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同新（1800—1860），原名纶机，中举后改名为同新，字应辰，号矩亭，是梁经国的第四子。〔1〕他是身体力行实践梁经国期望后代读书登科入仕起家的第一人。同新不负父教，少年好学，聪明英特。嘉庆二十二年（1817），补府学生员；翌年（1818），中恩科举人；道光七年（1827）援例授内阁中书。此后，连续十年应参会试，于道光十六年（1836）考取进士，改晋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充国史馆协修、纂修和总纂；道光二十四年（1844），充甲辰会科，殿试弥封官。从此，同新步入仕途，步步升迁，为官一生，忠实为清朝政府效劳。

　　一、为湖南、陕西、甘肃选拔人才 

　　梁同新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督湖南学政，着力校阅试卷至深夜，不肯休息，致使旧病复发。他为湖南选拔取名士颇众，如湘乡县的罗泽南、王鑫、刘岳昭，新宁县的刘长佑、刘坤一，茶陵县的谭钟麟，湘潭县的黎培敬，桂阳县的陈士杰等，均是能建勋业的一代。于是湖南人均称赞同新能以文相士，历久不衰。到了咸丰二年（1852），同新擢升礼科给事中，并充任陕西、甘肃的乡试副考官，选得高岫等62名知名士生。〔2〕

　　二、提出不怕英人恫吓的主张

　　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屡次要求进入广州城，但均遭到拒絶。于是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般翰（S·G·Bonham）自携照会乘火轮赶赴上海投书，声称粤督耆英、徐广缙失信。同新看出英国这种行径意在恫吓而已。只要疆吏不怕事，则不会有事发生。于是向清廷上疏说：

　　臣闻有英夷火轮船赴上海投书，传说为广东入城一事，果尔则必以督臣耆英许约于先，今督臣徐广缙失信于后为词。查此事，上年经徐广缙与该国夷酋往返面商，据情入奏。仰蒙宣宗成皇帝，俯顺民情，特诏优奬。维时夷酋震慑，不敢抗违，即在香港出示，禁止诸夷不准入城，而移复文书亦云，以后不必再办此事矣。今忽越境来诉闻，托言奉国命而来，即奉命亦当在粤投书，其所以不在粤者，为督臣徐广缙熟悉彼情，难于挟制，因阴行其反间之术，以窥探朝廷。我皇上天亶聪明，彼虽谲诈多端，难逃洞鉴，且事事上承先志，下协民情，自必抚驭得宜无处过，当然臣愚窃有虑者，恐老成恃重之。臣鉴于前事，谓夷情叵测，桀骜难驯，若拒其所求，必致滋生事端，有坏抚夷大局。臣学识拘迂，何知远大，顾生长海滨，习知夷务，参以近日所闻所见，而可决其必无事者，其故有三，请为我皇上敬陈之。一者谕之以理，而知其无可藉口也。今者之来，果以失信为词，则是彼既以理言，即可以理喻，使耆英之许其入城，而必约以两年者，为民情汹汹不可强压，非故缓期以相欺。该夷酋之肯为姑待者，亦明知众怒之难犯也。迨徐广缙接任，以民情激则生变，于彼无益，故劝其不必入城，原非背约。倘得官可制民，不知官可禁民为非，不能威迫以强民之所不欲，故凡无厌之要索，当据理以开导之，无由曲从也。二者揆揆以情，而知其不敢轻动也。凡外夷之强弱，视乎贸易之盛衰，国用出于斯，民生赖于斯，而贸易之盛，则恃能通中国。中国地广人稠，财物丰盛，凡入口诸货无物不可销，而出口之茶叶湖丝，夷民得利甚深，其国收税亦不重，是外夷实赖中国为生财之地，中国可借贸易寓驭夷之权也。夷人万时航海，血本所关，基动干戈，即须停市，淹延岁月，赔累实多，故非万不得已，不欲动兵，今则上海、浙江、厦门皆准通商，又得香港以为驻留之地，所愿已盈，此外所求皆节外生技，非其要旨，不过欲显其求无不得，夸耀诸夷。若据理不从，彼此知难而返，安肯以无关紧要之故，致贸易不通乎？故知其情必不轻动也。三者，度之以势而知其不能妄为也。夫谋事必知彼知此，乃能悉中机宜，闻英夷所居三岛，不过若中国一行省耳，物产无多，所恃以致富强者，全在占据埠头，收其货税，货税多则兵饷足，偶遇不足，则藉资于民，而与之息，是货税之外，又恃有富商大贾，以济其穷。近年货物滞销，该国夷商倒败至数千万，则民财已非昔比，闻其与佛郎机构兵，所借民款，数十年始能清完，又与米利坚媾和，赔饷三万万，年前入扰内地，所费亦复不赀，元气已亏，国势日蹙，所幸照常贸易，得已强自支持耳。若见事势难行，彼亦乘机思转，盖其心未尝不惧。我天朝赫然震怒，下令闭关，此时欲兴兵，则祸由自作，师出无名，欲相恃则有碍通商，势难久待，所争者小，所失者大，故知其势必不妄为也。又况寡众不敌，主客异形，楼船巨炮，所利在水，舍舟而陆，非其所长，故前所扰者，皆沿海通商之地，粤中三元里，以乡民尚胜夷兵，乘其隙而攻其短，是在应变之善为用耳。总之，夷人之情，不知止足；愈畏事则愈生事，能处事乃能无事，若沿海疆臣果能内修法度，以全国体，毋失之过柔；外示怀柔，以显皇仁，毋失之过刚，刚柔适中，则不战而胜，海内可以久案（安）矣。〔3〕

　　三、疏请禁絶天主教

　　本来天主教自16世纪中叶经澳门传入广东以至内地以来，经过明末的“礼仪之争”，至19世纪初叶，已退出历史舞台。但是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耶稣会在欧洲的逐步恢复，于是耶稣会士又重来广东以至中国内地传教。1841年4月28日，南格禄等3位神父乘坐法国的“埃里戈纳”号轮船启程，经新加坡、马尼拉，于10月21日到达澳门，先去拜见澳门署理主教德博尔吉亚神父。署理主教即把圣方济各·沙忽略手臂上的一块对骨作为礼物送给他们。此三位神父即于1842年3月12日，离开澳门到达浙江舟山群岛的定海去传教。1845年，马他（J·J·de Mata）主教又在澳门大力修复教堂，并设立华人独立传教区，决定以望德堂为华人传教区的教堂，使澳门的天主教传教活动又活跃起来。到了同治年间（1863—1874），法国经常以湖南、江西、四川、天津等省发生教案，而伺机欲动。在此情况下，梁同新即时向清皇帝上疏，请严禁天主教的传教活动，云：

　　窍臣前见两江督臣陆建瀛奏请崇正学以黜邪教一折，奉旨饬令督抚学臣实力奉行，所谓经正民兴，斯无邪慝，正本清源之道也。惟以教人以善，尤当禁民为非，今所谓邪慝乃天主教，非他邪教可比，今日之天主教，又非昔日之天主教可比。查历来邪教，其始不过聚众敛钱，然为所愚者咸自知其不法，治之尚易为功，若天主教既为法所不禁，而夷人复诱之以利，闻入此教者，人月给二十元或十余元，愚民以为既可得财，又不犯禁，遂因而渔色渔利，无恶不为，地方官以其天主教也，畏而不敢办，是彼教行而法不行矣。法既不能制，复有所籍以为援，治之殊属不易，故曰非他教可比也。前法夷请准天主教流行内地，诸臣议事不详，以彼信奉天主，不过欲与释道两教并行，且其教自明季至今未闻生事，故议如所请。不知今昔夷情迥异，其特为此请者，欲得吾民以为用也。闻习其教者，饵丸药，遂专心信教，虽死不悔，是一人习教，则一家变为汉奸，百人习教，则百家变为汉奸，而至千万家辗转相传，何可胜数。往者沿海肆扰，亦欲占据疆域，潜图要地，持兵力不足，难以分守，人心不服，难以久居，衣服语言不同，难以深入，若得此数十万习数之汉奸，同心协力，为羽翼，为爪牙，则无事不可为，无地不可至，若有战争，则受锋镝而被杀戮者皆吾民也，而彼则有厚利而无大害，故曰非昔天主教可比也。知习教必为汉奸，则不可不禁，知夷人欲用汉奸，愈不得不禁，在陆建瀛意谓前既弛之，今复禁之，未免予以口实，不如自扶正学，自治吾民，然思患必当预防，亦明刑乃可弼教，如良医用药，无病培其本，标病不去，元气亦伤，臣岂不知弛而法治中国，非禁彼教之不行，第禁民之不得入教耳。但禁之当宽既往，而缔将来，其前已入教者设法约束，咸使自新；后有犯者，议律严惩，无使幸免，相应请旨饬下廷臣妥议严禁，晓谕中外，免致蔓延，庶奸萌永息，而风俗淳矣。〔4〕

　　四、疏请服静皇贵妃丧事

　　咸丰皇帝10岁丧母，受道光静皇贵妃（即恭亲王奕沂之生母）抚养。后咸丰文宗即位时，尊她为皇考康慈皇太贵妃。咸丰五年（1855），太妃病笃，被尊为康慈皇太后。康慈皇太后丧，梁同新以内阁侍读学士官衔向皇帝上疏奏曰：

　　皇太后抚养圣躬十有余年，皇上守慈母如母之文，特尊为皇太后。臣考仪礼丧服三年章云：“慈母如母”。传曰：妾子无子者，妾子之无母者，父命妾曰。女以为子，命子曰以女为母。若是则生养之终身，死则丧之三年。此谓大夫以下，天子诸侯则不服庶母也。小功章君子，子为庶母慈已者。传曰：君子子者，贵人之子也，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若曾子问所云：君使教子之慈母则无服，鲁昭公练冠以燕君，君子谓为非礼。观此，则知大夫以下之庶子为慈母服三年。天子诸侯无服，礼经甚明。昨恭读上谕，命恭理丧仪王大臣详稽旧典，悉心核议，臣恐王大臣等谓名实当相符，既隆太后之称，当遵太后之礼。夫所谓礼者，无不及情，亦无过乎情，情之中当裁之以义，伏乞皇上敕下廷臣详加参酌，上惬圣怀，下符公论。〔5〕

　　梁同新为了说明所奏有理有效，还不厌其烦地摘録了北宋仁宗（赵祯）服丧妃为证。曰：

　　《宋史·杨淑妃传》载，仁宗有乳褓，章献太后使妃护视，凡起居饮食必与之，俱拥佑扶持，恩意勤备。辛献太后遗告尊为后太后，以其所居宫曰保庆。皇太后景佑三年薨，仁宗思其保护之因，命礼官议加服小功，此事与今是颇相类，其加服仅小功，则当时典礼可知矣。谨摘録附片，以备裁。〔6〕

　　疏入后，咸丰皇帝接受梁同新奏言，下旨：“如所议行。”〔7〕

　　五、上疏清廷进口洋米裕京仓

　　梁同新眼见南方粮食品店失收缺粮的情况，上疏提出进口洋来解决北京粮食问题云：

　　〔咸丰〕六年，以南粮歉失，请由上海招徕洋米，以裕京仓，足民食。〔8〕

　　由于梁同新处处从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出发上奏，务持大体。所以至咸丰七年（1857），被清廷擢为通政司副使；同年十一月晋升为顺天府府尹。按其时顺天府辖京畿的大兴、宛平、良乡、固安、永清、东安、香河、三河、武清、宝坻、宁河、顺义、密州、怀柔、房山、文安、大城、保定、平谷19个县及通州、蓟州、霸州、琢州、昌平州等。其管辖范围比今天北京市所辖地区还大得多。可知顺天府府尹比一般府尹之重要，其官阶为正三品，位列九卿。

　　咸丰八年（1858）四月，英法联军警告，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军营需饷，梁同新奉命于通州设立粮台。七月，以僧格林沁奏请派员督办桩料以应津沽军事要工，上谕着同新亲往通州一带督办桩料解赴天津，以修整炮台营垒。八月，梁同新监临顺天乡试，提调官府丞蒋达以闱中供给阙少，斥责治中蒋大镛办理草率；梁同新则宽大不苛小节。两人意见不合。于是蒋负气出闱，参奏梁同新袒护属吏。结果，蒋被革职；梁同亲交部议，降为四品京堂候补。〔9〕

　　梁同新晚年多病，但仍“勤慎供职”。咸丰九年（1859）秋天，病势剧增，“弥留之际，犹谆谆以国事为念，旋即弃养”。〔10〕至咸丰十年（1860）正月十二日于北京逝世，享年61岁。其子肇煌（已至翰林院侍讲）扶棺运回广州、安葬于白云山濂泉滴水岩（土名犀岭，又名鸟哥窦）。同县国子监学録衔、前任河源县学训导陈澧、咸丰九年（1859）探花、顺德县李文田为其撰刻墓志，立石于前，称赞梁同新“为言官能言事，其议礼尤荦荦大者，近时奏议所罕见也”。〔11〕梁同新虽然一生为官，但酷嗜坟典经史，旁及术数星命，着有《碧山草堂诗文集》2卷、《图书奥义》4卷，后浙江归安县（今吴兴县）姚承舆撰写《阴阳指正》一书时，多所采用其说；《短亭遗集》1卷。

　　梁同新有子四人，长子肇璟（1825—1891），字振耀，号杰卿，盐运司衔；次子肇煌（1827—1886），字振侯，号檀浦，进士，亦官至顺天府尹；三子肇淦（殇）；四子肇亚（1844—1882），字振康，号少亭，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孙21人，即庆涞、庆恩、庆骧、庆城、庆奎、庆棻、（以上属肇璟子）；庆骢、庆桂、庆衍、庆寿、庆  、庆锵、庆暄、庆澄、庆禄、庆榜、庆銮（以上属肇煌子）；庆钧、庆真、庆砺、庆松（以上属肇晋子）。〔12〕

　　注　释：

　　〔1〕以前的学者多误认梁纶枢是梁经国第三子（《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5卷第160页），又误认梁同新是梁经国的第七子（《梁同新新传》）载《史学汇刊》第7期）。今按《番禺黄埔梁氏家谱》卷二《宗支谱》，梁经国四个儿子排列应是：长子梁纶勋（1786—1805）、二子梁纶枢（1790—1877）、三子梁纶焕（1794—1840）、四子梁同新（纶机）（1800—1860）。

　　〔2〕丁仁长等：《宣统番禺县续志》，卷十九，《人物》。

　　〔3〕 丁仁长等：《宣统番禺县续志》，卷十九，《人物》。

　　〔4〕 丁仁长等：《宣统番禺县续志》，卷十九，《人物》。

　　〔5〕《番禺黄埔梁氏家谱》，卷九，《 茔谱》。

　　〔6〕《番禺黄埔梁氏家谱》，卷九，《 茔谱》。

　　〔7〕〔8〕 丁仁长等：《宣统番禺县续志》，卷十九，《人物》。

　　〔9〕《东华録》（咸丰朝），卷四十六。

　　〔10〕〔11〕《番禺黄埔梁氏家谱》，卷九，《 茔谱》。

　　〔12〕 《番禺黄埔梁氏家谱》，卷二，《宗支谱》。

　　（原载《名城明珠黄埔村》，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