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机缘，1965年秋冬期间，我读研究生的指导教师梁方仲教授带我去北京收集撰写毕业论文的资料，因为梁老师与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是35年密切交往的挚友，使我有幸认识吴晗及其夫人袁震。又因吴晗对我的论文题目《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饶有兴趣，所以梁老师嘱我要多向吴晗请教指导。在京期间，我遵师嘱数次到北长街3号吴晗家里登门求教。他不仅热情接待我，而且将他钞録积累的有关卡片资料无私地提供给我，又让我使用他书房的各种明史书刊；他还细心地审阅我写作论文的提纲并加以修改，然后又教我如何收集、考订、爬梳、整理资料，从而进行综合分析，加以理论说明，得出自己研究的结论。由于多时在吴晗书房看书，亦得悉吴晗研究明史著述甚丰，到1965年，已出版专著16本，发表论文110多篇，其中研究海瑞的论著有4篇论文，一本通俗读物和一出京戏《海瑞罢官》，而且都是1959年6月至1961年1月期间写作和发表的。

　　但是无论如何想不到，吴晗却因为写了这六篇（本）关于海瑞的论著，而于1965年11月10日遭到“四人帮”姚文元以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并以此为导火线发动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遭到一场空前的浩劫；吴晗也被迫至家破人亡，一家四口死了三个，成为“文化大革命”第一冤案。1976年，打到“四人帮”，党中央于1979年7月给吴晗平反昭雪了，但是总结和反思吴晗研究海瑞的历史教训，防止今后不至发生此类“文字狱”，很有必要。唯其如此，本文拟就吴晗何以要研究海瑞，他怎样评价海瑞和他因此受到迫害的问题作一探索，以求正于方家。

　　一、响应毛泽东号召研究海瑞

　　1958年5月5日至23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制定和发动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蓬勃开展，如火如荼。他希骥动员全国人民以“一天等二十年”的大跃进速度，使中国很快在经济上超过英国和赶上美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通过人民公社这座“金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但欲速则不达，事与愿违。就在这一年，全国上下一股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思潮严重泛滥起来，党内外形成了报喜不报忧、讲假话、讲大话的社会歪风。

　　1959年4月2日至5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工作方法十六条》的重要报告。他有感于党内干部不敢讲真话、不敢提意见、不敢向他提意见，甚至连刘少奇、周恩来等共同革命几十年的左右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的情况，谈古论今，讲了《红楼梦》的王熙凤“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和明代海瑞敢于直言批评嘉靖皇帝的故事，说：

　　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鋭，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答：看了。〔1〕

　　然后又在观看湘剧《生死牌》戏演出后说：

　　现在应该提倡学习海瑞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精神。……海瑞骂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又忠心耿耿，闻嘉靖皇帝死讯，在牢中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2〕

　　说后要胡乔木（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曾任毛泽东秘书）找几位历史学家研究海瑞，写文章宣传。胡乔木回北京后向吴晗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研究和宣传海瑞的指示，请他给《人民日报》写文章。作为共产党员的吴晗，自己又是毛泽东的好朋友（1948年11月，吴晗到达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时，毛主席两次约见他，侃侃而谈他写的《朱元璋传》一书，毛泽东对本书提出意见，吴晗作了修改。谈话间，吴晗向毛泽东提出入党要求。毛泽东于1949年1月复信吴晗，说：“我们同意你的要求，唯实行时机当值得研究，详情恩来面告。”1949年11月，毛泽东又在颐年堂住处约请吴晗谈中国边界史和明史。1952年7月21日，吴晗又向毛泽东第二次提出入党要求。7月22日，毛泽东复信吴晗，说：“我意还是暂不入党为宜。”后来毛泽东又曾请吴晗吃狗肉，边吃边谈历史，江青在场）自然愉快地热接受和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欣然应命，很快写出《海瑞骂皇帝》一文，于1959年6月1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又写了《清官海瑞》一文，在7月22日的《北京日报》发表。

　　1959年7月2日，在庐山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庐山会议），本来是纠“左”的，并写出了《庐山会议诸问题的决议纪録（修正草案）》。但7月13日，彭德怀写了一封3000字的信给毛泽东。毛泽东在信上加了《彭德怀同志意见书》为标题，印发会议讨论，并决定延长会议时间，对彭德怀进行批判，使原来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并于8月2日至16日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在16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就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问题作长篇讲话时，再次讲到明朝的海瑞，说：

　　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

　　我们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你们去看《明史·海瑞传》。讲我提倡海瑞，又不愿意看见海瑞，对于右派海瑞来说，千真万确。但不是右派海瑞，左派海瑞是欢迎的。如果不欢迎左派海瑞，不喜欢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我们的缺点错误的这种人，这种同志，那末，就是错误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决议案上有一句说：对于那一些站在正确的立场而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的，这是完全应该保护的，应该支持的。这就是我指的海瑞，左派海瑞。〔3〕

　　毛泽东在这里说“右派海瑞”，明显是指彭德怀了。因为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并在8月17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四人的党内外职务，就是最好的证明。

　　就在庐山会议批判和处理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之后，吴晗又写了《论海瑞》一文，并送给胡乔木审阅之后，于9月2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当时，吴晗出于知识分子的小心谨慎和自己对政治斗争不可揣测的恐惧心里，在文章中还画蛇添足地写了一段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假海瑞的文字，以表示自己提倡的正是毛泽东说的“左派海瑞”，同“右派海瑞”划清界限，说：

　　今天有些人自命海瑞，不站在今天的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方面，不去反对坏人坏事，却专门反对好人好事，说这个搞早了，搞快了，那个搞糟了，过火了，这个过直了，那个弄偏了，这个有缺点，那个有毛病，太阳里面找黑子，十个指头里专找那一个有点毛病的，尽量夸大，不及其余，在人民群众头上泼冷水，泄人民群众的气。这样的人，专门反对好人好事的人，反对人民事业的人，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不但和历史上的海瑞毫无共同之点，而且恰好和当年海瑞所反对而又反对海瑞的大地主阶级代表们的嘴脸一模一样。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许假冒！让人民群众看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脸目，根本不是什么海瑞。〔4〕

　　看，吴晗的这段话已经体现了毛泽东的反对“右派海瑞”的精神了，而且已点出了庐山会议反对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了。作为历史学家的吴晗写历史论文，如此紧跟形势和紧跟毛泽东，古为今用，可算得上是学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了。

　　接着吴晗又编写《海瑞的故事》通俗读物，列入《中国历史小丛书》由中华书局于1959的11月14日出版。1960年，吴晗又写《海瑞》论文，在《新建设》杂志1960年第10—11期合刊发表。之后，他在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等戏剧界的朋友鼓励下，“破门而出”，利用1960年近一年时间写了《海瑞罢官》剧本，在《北京文艺》1961年第1期发表（后出单行本），并于1月由北京京剧团首场演出，戏中海瑞由马连良饰，裘盛荣饰徐阶。

　　毛泽东得悉北京上演京剧《海瑞罢官》，很高兴，在中南海家中接见了马连良，并一起吃饭，然后请马连良当场演唱海瑞，看完后对马连良说：

　　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也写得不错。吴晗头一回写京戏，就写成功了。〔5〕

　　马连良回家打电话告诉吴晗，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吴晗听了非常高兴。

　　北京的马连良、廖沫沙、侯外庐等专家也发表文章，称赞和祝贺吴晗《海瑞罢官》的写作和演出成功。

　　我们必须指出，上述吴晗所写海瑞的论文和剧本，均是以《明史》卷226《海瑞传》、《明史》卷213《徐阶传》和《高拱传》；王宏梅：《海忠介公》；李贽：《海瑞传》；谈迁：《枣阳杂俎和集》以及《海瑞集》等和明代地方志有关海瑞的原始史料进行写作的，基础是十分札实的。

　　二、实事求是评价海瑞

　　第一，吴晗按照毛泽东关于“要宣传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的指示，论证了海瑞于1564年做京官（户部主事）之后，敢于冒死批评嘉靖皇帝，结论说：

　　公元一五六四年，海瑞调到北京作官。

　　两年以后，海瑞写信给嘉靖帝，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他迷信道教，妄想长生，多年不上朝办事，又自以为是，拒絶批评，弄得君道不正，臣职不明，吏贪将弱，政治腐败，语气很尖鋭。嘉靖帝看了，气极，丢在地下，又捡起来看。想要杀海瑞，一听说海瑞在写信前已经托人买了棺材，并不怕死，倒愣住了。把海瑞关了几个月，嘉靖帝死后，被赦出狱。

　　一五六九年六月，海瑞被任命为江南巡抚，管理现在江苏、安徽大部分地方，巡抚驻在苏州。〔6〕

　　第二，吴晗平实评价海瑞任江南巡抚七个月，为江南人民办实事、与徐阶等大地主斗争的事实，结论说：

　　这一年，江南遭到严重水灾，田地被淹，粮食涨价，农民逃荒，情况很严重。

　　江南是鱼米之乡，号称全国最富庶的地方。但实际上百姓生活很困苦，原因是田租、徭役的负担特别重。土地集中在大地主手里，特别是松江，乡官（退休的官僚）田宅、奴仆之多，全国找不出第二个，乡官中以前任首相徐阶家为第一，他一家就有田四十万亩。

　　闹水灾的原因，经过亲自勘察研究，是因为多年水利不修，吴淞江淤塞了，太湖的水排不出去，一遇特大雨量，便泛滥成灾。海瑞想法子张罗了一些粮食，采工账办法，救灾和治水并举，让灾民做工疏浚。他坐上小船，到处巡视督促，灾民很兴奋，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这项工程不但没有向人民要钱，还救了灾，变水害为水利，对生产好处很大，人民很是喜欢，感激。

　　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的关键，海瑞认为一条鞭法是好法子……。

　　最困难的还是限制大地主的过分剥削。海瑞决心强迫大地主退田，首先是徐阶。徐阶当年作首相，海瑞坐牢的时候，曾经在嘉靖帝面前，替海瑞说过好话，对海瑞有恩。但是，海瑞知道徐家是恶霸地主，便坚决不顾私人关系，执行退田法令，徐阶知道海瑞刚直，不讲情面，勉强退出一部分，海瑞不满意，亲自写信，要退出一半以上，才算了事。

　　这一来，乡官们大地主们都吓慌了，有的逃到外地躲风头，有的只好忍痛退田。徐阶恨极了，想尽法子，派人到北京，买通了当权的太监和同乡京官，同乡京官告海瑞‘纵容刁民，鱼肉乡官’。说老百姓像虎像狼，把乡官吃惨了。大地主阶级联合反攻，终于把海瑞赶出了江南巡抚衙门，回到海南岛，一直闲住了十六年。〔7〕

　　第三，吴晗科学地评价海瑞的一生，结论是：

　　海瑞（1515—1587，明武宗正德十年——神宗万历十五年）是我国十六世纪有名的好官、清官，是深深得到广大人民爱戴的言行一致的政治家。他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统治，减轻农民市民的负担，向贪婪腐朽的封建官僚、大地主斗争了一生。〔8〕

　　第四，吴晗提出如何学习海瑞精神，结论说：

　　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反对坏人坏事；肯定、歌颂他一生反对贪污，反对奢侈浪费，反对乡愿；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不向困难低头，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言行一致，里外如一的实践精神。这些品质，都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学习和提倡的，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时代，这些品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扬，虽然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

　　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我们需要站在人民立场、工人阶级立场的海瑞，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百折不挠斗争的海瑞，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的海瑞，深入群众、领导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海瑞。〔9〕

　　以上说明，吴晗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海瑞的。他既指出海瑞作为明朝封建统治阶级的官吏，他与其它官吏一样，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长远利益的良臣、忠臣；但海瑞与一般的封建官吏有所区别，他敢于向大官僚、大地主阶级如徐阶等进行斗争，甚至敢批评皇帝；又尽力减轻农民负担，兴修水利避灾，公平执法，解决劳苦大众当前实际利益，办了实事的清官。这种实事求是的评价海瑞是有时代精神的，也是符合毛泽东关于“海瑞是好人”，“现在应该提倡学习海瑞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精神”的指示的。

　　三、《海瑞罢官》遭批判

　　如前述《海瑞罢官》京剧演出后是得毛泽东称赞为“好戏”的。但是时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和全国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特殊身份的江青，却于1962年7月间，去找中宣部的陆定一、周扬、张子意和许立群四位正副部长，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说：

　　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是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东西。〔10〕

　　四位部长不理采江青，毛泽东也不表态。于是江青只好另外组织文章批判孟超的《李慧娘》。

　　一个机缘有利于江青。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就中宣部文艺处编辑的《文艺情况汇报》所载《柯庆施同志抓文艺工作》一文对文艺工作第一次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1〕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又就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对文艺工作作了第二次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作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12〕

　　于是从1964年开始，文化艺术界以至意识领域逐步开展了文艺的、哲学的、经济学的、历史学的等方面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批判所谓封资修的电影如《青春之歌》、《保卫延安》、《小城春秋》、《上海的早晨》、《暴风骤雨》、《逆风千里》、《林家铺子》、《早春二月》、《兵临城下》、《聂耳》等几十部电影；批判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批判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企业利润观”；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等。批判势头猛烈，火药味甚浓。

　　在这种形势下，江清插手周总理和彭真组织召集的6月5日至7月31日的文化部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野心勃勃，一心要批判《海瑞罢官》，并去《人民日报》找文艺评论家李希凡写批判文章，李不肯接受。恰好此时康生向毛泽东提出：

　　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13〕

　　这就触动了毛泽东。毛泽东鉴于曾经接到过彭德怀于1962年6月16日写的要求平反的《八万言书》，并在9月24—27日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上进行了批判和作出“不能给彭德怀平反”的决议；加上在1964年12月2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讨论四清运动重点问题上发生分歧和争论，各执已见；在修改《二十三条》时，毛泽东严厉批判了刘少奇关于“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和“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交叉”的提法，坚持“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观点，并从此下了在政治上打倒刘少奇的决心。于是到1965年1月，同意江清批判《海瑞罢官》的请求。

　　1965年2月，江青春风得意，跑去上海找市委书记柯庆施，得柯支持。柯把写作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任务交给宣传部长张春桥，张又找《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姚文元，姚满口答应。但姚文元只是个高中毕业生，不懂明史，他又去复旦大学历史系找朱永嘉帮助查找史料。这个过程，1967年4月17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讲话中，公开说：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7、8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録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14〕

　　1967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谈话时，也谈到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经过，说：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的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3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因为要给他们看了，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15〕

　　从上述江青和毛泽东的公开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江青一伙炮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早有预谋的，而且不仅得到毛泽东的“允许”，还是毛泽东“建议”的。所以江青才敢这么猖狂。文章从2月开始动手写作至11月10日发表，整个写作活动都是在秘密状态中进行的。从党中央领导来说，除了毛泽东之外，其它任何一个人都是不知道的，可见毛泽东谋略之深矣。

　　毛泽东“建议”和“允许”江青一伙写作和发表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说明他已经下了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幷且把这篇文章当作“导火线”。

　　姚文元的文章，捕风捉影，把《海瑞罢官》所讲到的“退田”、“平冤狱”，同1961年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牵强附和地联系起来，硬说成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焦点，然后定性《海瑞罢官》是影射现实的“一株毒草”，说：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16〕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北京各报纸均未转载。毛泽东十分关注此事。文章发表当天，毛泽东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到济南、南京、上海。此时，毛泽东看到《光明日报》编印的一期简报《吴晗看了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吴晗说：

　　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一九六一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我的《论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一九六○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一九六一年要“刮风”。他表示：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还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

　　毛泽东看了这篇材料后批示：

　　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17〕

　　另一期是《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里面说：“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18〕

　　毛泽东看后在旁边画了三个圈。他到上海后，获悉北京各报仍然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出版单行本，向全国发行。正如后来他在会见外宾卡博、巴卢库时说：

　　文章（指姚文。——引者注）发表以后，各省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19〕

　　可以看出，毛泽东已把批判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了。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进一步关注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全国的反映动态，他在杭州专门接见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等人，本意是谈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和教育问题的，但他却又首先谈到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说：

　　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

　　戚本禹的文章（指批评翦伯赞等历史观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引者注）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20〕

　　12月22日，毛泽东同彭真等人谈话，又重复这一说法。这么一来，经康生发明《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后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21〕，现在又经毛泽东一再肯定，《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样，吴晗写《海瑞罢官》自然地成为既是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疯狂进攻，又成为代表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要求翻案的毒草了。

　　于是乎，从1965年11月10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入手，顺藤摸瓜，从文化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而且迅速升级。1966年4月16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在22日所作的长篇讲话中，直接把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引向中央党、政、军和地方的领导人，说：

　　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朝里有人。

　　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批评一、二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有人，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22〕

　　江清更加得意洋洋地跟着说：

　　一个吴晗挖出来了，以后就是一堆啊！〔23〕

　　林彪在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中更用法定文献形式表达了，说批判《海瑞罢官》，其：

　　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24〕

　　由此可见，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实质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谋略。这一点，毛泽东在1967年就直言不讳了，说：

　　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25〕

　　确实如此。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由陈伯达、康生等人起草，又经毛泽东8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成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这样，“文化大革命”之火在神州大地燃烧起来了。全国人民面临一场严重的灾难。

　　注　释：

　　〔1〕《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録》1959年4月5日，见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94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肖冬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10年史》下册第1127页，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

　　〔3〕《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録》，见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007-10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4〕吴晗：《灯下集》第167-168页，三联书店1962年版。

　　〔5〕袁溥之：《忆吴晗同志二三事》，见《北京盟讯》1981年第3期；亦见吴江雄：《毛泽东谈古论今》第898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海瑞》，《新建设》1960年第10-11期合刊，见吴晗：《春天集》第234页，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

　　〔7〕同上，见吴晗：《春天集》第234-236页，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

　　〔8〕《论海瑞》，《人民日报》1959年9月21日，见吴晗：《灯下集》第146页，三联书店1960年版。

　　〔9〕同上，见吴晗：《灯下集》第167页，三联书店1960年版。

　　〔10〕王志宏：金若年：《吴晗画传》第132页，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

　　〔11〕〔12〕《毛泽东给彭真、刘仁的批语》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的批语》1964年6月27日，见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30-13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3〕廖盖隆、庄浦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第28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4〕肖冬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10年史》下册第1124页，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

　　〔15〕同上书第1124-1125页；亦见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6〕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

　　〔17〕《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362期，1965年11月15日。

　　〔18〕《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367期，1965年11月20日。

　　〔19〕《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録》1967年2月3日，见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39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0〕《毛泽东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记録》，1965年12月21日，见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亦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365页。

　　〔21〕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第34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

　　〔2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録》1966年4月22日，见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40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3〕〔24〕肖冬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10年史》下册第1132页，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

　　〔25〕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第34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

　　（本文是2007年参加“吴晗与明史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