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关于我国农业和家畜饲养起源的研究是世界性的热门课题。本人和一些同事近年来在珠江流域地区（重点是西江和北江）进行中石器文化的调查和发掘，发现了不少材料，在研究这些材料后很受启发。
　　Abstract:　The study on the origin of Chinas agriculture and livestock is a hot worldwide topic.In recent years,the author and some colleagues did many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excavation,and discovered many materials,which would be important for the relative research.
　　
　　
　　
　　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近三十年来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取得一些可喜的成果。但对于原始农业何时开始和从哪里开始。以及农业起源的原因及其演化的进程，迄今为止还没有确切的答案，还处于各种推断和争论之中。这是全国的基本情况。
　　一、稻作起源的发现和研究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
　　
　　到了70年代，在我国浙江省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丰富的稻作遗存，经鉴定研究证明属于栽培稻的籼稻，时间为距今七千年左右。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年代较早的人工栽培稻（但不是最早），也是目前亚洲最古老的稻米实物遗存之一。但从稻谷谷殻、稻秆和稻叶等形态结构来看，河姆渡遗址的稻作絶不可能属于最早期的稻作，而是带有相当进步性状的稻作。由此可见，更原始的稻作应该到更早的时代中去寻找。前几年，在地处长江中游的彭头山、城背溪、皂市等新石器遗址中也发现了距今7000-8000年的人工栽培稻遗迹。比浙江河姆渡遗址稍晚的稻作文化遗址还有草鞋山、崁泽遗址等，它们的年代是距今6000年左右。
　　
　　比上述的几个地点更早的稻作遗址有没有？有，它们就是湘南道县玉蟾洞和广东中部英德云岭牛栏洞两个遗址，两者的年代都超过10000年，而玉蟾洞遗址的年代可达12000年。不过从两个遗址出土的水稻硅质体来看，都属于原始型的。玉蟾洞出土稻谷的粒长与普通野生稻相似，粒宽则介于籼粳之间而倾向于粳稻，显示出一种普通野生稻粒向宽度横向扩大演化的现象。出土稻谷的稻毛长度处于普通野生稻与籼稻的变域内，但靠近普通野生稻，这是原始特征的表现，稃肩角度又介于普通野生稻与粳稻之间，表现出一种纵向缩短演化的趋向。出土稻谷的双峰乳突形状及其各项指标却与粳稻相似，但保持了江永（道县靠南的一个县）地区普通野生稻的原始状态。不过出土稻谷外稃顶端无芒，完全不同于普通野生稻，表明已具栽培稻的性质。根据上述的特征，可以拟定玉蟾岩出土的稻谷是一种兼有野生稻、籼稻和粳稻综合特征的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步演化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这是张文绪教授和袁家荣研究员研究的结果。
　　
　　而牛栏洞遗址发现的水稻硅质体，由于其扁柄长与现代水稻中的籼稻相似，扁叶长与现代水稻粳稻相似，双峰间距与现代水稻的籼稻相似，垭深与现代水稻相似。因此，在水稻的演化序列上处于一种原始状态。与玉蟾岩遗址出土的稻谷硅酸体相比，牛栏洞遗址文化层中发现的水稻硅酸体的性质虽然都属于原始型，但其糙稻性质更明显。这是顾海滨研究员等研究的结果。以上的两个发现可能是我国迄今在稻作起源上最早的材料了。除此之外，广西桂林市临桂县庙岩遗址中从文化层中出土的几块相当原始的陶片上面，有人说曾发现有类似稻谷的残留物，但后来在正式研究报告中没有再提此事，不过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那就是这里出土的蚌刀相当多，从其用途来分析显然是一种收割的工具，如果不是用于稻作上很可能是用于集中采集上，采集一些不很粗壮的禾本科植物可能性比较大，用于其他用途是不大可能的。这种情况在桂林甑皮岩遗址中也一样，但这里的情况更难于解释，一、甑皮岩先民生活的年代已是距今9000年以内，一直延续了近2000年，但在其所有的文化层中，包括最上文化层（唐宋文化层）中也没有测出禾木科稻属的硅酸体存在。这种情况可能吗？显然这应该寻找另外的解释。二、各文化层中大多有蚌刀的存在，而且数量相当多，还有带孔的，这明显是收割的工具。如果不收割禾本科的植物又会收割什么东西呢？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上述的是南方地区的情况。
　　
　　在北方情况又如何？在此相同的时间内，在华北和中原地区发现的迄今最早的农耕文化遗址是裴李岗、磁山、大地湾等遗址，其年代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即距今7000-8000年），但他们栽种的不是稻子而是粟子（即小米），而且是大量的。
　　
　　从生产工具上来看，不管是稻作农业或者是粟作农业都比较进步，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石锄、有肩石铲、有段石锛和骨铝等，以及磁山、裴李岗遗址出土的舌形石铲、椭圆形石斧和鞋底形石磨盘，锯齿状铲形石刀等工具都不可能是最原始的农耕工具。至今在距今约2万年的下川遗址中，在岭南西江流域的阳春独石仔遗址、黄岩洞遗址、鲤鱼咀遗址中所出土的穿孔石锤（也称重石）和各种不穿孔或穿孔的贝殻刀是否可算是最原始的农作工具呢，这还不敢肯定。
　　
　　根据上述的情况，在国内，迄今为止岭南地区有关稻作起源的发现和研究暂时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湘南道县玉蟾洞虽然在岭北，但它的纬度和英德云岭牛栏洞差不多。更为主要的是，道县正处于五岭山脉中的萌渚岭和都庞岭两者之间的一个峡谷平原上，这个地方自古以来都是连接岭南岭北的一个天然通道。这个峡谷平原是由湘江一条支流——潇水和珠江大支流西江一条分支流——贺江冲积而成的，中间只隔了一个低矮丘陵区的分水岭，一望坦途，所以自古以来这里就成了五岭南北人类辐射、文化传播、交流和经济流通的主要通道。因此在这里能发现这么早期的稻作起源地点，一点也不奇怪。
　　二、岭南地区自然条件的优越性是促进农业起源的重要条件
　　
　　这里讲的优越性是包括了温度、湿度、降雨量、野生稻和一些可食用的野生植物的存在，还有日照时间、无霜期长短及畜力的提供等。
　　
　　在这涉及到一个关于农业起源的原因问题，对此总是尽管争论颇多，但仍基本上可划分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客观的原因，另一方面是主观的原因。现在我们讲的可能都属于客观的原因，即人类要试图栽培野生植物，适宜的生态环境以及为人类所熟悉而又适宜栽培的植物品种的存在，乃是必要的客观条件。
　　
　　大家知道，岭南地区的自然条件对于絶大多数的野生植物都是不错的。这里高温、多雨、湿度大、日照时间长、无霜期长，而且作为畜力被使用的野生动物——牛（包括黄牛和水牛）被驯化的时间较早。可以被人类作为大力发展农业时的得力劳动力，也是一种有效的工具。
　　
　　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造就了许多可供人类选择的禾本科的野生植物和可食用的根块茎的植物。所以爱潮湿环境的水稻就很自然的在南方地区被人类所认识，被驯化成了栽培稻。那些可食用的野生根、坎、茎植物也大量存在，所以同样的很快被人类所利用。热带雨林中丰盛的瓜、果、豆类也很快从被人类采集过程中逐渐变为人类栽培。岭南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不仅增加可选择的栽培品种，而且缩短了作物生长的周期，增加了收获的次数。水稻两糙（荏）甚至海南岛可以三荏（一些农业育种要跑到海南岛去就是这种道理）。
　　
　　以上讲的是客观存在的原因，下面我们将介绍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类本身的主观原因。
　　三、生产与消费的适应和平衡
　　
　　生产力发展与人口的剧增，社会组织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传统心理都是人为的主观原因。
　　
　　众所周知，客观原因是农业起源原因中很重要的一面，但并非是唯一的条件。原始人群的经济生活状况，包括可利用的动植物资源与人口的比例，食物资源季节性变化的大小与获取的难易程度，人们在狩猎与采集中消费的热量与获取的食物所提供的热量比例，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乃至部落人们的心理传统等原因都可以影响到人们对于试验栽培作物的态度。此外，人类掌握栽培技术的过程也不容易，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漫长得多，比起狩猎和采集，最初的作物栽培往往不是最经济和最可靠的谋生手段。并非所有生活在适当条件下的原始人类都一定倾向于农耕，下面我们可举一些例子加以说明。
　　
　　当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人们花费较少的劳动就可以获得充裕的食物时，栽培作物就不那么有吸引力了。如美国加洲以橡实为主食的印第安人、澳洲的土人，虽然很容易从邻近的农业社会学习到栽培作物的技术，但都不愿学习。玻利维亚锡里澳罗（Siriono）的部落虽然早就知道原始农业，但经济生活仍然主要依靠狩猎、采集和捕鱼，因为这些活动投入劳动较少而收获都较多。在盛产野小麦的土耳其安纳托利亚（Anatalia）。一个家庭在几个星期内即可采集到全年的粮食，故而从来不会想到栽培小麦。这类例子还是不少的，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天然食物日益供不应求时，农业就成为人类迫切的需要。如果采集和狩猎所得足以糊口，无需另谋生计，这样农业的诞生就提不上日程。但事实上，采集、狩猎、捕捞的发展不可能无限的，当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其所得和人类生活的需求之间慢慢地会发生日益尖鋭的矛盾。这个矛盾一方面来自人口的不断增长，另方面来自食物资源的缩小。
　　
　　而影响到动植物资源减少的因素很多，自然因素首当其冲，气候的变化最明显，最后一次冰期过后，气候由冷变暖，使长期习惯于生活在寒冷气候下的猛玛象、披毛犀、麝牛和草原野牛等大型动物，在适应不了气候变化的情况下而引起大量死亡甚至絶灭。动物对气候变化的不适应反应是多方面的，例如过长的冬季、对孕期长的食草类大动物是非常不利的，使它们面临幼仔出生时由于缺草吃而出现大量死亡。此外，冰期的环境在一些地区形成冰原或沙漠，使一些被困于緑洲中的动物成了孤立的群体，往往因此而失去对某些疾病的免疫力，等冰期过后，动物群发生次生接触后会导致某些传染病的发生而引起动物大量死亡。
　　
　　也许有人说，北方的动物可以往南迁移嘛，这说得不错，但在迁移过程中也有一个适应问题，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水土不服是一个大问题，正因为如此，不少种类的动物就这样死在迁移的路上。
　　
　　加上社会因素，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狩猎工具和技术的不断提高，由石块、石片、木棒的打击发展到挖陷阱捕捉，用弓箭、流星球等工具进行远距离的猎取，再加上学会“火林狩猎”方法，被猎取的往往是成群的动物，这种狩猎的结果使猎取量和动物自我繁殖量失去了平衡，这种现象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开始出现，如峙峪遗址和许家窑遗址发现几百头羊和马化石就是典型例子，有人把他们称为猎羊人和猎马人。还有阎家岗遗址的主人也是猎牛人。
　　
　　能影响到动物资源的因素对植物同样发生作用。气候的变化，由于严寒和乾旱、引起了植物区系的变更，森林大片缩小，可供人类采集的浆果、坚果、橡粟等树种的产量大大减少。天然森林大火以及后来那种“火林狩猎”方法无形中人为地破坏了植被，危害到伴生动植物的生存，使生态失去了平衡。结果导致了病、虫害经常发生。这样对野生植物的影响更为严重。原始人类的采集失去了来源，人口又不断增加，对食物的需求量的增加是影响的植物生长的重要社会因素。
　　
　　在人类生活的最低需求无法解决时，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设法生产食物，以解决吃饭问题。于是，从采集——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就成为人类生活的迫切需要。但这种需要不是一下子就能创造出来的，而是经历了孕育、萌芽和发展三个阶段。
　　
　　孕育阶段是漫长的，可以说人类从动物解放出来那一天，就为将来创造出更高一级的生产食物阶段而准备。因为人类是从动物界演化而来的，必然继承了类人猿杂食性的习惯，既吃植物又吃动物。在尚未学会生产这些食物的情况下，植物类食物全靠采集，动物类食物全靠狩猎，渔猎和捕捞。
　　
　　采集和狩猎种类的确定，开始是盲目的，经过长期尝试，付出巨大的代价后，才慢慢地确定下来。对各种野生植物的辨认。是经过长期的采集实践才由上千种的植物中慢慢缩小到为数不多的易得、好吃、无毒的品种。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此过程中对这些植物的生态特点。何时开花，何时结果，在怎样的环境下它们才生长得好，才能大量地寻找到它们。这样无形中为人类由采集业向种植业的过渡准备了条件。所以在最后一次冰期全盛期由于气候乾燥造成植物区系的变更，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使得一些地区在冰后期变得木本植物减少，禾谷类等草本植物扩大，人类的采集重心由采集浆果、坚果、根块茎转移到采集禾本科、豆科的种子上。这个过程逐渐上升到一个重要的地位。成为采集业向种植业过渡的重要环节。这些变化和过程。孕育着农业起源的条件。到了最后一次冰期的后期，已使农业处于一个萌芽阶段。持这种观点的人有相当一部分。
　　
　　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农业不是起源于食物的逐渐私有制或经常不足情况下的，生活在饥饿状态下的人们根本没有办法或时间去经历一个缓慢的从容实验的过程，以便使一种更好的不同的食物供给从容在遥远的未来发展起来。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就是卡尔·O·索尔。他的理论依据是东南亚地区发明农业的远古居民，就是在生存条件相当优越的条件下创造出农业和家畜饲养业来的。上述的推测似乎与我们在珠江最大支流的西江流域所观察到的情况相符合。
　　
　　美国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张光直教授，对照河姆渡遗址和台湾大坌坑等遗址的情况进行分析后认为，索尔的假设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动植物证据足以证明，河姆渡人类既是“丰富食物的采集者”，又是稻作农人和动物驯养者。他们很重要的一部分食物来源于大自然，很大一部分器具是用动物骨骼制作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动物骨骼，其中包括400多件鹿角。没有迹象表明在河姆渡文化出现之前的时期内，这里的自然环境曾经历过突然而重大的变化：据孢粉测定结果我们还知道，河姆渡文化时期的气候条件至少在其出现之前2000—3000年就已存在（即在距今10000年—9000年间）。这就反映出，河姆渡人的祖先生活时期的各种条件不会比河姆渡人差多少，他们同样是丰富食物的采集者。同样，台湾西海岸的大坌坑文化也反映出类似的情况。这些例子证明瞭索尔的理论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按照索尔的理论来探讨农业起源问题，似乎和前面提到的原因和条件相矛盾？会不会使人觉得农业起源的原因难于寻找？对此问题，我们根据前人发现和研究的结果，对照我们在珠江最大支流的西江流域及邻近地区观察到的材料，我们认为，和一切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一样，农业起源也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一下子就可代替采集和狩猎，或者采集和捕捞经济的。最初的种植不过是在自然启示下的偶然试验，后来慢慢地成为采、猎经济的补充，但仍居次要地位。只有不断从事种植和进行饲养才慢慢地显示出这种生产食物经济的优越性。表现出它比采、猎经济更可靠、更稳定、更安全和事半功倍的优点，一直到距今5000年前左右，原始农业生产才在不同地区先后逐渐地上升到主要的经济地位。
　　
　　所以说，前面说到的两种模式都没有错。也没有矛盾，只是各人都从某一角度来解释原始农业的起源。的确如此，人类不可能在饥饿状态下从事驯化野生动植物。因为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人类一直处于丰衣足食的状态下。也不会去致力于一些对自己可有可无的活动。丰衣足食的生活条件必然使人们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人们不必经常处于漂泊不定、迁徙无常的状态，而是最多处于半定居或季节性迁徙的状态。这种状态带来的结果必然是人口的增加，当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打破人口与食物之间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人类必然开拓新的食物生产或者寻找新的食物来源。在这个时候，人类面临两种选择，一个是开始新的迁移，回复到原来那种游荡生活，向能找到可供整个人群生活的新区迁移。第二个选择是，被迫利用在原来通过长期采集过程中已逐渐掌握野生植物生长规律的知识，开始人工栽培过程，以求取得更多的食物，解决食物不足带来的压力。前者的实施显然对群体繁荣发展不利。而且阻力很大，这种阻力来自人类过着定居生活后所形成的社会阻力和风俗习惯，难于执行。后一个出路的实施只能使原始农业的种植被提到日程上来。
　　
　　又有学者认为，打破这种平衡关系的因素中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家畜饲养的发展。著名考古学家布列伍德认为，农业起源是由于公元前9000-7000年间，西亚的家畜饲养的发展，以及加强野生谷物采集实践的结果。谷物的种植首先是由牲畜饲料的需要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这种说法在某些地区确实如此，在狩猎技术发达的草原疏林地区。可狩猎的动物也多，猎获量也多，有时多到整个人群都吃不了的情况也会有的，特别对一些幼年的动物，对人无害又易于驯化，古人类不可能把一切抓到的动物全部杀死，当时又没有任何保鲜条件下，把一些可以暂时不杀而贮存起来就好了。最后迫于无法只有养起来，慢慢地就出现了家畜饲养，因为数量不很大，不叫畜牲，只能叫家养。长期的实践，积累了大量的知识，慢慢就发展成有一定规模的畜牲业了。活的动物是需要喂养的，有些大型的畜类，例如牛、羊、马，它们的吃量大大超过人类，为了饲养它们而需要大量的饲料。如果单靠采集，肯定有困难，这无形中为打破人口和食物之间的平衡增加了一个重要因素，迫使人类要从栽培植物方面增加食物的来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家畜饲养和农业起源是同步的，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緑洲起源说”、“原生地起源说”以及“丰饶的半月形地带”等理论都有它们合理的一面。但实际上任何一种观点都多少涉及到农业起源的基本条件：一、是否具备可被栽培的野生作物或者是这种植物的种子。二、当地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是否适宜进行某种栽培植物的生长。三、当地居民是否具有进行农业生产的愿望和需要。这是社会因素。如果以上三大条件都具备，不管在山区高原或者在丘陵区，甚至在河谷地带都能产生原始的农业。在此我们特别指出一点，世界上各种粮食作物对生长条件的要求是不同的，对环境适应的能力也不同，所以它们在世界上的分布不可能相同。它们的野生型分布的范围可能很有限，但它们驯化后变成栽培植物后，其分布的范围则往往扩大很多（水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现在从南到北都有），所以在探讨农业起源时，我们必须客观地注意到这些因素，千万不要用单一个模式去套。特别是要注意到各个文化层中出土的孢粉谱，以及伴随出土的相关的生产工具（这里包括生产工具、收获工具和农业加工工具）。
　　
　　最后，如果有人问到世界上农业起源的年限问题，我想不必追求一个固定的时限，因为世界各地的各方面的条件都参差不齐。农作物的种类也不同，对自然界的条件要求也不同，相当复杂，只能是一个大约的年限，一般认为发生在公元前7000年以前，如果根据已发现的材料来看，最早的农耕遗址是在非洲埃及地区发现，年代为19240±290BC——16960±200BC；西亚地区则从9000BC——7000BC；中美洲地区是晚一点，最早也不超过5000BC；这可能与人类分布到美洲的时间较晚有直接关系。中国的情况和西亚地区差不多。
　　
　　由此可见，原始农业经过长期的孕育阶段后，到了中石器时代中晚期已处于一个萌芽阶段（个别地区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末已出现），经过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的实践，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就上升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经济。为什么有人认为，农业起源和家畜饲养起源是中石器时代一重大历史事件，其理由就在于此，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讲到这里，其实我已经把农业与家畜饲养的起源是同步进行和互相拉动的关系已经给大家交待清楚了。同时也把农业起源（具体到岭南地区是稻作起源）和家畜饲养起源的岭南地区的重要位置也有了一个明确的交待。但不能说这个课题已全部解决了。其中一些关系转化还要大量考古发现去验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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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李有恒，1981，与中国的家猪早期畜养有关的若干问题，古皆推动动物与古人类，19（3）。 


　　（张镇洪，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岭南考古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