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康宁

　　南路的汉俚融合，是广东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民族融合。由此而形成的南路文化，是珠江文化发展史上继广信文化之后的一个重要阶段。

　　一、从“南路”谈起    

　　提起“南路”，粤西地区老一辈并不陌生。其范围，在司徒尚纪主编的《广东历史地图集》中有明确的表述：“广东南路指漠阳江以西、以南，直到雷州半岛南端，相当于明清时高州府、雷州府全部和肇庆府一部分，即建国后湛江地区。①”然而，上述区域并非位于广州之南，为何称为“南路”？

　　笔者认为，南路之得名，应与两汉时期岭南政治经济中心广信有关，也与当时开通的海上丝绸之路有关。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在全国设立13个刺史部，对各郡进行指导与监察，保证编户齐民维持再生产的权力和能力，在经济上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转。其中监察岭南七郡的交趾刺史部驻苍梧郡治广信（今广东封开及广西梧州）。并在广信设置铁官和盐官，发展冶炼和盐业。广信成为当时的岭南首府和经济重镇。同时，“为恢复和发展外贸，即以广信为中心分路入南海各港。但番禺其时已毁，日南又塞，故只能西南沿北流、南流江至合浦出海，东南下南江至船步而穿群山，出信宜、高州而下徐闻港。且以徐闻港口水文及地理位置为佳，又有20万亩洋田，可富一州，遂成为汉家皇商出海主港，成为汉代丝绸之路的起点。”（曾昭璇、曾新、曾宪珊：《西瓯国与海上丝绸之路》②）

　　著名地理学家曾昭璇先生还亲到由南江出信宜的山路进行考察，他说：

　　“学者有言广信下南江穿信宜山区而下，交通不便，殊不可解。其实罗定以南至高州间虽为粤西山结地区，但它是粤西古陆部分，长期地殻抬升，在地质时代，常为陆地，故地势成山，中部最高，如大田顶高达1703米，河流四射而出，北流江、南江、漠阳江、鉴江皆发源于此，源头相近，故分水处多为低坳、浅谷，易于通行。③” 

　　由此可见，“下南江至船步而穿群山，出信宜、高州而下徐闻港”，是一条由广信南下的水陆联运古道，跟由广信北上的潇贺古道近似。正因为这条水陆联运古道处于当时的岭南首府广信之南，故江称为“南江”（古名泷水）；而“穿信宜山区而下”至徐闻一段，则称为“南路”。南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

　　在高州良德，曾经出土一个铸有昆仑奴头像的铜杖首，经专家鉴定是唐朝文物。“昆仑奴”来自南太平洋诸国、阿拉伯及非洲，他们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多数给当时的达官贵人做奴婢，也有少数从事商贸，终生留在中国。唐朝诗人张籍描述：“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棉裘。”《太平御览》中还记载一个“昆仑奴”凭藉勇敢和智慧，帮助主人和心爱的女子约会，促成一桩美满姻缘的故事。最近在西安市南郊唐墓中出土了两个昆仑奴的陶俑，引起轰动。因此，良德出土唐朝昆仑奴的文物，说明当时曾有昆仑奴从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徐闻进入此地，可能经过这里北上，也可能就在这里生活。不管如何，它是这条水陆交通古道的见证。

　　在南江流域的罗定，曾经出土两件南朝墓葬的金手镯和陶器皿，均有阿拉伯图案，是汉代外来物品。显然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南路输入此地的，也是这条水陆交通古道的见证。

　　古谚“欲拔贫，诣徐闻”，说明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之后，曾经出现一股南下徐闻的“淘金”热潮，跟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有几分相似。追求脱贫致富的人们，纷纷涉足南路。经济活动促进了文化交流，始然于汉代广信的珠江文化率先在这里传播，融合当地俚文化以及来自海上丝绸之路的境外文化的因素，形成南路文化。    

　　二、和合：南路文化的核心精神

　　在高州市区冼太庙后面的冯宝祠，供奉着冼夫人与冯宝的塑像，当地群众称之为“和合神”。它是南路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

　　世世代代居住于南路一带的俚人，是百越的一支，他们自古有着崇尚和合的传统。早在赵佗实行“和揖百越”之时，其首领冼氏就带着两百担军用物品往番禺晋见，表示拥戴之意。赵佗便委任冼氏治理高凉，此后这个地区一直保持安定。

　　汉武帝的“广布恩信”政策，保障了南路的安定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以后，“由西安经汉中沿汉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而至粤桂交界。中原的学术思想，由此交通孔道，向广东传播。东汉时代，印度佛教，以至海外各国的文化、亦多自越南河内以及广东的徐闻、合浦与番禺等地的港口传入。而扼西江要冲的苍梧，遂成为中原学术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重心。④”南路则成为中原汉文化与外来文化传播的通道。各种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促进了各民族的和合。

　　冼夫人是南路文化和合精神最杰出的代表。她与高凉郡太守冯宝的结合，不仅是两人的结合，也是汉俚两个民族的结合。他们共同治理高凉郡，促进汉俚及其他百越土著民族和睦相处。冼夫人生活的时代，南北分治，社会动荡，她旗帜鲜明地支持朝廷维护统一的措施，一次又一次协助朝廷剪除各种分裂势力，成为名垂千古的巾帼英雄。作为俚族首领，她带头学习汉文化，并设立教馆，聘请教师，促使族人及其他土著民族接受汉文化，教育和约束族人遵从汉人的礼仪，促进汉俚文化交流与融合。在此之前，作为珠江文化“始然”阶段的广信文化已经形成，并逐步向周边传播。从冼夫人“善读阃外春秋”（《谯国夫人庙碑铭》）的记载来看，南路俚人及其他土著所学习的，实际上是以儒家经学为主体的广信文化。儒家经学所主张的“和为贵”与俚人所崇尚的和合相结合，成为南路文化的核心精神。南路文化，是汉俚民族共同打造的和合文化。

　　余秋雨说：“文化使中国解决了其他文明古国都解决不好的民族小邦国问题。史书上所谓的‘夷狄’后来也慢慢地变成了‘诸夏’，还实现了‘胡汉一家’。⑤”然而，翻开历史，在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实现“胡汉一家”的漫长过程中，并不乏腥风血雨，屹立两千多年的万里长城及其周边的累累白骨就是见证；而南路实现“汉俚一家”的过程，一直保持和平安定，在全国堪称典范。这是冼夫人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南路的汉俚融合，是广东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民族融合。由此而形成的南路文化，是珠江文化发展史上继广信文化之后的一个重要阶段。

　　三、粤语发展的定型阶段

　　文化的传播可以有多种载体，而语言是最重要的载体。因为语言实现了文化的符号化，可以最直接、最准确、最全面地传播文化的信息。因此，随着以儒家经学为主体的广信文化在南路传播，形成于广信的粤语也就作为其载体在南路传播开来。

　　两汉时期的广信，是汉族移民比较集中的地方。因此，粤语在形成阶段，其使用者以汉族移民为主。“如果说居住在家乡的人常常有‘恋土’情结的话，那么也可以说离乡背井的人往往会产生‘恋言’情结。”⑥客家人“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便是个很好的例子。与后来为避战乱而举家迁徙的客家人相比，为求发展而落脚于广信一带的汉族移民无疑更有文化上的优越感。他们所传播的是以汉武帝“独尊”的儒家经学为主体的汉文化，所使用的当然是孔夫子“诗书执礼”坚持使用的雅言。在汉末以后中原汉语受到冲击产生变异的情况下，依然固守着祖宗传下的标准音，尽管它原先的共同语位置已被别的音系取代。

　　冼夫人时期，粤语逐渐为俚人及其他土族民族所接受。《谯国夫人庙碑铭》中“善读阃外春秋”的记载说明，冼夫人本身是通晓汉语和汉字的。她所通晓的汉语，当然是由广信传入的粤语。由于她的带头与倡导，南路俚人及其他土著民族纷纷学习粤语，粤语使用者的结构发生了变化，逐渐由汉族移民为主转变为汉俚民族共用。粤语使用者主体的转变，大大促进了它的传播，同时也使其音系发生某些改变，其中最明显的是全浊音清化。将今天茂名的粤语跟古广信所在地封开的粤语进行对照，同样可以发现这一差异⑦。封开粤语保存唇音、舌音、牙音的全浊塞音b、d、g，加上邻县怀集粤语所保存的齿音的全浊塞擦音dz，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全浊音系统，成为雅言音系的活化石。而在茂名粤语（化州下江话例外）中，上述全浊音都变为清音。对于全浊音清化的原因，许多音韵学者归结于自身演变规律的作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其光《民族语对中古汉语浊声母演变的影响》一文则指出：

　　“南方汉语全浊声母清化也可以从语言接触史找到解释。广东、广西、海南、福建等省古代是越人分布区，那里的汉人是从北方迁入的。由于汉人逐渐增加，原来的越人有许多汉化，转操汉语，因此这些地方主要成了汉语分布区。越人的后代现在是壮、侗、傣、布依、黎、水、仫佬、毛南等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语言现在属侗台语族。侗台诸语言的声母古代跟汉语一样，也是全清、次清、浊音三分的。但是塞音、塞擦音早已演变为清不送气与清送气对立，浊音已转化为清音，只在声调的阳调中留有遗迹。越人在转操汉语时，像北方少数民族一样，母语中缺少浊音的特点，也会带到汉语中来。迁来的汉人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当地人语言底层的影响。因此南方汉语的全浊声母也清化了。⑧” 

　　此说完全合乎南路粤语的实际情况。俚人及其他土著民族在学习粤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沿袭母语的发音习惯，对于母语中没有的全浊音，便用同部位的清音代替，跟今天南方人讲普通话时卷舌音与平舌音合流的情况类似。粤语音系的这一变化，是汉俚文化融合的产物，也是汉俚文化融合的见证。

　　那么，南路粤语是否偏离了雅言标准音？当然有所偏离，但差异不大。虽然广信粤语所保存的雅言全浊音系统在南路粤语消失了，而广信粤语所保存的雅言音系其他特点，包括“见”组声母不论在洪音或者细音前均发牙音（舌根音），“影”母发喉塞音，有鼻音韵尾系统及其对应的塞音韵尾系统：-m/-p、-n/-t、- /-k，有平、上、去、入声调，等等，都在南路粤语继续保存下来。此外，一部分白读音中还保存着“轻唇归重唇”、“舌上归舌头”等特点。以后新形成的粤语区，其声韵调大都保持着这些特点，从而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粤语声韵调系统。所以笔者认为，冼夫人时期是粤语发展的定型阶段。

　　黄伟宗教授提出将茂名地域的母文化称为“南江—鉴江文化”，笔者完全赞成。本文所谈的“南路文化”，则是一种历史文化形态，是在海上丝绸之路及广信文化的推动下，由汉族移民和俚人等土著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遗产，是汉俚文化融合的结晶。它是茂名及周边地区人民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是今天建设“南江—鉴江文化”、建设珠江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的宝贵资源。

　　

　　参考文献：

　　①司徒尚纪主编：《广东历史地图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5.9.第一版，164页。

　　②③曾昭璇、曾新、曾宪珊：《西瓯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岭南文史》2004.3. 33页。

　　④罗香林：《世界史上广东学术源流与发展》，《书林》第一卷第三期，1937.7.。

　　⑤余秋雨：《历史的脸谱》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165页。

　　⑥丁启阵：《汉语言分布与中国文化格局的反比关系》，《唇舌集：音韵方言新论》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7.第一版，15页。

　　⑦封开粤语与茂名粤语还有一个差异，是“精、清、从、心、邪”一组声母在封开发为舌尖塞音和舌尖边擦音，茂名除“心”母保留舌尖边擦音外，其余跟“照”组合流，发为平舌音。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暂搁置不谈。可参看劭宜《封开县的方言》，《汉语方言论文集》现代教育出版社1997.香港。

　　⑧陈其光：《民族语对中古汉语浊声母演变的影响》，《民族语文》1999.1.21－26页。

　　（作者单位：广东省政府参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