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2004年第7期
　　

　　一、从岭南文派谈起

　　在文学史上文学流派的形成不外两条途径，一是如西方现代派那样，先有理论主张，接着在创作实践中体现其理论，而当创作没能充分发展时，便只能算是一种思想流派；二是在创作实践中自然形成，后来经概括总结才逐渐明确起来，如唐代的山水诗、边塞诗就是，地域型、风格型的文学流派多属此类。现当代的岭南文学属后者。从其代表作家的个人气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所写的风土人情、语言格调、审美情趣等等的共通点和类似点，是会发现其存在依据和发展轨迹的，可以从其形成条件上看到其必然性，其条件就是“北风海浪”的夹击。“北风”是指北方中原文化，“海浪”是指海外西方文化，“夹击”是指文化的交汇、包容与兼融。

　　出于这样的基本认识，我从文学透视文化，以文化观照文学，先后写出了《欧阳山与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及文学》、《秦牧创作的民族文化意识》、《论民族文化的兼融性及其典型作家杜埃》等长篇论文，还就这些岭南老作家和一些中年作家新作中呈现的相承相通点，撰文提出了《已经有个岭南文派》的观点。在岭南文派与早受公认的岭南画派、广东音乐等的同异研究、尤其是对其文化底蕴和发展的研究中，我发现传统岭南文化的概念和内涵不能充分概括和表述其精神，应以珠江文化概念称谓及贯通之，于是，我便写出了《论珠江文化及其典型代表陈残云》一文，从陈残云的创作实际出发，兼及其他岭南作家和岭南画派及粤剧、广东音乐等的创作实际，将珠江文化的特性概括为：多样、平实、清新、洒脱。随后，从研究岭南文派切入而初步触及珠江文化的形态和概念，我写出长篇论文《现代珠江文化特征概论》。在这篇论文中，我提出现代珠江文化的特征主要有：敏感性与浮动性并驾，实效性与消遣性齐驱，竞争性与兼触性共存，大众性与优越性互进，发展性与保守性相克。

　　珠江文化的这些特征，在作家朱崇山的多卷长篇小说《深港澳三部曲》的艺术形象中也体现出来：首部《南方的风》，以描绘改革开放初期创办深圳特区的视窗，体现了珠江文化的海洋性、开放性的历史和地理优势及其所引起世人瞩目的震动；缩影香港百年沧桑的《风中灯》和澳门数百年苦难史的《十字门》，以生动的艺术形象体现了珠江文化在香港、澳门与西方海洋文化对撞交汇的历程，在充分体现珠江文化海洋性的同时，显现了独特的、属于珠江文化一部分的港澳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的体现和提出，在文艺创作和学术上是有首创性的。谭元亨的《客家魂》三部曲，选取上千年来自北南迁定居的客家民系的艺术形象，将珠江文化的这一组成部分从大陆性到海洋性、从传统性到开放性的历程和走向，淋漓尽致地表观出来。洪三泰的《风流时代三部曲》 (含《野情》、《野性》、《又是风花雪月》)，以南方都市生活与人们观念在改革开放中的高速而巨大的发展变化，生动活泼地反映了珠江文化“天时、地利、人和”的巨大开放热能。李科烈的《山还是山》和洪三泰等的《通天之路》，分别以铁路和高速公路在现代化建设发展中的人文精神，体现了珠江文化在与时俱进地发展。洪三泰、谭元亨的电视片文学本《祝福珠江》，以诗情洋溢、画意清新的笔墨，热烈地讴歌了日新月异的珠江经济和珠江文化。洪三泰的新作《女海盗》，是描写海上丝绸之路题材的首部长篇小说，它以雷州半岛及其海域百年沧桑为背景，以女海盗石白金的神奇经历和奋斗历程，有声有势地写出了雷州人的海气、海威，活现了珠江文化的海性、海魂，塑造了一系列充分体现珠江文化海洋性的典型形象。司徒尚纪教授以优美的文笔写成的地理学专著《珠江传》也在此时问世，作为河北大学出版社主编的《大江大河传记丛书》之一，与《黄河传》、《长江传》等同时出版，既清楚地将珠江在中国大江大河中的重要地位显示出来，又以雄辩的学术力量和文学力量论证了珠江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地理事实，充分论述了珠江文化与其他江河不同的特质和特性。

　　二、珠江文化源流之“广”

　　珠江水系由西江、北江、东江和珠江三角洲水网组成。西江发源于云南，流经贵州、广西，从广西梧州流入广东封开后，到三水汇入珠江三角洲；北江源头一在湖南、一在江西；东江源头在江西；相邻的水流是韩江，发源于福建。广东沿海江河很多，如漠阳江、榕江、鉴江、练江、枫江、南流江等等，虽水源不属珠江。但经济文化仍属珠江水域，隔海相望的海南岛也是如此。所以，珠江水域及其经济文化的覆盖面和辐射带，包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江西、福建、海南和香港、澳门，与最近提出的“泛珠三角经济圈”概念所指地域(9+2)大致等同(尚缺四川)，显然，这些地域也即珠江文化的产生和覆盖地带。在珠江水系中，广东处于诸水总汇的地位，从水域上看也处于中心地位。而西江是珠江水系中长度第一，水量第一(仅次于长江)的主干流。要找珠江文化的源流理所当然要首先着眼于西江。两广分界之“广”也正好在西江入粤之口上。

　　据史料和古迹的研究勘查看，两广之“广”是指广信，而广信之名是由于汉元鼎六年(西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岭南时所设立的管辖南方九郡的交趾部以广信县为首府所在地而来的。广信之名又来自汉武帝所发圣旨“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东汉三国以后，以广信为界，西为交州，东为广州；宋以后，  以广信为界，东为广东，西为广西。而广信之名早已消失，其原址在何处呢?  《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有关资料，多注明在今广西梧州，早年罗香林教授则认为在广东封川县(封川与开建合并为今封开县)，两种说法各有道理；但我们研究后认为，应指今梧州的桂江以东和封开的贺江以西(即封川）地区，理由是：郦道元《水经注》称，古广信在桂、贺两江“入郁”(即西江)处。而从现场的地理形势看，今两广分界处只是设置界牌，无山界或水界；封川今之渔涝河，古名广信河，汇入贺江流向西江，也是古广信旧址之佐证。

　　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民俗学、语言学已证明：古广信即在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印章所刻“封中”地带，是西汉时岭南人口最多的地区，曾是岭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以及中原文化与岭南百越文化交汇地，是多民族聚集交融之都，是广东三大语种之一粤语的发源地。特别是在封开黄岩洞出土了两颗距今14万8千年原始人牙齿化石，将原来以曲江马坝出土的距今12万年的岭南人文明史推前了2万8千年，从而说明了封开是“岭南文化古都”，并且明确了从西汉至唐代，广东和珠江文化是从古广信由西向东发展的。为此作出贡献的有：司徒尚纪、黄启臣、谭元亨、容观琼、张镇洪、周义、叶国泉、罗康宁、陈其光、陈永正、叶春生、刘伟铿、陈乃良、高惠冰、何楚熊、杨式挺等专家教授。

　　在北江流域的南雄、曲江、乐昌、翁源、韶关、仁化、英德、清远等县市的考察中，考古学家张镇洪教授从英德宝晶宫岩洞地质层发现：这里与封开黄岩洞、广西柳江，以至贵州、云南的古人类遗址，同属一个考古地带，从地质考古角度证实了珠江水系是同属一条人类生活带和文明带：珠江文化源流从西江发源地云南和流经的贵州、广西和广东，是一水相连的。南雄市的梅关珠玑巷是中原文化进入岭南、与岭南百越文化汇合，又是转向海外的重要转折地。据历史记载，仅在唐、宋年间就有三批百万以上移民经此转向珠江三角洲一带定居，随后又有部分移民到南洋、欧美各地，其他年代经此的移民不计其数，中国的百家姓竟有140多个姓氏经此南下移民。这个发现，不仅使这条历来不受注目的小巷一下成了世界闻名的华裔子孙寻根旅游的热点圣地，而且查清了珠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以及海外文化都有着悠久历史的源流关系，找到了珠江文化具有兼融性和开放性的典型实证。

　　东江流域的龙川有两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是在纪念秦始皇任命首任龙川县令赵佗(后为南越王)之佗城，有许多姓氏之宗祠，这些姓氏家族都是跟随赵佗南下的，住下之后即与本地人同化了。这一现象可以解开史家所称当年秦始皇派50多万大军征南越而下落不明之谜，同时也佐证了东江也是珠江文化承传来自北方的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管道之一。另一个现象是：在龙川境内，既有来自江西的东江流过，又有来自福建的韩江经此，在几个两江相邻的地方都是仅隔一个山头而两江并不交汇相通，但其经济文化、风土人情都浑然一体。这从地理上证实了韩江虽不属珠江水系，但在经济文化上仍是珠江文化的组成部分；韩江北承华东沿海，南接南海东部，是珠江文化连接长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重要管道。

　　总的说来，珠江文化在广东几种主要文化成分与江河有密切的源流关系：客家文化与自北南来的北江、东江密切相关，广府文化与自西向东的西江和珠江三角洲水网共呼吸，韩江从福建带进福佬(潮汕)文化，高凉文化在粤西随鉴江发展，南流江贯流雷州半岛文化。

　　三、广东的海上丝绸之路史

　　汉武帝在西元前111年平定岭南时，即派黄门译长在交趾部首府广信启程，然后从雷州半岛的徐闻乘船起航，经北部湾的合浦到日南(今越南)。这是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记载。《汉书》中所指的徐闻即今徐闻县五里乡二桥、南湾、仕尾一带港口。这个结论，2001年11月在广东湛江举行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上，得到了来自北京、上海、广西、海南、厦门、泉州、香港、澳门等地百余名专家的确认。

　　这项论证，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大大推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1年到中国考察海上丝绸之路古迹，曾确定福建泉州是中国最早始发港，其实泉州只是在南宋才开始海上交通贸易，比始于西汉的徐闻古港的历史晚得多。这项论证还为珠江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具有海洋性找到了历史依据。早在19世纪，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说：“中国没有享受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中国的文化”。这是很有代表性的西方观点，电视片《河殇》说中国不是海洋文化的观点就是由此来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典型的海洋文化，中国已有近2000多年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最早的始发港在广东，这不是珠江文化具有海洋性的历史佐证么?珠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海洋性，不也就意味着中华民族文化同样具有海洋性吗?

　　在学术研究上，我们编撰的一套多学科系列著作《珠江文化丛书》，亦对海上丝绸之路作了多侧面的阐释，如：洪三泰、谭元亨、戴胜德等作家写的两部长篇报告文学：《开海——海上丝绸之路2000年》、《千年国门——广州3000年不衰的古港》，是反映海上丝绸之路题材的文学作品；谭元亨的《广府海韵——珠江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是首次论述珠江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的理论著作；黄鹤等编的《中国学者论海上丝绸之路》和《外国学者谈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可谓汇前人研究成果精华之鸿篇；陈永正编注的《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以悠长岁月的古诗佐证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源远流长，也印证了中华民族文化和珠江文化的海洋性贯串古今。这套“海上丝绸之路专辑”的出版，扎实、深刻、全面地论证了海洋性是珠江文化中历史特长、份量特重、优势特显的素质。

　　从粤东到粤西、从南海东头到北部湾的沿海城市包括：广州、饶平、潮州、澄海、汕头、汕尾、惠州、深圳、珠海、阳江、湛江、雷州和广西的合浦、北海、钦州、防城港等地，在这些地方都发现了年代不同的海上丝绸之路古港遗址，而且在这些古港之间，在年代上又有彼盛此衰、相互取代的现象，构成了每个朝代都有特别繁荣的海外交通古港、海上丝绸之路在广东历久不断之势。广州是世界上两个3000年不衰的古港之一(另一个是埃及亚历山大港)，徐闻港在西汉繁荣一时，不久即逐步让与雷州、湛江、阳江，粤东各港在南北朝后兴起，饶平、潮州、澄海、汕头、汕尾、惠州，依次于隋、唐、宋、元、明、清时繁荣。这些都从整体上证实，广东是海丝古港数量最多、历史最久、年代最齐全、海岸线最长的省份，珠江文化的海洋性、开放性的特质是自古相传而普遍存在的区域文化特质。

　　值得特别记述的是，珠海既是中国近现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港，又是中国接受西方现代海洋文化的第一港，是体现珠江文化海洋性、开放性的典型。珠江入海口有8个门(即：磨刀门、虎跳门、鸡啼门、蕉门、横门、崖门、虎门、洪奇门)，其中前4个门在珠海，典型地体现了珠江文化具有江海一体的特征：江河性与海洋性水乳交融。在历史上，从葡萄牙在明代占领澳门开始，西方文化多经此传入中国，利玛窦就是从此进入广东开始其传教活动并传入现代西方科技文化的。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标志开创现代文明的“第一”人都出自此地，如：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和第一所培训留学生出国学校(甄贤学校)的创办人容闳，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任委员长林伟民，等等。这不是偶然的，显然有现代文化环境的孕育，这是称珠海为中国近现代文明第一港的重要依据，也是珠江文化具有江海一体特征、并具有特强海洋性、开放性之历史佐证。

　　四、从《广东新语》论说珠江文化发展史

　　最早的粤学大儒屈大均在其代表作《广东新语》的《文语》一章说：“广东居天下之南……天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始然于汉，炽于唐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以此为引子去研究珠江文化发展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时期。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任嚣、赵佗先后治理岭南，为中原文化与岭南土著文化的交融做了许多工作，也为岭南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打下基础，但真正结出硕果的是在汉武帝于元鼎六年(西元前111年)统一岭南以后。这时在广信设管辖岭南九郡的交趾部首府，使广信成了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原文化南来的桥头堡，是其与岭南文化的主要交汇。所以，作为代表广府文化的语种粤语(是中原古汉语与岭南百越语混交而成之语种)在此发源，中原和海外的文化教育最早最快在此传播，使生长在此的文化人得风气之先，捷步登上全国文化舞台，并形成为学派型的学术领袖或家族，产生广泛影响。如：屈大均称为“粤人文之大宗”的陈钦、陈元父子为《左氏春秋》立为官学奋斗了三代，被称为“古文经学”派；东汉时广信太守士燮和他的三个弟弟都是经学家，被称为陈氏学派之继承，在当时京师学者关于古文《尚书》的论争中名噪遐迩，他们与陈氏父子都是广信人；另一位东汉人牟子在广信撰写出中国佛学的首部理论著作《理惑论》；东汉著名道教领袖和理论家，在广东罗浮山著述影响深远的《抱朴子•内篇》。这些在当时和历史上都很有影响，在汉代分别是儒、佛、道三家学术的代表之一。所以，这些人物和他们所代表的文化，堪称汉代珠江文化的代表，其成就和影响标志着珠江文化的形成和成熟，体现了珠江文化从汉代起就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此谓第一时期。

　　第二时期是屈大均所说“炽”  (即兴旺)的唐宋时代。唐代广东经济空前繁荣，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到广州，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始发港已从粤西转向粤东，对外交通和贸易特别发达，岭南与中原交通要道之一的梅岭古道，在张九龄主持下修连开通，促进了南北交流。这些因素造就的社会环境，更有利于珠江文化的兴旺发达、文才辈出：堪称珠江诗圣的岭南第一诗人张九龄，是广东曲江人，官至宰相，贤明有为，主修梅关古道，功在当代，造福千秋，可谓大儒，其诗清淡幽雅，代表岭南诗风，又在唐诗中开创清淡诗派。明代学者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称：“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大雅之源，张子寿、王昌龄、季颀、孟云卿、陈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气骨也者”，说明张九龄在诗坛的影响之大。同在唐代的佛家神宗六祖惠能，是广东新州(今新兴县)人，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造顿悟成佛说，使佛教平民化、中国化，被视为中国佛教神宗的真正创始人，又是禅学思想的领袖和代表，堪称珠江文化哲圣，在全国全世界都有广泛影响。宋代岭南文坛泰斗也大有人在，如广东曲江人余靖，既做过高级外交官和武将，又是著名学者、诗人；特别是不少著名文人墨客因种种原因在岭南久住或暂住，写下甚多弘扬珠江文化的名篇，如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就有一半(韩愈、柳宗元、苏轼、苏辙)在岭南写下千古绝唱，唐诗人刘禹锡、宋诗人杨万里、画家米芾和著名清官包拯，都为珠江文化作出贡献。

　　第三时期是屈大均所说“照于四方”的明代，特别是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明代中期。在这年代，广东经济很繁荣、对外交通和贸易尤其发达，海外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多从广东沿海涌进，使得广东接受了特多的海洋文化，同时与内地中原经济文化的交流更密切了，更多地介入全国性的文化潮流了，自身的文化结构和形态更成熟更明显了，对全国和世界的影响更大了。最能体现这种盛况的是三个代表人物：一是此时从澳门进入广东，然后又到南京、北京的义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此人在广东先后在肇庆和曲江达10多年，做了许多将海洋文化融入珠江文化的工作，然后又将具有江海一体内涵的珠江文化北上，与长江文化、黄河文化交流，可谓是珠江文化的文化交流使者。二是明代著名哲学家陈白沙，又名陈献章，广东新会人，是明代理学大儒，是后来形成的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体系的开山祖，又是著名的心学诗人，在哲学和诗学上都体现着珠江文化特色，在全国和海外有广泛影响。三是明末学者屈大均，广东番禺人，晚年出家，  以和尚身份掩护进行抗清斗争，写出巨著《广东新语》，是一部广东的“百科全书”，可谓广东首部地方学专著。他在此书《自序》中说：“是书则广东之外志也”?“不出乎广东之内，而有以见乎广东之外，呈广东之外忘，而广东精微，可以范围天下而不过”。这段写书宗旨，清楚地表明此书详写广东却不限于广东，而是从世界看广东、以广东看世界。这种视角，说明作者写的是具有世界眼光的地方学专著。以如此高致的眼光写出的首部岭南文化学专著，不正是包含岭南文化在内的珠江文化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么?

　　第四时期是清末民初。中国末代皇朝在这年代已极其腐朽，鸦片战争的英帝大炮在珠江口虎门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使岭南人最早“冷眼向洋看世界”，在最先受到欺凌的同时，也最先吸收接受西方文化，使得在这时期涌现的许多珠江文化的代表人物，大都是救国救民的领袖人物，又是具有海洋文化意识的饱学之士，既是政治家、学者，又是文人、诗人，他们共同打造的精英文化，鲜明地体观了珠江文化的海洋性、开放性、争先性，显出了珠江文化前所未有的英姿，在历史上三次卷起了珠江文化向北方中原地带劲吹的旋风：一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二是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三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这些旋风主要是政治革命，也是文化革命，意味着珠江文化北传，也标志着珠江文化在海洋文化的推动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时代。

　　第五时期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时期。由于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要广东“先走一步”，在睦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办经济特区，造就了西方经济文化直接进入之通道，使广东成为海洋经济文化进入中国的桥头堡，成为得世界风气之先而又领全国之先的风水宝地，由此促成珠江文化进入了史无前例的繁荣时期。这时期以广东为代表的珠江文化与过去各时期最大不同之处是：尚未涌现一批受到公认的代表人物及其文化群体，而主要是以产生出许多席卷全国、有的还吹向海外的文化旋风为特点，如：流行歌曲、武侠小说和电视、服装文化、饮食文化等等；另一方面，是对自身的文化研究和学术建设空前重视，建树甚多，如：大型学术系列专著《岭南文库》、《珠江文化丛书》等的连续出版，海上丝绸之路和珠江文化的研究开发，岭南画派、粤剧和广东音乐的新发展及研究等，使珠江文化的悠久历史和重要地位倍受瞩目，在海内外具有强烈影响。

　　五、珠江文化之始祖与哲圣

　　黄河文化的始祖是黄帝，长江文化的始祖是炎帝，由此才有中华民族子民是炎黄子孙的说法。位于中国南方的珠江水域，民族众多，均各自立，故被统称为百越族，长期没有统一，也无共同首领，所以，一直未有珠江文化始祖是谁的说法。据我分析，在开创中华民族的“三皇五帝”中，只有最后一位舜帝(即虞舜)到过珠江水域，生前多次南来“祭祀”、“巡狩”，死后又“葬于苍梧之野”。他即位才开始有“中国”之名，始开德政和乐教，将南方各族感化，将其领土统一划归中国版图，也用武力将少数不服氏族遣送北方；清政廉明，赏罚分明，初具国家行政雏型。这些作为，是起到统一岭南百族并使其归并中华民族的始祖作用的，其文化内涵和性质，也初显了珠江文化的包容性、兼融性特质。

　　珠江文化的古代思想领袖(即哲圣)是谁?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一文中有言：中国传统文化“实以南北中分天下，北派之魁厥为孔子，南派之魁厥为老子，孔子之见排于南，犹于老子之见排于北也”。以我理解，梁启超所说的“北派”即黄河文化，  “南派”是指长江文化，可惜喝珠江水长大的梁启超当时尚未能注意到珠江文化的存在事实，否则他定会找出珠江文化之“魁”的。其实，梁启超已为解决这个问题开了路：他极高评价惠能禅学对学术和诗坛的影响，称“唐宋两代皆六祖派”，“宋儒皆从佛书来”，“宋士大夫晚节皆依佛”，并说“自唐人喜以佛语入诗，至于苏（轼)王(安石)其高雅之什，大半皆禅悦语”。这些话实际上已尊惠能于哲圣地位，只是未点明而已。令人感叹的是这点学术认识要梁启超百多年后，才由要人、洋人和后人逐步彰明。据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回忆，毛泽东曾说：“惠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造悟性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惠能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国佛教始祖。外国的洋人和华人又将这个说法推前一步，在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所陈世界十大思想家头像中，立有孔子、老子、惠能三位中国哲圣，西方媒体评其为“东方三圣人”，加拿大华人会馆尊奉三位哲圣的坐像，以尊崇他们在三教（儒教、道教、禅宗)和三学(儒学、道学、禅学)的至尊地位，他们分别是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珠江文化的哲圣。六祖《坛经》这部佛教禅宗经典，是一部自成体系的禅学思想经典，可与孔子的儒学、老子的道学相并列，从而可称惠能为与黄河文化哲圣孔子、长江文化哲圣老子并列的珠江文化哲圣。这不仅是因为惠能出生于广东、长期活动在广东，主要是他的思想文化特点体现了珠江文化特质，体现了珠江人在中古时代的文化意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珠江文化土壤中诞生，又影响并促进珠江文化的发展。他主张“人人心中有佛”，“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葛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体现了中古时代在南方随商品经济萌起的市民意识和平等思想。他创造修佛“顿悟”之说，道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名偈，所体现的唯心思想，可谓后来以陈白沙为代表的南方“心学”之先声。他认为“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去求佛”，反对向外求佛，反对崇拜，反对去追求“西方净土”之“彼岸”，典型表现了他自立自强、不信神、反权威的个人意识，与后来从西方传来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异曲同工，是中古时南方商品经济兴起而初显资本主义思想的胚芽。他主张“农禅合一”，“农禅并重”，强调自食其力，不拘修行地所和方式，重在实效，使南方禅宗在唐武宗灭佛之时(会昌大难)得以幸存，后来成为佛教主流，这种思想和举措，正是重实用、实际、实效的小农经济思想向商品意识过渡的体现。这些学说和行为，都是源自并体现着珠江文化的市民性、重商性、平等性、自由性、实在性和包容性的特点或特质的，并且体现得最全面、最集中而时间也最早、影响最深广，所以，称惠能为珠江文化的古代哲圣是名至实归的。

　　六、珠江文化的学术定位与可持续发展

　　2003年春，广东省领导发出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对珠江文化研究开发也进入学术定位阶段，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组织编着的五部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学术著作也应运而生了。黄伟宗的《珠江文化论》是首部关于珠江文化的系统论著，主要从文化学为珠江文化定位，全面概论了珠江文化的概念、形态、源流、发展、特质、特性、系统，并以系列的开发建议、文化散文和文化批评等多视角、多方式地扩展深化开发研究，从而对珠江文化不仅作出历史文化上的定性定位，而且对其在现实文化及其发展的作用、地位和前景也作出论析，寓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于一体。司徒尚纪的《珠江文化与史地研究》，是首部从历史地理学对珠江文化学术定位的理论专著，它在观念、概念、城市、区域、学术等文化层面上，论述了珠江文化的地域特色及其依托的地理环境与变迁提供了它们在各断代的历史地理剖面，总结了它们的发展规律。黄启臣主编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也是首部从数千年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事实和历史科学的论证为珠江文化学术定位的专著，它以丰富的中外历史文献资料，阐述了自西汉由徐闻、合浦港出海，魏晋南北朝时从广州港起航，历隋、唐、宋、元、明、清、以至民国时期经久不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有力地论证了珠江文化特质(尤其是海洋性、重商性、开放性、包容性)形成和发展的必然与内在依据。《广府寻根》则是谭元亨为珠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广府文化确立文化系统的理论专著，是他前些年完成的《客家圣典》之姐妹篇，是广府文化研究中首部大型学术专著，为珠江文化的成分和结构作出了奠基性的理论建设。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等编的《海上丝路文化新里程——珠江文化工程》，是首部对包括研究开发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在内的珠江文化工程进行全面总结和全方位论证的学术论著，它以选编有代表性文章的方式，将历时十多年学术进程中的重大学术活动和成果缩影出来，起到全方位论证的学术作用和实证效果。这些著作的完成，是有里程碑意义的。

　　2003年秋，广东省领导在提出发展粤港澳区域合作之后，又提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构思。“泛珠三角”区域与珠江文化区域基本一致(包括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湖南、江西、福建、海南、香港、澳门，唯四川不属，但可称其为辐射地带)。这些发展战略是根据社会经济基础和现实发展需要提出来的，有历史和现实文化的依据，是以这区域的文化(即珠江文化)底蕴为基础和对其研究开发作支撑的。我们根据新的形势和升格为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的需要，制定了《珠江文化工程规划》，进行了《泛珠三角经济圈需珠江文化支撑》、《粤港澳文化交流的回顾和展望》(与香港《中国评论》合作)等课题研究，同时对海上丝绸之路和珠江文化进行新的考察，并有了新的重大发现：一是在阳江海底发现的一艘宋代沉船(南海一号)，是迄今水上考古发现中时间最早、文物数量最多、保存最完好的古代沉船，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现，具有不亚于作为陆上丝绸之路代表性的文物集中地甘肃敦煌的研究开发价值，文物数量也远比敦煌多，所以，我们将其定位为代表海上丝绸之路的象征——海上敦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认同这一定位，并委托我们继续从海上丝绸之路和珠江文化之底蕴和代表性上，对这古沉船文物和阳江风筝文化进行研究，以争取入世界文化遗产。另一件是在粤桂交界的怀集、封开和贺州、梧州等县市，发现许多文物和遗址，证实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有交接点或对接通道。这是迄今学术界尚无人问津的发现，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有极其深广的研究空间和开发价值，极有利于促进区域、省际和国际合作，极大地推进珠江文化和对其研究开发工程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