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17年来，特别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10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空前繁荣。无论是研究机构的建立和扩大、研究队伍的增加和成长，还是研究论著出版、发表的数量和质量，都是前所未有的。两年一次的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的召开，同仁们欢聚见面，无不啧啧称赞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科学春天。

　　如何把现在繁荣的经济史学术研究深入一步，以推进经济史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呢？借《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10周年纪念，略抒拙见，与同仁们共勉之。

　　首先，正确处理经济史和经济学理论的关系，提高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水平。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社会我们还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和考察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介乎历史学和经济学的边缘科学。这无疑是要以大量的经济历史资料为依据，舍此就无从研究。但如何整理、分析经济历史资料，从中发现每个历史时期（阶段）经济发展的特点，并找出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就需要有良好的经济学理论指导，不然的话，经济史研究就容易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水平上。

　　经济学理论林林总总。诸如古典经济学理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以A·马歇尔为代表）、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理论（以P·A·萨缪尔逊为代表），等等。不管那一种经济学理论，我们都可以把它当作方法论来研究经济史。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这样，我们研究经济史，就能站得高，分析得透，得出科学的结论。譬如，我们研究中国明清以来500多年的经济史，既可以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第二节第一目《交往和生产力》中关于商业脱离行会手工业，出现专业商人阶级，造成城市之间的分工，从而出现工厂手工业的经济学理论；也可以运用凯恩斯学派关于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换的经济学理论去分析中国500年来商业和市场的经济历史，并与欧洲国家的经济史加以比较，从而在理论的高度说明：西欧国家由于市场的发达和扩大而发生了工业革命，最后走上近现代化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则由于工场手工业不发达，市场不扩大而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或称生产方式）的理论，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现代化，是可以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的，但市场经济却不能超越。我国解放后，曾设想和努力实践超越市场经济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结果是行不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总结了经验教训，下决心转回去补市场经济的课，而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效果，使中国社会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前进。这是马克思在研究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候，非常重视商业和市场经济的作用的重要原因。

　　其次，加强经济史的综合研究。10多年来，经济史研究工作者结合自己的专长和工作领域 ，进行了大量的个案的、专题区域的研究，出了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这完全是必要的，因为专题研究是综合研究的基础；缺乏专题研究，综合研究就是无木之林。但鉴于专题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今后在进一步做好专题研究的同时，需要花大力气进行经济史的综合研究，这里用得上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即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行横向与纵向、顺向与逆向、宏观与微观，史料与史论以及多角度、多层次、多中心的有机统一的研究，以便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的经济史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只有如此，我们纔可以出现一些理论层次高、跨度大、综合程度强的经济史论著，从而发挥经济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在这方面，我感到一些外国经济史研究者的研究是值得借鉴的。例如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所着《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一书，他以15-19世纪500年的历史大跨度为背景，探索这个时期各国的经济发展，总结500年间大国兴盛和衰落的经验；同时描绘了未来21世纪世界格局的前景，特别是他作为一个局外人，分析了“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的更先进和更优越”（见本书第4页），到近代中国是如何衰落的，是值得我们参考的。又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思勤（Carl Riskin）所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学——1949年以来对发展的探索》一书，亦是一本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富于理论色彩的综合性著作，同样值得我们参考。

　　我认为，如果我们经济史研究者，做好上述两方面的研究，就有可能实现毛泽东同志早在1942年提出的“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的科学的理论书”（《整顿党的作风》）。这样的书就是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我期待这本书早日问世。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