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广东十三行之一的天宝行行商梁经国，是现在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黄埔村人。其曾祖父永成于明洪武初年由番禺北亭乡迁来风浦乡（今黄埔村）南约荣西里居住。梁经国的父亲昭绪（1727-1767），原名显挺，号云逵，字行，从事乡村私塾教职，但仅“授徒童蒙数十人，日不暇给”〔1〕，生活较贫苦。经国7岁时，父亲英年早逝，生活更加艰苦。他无法入学读书，白天到距家30多里外的广州做小贩生意，夜则回家帮助母亲织布，母子相依为命。经国18岁（1778年）时，入冯氏洋行做伙计，学习洋行商务。〔2〕23岁，娶妻凌氏，此时生活比较富裕了。从此，夫人凌氏在家织布，经国则在广州为冯氏洋行经营生意，稍有积蓄。再过24年（1808年），创立天宝行，成为广东十三行行商之一。本文拟就天宝行的创立、兴盛及家族演变作一阐述。

　　一、在困境中创立天宝行

　　梁经国是在19世纪初叶中英关系恶化和其他广东十三行行商纷纷破产的困境中创立天宝行的，极富挑战性。

　　大家知道，19世纪初叶，英国经过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等国家一番剧烈竞争较量之后，终于夺得了海上霸权，成为对华贸易的主要伙伴。据统计，干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输入广州的商品货值达到438.3603万银两，占输入广州的各国商品总货值的86%；从广州输往英国的商品货值为553.4931万银两，占广州输出各国商品总货值的74%。〔3〕

　　但是，英国殖民者不满足于对华贸易的既得优势利益，总是觊觎占领中国一个地方作为其贸易基地。于是，在嘉庆十二年（1807）农历七月二十一日，以帮助葡萄牙抗击法军、保卫澳门和帮助清政府剿灭海盗为名，由英国印度总督闵多（Lorel Minto）派遣海军少将度路利（Williarn Obrien Drury）率领海军300人和军舰9艘，从印度的马达拉斯（Madras）出发，扺达澳门凼仔海面。英国军舰管货主任鲁巴斯（Roberls）以保护中、英、葡三国贸易为名，于八月初二日，强行在澳门登陆，以200名士兵入三巴寺，100人入龙嵩庙，200人踞东望洋，100人踞西望洋，最后占领了东望洋、妈阁庙和嘉思栏炮台。〔4〕

　　两广总督吴熊光、广东巡抚孙玉庭饬令英军退出澳门。但英军反而从印度调来援兵，企图侵占澳门。在这种情况下，吴熊光下令行商将英国商船全部封仓，停止贸易，断其买办。在此中英关系激化之际，度路利于九月初一日，率领战舰3艘、士兵数百人闯人虎门，进泊黄埔港，并带领10多个头目和40多个士兵由黄埔港驶入十三行驻跸，又要求会见吴熊光总督。吴拒絶接见，经请旨清廷后，檄调督、抚、提、镇各标官兵2600多人，开往北山、前山、关闸、沙梨头布防待命，随时准备出击驱逐澳门英军。又令参将张绍绪、宝兴，游击初世和，都司老格，守备李福泰等到黄埔和澳门驻扎防守；并令碣石总兵黄飞鹏率领军舰碇泊省河一带，严阵以待。中英武装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顿时，广州和澳门贸易中断，人心惶惶。英军因缺乏粮食和副食品而嗷嗷喊叫。在这种情况下，洋行乃请大班刺佛（J·W·Roberts）出面调停。刺佛两面讨好，既提议由广州各国商人和澳门葡萄牙捐款60万银元“犒赏”英军，又建议英军撤出澳门。度路利眼见侵占澳门的目的难以实现，同意将英军撤出澳门；十二月十二日、十三日退出虎门；十八日、十九日返航印度〔5〕此事致使中英关系日趋恶化。到了嘉庆十四年（1809），新任两广总督百龄、广东巡抚韩崶颁发《民夷交易章程》6款，对中英在广州的贸易实行严格管理，使十三行商人同英国等外国的贸易受到更多的限制，而引起英国不满。从而使十三行商人在两者夹缝中难以发展而处于困境，纷纷破产倒闭。

　　据有关资料记载，早在干隆四十五年（1780）发生泰和行颜时瑛和裕源行张天球商欠案之后，十三行商日益贫困以至破产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万和行商蔡世文因赔累过多走投无路而自杀；丽泉行商潘长耀因走私羽纱加罚税饷100倍而陷于困境。〔6〕嘉庆六年（1801），粤海关复勒令加征294种货物税饷，同年行商的备贡银由5.5万两增至9.5万两，负荷顿时加重。〔7〕致使此时更多行商走上破产的道路。据统计，嘉庆五年至六年（1800-1801），十三行商仅存8家。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梁经国却于嘉庆十三年（1808）创立天宝行。

　　梁经国之所以能在行商纷纷倒闭的形势下创立天宝行，是与他的诚实能干、忠诚老实和冯氏行商的帮助扶持有密切关第的。据梁庆桂《先曾祖左垣光实禄公家传》记载，经国约于干隆四十五年（1780）入十三行冯氏洋行做伙计，诚实能干，毫无私心。特别是在冯氏赴外洋的10多年期间，由其一人执掌行商业务，生意仍然蒸蒸日上，颇有赢余。待冯氏回广州，经国如数向冯氏交代，使行主十分感激。于是冯氏给予帮助，使之得以请旨创立天宝行，让其独立经营。史称：“嘉庆十三年（1808），受于主助，请旨自设天宝行（Tienpow Hong），获准，遂得列十三洋行之一。”〔8〕

　　二、在逆境中兴盛

　　天宝行创立之后，行商仍然没有摆脱破产的困境，甚至是每况愈下。此时，行商均处于欠官饷和欠夷款的夹缝中，继续倒闭破产。例如嘉庆十四年至十五年（1809-1810）万成行商人沐士方、会隆行商郑崇谦、达成行商人倪秉发皆倒闭，被革职和查抄家产，并从重发放到新疆伊犁充当苦差。而刚刚创建的天宝行，梁经国却以其“实在诚信”的经营方法独树一帜，生意兴隆。至嘉庆末年，达到鼎盛。具体表现在：

　　第一，取得东印度公司贸易份额不断上升。

　　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十三行商的毛织品贸易，历来是“派分股数，报行交易，有一行承揽数股者，亦有一行承揽一股半股者，胥视该行是否可信，以定拨货之多寡”。〔9〕一般来说，只有商总纔可取得两份或3份的贸易份额。其他行商多取得1份或半份。作为刚创立的天宝行，一开始就取得1份额，以后上升到两份。而且在历年的茶叶出口贸易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我们将天宝行历年与东印度公司贸易的毛织品份额及茶叶贸易数量列表，可见一斑。

　　从上表可知，天宝行在与东印度公司贸易的毛织品配额中，多数是在1-2份。这在当时的小行商是少有的。至于工夫茶的贸易额均占各行商贸易总额的8%-10%。〔10〕由于贸易蒸蒸日上，所以其在行商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从其刚创立后的第三年（1811）排位倒数第一位，以后逐年上升至1813年的倒数第二位，至1816-1819年的倒数第三位，1821年的倒数第四位，升至1830年、1831年的顺数第五位，居10个行商中的中间。说明天宝行旗开得胜，不断上进，确实是“营业日起，声誉兴隆，天宝行信用日固”。〔11〕

　　第二、承保东印度公司商船数日益增多。

　　按照清政府管理对外贸易的规定，英国等外国商人来广州对华贸易，必须在广州十三行商中选择保商才能进行，所以“他们一到广州，第一件事就是选择和安排（或重新安排）他们的保商，保商必是十三行中的一家”〔12〕。天宝行创立不久，于1811年开始，即承充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的保商，而且承保的商船不断增多。据统计，自1811-1833年，天宝行承保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商船，从2艘逐年升至3艘，最后达到5艘。

　　作为清朝后期创立的行商天宝行后来居上，在短短的20多年光景发展到鼎盛，原因何在？我们认为有下列三个原因：

　　首先，清政府实行“保商制度”，有利于天宝行的兴盛。

　　干隆元年（1736），清政府为了保证粤海关征得关税，实行了保商制度。所谓保商制度，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嘉庆十八年（1813）决定：

　　于行商中择身家殷实，居心诚笃者，选派一二人，令其总办洋行事务，率领众商公平整顿。其所选总商报部存案，遇有选充新商时，即责令通关总散各商公司联名保结，专案咨部。〔13〕

　　另一内容，是由一二名行商和总散各商担保“试办商保”入行制，即凡“呈请充商者，该监督察访得实，准其试办一二年。果能贸易公平，夷商信服，交纳税项不致亏短，即照旧例，一二商取保着充”。〔14〕这种保商和总商制度，既保持了原来行商经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又保证了清政府的关税征收。但却给新行商一个竞争办行的良机。天宝行就是利用这个政策，与同泰行联名保结，发展行务，保障其经营对外贸易的顺利开展。

　　其次，得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扶持。

　　嘉庆十六年（1811），东印度公司给予“六位小行商全部需要帮助，并用预付款和贷款给予支持。委员会为了支应这些预付款，曾经计算上季售出羽纱所收的现款，……总额约500000元，月息为1%。小行商在这种办法之下过了这个季度……”。〔15〕后来，当小行商不堪赔累和清政府诸多苛索时，东印度公司也不断给小行商以帮助。如嘉庆十八年（1813），支付给天宝行2万两，以缴纳关税之用；“1814年8月初，一天之内即以总额22.6万两供应他们，而在1815年1月，一天之内又以总额23.148万两，由他们七人均分，以应支捐税”。〔16〕嘉庆二十二年（1817），又通过伍浩官给天宝行预借5.8375万两和以付欠税款5.0378万两；嘉庆二十五年（1820），又以10万元支付给天宝行等六个小行商，其中天宝行获得3.2264万元。〔17〕天宝行就是在东印度公司的支持下渡过难关，使其商务日益发展，处于繁盛阶段。

　　再次，得到清政府的眷顾。

　　清廷官吏视粤海关为肥缺，又持许行商垄断对外贸易，自然要行商捐输，或充盈财政，或中饱私囊。这一点，梁经国是有非常清醒认识的。为了得到清政府官吏的眷顾，他“宁负饷欠，咎在一身”，踊跃捐输。例如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以武陟兴办大工（河工），踊跃输捐，奉旨给帑建坊旌表。同年祝嘉庆六旬万寿，贡二万余两，为各行之冠”〔19〕。因此，得到清政府的嘉奬，并晋加官衔，“由州同议叙盐课提举，加同知衔，再加运司衔，晋加知府衔，叠加道衔，由道衔加1级，请封诰授通奉大夫（文职从二品官阶）”〔20〕。这就大大有利于天宝行的发展。

　　同时，梁经国亦十分热心地方公益事业的捐输，从《广州西关下九甫文澜书院碑记》可知，天宝行于嘉庆十六年（1811）7月19日，与其他两个行商捐款建筑公产房屋一所，下九甫南向住屋一所，平排九间各深六进，价值银8000两；花园书厅1所，平排4间，各深4进，价值银3820两以创建文澜书院。又为澳门重修妈祖阁捐银105元。〔21〕因此，甚得社会人士的称道，“由是经国德孚遐迩”。〔22〕这对于天宝行的兴盛自然是一个有利的因素。

　　三、天宝行的衰落及家族演变

　　天宝行的创立及兴盛好景不常，到了道光年间（1821-1850），就逐步走向衰落了。这同当时广东十三行的衰落是一致的。

　　嘉庆末年，由于外商铤而走险，避免纳税而走私鸦片贸易，使报关的正常贸易鋭减，加上英国在印度阿萨姆（Assaam）及锡兰（Ceylon）大量种植茶叶，使广州茶叶出口贸易日益减少，以至十三行商的贸易大受打击。天宝行也窘累多年。道光二年（1822），天宝行向债权人偿还30%-50%的债务，负担很重；道光四年至道光五年（1824-1825），计天宝行欠纳进口货税款达到9.7262万两，道光四年（1824），同泰行、达成行相继破产，因为天宝行与他们有具结联保关系而几乎被拖垮。当年天宝行欠债款达到9.7216万两。〔23〕

　　在行务日落西山的情况下，66岁的梁经国于1827年（道光七年）10月，“以年老多病、贸易折阅为名，禀呈粤海关核准，诿其第三子（应是次子）纶枢换名承禧接办行务”。〔24〕但当时行商要退出行务，也不是易事。幸好梁经国向粤海关纳款3万元，遂以顺利退出行务，交由其次子梁纶枢（又名梁承禧，1790-1877）接办行务，支持10多年。梁纶枢接管行务后，为了取得清政府的支持，于道光八年（1828）“捐输河南工费银九万五千两，繇训导议叙道员职衔”。〔25〕但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二月，天宝行欠清政府饷银已达到20.866万两，占行商欠饷的50%。结果被清政府革去“训导议叙道员”职衔，并限一年内缴完欠款。但一年之后，天宝行仍欠饷银7.3447万两。于是，清政府发出警告：

　　屡催罔应，实属任意延玩，未便再俟姑容，相应请旨将已革训导衔天宝行商人梁承禧发交南海县监追，予限一年，勒令扫数清款，如届期不完，即行奏以定地发遣，未完银两，着落各商摊缴。〔26〕

　　由此可见，天宝行已面临破产的危险。幸好梁纶枢又以调停英法联军收回广州有功，加上道光二十二年（1842）在本省捐输海疆经费二万两，奉旨议叙道员由海运使衔赏加二品衔，再赏戴花翎（清制：商人获取官衔以二品为极限）。从而使天宝行化险为夷，继续经营行务，并在省中建立相当威信，“每有大事，大府造庐谘询，纶枢于时局利弊，民生病苦，知无不言，言无不中，故为大府倚畀”。〔27〕

　　鸦片战争，中国失败。英国政府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十三款，其中第五款规定：

　　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清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28〕

　　这么一来，行商垄断经营对外贸易事务的特权被弃除了。直至1856年（咸丰六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同年12月14日夜11时，广州人民痛恨英国人的侵略行为，放火焚烧十三夷馆，火蔓延至十三行商馆。至15日下午5时许，具有170多年历史的广东十三行除剩下一栋房子外，全部化为灰烬。从此，广东十三行在历史舞台中消失了。行商各奔前程，有的变成买办商人，有的充当外商雇员，有的转业他途。而天宝行的后人则弃商从政为官和弃商从学为士。

　　梁经国之四子梁同新（原名梁纶机），生于嘉庆五年（1800），嘉庆二十三年（1818）中戊寅恩科举人。道光十六的（1836），考取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散官授编修，历充任内阁侍读、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道光二十四年（1844），殿试封官；道光二十六年（1846），提督湖南学政；道光三十年（1850），补山东道监察御史，充会试外省监试官；咸丰七年（1857）擢升通政司副使；同年十一月，晋升顺天府尹〔顺天府辖19县5州，治所在大兴县、宛平县（今北京市）〕，卒于咸丰十年（1860）。

　　梁肇煌（1827-1887），梁同新之次子，字振侯，少年聪颖，道光二十二年（1842）县试第一名，补县学生。咸丰元年（1851）中恩科举人，咸丰三年（1853）考取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咸丰六年（1856）散官授编修。咸丰九年（1859）充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大考翰詹钦取二等第六名，授侍讲。同治二年（1863），补侍读充讲起居注，三年（1864），充湖北正考官，同治六年（1867），补翰林院侍讲侍读，同治七年（1868），补詹事府詹事；同治九年（1870），调补顺天府尹。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补福建布政使，光绪六年（1880）扺任履新。光绪七年（1881），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命梁肇煌总其成治理江南朱家山河工，自浦口至张家堡，接通滁河，共长120多里，凡二年竣工。使沿河圩田均受其利，而粮艘仓船，亦可由河内通行，农工商贾同享其利。深得左宗棠赞扬，并向清廷奏知：

　　金陵兴修水利，十四宗，皆乏成绩，此举实贻皖吴百数十年之乐利，论功以梁藩司为最，应请从优叙，奉旨交部议行。〔29〕

　　光绪八年（1882）8月，肇煌代理两江总督。

　　梁肇晋（1843-1882），字振廉，号少亭，梁同新第三子，同治九年（1870）乡试中举人，同治十三年（1874）考取进士，授礼部主事。光绪八年（1882）病卒。

　　梁庆桂（1856-1931），梁肇煌之次子，号小山。光绪二年（1876）举于乡。历任内阁中书、侍读。光绪二十年（1894）参与梁启超的各省公车上书之事。光绪二十四年（1898），参与京师保国会。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二月，庆桂奉学部命赴美洲筹办侨民教育。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取道香港经檀香山，三月二日扺达美国三藩市，又到沙加免度（Saermento）、洛杉矶（Los Angeles）、华盛顿（Washington）、纽约（New York）、芝加哥（Chicago）和加拿大的域多利亚（Victoria）、温哥华（Cancouver）等城市筹办侨民教育，历时约一年，至清宣统元年（1909）。宣统二年（1910年）回国。计共办起侨民学校12所。其后，海外侨校纷纷效法建立，蔚然成风。他对海外华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功不可没。所以，刘伯骥在《美国华侨史》一书给予梁庆桂高度评价，称梁氏为华侨教育的开山祖：

　　梁庆桂来美推动侨学，任务非常艰巨，但美洲的侨教，梁氏实为开山祖。经其一番苦心提倡和鼓励，造成一种风气，各埠热心兴学的华侨，遂先后设校。〔30〕

　　与此同时，梁庆桂于光绪三十年至三十四年（1904-1906），曾参与向美国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建树功勋，被公众推选为粤汉铁路副总办（其族人梁诚为总办）。

　　梁广照（1877-1951），号长明，梁庆桂之长子。光绪二十二年（1896）进痒，次年仲冬奉派充肇庆端溪书院监院。光绪二十五年（1899）报捐主事，签发刑部，旋东渡日本东京法政速成科留学。回国后仍任刑部主事。光绪三十二年（1906），刑部改为法部，广照充任法部典狱司主事、宥恤司司副，升授举叙司员外郎，以主事员外郎总督提牢，总办秋审。光绪三十年（1904），因美国合兴公司（American 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不遵守与中国原订承建筑粤汉铁路合同，私自以铁路股份的三分之二卖给比利时公司。广照得知此事后，奋起具奏，力争废约，收回路权。于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以法部主事身份上谕军机大臣，条陈粤汉铁路一事，主张收回粤汉铁路权自修铁路。引起全国废约保路运动。此举首功实为梁广照发端。〔31〕民国改元以后，广照弃官去东北，后到唐山铁路学堂任监学及国文教员。之后又南到香港自办灌根、长明两所中学，凡15年之久。抗战胜利后，回广州任教于广州私立知用中学及国民大学，1951年卒于广州。

　　梁方仲（1908-1970），原名梁嘉官，是广照之第三子。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后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史组从事研究工作。1936年5月，晋升为副研究员。1937年6月，被派遣赴日本进行学术考察，后因卢沟桥事发，提前于8月回国，仍在中央研究院工作。1939年9月，曾进入陕甘宁边区调查解放区的土地情况。1942年晋升为研究员。1943年，得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于1944年10月赴美国哈佛大学做研究工作，被聘为该校经济系研究员。1946年，离美赴英国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期间，曾被聘为中国文化代表团的专员前往法国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第一次大会。1947的离英回国，仍在中央研究院工作，兼任中央大学教授。1948年，因陶孟和所长患病，梁方仲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代理所长。1949年3月，南返应聘为岭南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被聘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出任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和广州市政协委员。

　　梁嘉彬（1910-1995），梁广照之第四子。193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回广州被聘为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编辑员，专心研究广东十三行的历史。1934年写成《广东十三行考》一书，于1937年2月由国立编译馆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1934年，梁嘉彬赴日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读书，获文学博士学位。1945年赴台湾，曾任中国文化大学教授。

　　梁嘉彬先生曾赋诗来比喻和纪念天宝行于梁经国之后人为官为士的历程，云：

　　高祖京兆尹，未余一粒粟；

　　曾祖布政使，护理两江督；

　　身后亦萧条，只剩两破屋；

　　四世三卿位，粤中一名族；

　　水清濯我缨，水浊不濯足；

　　家贫莫须忧，境苦莫需哭。〔32〕

　　这是非常确切的。

　　注　释：

　　〔1〕梁庆桂：《式洪室诗文遗稿》，第34页，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版。

　　〔2〕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32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999年版。据笔者查阅梁氏族谱，未发现梁经国为姓冯氏洋行做伙计的记载。故冯氏是何人，待考。

　　〔3〕黄启臣、陈柏坚：《广州外贸史》（上），第174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4〕《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三），第11页。

　　〔5〕肖令裕：《英咭唎记》，转引《鸦片战争》卷1，第23-28页。

　　〔6〕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147-148页，国立编译馆1937年版。

　　〔7〕《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一），第8页。

　　〔8〕梁嘉彬：《梁经国传》，载《史学集刊》第7期。

　　〔9〕《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三），第17-19页。

　　〔10〕马士着、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5卷，第273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1〕梁嘉彬：《梁经国传》，载《史学棠刊》第7期。

　　〔12〕马士着、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84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13〕《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9。

　　〔14〕梁廷枏：《粤海关志》，卷25，《行商》。

　　〔15〕马士着、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155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6〕〔17〕马士着、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3卷，第220、305、370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8〕马士着、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5卷，第58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9〕〔20〕梁嘉彬：《梁经国传》，载《史学集刊》第7期。

　　〔20〕同〔20〕。

　　〔21〕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392、39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2〕梁嘉彬：《梁经国传》，载《史学集刊》第7期。

　　〔23〕马士着、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5卷，第59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4〕梁嘉彬：《梁经国传》，载《史学集刊》第7期。

　　〔25〕丁仁长、吴道熔：《宣统番禺县志》，卷19，《人物》。

　　〔26〕《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三），第28页。

　　〔27〕丁仁长、吴道熔：《宣统番禺县志》，卷18。

　　〔2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八），第44页。

　　〔29〕丁仁长、吴道熔：《宣统番禺县志》，卷20，《人物》。

　　〔30〕刘伯骥：《美国华侨史》，第9章，《华侨文教传布》，台湾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出版，1976年。

　　〔31〕《德宗景皇帝实録》，第8册，卷538、574。

　　〔32〕梁庆桂：《式洪室诗文遗稿》，第14页，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

　　（原载《名城明珠黄埔村》，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