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Catholicism）、正教（The Orthodox church）、新教(Protestantism)并称为基督教（Christianity）的三大教派。而基督教传入中国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唐贞观九年（635），由基督教聂斯脱里派（Nsctorians）主教、叙利亚人阿罗本（Olopen）传入，唐人称为景教，至武宗会昌五年（845）便销声匿迹了。第二次是元朝至元三十一年（1294），由罗马教廷方济各会修士约翰·孟特·高维诺（John Monte Govino）传入中国，并在北京、泉州等地设立教堂，当时蒙古人称之为“也里可温教”（Arcoum）。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亡而再次消失。第三次是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天主教会士来澳门入内地传教，历时200多年，其残余活动至清光绪二十年（1894）。这次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时间长、范围广、影响深。本文拟将明代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进程及其文化效应作一探索，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澳门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基地

　　16世纪，欧洲经历着一次大规模的宗教改革运动。马丁·路德（Martin Lu ther）于1517年发表抨击教皇出售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否定教皇权威，反对罗马教廷，另立新教（Protestantism）。新教迅速在欧洲国家传播开来，对罗马教廷产生了极大的威胁。为了挽救罗马教皇的危机，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de Loyola）于1534年8月15日，在法国同西班牙贵族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等7人，组织一个旨在向新航线经过的国家和地区寻求新教区的传教团体，各曰耶稣会（The Society of Jesus）。1540年，罗马教皇保罗三世（Paul III）批准耶稣会成立，并成为官方教会组织。第二年4月，任命罗耀拉为首任会长。于是，他十分积极组织耶稣会传教士到东方国家来传教。时适逢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John III）向罗马教皇保罗三世申请委派传教士与新任果阿（Goa）总督同行去印度。教皇将此事委托于罗耀拉。罗即派方济各·沙勿略作为“教庭远东使节”随总督同赴果阿。沙勿略于1541年7月从里斯本出发，翌年5月6日扺达果阿。1543年，沙勿略去马六甲，后在日本逃犯安日禄陪同下，于8月间到达日本鹿儿岛商埠传教。但当他看到日本很多人信仰佛教的情况后，认为“在日本传教最好的法子就是先到中国传教，因为它是日本的文化和思想的策源地”〔1〕。他回到果阿向葡王提出到中国传教的报告，获准后于1553年4月14日离果阿前往中国，8月到达广东台山县的上川岛。他谋求入广州传教未成，于12月9日晚，因患疟疾发高烧，次日躺在一块大石上死去了。后来，耶稣会士称他为“远东开教之元勋”。

　　自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用贿赂手段进入和租居澳门后，随着广州——澳门——果阿——里斯本贸易航线的开通和东西方贸易的发展，耶稣会士纷纷随商船来到澳门传播天主教，并谋求入中国内地传教。1555年7月中旬，葡萄牙耶稣会士巴莱特（Melenior Nunez Barreto）东来到沙勿略到过的上川岛。8月至11月，他两次进入广州，目的去援救先到广州而被广东政府视为奸细”逮捕成为“广东葡囚”的公匝勒斯（Gregorio Gonzales）。未果，即取道上川岛移居澳门。1556年，公匝勒斯获释放后亦回到澳门传教，对300葡萄牙人举行圣祭。不久，在日本养老的神父巴达尔·撒加高（Balthasar Zagago）、狄野高·贝勒拉（Diego Pereire）、方济各·贝勒兹（Franosols Perez）、代宰牢（Emmannel Teiteira）和蒙德滋·平托（Mendez Pinto）等人于1562年7月相继来到澳门传教，并得广东政府允准，在今圣安多尼堂（俗称花王庙）附近用稻草建筑一间小教堂，名曰天主圣母堂，作为传教活动的场所。但他们并不满足于澳门传教，即于1565年向中国政府提出进入内地传教的要求，遭到拒絶，当贝勒兹在澳门议事亭谒见明朝的守澳官时，守澳官委婉地拒絶，问他：

　　你会说中国话么？

　　不。

　　那么，顶好你先去作学生，学习我们中国的话，以后你再作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解你们的教理。〔2〕

　　虽然耶稣会士未能进入内地传教，但澳门的传教毕竟是开展了。据统计，嘉靖四十四年（1565），全澳门已有天主教信友5000人了。有鉴于此，教宗庇护五世（Pinos V）即于1566年任命卡内罗（Melchior Carneiro）为澳门主教，并于1568年5月扺澳门任职。但此时澳门未正式建立教区，故卡内罗不是职衔上称为澳门教区的第一位主教，而实际上他已执行第一位主教的职务了。所以，可以说卡内罗实际上是以公开的主教身分到澳门传教的首任主持人。

　　卡内罗到澳门后，曾两次赴广州向广东政府请求入广州建立会所传教，未得批准。他旋即回澳门于1569年建立仁慈堂（Santa Casa da Misericordia）、辣匝禄麻疯院（Hospital de Lazaro）和拉法医院（Hospital de Rafael），用收容弃婴孤儿和为人治病等手段，引诱及号召澳门的中国居民信仰天主教。同时，将辣匝禄麻疯院改建为澳门第一个正式教堂望德堂（Igreja de Lazaro）进行传教活动。澳门从此变成了天主教在远东的基地。

　　当卡内罗在澳门传教取得进展的情况下，教宗额尔略第十三世（Gregorius XIII）于1576年颁布召令，成立澳门教区，管理中国、日本和安南（越南）的传教事务，隶辖于果阿宗主教。由于澳门教区的建立，耶稣会士更加纷纷而来澳门传教，而且进展很快。至1640年，澳门的天主教友已发展到40000人之多〔3〕。并从1562年起到1746年，陆续建立圣保禄堂（Igreja de Sao Paulo）、圣望德堂（Igreja de Sao Lazaro）、圣老楞佐堂（Igreja de Sao Loureneo）、圣方济各堂（Igreja de Sao Francisco）、圣澳斯定堂（Igreja de Sao Agsatinho）、圣多明我堂（Igreja de Sao Antonio）、圣嘉勒修院教堂（Canventoe Igreja de Santa Clara）等教堂，以广泛开展传教活动。这表明，明朝末年，澳门已经成为天主教在中国传教卓有成效的基地，和天主教在远东活动的中枢。

　　二、天主教在中国内地广为传播

　　耶稣会士云集澳门的更高目标是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更广泛的传教活动。鉴于上述贝勒兹等人因不懂中国语言而难于打入内地传教的窘境及教训，耶稣会总会决定派主张用中国语言在中国传教的罗明坚（Michel Ruggiere）前来澳门和入内地传教。罗氏即于1578年7月29日扺达澳门，请一个中国画师教他学习中文。史称：

　　罗明坚神甫之第一授业师为一中国画师，利用其毛笔教授中国文字形义。迨彼自信所学已足之时，遂欲入中国内地。〔4〕

　　同时，卡内罗又教罗明坚学习中国的礼仪：

　　在谒见（中国）长官的时候要跪着，要磕极深而又经过工夫很长的头；在提到别人的时候，要用赞美的口吻；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却要用很谦卑的词句。〔5〕

　　罗明坚经过两年又两个月的汉语学习，掌握12000个汉语单词和中国的主要礼节。于是，他即于1580-1583年随葡萄牙商人三次到广州参加定期市（交易会），从中实践讲中国话和接近中国广东地方政府的官员。由于他彬彬有礼，搏得两广总督陈文峰的好感，于1582年承总督之请到肇庆（总督驻地）去长住，从而揭开了天主教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序幕。接着，耶稣会派遣懂得中国话的意大利会士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为远东教务视察员来澳门视察传教情形。当他闻悉罗明已打入中国内地传教的门路，即派刚从印度来澳门的会士巴范济（Francis[DD(X-1*3]　[KG*6]　,　[DD)] Pasio）陪罗明坚于1583年同往肇庆开展传教活动。总督迎为上宾，拨天宁寺给他们居住。但不久陈文峰因罪被革职，罗、巴只好回到澳门。后新任总督郭应聘和肇庆知府王泮却又派人到澳门请罗、巴两氏再到肇庆。时因巴氏已调往日本，耶稣会旋即派1582年8月7日刚扺澳门的意大利会士利玛窦陪罗再到肇庆，仍住天宁寺。于是，罗、利两人便在肇庆开始传教活动。此为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内地进行正式传教之滥觞。

　　罗、利两氏到肇庆定居后，即向中国广东地方官府“请求一块小小的空地建筑一处寓所和一座教堂，以便在那里念经和祈祷，隐居和默想”〔6〕。后在郭应聘、王泮的帮助下，于1584年在肇庆城东崇宁塔附近，耗资250两银子建立一座教堂和寓所，进行传教活动。这是耶稣会士在中国内地建立的第一座西式天主教堂。一天利氏见到城墙下有一位年老病者，便叫入寓所为之诊治，病愈后受洗礼入教。这是内地洗礼的第一个天主教徒。为了吸引民众的欢心和接近民众，以宣传教义，他们将自己带来的西洋奇器如西洋镜、日晷、自鸣钟、三棱镜、油画圣母象等摆在教堂内陈列公开展览，供更多民众参观。顿时，不少达官贵人和民众出于好奇心，纷纷前来参观，热闹非常。特别是玛窦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更吸引不少观众。大家认为此是今古奇观。最后，利氏索性把这些西洋珍品统统送给肇庆府的官员，从而搏得官绅的支持、尊重和信任。他们还听从住在南雄的瞿太素（礼部尚书瞿景淳之子）的劝说，放弃袈裟，改穿儒服，以利传教活动。史称：

　　玛窦初至广，下船髡首袒背，人以为西僧，引至佛寺，摇手不肯拜，译言我儒也。遂僦馆延师，读儒书，未一二年，四书五经皆通大义，乃入京。〔7〕

　　罗、利两人在肇庆虽然花大气力传教，但效果并不理想。至1585年底，所得教徒仅20人。于是，在新任总督刘继文同意下，利玛窦于1589年迁往韶州（今韶关）传教。并得总督免费拨给光孝寺前靠河边的官地，建筑一座中式教堂进行传教。此时，范礼安又从澳门选派钟鸣仁和黄明沙两个中国籍青年会士来韶州帮助利氏工作。可见，此时的利玛窦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内地开展传教活动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了。

　　利玛窦在韶州传教时，不仅入教者寥寥，而且还睹见1592年7月发生的一起酒赌徒夜间袭击教堂的事件。于是他决心寻找机会去北京谋求皇帝对传教的认可。后得礼部尚书王忠铭和南京礼部尚书祝石林的帮助，几经周折，于1601年1月24日再次进入北京，并在太监们的精心安排下，向明神宗进呈贡品，包括古画天主圣母象一幅、时画天主圣母象一幅、天主经（日课经）一册，圣人遗物、各色玻璃珠镶嵌十字架一座、《万国图》一册、自鸣钟大小二架、五彩玻璃石二方、大西洋琴一张、玻璃境及玻璃瓶大小共八器、犀角一角、沙刻漏二具、干罗经（福音圣经）一册，大西洋各色袋共四个、大西洋行使大银钱四个〔7〕。明神宗收了贡物，虽然未接见利氏，但却允准他在北京居住，并由礼部安排于礼部接待外国使节的“四夷馆”住宿。后又经礼部赵拜靖翰旋，于1605年在宣武门买了一座有40个房间的大宅院作为“北京会院”（今南堂），开始在北京进行传教活动。他以尊儒奉佛为名，经常与冯应京、李之藻、徐光启等名流巨卿讨论学术，深得官员士大夫的推崇，来访问者络绎不絶，每天达20多人次。他身为中国传教区区长，除北京外，还要负责南京、南昌和韶州三地的教务。在他领导下，各地传教事业日益开展。信仰天主教者日益增加。据统计，从利氏到肇庆接收第一名教徒开始，到他逝世的1610年的27年间。国内天主教徒已发展到2500人〔9〕。其中包括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冯应京、李天经、张焘、孙元化、王征、韩霖、段衮、金声、瞿式耜、张庚等高级官员和士大夫。

　　利玛窦虽然死了，但他在中国内地传教总算是开展起来了。这使得耶稣总会更充满信心。于是任命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继任中国传教区区长，并不断派遣大批耶稣会士经澳门入内地传教。耶稣会总会长吸收罗明坚、利玛窦的成功经验，规定凡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一律先在澳门集中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和礼仪。为此，范礼安向罗马耶稣会总会长建议在澳门创办一间大学，专门培训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经批准，果阿耶稣会长鲁德拉斯（Antonius de Luadros）于1594年12月1日委托贝勒兹、代宰拉和平托等3人，将澳门原来只有小学规格的圣保禄学院（Ccollgio de San paulo）扩大和升格为大学，按传教的需要设置中文、拉丁文、神学、哲学、数学、医学、物理、音乐、修辞等门课程。其中以中文课程为最重要的必修课，人人要学，学时最多。招生对象是欧洲的耶稣会士及中、日的修生。1600年，“在这里规模宏大的圣保禄学院居住的耶稣会士，竟有六十、八十或八十以上之名额〔10〕。曾先后在学院任教的耶稣会士有30多人，其中著名的有：教数学的艾儒略（Julius Aleni）、毕方济（Francois[DD(X-1*3]　　, 　[DD)] Sambiasi）、邬若望（Jean Uremon）；教哲学的孟儒望（Jean Monteiao）、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教神学的王丰肃（Alphonsuo Vagnoni）、李若望（Joamnes Pereira）、阳玛诺（Emmanuel Diaz Junior）等。曾在学院攻读毕业的会士达到200多人。其中年代、姓名可考者122人左右,占1583——1770年间入华传教的467名会士的26%左右。可见圣保禄学院已成为耶稣士入华传教的培训基地。

　　在澳门经过圣保禄学院培训的耶稣会士纷纷入地内传教后，传教活动得以在全国的南北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浙江、江西、广东、广西等12个省区迅速发展起来，信仰天主教者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从1585年的20人，增加到1615年的5000人，到1636年的38200人和1644年的15万人〔12〕。教区在两京八行省建立传教会所13处。其中，不仅一般人信教，而且连明朝的宗室内臣、皇亲眷属信教者也不乏其人。如崇祯末年，宗室亲王信教者达到144人，内宫信教者40人，皇帝赐封的诰命夫人信教者80人。地方政府的“许多重要的官员，如督宪 、县知事、总兵等，因为好奇心所冲动，公然到小圣堂里参加弥撒祭礼”〔12〕。可见，明代末期，耶稣会以澳门为基地向内地传播天主教实在相当广深矣。

　　三、明朝政府对耶稣会传教士的政策

　　罗明坚、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初经澳门入内地传教时，由于他们把天主教中国儒学化，从而迎合了中国人的民族传统心理。因此，他们所到广东、江西、江苏、北京等地的地方官员以至明廷的官员直至明神宗对耶稣会士采取了容教的政策，给他们以居住等方便，使天主教得到广泛传播。但是天主教毕竟是西方国家的宗教思想和神学文化，从根本上与中国以寺庙为代表的泛神信仰和传统思想文化相抵牾，使后者备受冲击和挑战，而且随着这种冲击和挑战的扩大和激烈，使得明朝政府改变初衷，不得不采取禁教政策。于是不断发生教案，据神父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统计，明代共发生教案54起，尤其以发生在广东省为多〔13〕。

　　事实上，正当天主教在内地广为传播的时候，不少官吏、儒者已大造舆论，攻击和反对天主教。先是黄贞撰写《不忍不言》，《破邪集》；王朝式写《罪言》，钟始声写《天学初征再征》；虞淳熙写《利夷欺天罔世》；林启陆写《诛夷论略》；许大受写《圣朝佐辟》；李生光写《儒教正》；陈候光写《辨字刍言》等著作，宣扬佛教儒学，非难天主教。特别是黄贞最为积极。他在致其教师颜茂献的《请颜壮其先生辟天主教书》中，列举天主教可患可愤的五条罪状，指责天主教破坏中国伦理纲常，暗伤王化，阴谋不轨，鼓动佛教徒组成联合阵线，共同声讨天主教，以致驱逐出境等。于是发生了“南京教案”，把非难天主教付诸行动。

　　万历三十八年（1610），龙华民接任会长执掌中国教务之后，一反利玛窦尊儒奉佛的传教做法，严行禁止天主教徒举行尊孔祭祖的传统礼仪，直接与中国传统思想和风俗习惯相对抗，激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礼部侍郎署南京礼部尚书沈淮于5月至12月间，连续三次向万历皇帝上疏，论说禁止天主教的四大理由：西方教士散处中国，时有窥伺之嫌，当禁者一；西士劝人信奉天主，不可祭祀祖宗，是教人不孝，有背中国名教，当禁者二；西士私习历法，有乘律例习天文之禁，恐创为邪说，淆乱听闻，当禁者三；西士劝入信奉夷教，擦圣油，洒圣水，聚男女于一室，易败风俗，乱纲纪，当禁者四〔14〕。他伏乞万历皇帝“敕乞下礼、兵二部，会同复议。……合将为首者，依律究遣，其余立即驱逐”〔15〕。南京都城诸大臣如晕文辉、余懋孽、徐如珂等，也共同附和，一时反天主教之声甚嚣尘上。沈淮第一次上疏虽未得皇帝批准，但却得到在朝的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方从哲和太监魏忠贤的支持，本着先逮捕教士和教徒监禁，然后请旨治罪的先斩后奏的办法，于7月21日派巡城御史孙光裕率兵包围南京教堂，逮捕耶稣会士王丰肃、谢务録（Semedo）和中国教徒钟鸣仁、曹秀、姚如望、游禄、蔡思命、王甫、张元、王文、刘二、周可斗、王玉明、三郎、仁儿、龙儿、本多、熊良等16人；8月14日，又逮捕钟鸣礼、张寀、余成元、方政、汤洪、夏玉、周用、吴南等8人。沈淮的两次逮捕天主教会士及教徒，均未得皇帝批准。于是他又再次上疏，重申禁止天主教的主张，并强调指出：“伏戎于莽，为患叵测”。还以闽海士民所说的教士曾借天主教义袭夺吕宋国土和已捕钟鸣礼等的审询情形作为证据。当时万历皇帝虽不大相信他的上疏，但终于经不起那些仇教人士的控诉，结果于1617年12月8日颁布驱逐耶稣会士的命令。于是，庞迪我、熊三拔、王丰肃、谢务録等俱于次年被押解送至澳门。庞、熊二人于第二年相继去世。而王丰肃则改名为高一志、谢务禄改名为曾德昭，分别重新潜入山西、浙江、江苏一带传教。至于北京的耶稣会士龙华民和毕方济（Francois[DD(X-1*3]　　, 　[DD)] Sambiasi ），因为没有被具体指控而隐居在徐光启的家中。在广东韶州、南雄和江西南昌的传教士却未受累及。所以，南京教案并不彻底。到1620年，神宗去世，由16岁的儿子熹宗继位，宦官魏忠贤利用皇帝年幼无知，把持朝政。宰相方从哲引荐同乡沈淮为礼尚书兼内阁大学士，于是又在南京再次发动对天主教的围剿。直至后来对天主教比较友好的叶向高当了宰相，声称不斥逐沈淮不足以平民愤，才于第二年把沈淮革职隐退，教案始得平息。到了明朝的最后20年，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又复苏起来，使以耶稣会士为沟通的中西文化得以接触、交流和互补。

　　四、耶稣会士是中西文化交流不自觉的载体

　　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略具近代意义的中西文化交流，则是16世纪中叶的耶稣会士东来传教为契机。当时，耶稣会士来澳门并进入内地传教，需要通晓中国语言文字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信仰以至风俗，因而不得不加强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对儒家经籍的翻译、注释和研究。于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得以在欧洲各国广为传播和流行，传诵一时，对欧洲国家的文化产生强烈而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耶稣会利玛窦等，以传播科学知识为布道手段，他们带来的科学知识不仅为中国所无，而且在西方也还是很新颖的”〔16〕。这么一来，一个不以耶稣会士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效应和社会功能得以实现。这就是：耶稣会士努力瞭解、熟悉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并向他们自己的祖国介绍和传播，诱发着欧洲国家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运动的开展，为欧洲国家的近代文化提供了养料；而中国有识之士，又通过耶稣会士学习和吸收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促进中国略具近代意义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彼此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互相补充，共同提高，不断进步。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在欧洲各国广为传播和产生深刻的影响。16世纪中叶后，由于中国文化的西传欧洲，使欧洲国家掀起了研究汉学（Sinology）的热潮。1593年，利玛窦率先将“四书”翻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出版发行，使中国儒家经籍第一次传至欧洲，以后与日俱增。同时，耶稣会士编着介绍中国文化的著作七、八十种。1779年，法国会士傅圣泽（Jean Francois[DD(X-*3/4][HT5"]　[KG*6]　s 　[DD)] Fouequet）从中国带回经籍3980种，全部捐献给法国皇家图书馆〔17〕。这些中国经籍西传欧洲国家，以丰富的养料催促着近代欧洲文明的诞生和成长。1681年，比利时会士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着《中国之哲学家孔子》《（Confue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书，向欧洲国家介绍了儒家的哲学思想。接着，比利时会士卫方济（Franciscus Noel）着《中国哲学》（《Philosophus Sinica》）和翻译《孝经》、《幼学》等书，向法国介绍他研究儒家哲学的心得和体会。德国古典哲学家（也是同牛顿并称为微积分的创始人）莱勃尼兹（Gofuried Wilhelm Leibniz）于1687-1690年间，在罗马邂逅结识意大利会士闵明我（Philippus Maria Grimaldi）等一批从中国传教回欧洲的耶稣会士，并从他们手中得到不少中国儒家的经籍资料。他从此发奋诵读孔子、老子等人著作，接受中国儒、释、道教的思想，于1697年编着成《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一书，通俗而全面地向德国和欧洲各国介绍中国儒家自然神学的思想和文化，高度赞扬中国哲学文化的伟大，说：

　　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

　　他在书中还着重指出，中国儒家哲学是超越于欧洲哲学的，说：

　　欧洲文化的特长在于数学的、思辨的科学，就是军事方面，中国也不如欧洲；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就大不如中国人了。

　　于是乎，他向欧洲国家的有识之士呼吁：

　　我几乎认为有必要请中国遣派人员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及实践。〔18〕

　　莱勃尼兹极力吸收中国儒家哲学思想，特别是他的单子学说（Monden-Lehre）更具直接吸收了儒家思想的精华，开创了德国古典思辨哲学。后来又传授给他的学生克里斯提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沃尔夫进一步从事研究中国儒家哲学，于1722年在哈勒大学发表题为《论中国的实践哲学》（《De Sinarum Philiosophica practic》）的演说，把孔子的伦理学同基督教的伦理学相提并论。他还把思辨哲学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首次将哲学分为本体论、宇宙论、心理学、自然神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七部分，认为哲学的一切原理均可用数学或演绎的方法建立起来。沃尔夫的思辨哲学又为他的学生康德（Immanue Kant）所接受，进而创立了德国古典哲学。以后，菲希特（Fichte）、谢林（Schelling）黑格尔（hegel）等人，在莱勃尼兹思辨哲学影响下，创立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思想。这说明，德国古典哲学是受到中国儒家哲学思想深刻影响的。

　　以此同时，中国的重农思想传到欧洲后，被马克思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19〕的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重农派（Physiocartis）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当时被誉为“欧洲孔子”的重农学派创始人魁斯奈（Francois Quesnay），从传至欧洲的中国古典经籍中研究伏羲氏、尧、舜和孔子的思想，于1758年着《经济表》（《Tableau Econmicqure》），1767年出版《中国的专制制度》（《Le Despotisme De La Chene》）一书，以七章的篇幅系统地介绍中国文化。在第一章导言中，介绍了中国的起源、疆域、繁荣、社会等级、军事力量；其它各章分别介绍中国的基本法、实在法、租税、行政管理等；第八章又列举24条道理呼吁欧洲国家向中国学习按自然法则建立国家的重农制度，提倡以农为本。他高度赞赏中国历代君主的重农政策，请求法国政府重视农业，倡导“中国化”。他利用自己充任路易十五（Louis XV）情妇庞巴杜侯爵夫人的御医的方便，极力鼓动法王路易十五于1750年效仿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大礼”的仪式。他深受《周礼》一书的均田贡赋法的启迪，主张法国应象中国一样向土所有者征收田赋，以提供国家所必须的赋税。重农学派的改革家、法国财政部长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继承和发展了魁斯奈的思想，认为农业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源泉，是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为了更好地瞭解中国重农思想，他委托在法国留学的两名中国学生（也是耶稣会士）杨德望、高类思回中国后，为他收集中国的土地、劳动、资本、地租、赋税等农业经济资料30条，以便他在法国进行财政改革作参考。杜氏最后写成了《关于财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专著，系统地全面地阐明重农主义学说，第一次在农业劳动领域内正确地回答了剩余价值问题，把地租看成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其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于1764-1766年到法国旅游，认识了魁斯奈和杜尔哥，从魁、杜两氏那里获悉和得到了中国重农主义经济思想的有关资料，吸收了孔子“天然自由”和司马迁的“自由经济”的思想，于1776年写成和出版其著名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t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再一次抨击当时流行于欧洲国家的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对英国经济政策的改革起过重大的作用。可见，法英古典经济学受中国重农思想影响是很深的。所以，德国历史学家利奇温（Adelf Reichwein）说，英、法“重农学派则主要根据中国古代情形，构成他们关于国家经济基础的学说”〔20〕。事实确实如此，我们细读《国富论》，可知其内容涉及到中国资料者达到30处之多。此外，中国的语言文字、古典文字、中医学、工艺美术、建筑术、数学和风俗等优秀传统文化，也因耶稣会士的勾通而在欧洲各国传播开来，影响和推进欧洲文明的发展。

　　第二，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文化也经耶稣会士传到中国来，补充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1620年，金尼阁（Nicolaus Trigault）来澳门时，将“有装满（璜）图书七千余部”〔21〕运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至今仍有500多部留存在北京图书馆。这七千部图书的内容：

　　“有水法之书，……有算法之书，……有万国图志之书，能载各国风俗山川，险夷远近。有医理之书，能论人身血脉之故，与其医治之方。有乐器之书，凡各种琴笙管弦，皆别有一种机巧。有格物穷理之书，备能物理事理，用以开导初学。有几何原本之书，专究方园平直，以为制作工器本领。以上诸书，非吾国书传所有”。〔22〕

　　这些书包括了近代的天文、历法、水利、地理、物理、几何、医学、数学、音乐等科学文化知识，而“得以在中国立足唯一所依持的是数学”〔23〕。1605年，利玛窦为了用数学来笼络中国人心，以利宣教，辑着了《干坤体义》二卷，下卷专论数学，以边、线、面积、面圜、椭园互相容较，词简义赅，是为近代西方数学传入中国之始。1606年，由他口授、徐光启笔译欧几里得所着的《几何原本》六卷，“卷一论三角形，卷二论线，卷三论圆，卷四论圆内外切，卷五、卷六俱论比例”〔24〕。1613年，又由利氏口授，李之藻笔録《同文算指》一书，论述比例、级数、开方等。继利氏之后，艾儒略所着《几何要法》、邓玉涵的《大测》、《割圜八统表》、罗雅谷的《测量全义》、《筹算》、穆尼阁的《比例对数》等书，对推动中国近代数学的发展均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到了清朝，出现了会通中西数学的数学家112人〔25〕，写出不少中西结合的数学专著，成为中国近代数学的启蒙之作。利玛窦第一个把1582年3月1日由教皇格里高里十三世颁布的依据“儒略历”修订而成的现行公历传入中国；他在肇庆传教时，绘制地图，制作浑天仪、地球仪、考时略、报时器等，向中国介绍天文历法的科学知识。这是近代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之始。据不完全统计，自16世纪中叶后的200年中，由耶稣会士所着的天文学著作达50多种，制作天文历法仪器34件，说明西方近代天文历法在中国传播影响之广深。而利玛窦到澳门及肇庆时，以《万国舆图》为蓝本重新摹绘并附有中文说明的《山海舆地全图》，此为西方地理学和地图学传入中国之始。1602年，利氏为迎奉神宗之请，测量南京、北京、杭州和西安等地的经纬度，特别绘制一幅符合神宗心理的《坤舆万国全图》，把中国画在地图的中央，此为中国有世界地图之始。全图把西欧经纬制图法，有关世界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非洲〕、南北墨利加〔南北美洲〕、墨瓦蜡尼加〔南极〕）和五带（热带、南北温带、南北寒带）的科学知识介绍给中国，使中国人周知世界大势，扩展世界眼光。其它如西医学、西医药、物理学、建筑学、语言学、音韵学、美术、音乐等西方国家的文化知识，也经由耶稣会士传入中国和发生影响。这犹如一块石头扔进一池古老的深潭，激起了初步的然而是真正的反响，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滥觞。这对于中国科学文化的近代化无疑是起着催化作用的。

　　注　释：

　　〔1〕〔5〕〔12〕 裴化行着、肖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69、188、191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 Cros， Saint Fan Cois de Xavie, Vol. II. P.103、109（克罗斯：《沙忽略传》）

　　〔3〕 潘日明：《殊途同归》第38页，澳门文化学会出版，1989年。

　　〔4〕 费赖之着、冯承钧译：（《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第24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6〕 高龙信：《江南传教史》上编第1卷，第169页。

　　〔7〕 张尔岐：《蒿庵闲疾》。

　　〔8〕《洪业论学集》第16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罗光：《利玛窦传》第116页，学生书局印行，1983年。

　　〔9〕 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6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

　　〔10〕魏特着、冯承钧译：《汤若望传》第78页。

　　〔11〕根据Intercetta （殷铎泽)： Compondleii, Naiiatione，1672年刊本，和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一书的数字统计。

　　〔13〕Alvare Semedo, Semedo Historre，P317

　　〔14〕《远夷阑入都门暗伤王化》，转引张力、刘鉴唐着：《中国教案史》，第42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5〕《行实》，转引梁家勉：《徐光启年谱》第112-1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6〕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载《光明日报》1979年5月8日。

　　〔17〕维特克（Witek）：《傅圣泽与王家图书馆的中国书籍》，载《第二届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论文集》，巴黎，1980年版。

　　〔18〕利奇温（Adolf Reichwein）着、朱杰勤译：《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第71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19〕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15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0〕利奇温（Adolf Reichwein）着、朱杰勤译：《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第129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21〕杨廷筠：《代疑篇》，见杨振锷：《杨淇园先生年谱》。

　　〔22〕《徐文定公集》卷60。

　　〔23〕Vath（魏特）着、杨雨辰译，《汤若望传》第422页。

　　〔2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6，《子部十六·天文算法类二》。

　　〔25〕诸可宝：《畴入传三编》。

　　（原载《史学集刊》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