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

　　当今为世人瞩目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是经历了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以商品流通为基础的贸易全球化和19世纪工业革命后的产业全球化两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本文拟就中国在贸易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作一探索，以求证于方家。

　　一、中国是贸易全球化的大市场

　　15、16世纪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1405-1433年中国郑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C·Colonbo）发现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Vasco·Da·Gama）绕过好望角开辟欧洲到印度的东方航线；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D·MagaIhaaes）作环球航行等航海活动的伟大壮举，从地理范围上使分散隔离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为商品贸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的条件。

　　但是，作为贸易全球化所赖以运转的基础即商品流通来说，则是有赖于中国强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产出来的丰富商品。据史料记载，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经济规模上看，15世纪中叶（明中叶）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期间，中国是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据统计，1522-1566年（嘉靖年间），中国的生铁产量达到45000吨，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国到1740年才达到20000吨〔1〕。1750年（干隆十五年），中国工业总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2%，而全欧洲仅占23%；中国的国内贸易总值为4亿银两〔2〕。直到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3〕，居世界各国的第一位。所以，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的更先进和更优越”〔4〕，“中国乃是一个伟大、富饶、豪华、庄严的国家”〔5〕。就是说，直到1820年左右，中国在世界经济史上仍占着首要地位的，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当时中国的商品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棉布、砂糖、粮食、药材等，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的竞争力。正如当时一个西方作家报导说：

　　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物品和数不尽的其它次要的物产〔6〕。

　　特别是中国丝货，外国商人更是赞叹不絶，说：

　　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出品能比得上中国的丝货〔7〕。

　　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书中说：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8〕。

　　确实如此。根据史料记载，16-18世纪，中国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约有236种之多，其中又以生丝、丝织品为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叶等。

　　而在这个时期，欧美各个国家由于“价格革命”的冲击，加上战乱、灾荒、瘟疫流行，经济日益萧条，各类商品极为匮乏。所以，这些国家根本没有什么民生产品可以打进中国市场。它们只好携带大量银子来中国购买货物贩回国内倾销。所谓夷船“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9〕。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当中国对外贸易经常是出超的时候，白银是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输入中国。据统计，自1553年至1830年，西方国家到中国贸易而流入中国的白银达5亿两以上〔10〕。1585-1640年日本因到中国贸易而输入中国的白银达到1489.9万两〔11〕。可见，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在当时商品贸易全球化中，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12〕。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来中国购买价廉物美的商品，使中国成为贸易全球化的大市场。

　　二、广州是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

　　15-19世纪初中，中国明清政府基本上实行“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海外贸易政策，禁止沿海商人出海贸易。但是，却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13〕。干隆二十二年（1757），规定外国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14〕。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广州一直是中国合法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业中心。全国水陆分两路的大量货物都卸在广州”〔15〕。因此，全世界各国商人到中国贸易，都萃集到广州。1798年（嘉庆三年），瑞典人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就记述外国商人来广州做生意的实况：

　　广州的位置和中国的政策，加上其它各种原因，使这座城市成为数额很大的国内外贸易舞台。……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地为中心。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东京、交趾支那、东方群岛、印度各港口、欧洲各国、南北美洲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等地的商品，都被运到这里〔16〕。

　　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二十年至干隆二十二年（1685-1757）的72年间，到广州贸易的欧、美各国商船有312艘〔17〕；干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增至5107艘（18），平均每年为63.8艘。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和广东省内各地的商人也集中到广州进行进出口贸易，名曰“走广”〔19〕。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中也记述：

　　中国人把货物从全国各地运到他们认为最有现款购买他们货物的市镇和海港……后来他们运往广州市集上的货品的数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参加这些市集的商人们看到他们的货卖不出去，就用他们自己的船，责任自负地把货运往马尼拉、暹罗、望加锡等地去。〔20〕 

　　龙思泰于1798年（嘉庆三年）来到广州，也看到中国内地商人云集广州经商的情形：

　　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广州）都可以找到；来自全国各省的商人和代理人，在这里做着兴旺的、有利可图的生意。〔21〕

　　明清政府为了发展集中于广州的对外贸发易，除了设置广东市舶司和粤海关进行管理外，还“官设牙行，与民贸易”〔22〕，以至后来发展成为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业团体“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同外国商人直接贸易。在当时外国商人不熟悉中国情况、不懂汉语以及不了解中国政府管理外贸制度的情况下，此种商业团体的设置，成为外商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中介者，使生意做得更活更好。所以，当时外国商人普遍感到在广州做生意比世界其它地方方便、更好做。正如英国议会于1830年（道光十年）对广州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

　　外国商人对于这整个广州制度（它在实践中经过种种修正）是怎样看待呢？1830年英国下议院关于对华贸易的极为重要的审查委员会会议中，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23〕。

　　这么一来，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都络绎不絶前来广州做生意，使广州成为商品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呈现出对外贸易一片繁盛的景象，正如时人赋诗称颂云：

　　广州城郭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

　　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

　　碧眼蕃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

　　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

　　洋般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

　　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24〕

　　三、澳门是贸易全球化的中转港

　　澳门是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珠海市）海边的一个小渔村，古时不足为港。但自从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后，他们就利用前述明清政府允准开放广东对外贸易的特殊政策，并从万历六年（1578）始，得广东地方政府批准于每年春夏两季到广州参加为期数周的定期市（交易会），直接与在广州贸易的中国商人购买丝货、瓷器、茶叶等商品运往澳门，然后转动到日本、东南亚、欧、美洲的国家出售。同时，明清政府也明文规定：凡外国商船来广州进行贸易，必须向澳门的中国海关（明代的市舶司及清代粤海关设在澳门的分支机构）领取进入广州的“部票”（入港许可证），并缴纳关税，聘请通事、买办和引水员，最后由引水员引航进入广州贸易。这样一来，澳门就成为中国广州对外贸易的外港和贸易全球化的中转港。所以，从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香港崛起之前的280多年，世界各个国家到中国和中国到世界各国贸易所开辟的航线，都必须经澳门港中转。下面我们将当时中国合法出口港广州经澳门开往世界各国的贸易航线简略阐述，可见一斑。

　　1.广州-澳门-果阿-里斯本欧洲航线

　　这是16世纪中叶通往欧洲的最长航线，全程为11890海里。从广州经澳门出口到印度果阿和欧洲的商品有生丝、各种颜色的细丝、绸缎、瓷器、砂糖、中药、手工制被单等，其中以生丝为最大宗。由里斯本经澳门输入广州的商品有胡椒、苏木、象牙、檀香和银子，其中以银子为最大宗，仅1585-1591年，经澳门输入广州的白银约20万两。

　　2.广州-澳门-长崎航线

　　这是葡萄牙人进入澳门后开辟的东方航线。葡萄牙人到广州购买中国的生丝、绸缎、砂糖、铅、棉线、中药等商品经澳门运往长崎，其中以生丝为最大宗，据统计，自1578-1638年，运往长崎的生丝共11540担，丝织物21000多担。从长崎运经澳门入广州的商品主要是银子，据统计，自1585-1640年，从长崎经澳门输入广州购买中国商品的银子达到1489.9万两〔25〕。

　　3.广州-澳门-马尼拉-拉丁美洲航线

　　这是万历三年（1575）开辟的新航线。由广州经澳门至马尼拉中转，过太平洋直达墨西可的阿卡普尔科（Acopulco）和秘鲁的利马（Lima），再往南到葡萄牙的殖民地巴西。从广州经澳门运往拉丁美洲的中国商品有生丝、丝织品、瓷器、铁锅、糖、棉布、中药等数十种，其中以生丝、丝织品为大宗。从拉丁美洲经马尼拉运回澳门入广州的商品有白银、苏木、蜂蜡、墨西哥洋红等，其中以白银最多，据统计，从1586-1640年，运经澳门入广州的白银达到2025万比索〔26〕。

　　4.广州-澳门-望加锡-帝汶航线

　　这是广州与东南亚国家贸易的老航线，明清时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当时葡萄牙人利用这条航线，主要是到帝汶岛购檀香经澳门运入广州出售，然后购买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经澳门运往世界各国。葡萄牙人在广州做檀香的生意，利润达到150-200%〔27〕。

　　5.广州-澳门-纽约航线

　　这是1784年由美国丹涅尔·巴驾（Daniel Paker）为首的一群纽约商人合资购买一艘定名为“中国皇后”号（The Emperss of China）的300吨木帆般，于1784年2月22日从纽约启航，8月23日到达澳门，办好入广州港手续，于28日到达广州黄埔港，航程达13000英里。同年12月返航，于次年扺达纽约。从纽约运来的商品是40多吨的花旗参和一批皮货、羽绒、棉花、胡椒等商品，从广州采购运回纽约的是丝绸、茶叶和瓷器等。美国商人从中赚利30721美元。这是中美直接贸易的开始〔28〕。

　　6.广州-澳门-俄罗斯航线

　　嘉庆八年（1803）5月，沙皇组织了一个以克鲁任斯泰伦为指挥官，率领“希望”号和“涅瓦”号两艘舰船从喀琅斯塔港启航，横过大西洋，于1804年7月绕南美洲的合恩角进入太平洋，向西方向航行扺夏威夷，再渡太平洋到马尼拉，于1805年11月到达澳门，因等待清政府的批准谕旨，至1806年1月才得以进入广州贸易。俄国商人运来价值19万西班牙银元的毛皮货在广州销售，然后购买价值11万西班牙银元的中国茶叶、生丝等商品，于2月7日离开黄埔港返航。从此，打开了广州到俄罗斯的海上贸易商路〔29〕。

　　7.广州-澳门-大洋洲航线

　　嘉庆二十四年（1819），新到广州贸易的英国商人詹姆士·孖地臣，在广州购买大量中国茶叶，装满在一艘名为“哈斯丁侯爵号（Marquis of Hasting）”船，从广州起航经澳门开往新南威尔士的杰克逊港（Port Jackson）。至道光十年（1830），另一商人威廉·查顿，在广州购买了一批生丝和茶叶，用“奥斯汀号（Austin）”三桅船装运驶往大洋洲的贺巴特城（Hobart Town）和悉尼（Sydney）。当时，船从大洋洲返航时，虽然“缺乏适当的回程货”〔30〕，但毕竟开通了广州到大洋洲的贸易航线了。

　　从上述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由广州起航经澳门为中转港的七条国际贸易航线的历史事实看，中国在贸易全球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对推动当时贸易全球化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第一历史阶段贸易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是值得肯定的，是值得中国在今后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借鉴的。

　　注　释：

　　〔1〕世界银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主要报告》第7页，1981年7月。

　　〔2〕戴逸：《论康雍干盛世》2003年2月23日北京图书馆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的讲稿。

　　〔3〕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DECD Development,Paris,1998.

　　〔4〕保罗·肯尼迪着、蒋葆英译：《大国的兴衰》第4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5〕〔15〕考太苏：《皮莱期的远东概览》第1卷，序言。

　　〔6〕Robert Park,These form the Land of Sinim:Essays on Chinese Questin,P61。

　　〔7〕Geo Philips,Early Spanish with Chang Cheow.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4期。

　　〔8〕《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11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9〕《福建巡抚常赍奏折》、《文献丛辑》第176辑。

　　〔10〕庄国土：《16-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估算》.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

　　〔11〕〔25〕R· C·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Lisboa,1963.47、61、64、128、138、144、147、153、157、164、169。

　　〔12〕贡德·弗兰克（Andrew Gunder Frank）：《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局2000年版。

　　〔13〕《明史》，卷75，《职官四》。

　　〔14〕《清高宗实録》，卷550。

　　〔16〕〔21〕龙思泰着、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第301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Chinses Repository,Vol ll,P289,1833年11月号。

　　〔17〕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18〕根据《粤海关志》卷24第34-40页的数字统斗。

　　〔19〕胡宗宪：《筹海图编》，卷12。

　　〔20〕转引《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115、11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2〕王圻：《续文献通考》，卷31。

　　〔23〕〔30〕格林堡着、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55、87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24〕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

　　〔26〕黄启臣：《澳门通史（远古-1998）》，第48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7〕H·J·de santos,Os Portugueses em solor, de 1555al720.

　　〔28〕袁钟仁：《广州和美国的早期贸易》，《岭南文史》，1989年，第1期。

　　〔29〕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6，中华书局1989年版。

　　（原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