辟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平台。
　　Abstract:　Base on a large number of historical data,this text prove that Maoming has become the seaport of trade to the kingdom of Rome as early as before the 6th year of Yuanding in Han Dynasty,and earlier than Xuwen and Hepu.Depended on the high long silkworm producing and broad economic hinterland of Gaoliang prefecture,Maoming became one source of Chinas ancient maritime silk Road.In addition,the advanced ship-building and navigation technology offer essential navigation terms for opening up ancient maritime Silk Road in Maoming during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Han dynasty,constructed the platform of ancient maritime Silk Road.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海上交通的路线。中国的丝绸除通过横贯大陆的陆上交通线大量输往中亚、西亚和非洲、欧洲国家外，也通过海上交通线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国。因此，在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横贯东西的陆上交通路线命名为丝绸之路后，有的学者又进而加以引申，称东西方的海上交通路线为海上丝绸之路。后来，中国著名的陶瓷，也经由这条海上交通路线销往各国，西方的香药也通过这条路线输入中国，一些学者因此也称这条海上交通路线为陶瓷之路或香瓷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汉武帝之时。从中国出发，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到明初郑和下西洋，把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巅峰状态。郑和之后的明清两朝代，随着海禁政策实施，我国航海业的衰败，这条曾为东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贡献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随着愈来愈严厉的海禁而逐渐消亡了。
　　
　　气候温和，土地平坦肥沃，水源充足，使茂名地区成为岭南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在高州市祥山镇长山管理区茶亭岭出土的穿孔石球；高州县新洞镇云山管理区红珠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网坠，化州市鬼儿堂山岗发现的石珠、石斧、纺轮及化州皇帝山新石器遗址发现的石器和陶器残片；信宜县镇隆登高山出土的石器、陶器，证明瞭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晚期，茂名境内已有土著民族繁衍生息，并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一、茂名一中华民族蚕业策源地之一，奠定了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

　　（一）岭南蚕业源于岭南
　　
　　世界上的蚕桑生产，起源于我国。任何国家最早的蚕种和饲养方法都是直接或间接从我国所传去，这是各国历史学者所公认的事实。黄河，中华民族的摇篮，无可置疑，黄河流域当是中华民族蚕业最早的发祥地之一。1926年，我国考古学者在山西距黄河不远的夏县西阴村，发掘公元前2600——2300年的彩陶文化遗址，发现了半个人工割裂的蚕茧。甲骨文字中也有蚕、桑、丝、帛等字，而且从殷墟出土的铜器上，有缣丝的痕迹。这些考古发现至使许多学者，长期以来都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国蚕业唯一的而又最早的发源地，岭南蚕业源于黄河流域。其实，岭南蚕业因岭南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而源于自身，而非黄河流域。
　　
　　首先，就蚕种而言，岭南蚕种与中原蚕种迥然不同。晋代左思的《吴都赋》里写道：“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这是我国南方蚕业生产的最早记载。唐代《文选》注者李善引用了刘欣期《交州记》作注，指明“八蚕之绵”就是用产自岭南西南沿海地带的多化性蚕茧制成的丝绵。此外，东晋《俞益期笺》载：“日南蚕八熟，茧小轻薄，丝若（弱）绵细。”晋人张勃所着的《吴书》、《白孔六帖》中所载的《六测记》、后魏郦道元的《水经·温水注》、《日南志》及《表异録》中的《珠域周咨》都有“一岁八蚕之绵。”的记载，说明魏晋时代岭南西南沿海各郡相当普遍地饲养多化性蚕，所提及的桑树种类，茧丝的特点，都充分反映出热带地区的蚕业特色，与中原蚕业截然不同，中原蚕业只饲养一化性及二化性蚕。北魏《王祯农书》关于：“北蚕多是三眠，南蚕俱是四眠”的记载，以及近代豫东屏所作《蚕桑实际》里所说的：“南蚕多四眠四起，北蚕皆三眠三起。”便是岭南蚕种与中原蚕种迥然不同的有力佐证。按清初茂陵人杨山的《知本提纲》提及我国的桑蚕，有“三卧四卧别其类，一生数生因其宜”之名，注解说：“……闽广地近三道，气常和暖，桑叶不凋落，其蚕一年数生，三至十月能生八辈，别自有种。秦中地远三道，气有寒热，桑有荣枯，其蚕一年二生，……是因其地宜而养之也”。“别自有种”说明闽广的蚕品种既不是严自中原，也不是中原的二化性种移入岭南后逐渐变成南方现有的饲养性品种的。
　　
　　据日人小泉氏（1917）认为南中国和东南亚，是野生桑树自然分布最为密集的地方，桑蚕是单食性的昆虫，以桑叶为唯一食料，在野生时代，有桑树分布的地方，就有野生桑蚕的栖息；而且从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互相统一的论点，终年桑不落叶的岭南西南沿海地区，才是孕育多化性蚕的地方。
　　
　　约在五十年前，美国的昆虫学家考活氏等（C．w．H0wardea 11925）曾把印度、泰国、越南等地的多化性蚕种和半野生状态的桑蚕种，同广东种进行比较，认为广西南部及广东西南部的养蚕业，不仅蚕种桑种相同，饲育技术也大致相同；又认为广东种同印度或东南亚的蚕种，在性状上比较相近，而同北方品种差异却较大，因而推定广东蚕的品种和养蚕技术，是由岭南西南沿海地区独自发展起来并逐步向东推移过去的。
　　
　　其次，就蚕具的种类而言，北方比较简陋，南方比较齐全。《王祯农书》说：南方替蚕用蚕网，效能“比之手替，省力过倍”，北方大概是用手替的，没有蚕网这一工具。又说南方有木制的蚕杓，北方也没有。
　　
　　再次，就蚕簇的使用方法而言，南方比北方先进。《王祯农书》云：“南方例皆屋簇，北方例皆外簇”。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说：“老时（指蚕上簇时）值雨者则坏茧，宜于屋里簇之际”。南北簇之比较，其优劣之好坏，由此可见。
　　
　　第四，就釆桑工具而言，古代南方也比北方较为进步。《王祯农书》云：“南人斫桑用刀口，北人斫桑用斧”。
　　
　　第五，就切叶方法来说，南方比北方也较为科学。《王祯农书》云：“北方蚕小时用刀切叶砧上，或用几，或用夹；南方蚕无大小，切叶具用砧也”。
　　
　　第六，就釆桑方法而言，南方也比北方科学。《王祯农书》云：“北俗伐桑而少釆，南人釆桑而少伐”。所谓“釆”，是只从树上釆搞叶片，所谓“伐”是从树上连板带叶一齐砍下，运回家去。
　　
　　第七，织绵方法有别。其实把蚕茧拉成绵，或手拈成线，然后织成粗绢（如海南岛的“织绩”），操作简易，即使是生活很原始的居民，也能做到，不待中原传。事实上，海南岛的纺织技术恰恰较中原及江浙地区先进得多，如元代远近闻名的松江“乌泥泾被”就是黄道婆向海南黎族人民学先进纺织技术并对棉纺织工具加以改进后，才生产出来的。
　　
　　综上所述，岭南蚕业源于岭南。
　　
　　（二）茂名一岭南蚕业策源地之一
　　
　　（1）茂名地区的历史沿革
　　
　　古时的茂名，属西瓯路越地。
　　
　　秦朝（公元前221~前207年）属南海郡地。
　　
　　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属交州合浦郡高凉县地。
　　
　　三国（公元220~公元280年）属吴国管辖，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高凉县分为高凉和高兴两郡时，属高兴郡。
　　
　　晋朝（公元265~420年），初属高兴，太康六年（公元285年）后改属高凉郡。
　　
　　宋、齐（公元420~502年），初属高凉郡。元嘉九年（公元492年），复立高兴郡，又归属高兴。齐仍宋制。
　　
　　梁、陈（公元502~589年）属高凉郡地，梁代于境内置电白郡，并为电白郡治（隋为电白县）。
　　
　　隋朝（公元581~618年），置茂名县，属高州高凉郡茂名县地（高凉郡后改为高州）。
　　
　　唐朝（公元618~907年），初属高州。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置南宕州，贞观信年（公元627年），南宕州改为潘州，茂名为潘州治。大历十一年高州移治至电白县（今旧城乡）。
　　
　　五代南汉（公元907~950年），仍唐制。
　　
　　赵宋，开宝五年（公元972年）潘州并入高州，茂名改为高州属县。
　　
　　元朝（公元1206~1368年），高州改为高州路，茂名属高州路。
　　
　　明朝（公元1368~l644年），路改为府，茂名属高州府。
　　
　　清朝（公元1644~1911年），沿袭明制，属高州府茂名县地。
　　
　　民国（公元1912~1949年），废府，属高雷道茂名县地。（1937年茂名直属于广东省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属湛江地区茂名县地，1958年，境内分置茂名市，同时改原茂名县为高州县。1983年，实行市管县新体制，下辖高州、信宜、化州、电白四县及茂南区。
　　
　　（2）茂名—岭南蚕业策源地之一
　　
　　茂名地区位于广东省西南部，地处鉴江平原，约座于东经1103度至1116度，北纬212度至226度之间。南濒南海，西与日南、九真、南阳诸郡毗连，北靠郁林、苍梧诸郡，东与南海诸郡接壤，属热带、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全年气候温暖，光照充足，年日照时数为2160小时以上，日照率为40—49％，每平方厘米辐射量为80千长左右，年平均气温23，年积温约8300。年无霜期约360天，基本无霜。年平均总降雨量约为1950毫米，年相对湿度约为85％左右。茂名地区的地理环境与日南、南阳、九真、合浦诸郡基本相同，而且桑树的自然分布也和以上诸郡及南海、苍梧、郁林郡连成一片，桑叶终年翠緑，适宜野生桑蚕的栖息及多化性蚕品种的饲养。由于岭南蚕业起源于岭南西南沿海的日南、南阳、九真、合浦诸郡，珠江三角洲的蚕业是由这些地方逐步推移过来幷发展起来的。因此，在两汉时作为合浦郡属地的茂名地区，既是岭南蚕业策源地之一，又是珠江三角洲多化性蚕品种的自然过渡地带，作为全国六大桑蚕基地之一的化州蚕业，则是在这个传播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1979年11月，在茂名茂南区镇盛镇墟边修改河道时，在黄岭出土一面有丝布包住的南朝时期的铜鼓，这表明南北朝时期，茂名地区已存在丝织业。
　　
　　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元封元年就是汉平南越后的一年），在发现海南岛之时，岛上已有蚕桑事业。而元封元年距秦始皇开凿灵渠平定南越也仅104年时间，由此可知海南岛很久以前早有蚕业。但海南岛的土著居民一黎族是由茂名地区的俚人迁徒而至，“昔伊尹正南方献令有俚焉，蛮之别落也，后汉谓之俚人，俗呼山岭为黎，而俚居其间，于是讹俚为黎，而黎之称始此”（注：《广东通志》岭蛮志）。《隋书》、《北史》记载：冼夫人，冼挺之妹，隋封谯国夫人，为当时高凉俚族首领，且为当时分布在海南海北俚族中的一个女中豪杰，……汉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然范端昂撰的《粤中见闻》及屈大均着的《广东新语》却云：“冼夫人，高州人。秦末；岭南乱，夫人集兵保境，蛮不敢侵。及赵佗称王，……乃委其治高凉，恩威振物，邻郡赖之”。由此可以推知，海南岛的蚕业是由高凉及日南、南阳、九真、交趾诸郡传去的，也就是说，茂名地区的桑蚕业在秦汉以前便已经存在了。至于日人小泉氏及美国昆虫学家考活氏等对岭南西南沿海地区的桑蚕业的考察研究结果，则进一步说明茂名地区的桑蚕业在秦汉甚至春秋战国以前便已确实存在了。
　　
　　茂名地区悠久的桑蚕史，为茂名开辟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悠久的造船史和繁荣的海外贸易，夯实了茂名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
　　
　　茂名地区的造船工业能迅速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　　
　　
　　春秋战国时期，茂名地区的越族人民在造船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淮南子。齐俗训》载：“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越絶书》卷八也讲到“越人以船为车，以辑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当时，吴国、越国的造船业居全国首位，已设有专门的造船工场，称为“船官”。《越絶书》记：吴、越能造的船有余皇、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等式样，越国被灭，越人乘船飘浮于海，使最先进的造船技术首先在岭南沿海传播，从而促进了茂名地区造船工业的发展。当时，茂名沿海已有民间海外交通自由贸易往来。
　　
　　（二）　　
　　
　　岭南地区的军事战争，大大刺激了茂名地区造船工业的发展。
　　
　　秦朝，我国造船技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已能大规模地开展远洋航海活动。“秦始皇遣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药”  （注：《广东通志》卷181），写下了我国远洋航海事业的新篇章。而岭南地区沿海出产的和从海外贸易换来的象齿、犀角、翡翠、珠玑、玳瑁、香料等珍贵特产及龙眼、荔枝、柑桔等水果，也早已经茂名、番禺（今广州）等地集散，通过水陆联运，或从海路输入中原地带。秦始皇为了源源不断地得到这些珍贵的特产，乃“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史禄凿渠（灵渠）运粮”（注：《史记·南越传》卷113），并从中原迁五十万人到岭南与越族人杂居。从此，中原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技术便源源不断地传入百越之地。
　　
　　到了汉代，朝廷更加注重发挥航海优势，在造船工场里已能建造用途不同的客船、运货船、渔船和战船。各种船上已装有帆、橹、楫、舵等，单就船舵一例，就比欧洲早一千多年。当时割据岭南地区的南越国，对汉朝还是保持相对独立，只是臣服关系，每年派遣使臣朝贡而已，还不是西汉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西汉王朝早就想消灭它。汉武帝为了击灭南越国，专门修挖了昆明池作军事演习的场地。“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注：《史记·平准书》卷30）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南越国丞相吕嘉杀死南越王及汉使，实行叛乱，汉武帝立即派十万楼船部队进行讨伐。“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漓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  柯江，咸会番禺”（注；《汉书·武帝纪》卷6）。汉兵五路南下，除桂林地区有灵渠可以直接通航外，其余四路均有陆路阻隔，故只能在湟水、浈水、贺水、牂柯江的沿岸就地建造战船。就是说在会攻岭南之前，事先得准备大规模的造船活动。
　　
　　南越国军队为了对付大军压境，也在竭尽全力去建立一支精鋭的水师。《汉书·严肋传》讲到“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南越志》记：“越王造大舟，溺人三千”。在军备力量的竞争之下，造船业在整个岭南地区得到较大的发展。而攻打南越国的楼船水军都是当时中原最精鋭的水师，拥有一流的造船工匠和驾船水手，他们会集岭南，自然会带来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同时，每经过一场战斗，都必须修复大批战船，这又要建造大批的修船工场。1976年在广州中山四路发掘到的秦至西汉初年规模巨大的造船工场船台遗址，使我们对岭南的造船能力有了进一步的瞭解。该船场中心部分有三个平行排列的船台，最长的滑道长100米，较大的船台宽28米，估计可造宽6—8米，长30米，载重50—60吨以上的木船，估计可载员四、五百人（注：1977年第4期《文物》中《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由此可以想象，当时岭南地区的造船业是十分繁荣的。（注：现有不同的看法。）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交趾郡徽侧、徽贰起兵反抗交趾郡太守贪官苏定，九真、日南、合浦等郡的人民群众纷纷响应，攻占65个城池，徽侧自立为王，脱离汉朝统治。建武十八年，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马援“将其兵，遂缘海而进”进军交趾，楼船达二千余艘之多。当时马援南征至茂名地区的石龙港（今之化州港）时，曾在此港渡江战。这对茂名地区的造船工业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1976年9月，鉴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在化州县长岐镇石宁村和下洞村之间冲出独木舟6艘，引起我国考古学界的注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这些独木舟进行放射性炭素断代测定，发现这些独木舟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为东汉至魏晋之间制作。
　　
　　三国时期，茂名属吴国地域，当时吴国的造船业很发达，能造很大的船只。长江中的战船，有的可载兵三千人，有的上下五层，高十余丈，雕缕彩画，非常华丽。船上安装四张风帆及橹、楫、舵等。晋代左思在他被后世千载传诵的《吴都赋》里写道：“弘舸连轴，巨舰接舻，飞云益海，制作非常，摸篙工、楫师选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胥”。吴都建业造船业之繁荣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吴都“篙工楫师，选自闽禺（番禺）”，说明岭南的航海驾船技术又较长江流域及吴都沿海地带进步得多。
　　
　　公元242年，吴国南方的珠崖和儋耳（均在海南岛）发生叛乱。同年7月，孙权派将军聂友等“带兵三万”（注：《三国志》卷47，吴书二）前去平乱。这次军事行动也以水军为主，它对茂名地区的造船工业也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南北朝时期（公元548年），高州刺史李迁仕谋反。公元55O年，冼夫人聚兵石龙港（今之化州港），“施厚礼”水陆两路奇袭高城，再度促进鉴江流域造船工业的发展。
　　
　　宋末元初，南宋抗战派将领文天祥带领义军转战江西、福建、广东一带，坚持抗元斗争，后在珠江口外的零丁洋被俘。“丞相陈宜中众尚数千人，舟八百艘，走至虎头山（今茂名电白县）中流，大风坏舟，众多溺死，宜中仅以身免”“元十五年（1278年）三月，是往占城（今越南）不果，遂驻州”（注：《苏爵元天文类》）。对州的地理位置，作者在这里需补充述说一下，  以免与湛江今之州岛发生谬误。《吴川毛志》记：“  州在今高州府吴川县南，屹立海中，当南北道”。《太平寰宇》记：“化州东南至州镇大海，二百二十里，雷州东至海岸二十里，渡小海，扺化州地界，名州。又琼州北十五里极大海泛大船或便风十曰到广州，经州”。“元十五年（1278年）四月，罡殂于州，立卫王昺为主，以陆秀夫为左承相”（《二王纪事》）。“罡卒年十一，群臣多欲散去，陆秀夫曰：‘……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数十万，天若未絶宋，此岂不可为国耶’”（《资治通鉴》）。五月，“  帝即位于州，太后杨氏同听政，改元祥兴，升州为翔龙县，隶化州，晋升广州为翔龙府”（《崖山志》）。“时宋军所泊居雷化犬牙处，……张世杰为天险，可扼以自固，乃奉其主昺移驻，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宫，军屋数十余间，……时官兵尚二十余万，多居于舟，资粮取辩于广右诸郡，海外四州，复刷人匠造舟楫器仗，至十月始罢诏”（《通鉴辑览》）。“元十六年（1279年）二月，陆秀夫负其主卫王昺赴海死之”（《崖山志》）。
　　
　　除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等大量造舟在海上抗击元外军，元朝大批官兵亦乘舟追杀昰帝、昺帝及其部属。“元十三年（1276年）九月命阿楼罕、达春等分道将兵入闽广，阿楼罕、董文炳及蒙古固岱索多以舟师出明州”  （《通鉴辑览》）。“十六年（1279年）李恒追卫王至高化，询知卫王已死，张世杰亦溺死，岭悉平”（《李恒传》）。
　　
　　宋末元初这场持续四年的大规模的数十万人的军事海战，直接发生在茂名地区的沿海地带，促使茂名地区的修造船业出现鼎盛的局面。
　　
　　咸丰五年（1855年），太平天国三点会首领李快，发动电白沿海渔民、农民起义，建立一支二万人的红巾军，并率船队攻打博贺、水东、电城等处（《电白新志》），再度促进了茂名沿海地区修造船业的发展。
　　
　　（三）　　
　　
　　经济贸易的需要是促进茂名地区造船工业的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茂名位于广东省的西南部，地处鉴江平原，北与广西接界，东北与阳江、阳春县毗邻，西邻廉江市，西南与吴川县接境，古属高凉郡管辖。古驿道横贯县境，上达广肇六郡，下通雷琼四府，扼钦廉之咽喉，茂名开辟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广阔的经济腹地。
　　
　　茂名南部濒临辽阔的南海，海岸线迂逥长达220公里，大小港湾罗列，电白（今统称博贺港）、水东、莲头诸港东通闽浙，南控雷琼之门户，西去占城（在今越南）、天竺（今印度）、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大秦（古罗马）诸国。海上交通方便，历史悠久。
　　
　　解放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发现较多，几乎遍及我省的每一个县。这些遗址普遍出土有几何形花纹的印纹陶器，花纹的演变规律也大体相同，说明在广东各地区之间已有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而且，广东的几何印纹陶文化与我国东南沿海省区的几何印纹陶文化有密切关系，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茂名地区就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有着颇为频繁的交通来往和经济文化交流。
　　
　　1958年以来，茂名石油公司露天矿在开采油母页岩时，在页岩层里挖出不少犀牛化石；《国史纂异》记：“唐太宗问高州首领冯盎：‘卿宅去沈香远近?’对曰：‘宅左右即出香树，然生者无香，憔朽者始香耳’。”这说明古时茂名地区盛产犀角、香料等珍贵特产。
　　
　　据《汉书地理志》载：“（粤地）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玑、银、铜、果、布之溱，中国往商贾多取富焉”。成书早于《史记》的《淮南子人间训》关于秦始皇发卒50万屯戌南越时，也有“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的记载，而“番禺（广州）大府节制五岭，秦汉以来号为都会，欲集五方海舶贸易”（《余靖志》），“贾番以珠犀为之货”（《千佛记》），“岛船之来有粲，其宝锴镣、鐼鈏、璠玙、瑾璪、玑琲、瑟瑟、瑇瑁、玛瑙、玻璃、珊瑚、琉璃、车渠、木难、火齐、阳燧、方诸、龟筒、鹤顶、犀角、象齿、猫睛、日耀、鸦鹘、霞绮、流黄、空青、缥碧、柴英，其暑如云，其灿如星”（《粤会赋》）。可见在秦汉时代，岭南的珍珠、玳瑁、象牙、犀角、香药等奇珍，龙眼、荔枝、柑桔等异果，都早已经茂名、番禺等地集散，通过水陆联运，或从海路输入中原地带。但当时的水陆联运，或从海路输入中原地带，但当时的水陆联运条件恶劣，“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后汉书·和帝纪》）。“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  皆从东冶（今福州）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后汉书·郑宏传》）。没有良好的水上交通工具，就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海上丝路的开辟，中外贸易的发展，更需要经得起风浪、载重大吨位的海船。
　　
　　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月护王（即旃陀罗笈多）的大臣商那自写的《政论》一书，就记载了公元前四世纪中国丝织品向印度运销的事。《汉书·地理志》载：“黄支国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流璃、奇石异物，齐黄金杂缯而往”。《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一册第35页载：成书于公元8O—89年的《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的作者（希腊人，姓名已佚）曾从红海、波斯湾、印度本岛沿海航行至缅甸，来中国贩运丝绸。书中记载说：“过克利斯国（今缅甸白古）。扺泰国（中国）。……有大城曰秦尼……由此城生丝、丝线及丝织成之绸缎经陆道，……而至巴利格柴（印度孟买附近之巴罗赫港）。其地距此甚远，往秦国甚不易。”而《文献通考》卷339“大秦国”条亦称：“又常利得中国缣素，解以为胡绫，数为安息诸胡交市于海中”。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的丝绸大量输往菲律宾、南洋各国及欧洲、非洲等地区。中国优质的丝绸，博得了罗马人的喜爱，他们竞相罗致，致使丝价相当于黄金的价格，据传一磅丝等同于一磅黄金。但是，罗马下中国关山阻隔，要“途径大海，海水咸苦，不可食，商客往来，皆赍三岁粮（带三年的口粮）。”（《晋书》“大秦传”）“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汉书·地理志》）。如果没有经得起风浪、载重大吨位的海船，就无法适应中外丝绸贸易发展的需要。作为对外贸易岭南沿海地区，  自然要努力发展造船业，以适应商业贸易的需要。
　　
　　三国时期，吴国先进的造船技术，促进了海上交通的大大发展。为了促进与南方邻国的友好往来，公元226年，孙权手下大将吕岱就派遣朱应和康泰出使今印度支那半岛各国和南海诸国。此后，印度支那半岛上的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中部）等国也相继遣使回访表示友好，其中扶南王范旃还送来音乐家和地方特产，“献乐人及方物”（《三国志·吴书》）。孙权所组织的大规模的向南航海活动，既促进了茂名地区船舶修造业的发展及海外贸易的往来，也拓展了我国的海上丝绸之路。
　　
　　南朝梁陈间，冼夫人主政时期，她实行民族和睦相处友好团结的政策，使茂名地区持续安定，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开始与海外频繁通商。当时对外通商的港口有水东港、电白港、山俊港、莲头港、赤水港、流水港、南门港（即龙船港）、麻西港、北额港、汾洲港、那黎港、沙尾港。当时古俚人部落中的豪酋“鬻口为货，掠人为奴婢”、“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可以“雄于乡曲”（《新唐书·孔癸传》）。他们以“生口”（奴隶）作为货物贩卖到广州各地和海外，换回大量金银珍宝及各种外国货，“其利数倍”。“生口”与珍宝同列，是俚人豪酋财富和势力的重要标志，《梁书王僧孺传》载：“天监初，……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因而获得巨富。至唐贞观中冼夫人玄孙冯子游入朝见高宗时，竟“载金一舸自随”（《新唐书·冯盎传》）。连“宦历二朝，家传万石”的当朝中书令许敬宗也将年仅十四岁之女下配给冯子游为妻（《旧唐书》）。茂名地区的富庶及“生口”的贩运，促进了茂名地区海运事业及船舶修造业的发展。如果没有坚固庞大的船舶，是无法对海外进行大量的“生口”贸易的。当时，茂名地区已能用金属制造大吨位的海船了。
　　
　　在本世纪50年代初，发现一艘大型铜风帆船，沉没在鉴江入海口的沙角旋乡寮几村海边，离岸约500米处。沉船大部分已被泥沙覆盖，仅有约2平方船面露在水里，退潮时，船面的水深达数米，渔民作业的鱼网常被沉船钩破。当时常有渔民潜水锯割船上的铜器，把从沉船上取到的铜柱、铜片献给文物普查队。铜柱实心，直径3公分，铜钉方形，是中国唐代船的特色。有黄色的铜片包装船面和船底，船上有43条铜桂，设在甲板面上周围、乃栏杆柱，每条铜柱距离12米，估计该大型铜皮风帆船约长40多米，载重约三、四百吨。
　　
　　当时，古俚人已掌握了较好的船舶防水渗透的方法：“贾人船……以橄榄糖泥之，糖干甚坚，入水如漆也”（唐·刘恂《岭表録异》）。此外，利用膏藤液汁作润滑剂以牵拖木船，也是岭南人民的一大发明。晋人裴渊的《广州记》中曾记有：“土人伐船为业，随树所在，就以成槽，皆去水远，动有数里。山生草名为膏藤，津汁软滑。无物能比，以此导地，牵之如流，大五六丈船，数人便运”。
　　
　　唐代茂名地区船舶修造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1958年在建造高州水库时，挖出铜雕昆仑人女头像1件。昆仑人指东南亚、马来群岛、波斯湾至非洲东部的一些国家和岛屿的人，其人多以卷发黑身为特征。高州水库良德唐墓中出土的昆仑人铜雕像，说明瞭唐代茂名地区与东南亚及非洲的海外贸易往来已深入到茂名地区的内地，并开展丝绸贸易。而海外贸易的昌盛，又促使唐政府在广州设置市船使，管理对外贸易。
　　
　　唐开元以后，至冯盎南征之时，俚人开始有系统、有组织地经雷州南迁海南。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部落迁徙，在迁徒之前必须大规模地做好船舶的修造工作。
　　
　　到宋代，罗江、石龙镇（今化州城）的渔业、商业出现了鼎盛时期，“三日一墟人不断，双流绕郭海相通”（吕沈《化州清风堂诗》）。入港（石龙港）的货物主要是海鱼、海盐、洋货；出港的货物主要是土绢、土布、橘红、水里等土特产。
　　
　　罗江、石龙镇经济贸易的昌盛，促使鉴江各支流的造船工业也向前推进。如1983年9月间，在化州中垌长湾河牛牯坡河冲出一艘独木舟，此舟长206米，头宽032米，尾宽037米、深013米，底呈鸡胸形。两端略上翘，尾部残留着一截木榫，这和汉代石宁独木舟的构造差不多，所不同的是，该舟底部头尾各凿有一个4厘米深的方形孔。据当地群众反映，过去此地也出土过独木舟，牛牯坡下的石狮江地段，古代木材堆积物甚多，考古人员推断，此地原为独木舟制作工场。该处出土的独木舟为宋代所造。
　　
　　到了南宋，闽、浙及广州人口不断流入茂名地区，“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宋史·食货志》）茂名、雷州逐渐成为广东的主要产粮区，有较多的余粮运往海南等地，“高、化商人不至，海南遂乏牛米”  （《宋史·食货志》），这些货商以船货运牛、米至海南，又运回槟榔、沉香、椰子等物品，牟利甚丰。
　　
　　明初，政府屡次下令实行海禁，只实行所谓“朝贡”贸易，不准民间入海“通番”，也不准外国商船靠岸贸易。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推动广东海外贸易的发展，“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船八只至广东，泊台山上川岛，  即遣使者入广州要求贸易。嘉靖元年（1522年）葡使再至上川岛，明兵击之，葡商遂逃往电白岛，并向福建、浙江进攻；经商于福州、宁波一带。后以葡人过于野心，强使国人改信其宗教，致为国人驱逐至电白，以电白为商港”（民国《广东年鉴·商业》“张”1页）。从正德至嘉靖几十年间，电白港的“市舶贸易”很为繁盛。当时朝廷虽有不准民间下海经商的禁令，但“有力则私通番舶”，由于“通番”贸易赢利丰厚，因而很多农民舍本逐末，弃农经商，“高、廉、雷、琼滨海，诸夷往来其间，……顾奸人逐番舶之利，不务本业”（李龙潜《明清经济史》引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他们不但在莲头水东、放鸡岛等地互市，海商还私造船只出海贸易。海上走私贸易的昌盛，促进了茂名地区造船工业的发展，使茂名电白成为广东有名的造船中心。嘉靖十九年（1540年），海上走私贸易集团王直与叶宗满所造的大船，“巨舰联舫，方一百二十步，容二千人。木为城为楼橹，四门其上，可驰马往来”（《明史·外国六》卷二百二十五）。该船体积之大，技术之精，在当时实属罕见。明政府为了加强茂名地区的船舶及对外贸易的管理，广东沛舶司也于正德年间“移于高州之电白县”（明范表《海寇议后》）。茂名海上丝绸之路处于鼎盛时期。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宣布“开海贸易”（梁廷耕《粤海关志》卷6），广东设粤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等事务。粤海关在电白水东圩打铁街之西和电城南门外天后宫左侧设立关口（光绪《电白县志》卷六），分别负责茂名地区的水东、博贺、南门、莲头等港口的对外贸易管理和进出口货物关税的收取。由于“开海贸易”和海关机构的设立，从而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往来及船舶修造业的发展。干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将来一切外国商船，只准收泊广东，进行贸易，其他地方，禁止通商。这样便开始了粤海关一口通商的垄断局面。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茂名地区造船工业的发展。当时，水东港有客、货船不定期航行于广州、北海、港澳、日本等地，出口货物以果品、米、糖、麻、钨砂、鱼盐为大宗。进口以杂货、棉布。棉纱为大宗。“水东一圩，阛阓鳞次，海运世艚杂舶，商贾往来”（道光《电白县志》），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咸丰六年（1856年）在水东又设抽厘局，“抽出入口货物厘金，出口则米、油，入口则棉花，烟土最多”（咸丰《高州府志》）。我们不难想象，只有造船工业的兴旺，才有航运事业的繁荣；也只有航运事业繁荣，抽厘局的设置才有其实在意义。而抽厘局的设置却又从侧面反映了茂名地区船舶修造业的兴旺。
　　
　　在内河方面，由于鉴江流域船舶修造业历史悠久，从而推动了航运业的进一步发展。清雍正11年（1733年），化县城外设置罗江税厂，征收东西各江竹、木、船货杂税。1934年8月1日，国民党化县政府，奉令撤销罗江税厂，罗江税厂从雍正年间开征，至撤销时已相沿二百余年。每年征收税额批银6000两（清朝对“杂税”一贯实行批商承包征收）。鉴江流域航运、商业及船舶修造业之昌盛由此可略见一斑。
　　
　　三、结　论
　　
　　如果说高凉郡悠久的桑蚕史及广阔的经济腹地，为茂名开辟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我国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则为茂名开辟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必要的航海条件，繁荣的海外贸易是开辟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平台；而我国古代先进的导航技术，则为茂名开辟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可能性。早在西周时，我国已用二十八宿来划分周天，这可用于夜间导航。到战国时，我们的祖先已发现天然磁石能指示南北的特性，并在这基础上，制成指南工具——司南。我国古代航海家除可用日月星辰导航外，在风浪较小时亦可用司南导航。至此，茂名已具备开辟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充足条件。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徐闻始发港开辟那条官方“海上丝绸之路”就是在茂名至徐闻及西罗马帝国这条民间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原理可知，没有茂名至西罗马帝国这条民间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就没有元鼎六年官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而合浦、徐闻沿海地区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又恰恰是经茂名由番禺及东南沿海各省传来的，也就是说，茂名至西罗马帝国这条民间海上丝绸之路早在汉武帝元鼎六年之前便已经存在，而且茂名往海外输出丝绸较徐闻、合浦还早。因此，茂名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策源地之一。
　　
　　
　　
　　参考文献：
　　
　　（1）晋代左思的《吴都赋》
　　
　　（2）北魏《王桢农书》
　　
　　（3）清初茂陵人杨山的《知本提纲》
　　
　　（4）《吴川毛志》
　　
　　（5）《电白新志》
　　
　　（6）《汉书地理志》
　　
　　（7）晋人裴渊的《广州记》
　　
　　（8）明范表《海寇议后》
　　
　　（9）光绪、道光《电白吴志》
　　
　　（10）咸丰《高州府志》 



　　(钟逸华，广东省茂名市交通局技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