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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地区的砾石石器与经济形态


  【中文摘要】根据考古学资料,实验考古学的结果,以及考古发现所见本地区史前的动、植物资源等,本文尝试探讨岭南地区考古学文化石器工具套中的砾石石器从更新世到全新世的组合变化,石器的制作工艺,石器功能和经济形态等,并比较岭南地区和长江流域砾石石器工业传统消失的时间差别,认为经济形态和物质文化的变化,很可能是导致砾石石器长期存在或逐渐被磨制石器取代的重要原因之一。
  Abstract: Based on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experimental results,and data on prehistoric natural resources in South China,this paper focuses on pebble tools as part of prehistoric cultural toolkits,and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and disappearance of pebble tools in South China,as well as related cultural development.By comparing contemporaneous developments in the Yangzi River Valley,it iS argued that changes of subsistence strategies and related cultural development might have been causal factors of decline of pebble tool industry in both areas,which was eventurally replaced by ground stone tool s.
  
  
  岭南地区大体包括现在的广西、广东、福建、香港和澳门等地。本地区史前时期的早期以砾石石器为主,其特色是以天然砾石作为原材料,用直接或间接打击法加工而成,未经磨制。这类石器广泛发现于长江流域、岭南地区和东南亚大陆地区。要特别强调的是,砾石石器往往只是上述地区考古学文化工具套中的一种因素,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中,  它可以和石片石器、细小石器、乃至磨制石器和青铜器共存。
  
  根据观察和考古学实验,砾石石器的制作,通常是根据所拟制作工具的大小,选取外形合适的砾石,在其尖端或边沿部位用直接或间接打击法进行打片,剥下若干石片后直接成器,而打下的石片通常是废品,当然也有直接使用的情形(1)。换言之,与石片石核工业传统不同,砾石石器只有“选取石材”和“打制加工”两个制作程序,并没有经过从选材到剥片到二次加工这三个制作阶段〔1〕;其制作工艺过程相对简单,所需时间较少。除了穿孔石器的制作耗时颇久之外,一般的砾石砍砸器、尖状器等工具往往在数分钟至十数分钟内可以完成(2),是一种高效率的石器制作技术传统。另一方面,因为每一件砾石往往只能制作一件砾石石器,所以,与石片/石核工业传统相比,砾石石器工业传统的石材耗用量相当高。但天然砾石是一种相当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根据观察和实验,很多不同类型的岩石如砂岩、石英砂岩、凝灰岩、变质砂岩等都可以制作砾石石器,故石材的消耗量应当不是问题。
  
  众所周知,人类最早的石器工业传统就是砾石石器,即大约距今两百多万年前首先在非洲出现的奥杜威石器工业传统(Olduwan)。在这之后出现于非洲和欧洲的阿舍利石器工业传统,将单件砾石制作石器的工艺技术进一步发展,其中的两面加工技术更达到巅峰。此后非洲和欧洲的石器制作工艺渐向石片工业传统发展,但砾石石器工业传统长期存在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包括中国的长江流域和岭南地区。
  
  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广西百色盆地出土的砾石石器是本地区年代较早的石制工具,包括了部分双面加工的石器。此外在广东、福建、香港等地的考古遗址中也发现了不少属于更新世或全新世时期的砾石石器,如广东封开黄岩洞和罗沙岩、阳春独石仔(3),桂林甑皮岩和大岩等。
  
  一般来说,岭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砾石石器主要器型包括了用宽扁砾石制作的砍砸器、敲砸器等,也有一定数量的尖状器、石锤。石器的原料往往来自遗址附近的河流砾石,而且史前石器制作者往往选取具有某些结构、硬度和颗粒度的岩石或矿物制作某种器物,其选材有一定模式。如砂岩、石英砂岩、变质砂岩、凝灰岩等颗粒较细小、硬度在摩氏5-7度的石材多用于制作各种石器,而颗粒粗大,硬度在摩氏7度左右的花岗岩和花岗斑岩等岩石则多用作石锤、石砧等制作石器的工具。制作技术以直接打击为主,锤击法为主。器形一般较大,加工比较简单,多是沿砾石的一端打制(4)。百色盆地出现的双面打制“手斧”,在岭南其它地区并不常见。砾石石器中制作比较费时的是穿孔石器。根据实验,这类器物的制作是选取扁平圆形或近圆形的河流砾石,用砾石石棒在砾石两面进行反复的对向敲琢,最后穿凿成孔。有的穿孔石器在孔的两端还有加磨的痕迹。用上述方法制作一件穿孔石器至少需要八小时或以上(5)。
  
  到了新石器时代,砾石石器在岭南地区的石器工具套中仍占相当比例,但在器型组合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旧石器时代常见的宽扁陡刃砍砸器、敲砸器等,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的考古遗址中发现的数量逐渐减少;砾石尖状器,以及利用天然砾石不经加工而使用的石锤、石杵、敲砸器、石球等则尚比较常见。其中一种砾石尖状器又被称为“蚝蛎喙”,常见于沿海及内陆的贝丘遗址,如广东南海县距今5000-4000年左右的灶岗遗址(6),香港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的沙丘遗址等。但据现有发表的材料,广东北部距今4500—4000年的石峡遗址和南部深圳距今6800—5000年左右的咸头岭、大黄沙等遗址发现砾石石器的数量并不多(7)。
  
  这种组合的变化,表明岭南地区从更新世到全新世的砾石石器工业传统和功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其自身发展的轨道和变化。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岭南地区的砾石石器工业具有两个显着的特点:一是年代跨度很大,从更新世到全新世时期都有发现;二是共存的考古学文化十分多样,分属从旧石器到青铜时代不同的文化阶段。
  
  岭南地区砾石石器工业的以上特点,明显有别于邻近的长江中游地区。后者的砾石石器以距今70万年前左右的湖北郧县猿人石器(8)和湖南的旧石器时代澧水和沅水文化类群中的砾石石器为代表,在制作工艺上与岭南地区砾石石器相似,都是以遗址附近的天然砾石作为主要原料,主要经直接打击法加工而成,没有磨制工艺;石器的类型包括砍砸器、尖状器、穿孔石器、石球等(9)。近年在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下层发现了一批石器,以细小石片石器为主,含少量砾石石器,从地层关系看其年代旱于彭头山文化,被视为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阶段的器物(10)。砾石石器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彭头山、八十垱遗址中仍有相当可观的数量,幷且出现了新的器型,如石核刮削器,其加工工艺比旧石器时代砾石石器的加工技术要成熟得多(11)。这类砾石石器与石片石器、磨制石器等共存,后者标志着石器制作一种新工艺的出现,并在此后的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中逐渐取代打制砾石石器,成为主要的工具。
  
  为何砾石石器在岭南地区延续时间颇长,而且直到新石器时代后期乃至青铜时代,打制砾石石器在工具套中仍然相当常见?这和岭南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形态的发展,有无关系?我们都知道长江中游地区在全新世初期已经出现农业经济,之后的整个新石器时代,农业一直是该地区重要的经济活动。农业生产所需的工具,显然和采集狩猎所需的工具不同。那么,长江中游地区砾石石器的消亡,其主要原因,是否因为农业生产的发达,和采集渔猎经济的逐步衰落?
  
  根据笔者的实验,砾石制成的砍砸器、敲砸器,其功能包括剁砍兽骨、果殻等;而尖状器可用于挖掘根茎类植物。由此看来,砾石石器的功能应与采集狩猎经济形态相关。当然,砾石尖状器同样可用于挖掘栽培的根茎类植物。但在禾本科植物的栽培活动中,砾石石器的功能恐怕比较有限。故我们不能单凭砾石石器的存在或消失而判断考古学文化的经济形态,而需要参考切实的植物考古学和动物考古学资料得出答案。至于砾石穿孔石器,以往对其功能有不同的解释,目前的实验结果尚难以提供有说服力的答案,暂时存疑。
  
  据目前公布的植物和动物遗存资料,两广及香港大部分的史前贝丘遗址和沙丘遗址,其主要经济形态恐怕还是以渔猎采集为主。1970年代以来,在广东北部的石峡,广西北部的资源晓锦,南部的顶蛳山第四期和香港的沙下,都分别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稻作栽培的考古学证据:在广西那坡感驮岩和香港沙下也发现了青铜时代的农业栽培活动证据,前者发现了小米和大米。后者可能栽培大米和葫芦科植物(12)。以上遗址的材料尚未全部发表,难以进行石器工具套的对比分析。但据现有资料,在这些遗址中,感驮岩没有报导发现砾石石器:石峡遗址据报导是以磨制石器为主。没有提及砾石石器(13)。这是否指示砾石石器主要是适用于狩猎采集经济形态的工具?这一工业传统在岭南地区史前石器工具套中长期占据主要地位,和狩猎采集经济在岭南地区的长期存在有无关系?这是值得我们在今后的考古学研究中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另外,岭南地区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的文化其实是相当多元的。如上所述,砾石石器在某些文化中所占比例较高,在另外一些遗存中所占比例甚少或没有。这些差别和考古学文化的其它因素如不同的陶器组合等,是否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换言之,是否在岭南地区同一时期的考古学遗址中,存在着以砾石石器为主和以磨制石器为主的工具套?这两种工具套是否各自和一定的陶器构成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其中一种含有植物耕作经济,另外一种不含耕作经济,而这两种考古学文化在岭南地区长期共存?这也是值得我们今后关注的问题。
  
  由于岭南地区不少遗址的正式报告都未发表,缺乏全面的资料,目前难以对各遗址的石器工具套进行深入的分析对比。此外,田野工作中的综合研究也有待进一步提高。今后在岭南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应当注重利用浮选、植物残余和动物考古学的分析方法收集资料,特别是严格按照现代动物考古学的标准,对不同地层中的动物遗存进行分层收集和鉴定,从而详细深入地瞭解史前人类的经济形态,并和石器工具套综合进行对比分析,以便找出砾石石器在岭南地区长期延续的深层原因,与邻近的东南亚地区砾石石器的起源、发展和衰落相比较,进一步瞭解这种人类最早的石器工业在东亚地区的发展轨道,以及相关的史前文化发展。
  
  鸣谢
  
  本文所讨论的石器分析和实验工作,得到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资助局全额资助(项目编号CUHK 410I/04H)。笔者对此深表感谢。

  注 释:
  
  〔1〕以天然砾石作为石材,经过“剥片”而制成的石器,其加工技术应属于石片石核工业传统;这些石器,不管是否经过二次加工,都归入“石片石器”之类,不在此讨论。

  参考文献:
  
  (1)(2)(5)吕烈丹2003  “石器制作工艺的分析和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桂林甑皮岩》367-388页,北京:文物出版社。
  
  (3)王幼平1997《更新世环境与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杜。
  
  (4)蒋廷瑜和彭书琳1990“广西打制石器的传统风格”。《考古与文物》第3期,8一18页。
  
  (6)广东省博物馆1984“广东南海县灶岗贝丘遗址发掘简报”,《考古》3期:203-212页。
  
  (7)广东省博物馆1978“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7期,1-15页。李伯谦1992  “广东咸头岭一类遗存浅识”,《东南文化》3-4期,45-49页;深圳市博物馆1994《深圳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8)李天元2004“郧县人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载吕遵谔主编《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世纪回顾:旧石器时代考古卷》313-33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
  
  (9)袁家荣2004“长江中游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载吕遵谔主编《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世纪回顾:旧石器时代考古卷》370-39l页,北京:文物出版社。
  
  (10)(1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着2006《彭头山与八十垱》。北京:科学出版杜。
  
  (12)(13)广东省博物馆1978“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7期,l-15页。蒋廷瑜等2000“资源县晓锦遗址发现碳化稻米”。《中国文物报》3月15日头版。赵志军,吕烈丹,傅宪国“广西邕宁顶蛳山遗址出土植硅石的分析与研究”,《考古》第11期,76-84页,2005。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队和那坡县博物馆2003“广西那坡感驮岩遗址发掘简报”,《考古》第10期,35-56页。吕烈丹,赵志军和郑卓:“The PrehiStoric and Historic Environments,Vegetations and Subsistence Strategies  at  Sha  Ha,  Sai Kung”, in  The  Ancient  Culture  of  Hong  Kong,  PP.  57-64, ed,  bY  Louis Ng  et al.  Hong  Kong:  Govervament Logistic  Debartment.  2005。 


  (吕烈丹,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岭南考古研究专业委员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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