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贸易全球化开始了，而且延续至19世纪初叶。在此期间，中国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从而成为贸易全球化的大市场；随着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使之成为贸易全球化的中转港；清代实行广州“一口通商”的政策，使之成为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因此，广州和澳门在推动贸易全球化和促进经济的发展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今为世人瞩目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是经历了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叶以商品流通为基础的贸易全球化和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工业革命后的产业全球化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本文拟就广州和澳门在贸易全球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一探索。

　　中国是贸易全球化的大市场

　　15-16世纪是世界历史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1405-1433年中国郑和七下西洋；1492利大利人哥伦布（C·Colombo）发现美洲新大陆；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Vasco da Gama）绕过好望角开辟欧洲到印度的东方航线；1519-1522年移居西班牙的葡萄牙人麦哲伦（F·de Magalhāes）作环球航行等航海壮举，从地理范围上使分散隔离的世界各国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为商品贸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的条件。

　　但是，作为贸易全球化所赖以运转的基础即商品流通来说，则是有赖于中国强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产出来的丰富商品。据史料记载，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经济规模上看，15世纪中叶（明中叶）至1796年（明嘉庆元年）以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期间，中国是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据统计，1522-1566年（明嘉靖年间），中国的生铁产量达到45000吨，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国到1740年才达到20000顿。〔1〕1750年（干隆十五年），中国工业总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2%（全欧洲仅占23%）；国内贸易总值为四亿银两。〔2〕直到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3〕，居世界各国的第一位。所以，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的更先进和优越〔4〕，“中国乃是一个伟大、富饶、豪华、荘严的国家。”〔5〕就是说，直到1820年左右，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是占着首要地位的，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当时中国的商品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棉布、砂糖、粮食、药材等，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正如当时一个西方作家所报导：

　　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物品和数不尽的其它次要的物产。〔6〕

　　特别是中国的丝货，外国商人更是赞叹不絶：

　　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出品能够比得上中国的丝货。〔7〕

　　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Na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中说：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7〕

　　确实如此。根据史料记载，16-18世纪，中国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约有236种之多，其中手业品有137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生丝、丝织品为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叶等。

　　而在这个时期，欧美各个国家由于“价格革命”的冲击，加上多战乱、灾荒、瘟疫流行，经济日益萧条，各类商品极为匮乏。所以，这些国家根本没有甚么民生产品可以打进中国市场。它们只好携带大量银子来中国买购货物贩回国内倾销。所谓夷船“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9〕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当中国对外贸易经常是出超的时候，白银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输入中国。据统计，自1553-1830年，西方国家到广州贸易而流入中国的白银达五亿两以上。〔10〕1585-1640年，日本因到中国贸易而输入中国的白银达到14899000两。〔11〕可见，直到鸦战争前夕，中国在当时商品贸易全球化中，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12〕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来中国购买价廉物美的商品，使中国成为贸易全球化的大市场。

　　广州是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

　　15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中国明清政府基本上实行“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海外贸易政策，禁止沿海商人出海贸易，却对广东（广州）实行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13〕。干隆二十二年（1757），撤销江海关、浙海关和闽海关，规定外国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14〕。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广州一直是中国合法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业中心。全国水陆两路的大量货物都卸在广州”〔15〕。因此，全世界各国商人来中国贸易，都聚集到广州进行。1798年（嘉庆三年），瑞典人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曾记述外国商人来广州做生意的实况：

　　广州的位置和中国的政策，加上其它各种原因，使这座城市成为数额很大的国内外贸易舞台。……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地为中心。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东京、交趾支那、柬埔寨 、暹罗、马六甲或马来半岛、东方群岛、印度各港口、欧洲各国、南北美洲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等地的商品，都被运到这里。〔16〕

　　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二十四年至干隆二十二年（1685-1757）的七十二年间，到广州贸易的欧、美各国商船有312艘〔17〕；干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猛增至5107艘〔18〕，平均每年为63.8艘。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和广东省内各地的商人也集中到广州进行进出口贸易，名曰“走广”〔19〕。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Nug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中即有记述：

　　中国人把货物从中国各地运到他们认为最有现款购买他们货物的市镇和海港。……后来他们运往广州市集上的货品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致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参加这些市集的商人们看到他们的货卖不出去，就用他们自己的船，责任自负地把货运往马尼拉、暹罗、望加锡等地去。〔20〕

　　龙思泰于1798年（嘉庆三年）来到广州，也看到中国内地商人云集广州经商的情形：

　　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广州）都可以找到；来自全国各省的商人和代理人，在这里做着兴旺的、有利可图的生意。〔21〕

　　明清政府为了发展集中于广州的对外贸易，除了设置广东市舶司和粤海关进行管理外，还“官设牙行，与民贸易”〔22〕，以至于后来发展成为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业团体“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同外国商人直接贸易。在当时外国商人不熟悉中国情况和不懂汉语以及不了解中国政府管理外贸的制度的情况下，此种商业团体的设置，成为外商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中介者，使外贸做得更活更好。所以，当时外国商人普遍感到在广州做生意比世界其它地方更方便更好做。正如英国议会于1830年（道光十年）对广州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认为：

　　外国商人对于这个广州制度（它在实践中经过种种修正）是怎样看待呢？1830年英国下议院关于对华贸易的极为重要的审查委员会会议中，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23〕

　　这么一来，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都络绎不絶地前来广州做生意，使广州成为商品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呈现出对外贸易一片繁盛的景象。其时有人赋诗称颂云：

　　广州城郭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

　　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

　　碧眼蕃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

　　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

　　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24〕

　　澳门是贸易全球化的中转港

　　澳门是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珠海市）海边的一个小渔村，古时不足为港。但自从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后，他们就利用明清政府允准开放广东对外贸易的特殊政策，以澳门为基地开展对中国的贸易。同时，明清政府也明文规定：凡外国商船来广州进行贸易，必须向澳门的中国海关（明代守澳官及清代粤海关澳门关部行台）领取进入广州的“部票”（入港许可证），并缴纳关税，聘请通事、买办和引水员，最后由引水员引航进入广州贸易。这样一来，澳门就成为中国广州对外贸易的外港和贸易全球化的中转港。所以，从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香港崛起之前的280多年，世界各个国家到中国和中国到世界各国贸易所开辟的航线，都必须经澳门港中转。下面我们将当时中国唯一合法出口港广州经澳门开往世界各国的航线简略阐述，以见一斑。

　　一、广州—澳门—果阿—欧洲航线

　　自从葡萄牙人于1533年（嘉靖三十二）进入和以后租居澳门后，他们就利用明朝政府独准广东市舶司开放对外贸易的政策，开展对广东的贸易，从1578年（万历六）始，每年春夏两季到广州海珠岛（今长堤广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处）参加为期数周的定期市（交易会）贸易，直接向中国商人购买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等商品运往澳门，然后转运到日本、东南亚国家以至欧洲国家出售。正如1629年（崇祯三）荷兰驻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关于中国贸易问题的报告中所说：

　　[GK2！][HTF]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同中国贸易已有一百三十年历史了。他们……每年两次到广州（那边每年举行两次盛大的市集）去买货。他们的确从这种通商中获得比马尼拉的商人或我们更多的利润；因为他们在中国住了很久，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这使他们所得到的货品质量比别人好，品种比别人多；他们有机会按照他们的特殊需要定制货品，规定出丝绸的宽度、长度、花样、重量，以适合日本、东印度和葡萄牙市场的需要。〔25〕

　　当葡萄牙人同广东的贸易打开局面之后，葡萄牙人又以明朝皇帝的子民和服从明朝官府管辖的前提下经营海上贸易〔26〕，大力开展澳门与印度的果阿（Goa）直到里斯本的贸易，开辟了广州—澳门—果阿—里斯本的贸易航线。

　　果阿是印度迪斯瓦迪（Tisvadi）小岛上的一个市镇，有河道与内陆相通，是16世纪中叶印度西岸仅次于卡里库特（Calicut）的一个商业中心，是波斯和阿拉伯马匹运入印度次大陆的一个枢纽。自从1510年11月25日葡萄牙占领果阿之后，即成为葡萄牙在东方殖民地的总部，也是葡萄牙东方贸易的基地。因此，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之后，自然地要开辟澳门与果阿之间的贸易航线，并以果阿作为中转站与里斯本以至欧洲各国进行贸易。

　　这条航线分为两段：

　　第一段，从广州启航，经澳门出海，西行横过印度西海岸的果阿，然后按唐、宋原来的老航线到欧洲，第二段，由果阿启航后，又分为两条航路前往里斯本和欧洲。一条走印度洋的官屿留（今马尔代夫群岛，Male），西航经木骨都束（Mogadishu，今索马利亚首都摩加迪沙）和莫桑比克海峡，绕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沿大西洋非洲海岸北航到摩洛哥（Morocco），扺里斯本；一条离果阿后，从克亚丁渡海，绕葛得儿风（今亚丁海东南面索马利亚的瓜达富伊Guardfia）角，和哈甫泥（今索马利亚东岸的哈丰角，Cape·ha-fun），沿东非海岸下木骨都束、不刺哇（又称卜刺哇，今索马利亚东岸布腊瓦，Brava）、麻林地（今肯尼亚东岸的马林迪，Malindi）和慢八撒（今肯尼亚南岸的蒙巴萨Mombasa），南至坦桑尼亚、莫桑比克海岸到南非，绕过好望角，沿大西洋非洲海岸北行到摩洛哥巴特港，扺里斯本，转至欧洲各国。这一段是新开辟的航线。这条从广州出发经澳门出海到里斯本以致欧洲各国的海上航线全程长达11890里（约2196公里）。

　　据陈忠烈先生的研究，当时自广州至欧洲的航线，还可以从广州起航后，经南海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直接横渡印度洋到好望角，然后沿大西洋非洲沿岸北上扺里斯本。〔27〕

　　从广州经澳门出口到印度、非洲和欧洲各国的商品有生丝、各种颜色细丝、各种颜色绸缎、各种陶瓷器、各种中草药、砂糖、金、黄铜、各种生活用品等数十种，其中以生丝和丝织品为最大宗。当时有外国资料记载：

　　葡人在澳门、广州之贸易输出品以绢为大宗，每年由葡人输出之绢约计五千三百箱。每箱装繻缎百卷，薄织物一百五十卷。〔28〕

　　《葡属亚洲》一书断言，他们每年的出口达5300箱精制丝绸，每箱包括100匹丝绸、绵缎，和150匹较轻的织物（卫国在他的《中国新地图集》中说有1300箱）。〔29〕

　　由广州经澳门出口到印度、欧洲的商品中，就价值而论是以丝货为最大宗。另据有关资料统计，在万历八年到十八年（1580-1590）的十年间，每年运往印度果阿的丝货为3000担，赢利达三十六万两；崇祯九年（1636）达到六千担，赢得为七十二万两。〔30〕

　　[HJ48x]由里斯本和欧洲运经澳门输入广州的商品有胡椒、苏木、象牙、檀香和银子，其中以银子为最大宗，据统计，自万历十三年至十九年（1585-1591）的七年中，由欧洲经果阿运经澳门输入广州的银子约九十万两。〔31〕万历三十七年（1509），一位曾经营超过二十五年东西方贸易的马德里商人说：“葡萄牙人从里斯本运往果阿的银子几乎全由澳门流入中国。”〔32〕

　　二、广州—澳门—马尼拉—拉丁美洲航线

　　继上述广州—澳门—果阿—欧洲航线之后，又开通了自广州到南美洲巴西的巴伊亚（Bahia）港的航线。〔33〕到了1571年西班牙侵占菲律宾之后，于万历三年（1575）又开辟了自广州起航经澳门出海，到马尼拉中转直至拉丁美洲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和秘鲁的利马（Lima）和巴西巴伊亚航线。《三洲日记》一书记述：

　　查墨（西哥）记载，明万历三年，即西历一千五百七十五年，（墨）曾通中国。岁有飘船数艘，贩运中国丝绸、瓷、漆等物，至太平洋之亚冀巴路商埠（即阿卡普尔科），分运西西班牙各岛（指西属拉丁美洲各殖民地，特别是指加勒比海诸岛）。其时墨隶西班牙，中国概名之为大西洋。〔34〕

　　万历十二年（1583），西班牙允准葡萄牙商人和中国商人自澳门到马尼拉贸易合法化。这样，一条世界上最长的大三角海上贸易航线得以形成。全程分为两段：第一段，冬季由广州启航，经澳门出海，再经万山向东南行，东航至东沙群岛附近，再折东南方向，循吕宋岛西岸南下，航至菲律宾马尼拉港。第二段，从马尼拉启航，经圣贝纳迪诺海峡、进入太平洋，乘六月中下旬的西南季风北行，到北纬37°和39°之间的水域之后，借西北风横渡太平洋，其中北太平洋航线一段，向北推移到北纬40-42°之间的水域（即今美国中部海岸约300-400公里）时，折向南航，以便更好利用日本至美洲间由西南方的海流——“墨潮”，加快帆船航速折向南行驶，再利用盛行于海岸的西北风、北风直达墨西哥西海岸的天然良港阿卡普尔科和秘鲁的利马港。〔35〕这条航线的全航程平均需时半年左右，若航行顺利，有时三四个月亦可到达。在整个航程中，可以看到的岛屿有关岛、火山群岛（又名硫磺列岛）、金岛（Rica da Oro）、银岛（Rica da Plata）等。在北美海岸，通常最先看到的陆地是谢德罗斯岛（Cedros，位于加利福尼亚海岸北端），继而看到灰岛（Cenizas）、圣鲁卡斯岬角（San Lucas，拉于加利福尼亚湾口处），科连第斯岬角（Corrientes）等。〔36〕广州—澳门—拉丁美洲新的远洋航线的开辟，使广州得以与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通航往来贸易。由于当时经这条航线输出的主要商品是中国的丝货，所以称为“太平洋上的丝调之路”，又由于行驶于这条航线的多是西班牙的大帆船（Great Ship），故又称“中国—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大帆船贸易”，简称“马尼拉中国大帆船贸易”。

　　从广州经澳门运往拉丁美洲的中国商品有生丝、丝织品、瓷器、铁锅、糖、棉布、中药等数十种，其中以生丝、丝织品为大宗。

　　从墨西哥经菲律宾马尼拉运经澳门而入广东的商品有白银、苏木、棉花、蜂腊和墨西哥洋红等。其中也是以白银占多数，计万历十四年（1586）前为340000西圆（Pesos），万历十四年为500000西圆；二十六年（1598）为800000-1000000西圆；三十年（1602）为2000000西圆；三十二年（1604）为2500000西圆；崇祯六年（1633）为2000000西圆，总计从万历十五年至崇祯十三年（1587-1604）的五十三年间，运经澳门运入中国的白银达到20250000西圆，占马尼拉运入中国白银29420000西圆的68.9%。〔37〕当其时，“银至广州，揽头者就舶取之之，分散于百工之肆，百工各为服食器物价其值。承平时，商买所得银，皆以易货度梅岭者，不以银捆载而北也。故东粤之银，出梅岭十而三四。”〔38〕[KH*3/4D][JZ][XC12a.tif]

　　[HJ]三、广州—澳门—长崎航线

　　葡萄牙进入和租居澳门后，亦开辟了广州—澳门—长崎贸易航线。每年6至8月，日本船队自长崎出海，经马六甲驶来澳门，在澳门停留至11月或12月，一方面等候西南季风，更重要的是等候从广州采购的丝货、瓷器等货物，然后于次年6至8月初，载货驶回日本长崎，完成交易后于10月或11月初，乘东北季风返航澳门，在澳门卸下银子，购买从广州运来的丝货，又返航日本长崎，进行新一轮的贸易。正如万历二十二（1594）许孚远记述：

　　日本长岐（崎）地方，广东香山澳佛郎几番，每年至长岐（崎）买卖。装载铅、白丝、扣钱、红木、金物等货。〔39〕

　　据统计，自万历八年至崇祯三年（1580-1630）来往广州—澳门—长崎正常航行的商船达94艘，平均每年1.8艘。这些商船的载重量一般都在1000顿左右，甚至有高达1600-2000吨者。

　　从广州经澳门出口到日本的商品有白丝、丝织品、棉线、棉布、金、铅、锡、水银、红木、砂糖、麝香、茯苓、大黄、甘草等，数量是相当大的。我们以万历二十八年（1600）广州经澳门出口的一艘葡萄牙商船运往日本长崎的货物列表，以见一斑。

　　上表所列十六种出口商品，就其价值而论，也是以丝货为最大宗。据另外一个统计资料，崇祯年间（1628-1644）每年由广州经澳门输往长崎的生丝2460担，价值银达1476000两。〔40〕葡萄牙商人从中赢得相当惊人。上述十六种商品中，利润率超过100%以上者就有十种，其中茯苓的利润率超过300%以上。

　　从日本长崎运经澳门输入广州的商品基本上是银子，正如顾炎武所说：“过洋之船，……自倭回者，……日本无货，只有金银。”〔41〕据外文资料统计，万历八年至崇祯三年（1580-1630）的五十年间，由长崎输入澳门的银子共五十万至三百万两。〔42〕

　　四、广州—澳门—望加锡—帝汶航线

　　这条航线是广东与东南亚国家贸易的老航线，但到了万历年间（1573-1620），广东与东南亚地区贸易关系进一步巩固。首先是澳门商船定期到帝汶岛收购檀香木，然后运经澳门入广州以至中国内地贸易。席尔瓦（F·Pedro da Silva）主教在1590年曾经记述经澳门运载檀香木入广州稍售的情况说：

　　檀香木在中国很受重视；虽然其一般价格是每担20帕塔卡（Pataca），但有一段时间，当由帝汶开往澳门的船只不足时，其澳门售价将达到150帕塔卡。〔43〕

　　随着澳门与帝汶檀香木贸易的不断发展，位于苏拉威西岛（Salaweisi island）西南面的望加锡（Markasar），也成为澳门至帝汶之间的货物集散地。至16世纪晚期，葡萄牙人被驱逐出摩鹿加群岛；由于望加锡地理位置方便，葡萄牙人便把贸易活动转向那里。在1605-1607年间，葡萄人与望加锡的统治者的关系得到加强，他们终于在东印度群岛找到了连接印度和远东的环节，以便提供运往中国的商品。望加锡已成为葡萄牙人巨大的东方商业体系中的一个主要的和必不可少的中间站和贸易港。1625年，一位英国商人对澳门在这一地区的贸易状况作瞭如此描述：

　　每年有10-22艘葡萄牙单桅帆船（galliot）自澳门、马六甲和科罗曼德尔海岸（Coromandel Coast）的港口来到望加锡停泊，有时上岸的葡萄牙人多达500人。这里的穆斯林苏丹允许他们自己奉行其宗教。他们在11-12月扺达，次年5月离开，把望加锡作为销售中国丝货和印度棉纺织品的转运港。他们用这些货物交换帝汶的檀香木、摩鹿加群岛的丁香和婆罗洲（Borneo，今称加里曼丹）的钻石。……他们的贸易值每年达500000两西班牙古银币，仅澳门几艘单桅帆船载运的货物就值60000圆。……葡萄牙人把望加锡视为第二个马六甲。〔44〕

　　由于葡萄牙人在望加锡商业地位的巩固，广州—澳门—望加锡帝汶航线成为海上贸易的一条固定航线，每年秋冬间，澳门葡船乘着东北季风，载着丝货和瓷器等中国货物扺达望加锡；来年春夏间，乘着西南季风，将檀香木、丁香、钻石等货物运回澳门。从上述记载看，澳门与帝汶和望加锡的贸易额尚不算大，然而这条航线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是一条巩固的利润渐增的航线。葡萄牙人与望加锡的苏丹及其实权人物建立起稳固而良好的合作关系，葡人鼓励苏丹个人经营有利可赚的望加锡—马六甲贸易，更使他们与苏丹的合作有了相当牢固的物质基础。荷兰东印度公司自1625年起采取各种措施企图加强对丁香贸易的控制，甚至制定了以武力摧毁色兰（Ceram）和帝汶丁香生产基地的庞大计划。但结果却与公司的愿望相反，前来望加锡贸易的葡船继续增多，望加锡作为葡国在该地区的商业基地仍然发挥着作用。据时人记述，澳门葡人在檀香木贸易的利润呈增长趋势。席尔瓦主教在1590年称：檀香木贸易的利润为100%；而兰熟尔主教（Rangel）在1630年则估计为150-200%。〔45〕

　　明清时期，葡萄牙人利用这条航线，主要是到帝汶岛购檀香经澳门运入广州出售，然后购买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等货物经澳门运往世界各国。葡萄牙人在广州做的檀香生意，利润达到150-200%。〔46〕

　　五、广州—澳门—纽约航线

　　广州—北美洲的航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广州—太平洋—合恩角—沿南美洲海岸北上到纽约；二是从广州—异他海峡—好望角—大西洋—纽约。

　　干隆四十九年（1784），美国商人开辟北美洲至中国的航线。1783年7月，英国国会颁布法令，大幅度提高美国运往英国货物的关税，给美国商人以沉重打击。同时，英国还禁止美国船只驶入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岛，从而断絶美国与这些地区的贸易，掐断美国商人的财路。西班牙也采取不友好态度，法国因本身困难而爱莫能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陷入了没有资源、没有资本、没有商业、没有朋友的窘迫境地。絶望之中，美国商人产生了与中国通商的强烈欲望。一时间，广东成了美国人心向往的地方。1783年冬天，曾任大陆会议最高财政监督官的罗伯特·摩里斯（Robert Morris）和以丹涅·巴驾（Daniel Parker）为首的一群纽约商人，合资购置一艘360吨的木制帆船。为了取悦中国人，他们将该船定名为“中国皇后号”（The Empress of China,以下简称皇后号），投资120000美元，装载了大量的花旗参，首航广州。皇后号于1784年2月22日从纽约启航，绕过南非的好望角，跨越印度洋，于同年8月23日到达澳门，再溯珠江而上，28日到达广州黄埔港（今海珠区琶洲街黄埔村），航程13000多英里。美国商人将所载货物顺利出售，获利30000多美元，约为投资的25%。同年12月28日，皇后号从广州黄埔港返航，次年5月11日扺纽约。皇后号从广州采购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货物深受美国人喜爱，很快抢购一空。据说美国总统华盛顿（G·Washington）也购买了一批瓷器。皇后号首航成功轰动了美国社会，皇后号的货物管理员山茂召（Samuel Shaw）向美国外交部部长约翰·杰伊（John Jay）报告中国之行的经历，受到国会欢迎。议员约翰·杰伊以国会的名义写信对山茂召大加赞扬，认为他们对华通商的成功，使政府莫大欣慰。不久，山茂召被任命为美国驻广州领事，他任此职达九年之久，直至1794年第四次返华途中病故。皇后号是第一艘到达中国的美国商船（见下图），也是中美直接贸易的开始。〔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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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8年，美国商人又开辟了纽约至广州的太平洋航线，即从纽约港出发，沿南美洲最南端的合恩角，取道太平洋直达广州。该航线的开辟与“北皮南运”有直接关系。1787年9月，美国船只“哥伦比亚号”和“华盛顿女士号”从波士顿启航，两个月后到达位于大西洋的威德角群岛（Cape Verde Is）。由于这是美国商船首次前往西北海岸，航线漫长而陌生，航行较为缓慢。在群岛上补给之后，船只向西南绕过合恩角，再经诺特加湾的友谊海岬（Friendly Cove），1789年7月离开西北海岸，途径夏威夷群岛，前来广州。在广州卖掉毛皮，装载中国货物回国。回程时横越印度洋，绕行好望角，于1790年8月回到波士顿。这是美国船只首环球航行所开辟的航线，成为参与“北皮南运”贸易的美国船只支所采用的典型路线。由于航线迂回且受季风影响，所以完成这条航线须依次经过美国—美洲西北海岸—中国广州—美国的循环三角贸易，时间至少需要三年。〔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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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美国的重要港口波士顿、沙伦、普罗淮登斯、纽约、费城等地的船只也络绎不絶地来到广州贸易。那些美国商船均获得高额利润，如“希望号”的资本为8860镑，由广州返航后的货值竟增至37000镑；“大士克号”的资本原为7138镑，由广州返航后货值增至23218镑。高额的利润驱动大批美国人到广州贸易，从1784-1833年，由美国前来广州贸易的商船达1040艘，仅次于英国而居来华贸易商船的第二位。波士顿的普金斯公司、纽约的托马斯·斯密斯公司等均在广州开设洋行，沙墨尔·罗塞尔在广州开设的罗塞尔洋行（后更名为旗昌洋行）更是名噪一时。美国对华出口贸易额也不断上升，从1784年的27000银两增至1833年的1760000银两。〔49〕

　　六、广州—澳门—大洋洲航线

　　嘉庆二十四年（1819），詹姆士·孖地臣从广州向新南威尔士的杰克逊港开出了第一艘满载茶叶的商船“哈斯丁侯爵号”，广州到大洋洲的航线由此开通。据国外学者研究指出：

　　在1819年，新到中国的詹姆士·孖地臣，就从广州向新南威尔士的杰克逊口岸（Port Jackson），放出一条第一次装载茶叶的船只“哈斯丁侯爵号”（Marquis of Hastings）。这是条从加尔各答开来的鸦片船，正苦于找不到一种运回印度的有利的回程货，到1830年，当威廉·查顿的一个老船伴拉德（Ladd）船长在“奥斯丁号”（Austin）三桅船上装了茶叶和生丝驶往贺伯特城（Hobart Town）和悉尼（Sydney）的时候，广州行驶在这些口岸，就有了经常的代理人。他们每一个季度都要派出几条船到那里去，但是在这种贸易的进一步开展上有一种障碍，那就是在澳大利亚缺乏适当的回程货。〔50〕

　　魏源在《海国图志》引《万国地理全图集》也称：哈斯丁侯爵号“船只现赴广州府贸易矣”。

　　七、广州—澳门—俄罗斯航线

　　中俄贸易历史悠久，双方贸易地点过去主要集中在北方陆地边界的恰克图。清代，俄国人感到仅靠恰克图一地很难满足贸易的需要，于是沙皇于1803年（嘉庆八年）五月，组织了以克鲁任斯泰伦为指挥官率领商船“希望号”和“涅瓦号”作环球航行。这两艘商航从俄国的克隆斯达港启航，横越大西洋，绕过南美洲南端，经过合恩角，进入太平洋，然后朝西北方向航行，扺达夏威夷群岛，再横渡太平洋，于1805年（嘉庆十年）11月 “希望”号先期到达澳门，12月，“涅瓦号”也到达澳门会合。克鲁任斯泰伦向清政府提出进入广州贸易的请求。两广总督那彦成以俄国人来广州贸易的目的在于探索海道及内地情报为理由，拒絶了这一请求。后克鲁任斯泰伦玩弄两面手法，通过英国商人向粤海关监督延丰疏通关节，得到开舱卸货的许可。此时，清廷于1806年（嘉庆十一年）1月底向沙俄发出两道谕旨，晓喻俄国人：

　　以尔国向止在恰克图通市贸易，本有一定界限，不可轻易旧章，即将船只货物驶回本国，不许在广州逗留。〔51〕

　　同时责备延丰等人，但谕旨直到2月8日才传递到广州，所以俄国人赢得了在广州进行两个月的贸易机会，把价值190000西班牙银圆的毛皮在广州销售殆尽，又在广州购买了价值110000西班牙银圆的茶叶、丝绸等中国货物，于1806年2月7日离开黄埔港经澳门返航俄国。关于这次俄国商船经澳门至广州贸易的情况，时人王之春亦作过记述：

　　乙丑嘉庆十年冬十二月，禁俄罗斯商船来粤互市。先是，有路臣国（即俄国）商船二来粤请互市，总督那彦成驳不许，监督阿克当阿不候答复，遽令开舱卸货，有旨将阿克当阿同前监督廷丰、巡抚孙玉庭议处。〔52〕

　　从这条史料看，阿克当阿、延丰、那彦成、孙玉庭等人因违犯朝廷定制而受到惩罚，但广州—澳门—俄罗斯的海上贸易航线毕竟开通了。

　　从上述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由广州起航经澳门中转的七条国际贸易航线的历史事实看，广州和澳门在贸易全球化中确实是处于中心市场和中转港的重要地位，幷且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对推动当时贸易全球化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值得广州和澳门在今后推动经济全球一体化过程中借鉴和发扬的。

　　注　释：

　　〔1〕世界银行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主要报告》第7页，1981年。

　　〔2〕戴逸：《论康雍干盛世》，2003年2月23日，北京图书馆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的讲稿。

　　〔3〕An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DECD Development Center, Paris, 1998.

　　〔4〕保罗·甘乃迪着、蒋葆英译：《大国的兴衰》第7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

　　〔5〕考太苏编译：《皮莱斯的远东概览》第1卷第31、32页，序言。

　　〔6〕Robert Hart,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 Essays on the Chinese Question, p.61.

　　〔7〕Geo Philips, Early Spanish Trade with Chang Chew, 戴《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4期。

　　〔8〕转引《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11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9〕《文献丛辑》第176辑，《福建巡抚常赍奏折》。

　　〔10〕荘国土：《16-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估算》，载《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

　　〔11〕C·R·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from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Lisbon, 1963.

　　〔12〕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着、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中央编译局2000年版。

　　〔13〕《明史》卷七五，《职官四》。

　　〔14〕《清高宗实録》卷五五0。

　　〔15考太苏编译：《皮莱斯的远东概览》第1卷第116页，序言。

　　〔16〕原载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p.289,1833年11月号，亦见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第301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17〕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18〕根据《粤海关志》卷24，第34-40页的数字统计。

　　〔19〕胡宪宗：《筹海图编》卷十二。

　　〔20〕转引《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115、11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1〕原载Chinese Repository, vol, II.p.289,1833年11号，亦见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第301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22〕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一。

　　〔23〕格林堡着、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51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24〕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25〕《荷兰贸易史》，转引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11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6〕万明：《试论15-17世纪中叶澳门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载《文化杂志》2002年第43期。

　　〔27〕陈忠烈：《相会在星空——15-17世纪的中西航海天文》（未刊稿）,致谢。

　　〔28〕Anders Ljungstedt, 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Boston, 1836, Hong Kong, 1992.

　　〔29〕龙思泰着、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第100页，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

　　〔30〕（31）（32）C·R·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Lisbon, 1963, p.144; p.7; p.182.

　　〔33〕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Colonial Latin America, Vol. 1,1984,p.459.

　　〔34〕张荫桓：《三洲日记》卷五第12页。

　　〔35〕William Lytle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 1959, p.366.

　　〔36〕《菲岛史料》第四卷，第21-22页；第十六卷，第200页；第二十八卷，第309页。

　　〔37〕参阅王士鹤：《明后期中国—马尼拉—墨西哥贸易的发展》，载《地理集刊》1964年第7号。

　　〔38〕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39〕《明经世文编》卷四零零，许孚远：《请议处倭酋疏》。

　　〔40〕C·R·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Lisbon, 1963.pp.17-18.

　　〔4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三。

　　〔42〕C·R·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Lisbon, 1963.p.144.

　　〔43〕（45）（46）H·J·de Santos Leitao, Os Portugueses em Solor, de 1515 a 1720, 1948,p.175;p.175; p.175. 

　　〔44〕C·R·Boxer, Fidagos in the Far East, 1948. p.177.

　　〔47〕（49）袁钟仁：《广州和美国的早期贸易》，载《岭南文史》1999年第1期。

　　〔48〕周湘：《“北皮南运”与广州口岸》，载蔡鸿生主编：《广州与海洋文明》，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0〕〔英〕格林堡着、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86-87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51〕《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一）

　　〔52〕王之春：《清朝柔远记》卷六，第152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原载《文化杂志》2005年第5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