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2002年1月17日第15版
　　

　　《珠江文化丛书》第一辑6本专著《开海》、《千年国门》、《广府海韵》等最近同时推出，有关珠江文化、“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等系列研讨会相继召开，一下子“珠江文化”几个大字矗立在人们的眼前。无疑，这是我国文化研究领域近年来惹人注目的大事，其填补空白的意义引起海内外人士的关注。

　　可以说，珠江文化论是在中华整体文化于剥离、更新与再造之际应运而生的，是集2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与文化思考而创立的，更是面临21世纪如何实践鲁迅提出的“改造国民性”的未竟任务而提出来的。简单抨击农耕文明、小农经济的封闭、保守，是远为不够的，老树上要抽出新枝，务必寻找出自身文化中业已蕴含的创新因素，方可以达到在整体上再造的目的。

　　那么，在古老的中华文明中，最具有创新活力的因素是什么?回顾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近代三大革命——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其发生地，“恰巧”都在中国南方沿海珠江流域，仅此一例，便足以证明，珠江文化正是这一最具活力的因素之一。珠江文化，披3000年海洋文明之长风，会合近代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经济制度等成果，有力地影响并参与到这个千年古国的现代进程中，从而大大地改变已有的文化格局，包括儒家文化的正宗地位，在根本上重塑或改造我们的国民性……正是基于这一理由，中山大学黄伟宗教授等一批学者大力开掘珠江文化研究课题，并在海内外学术界提出“珠江文化论”，黄伟宗教授在《珠江文化丛书》的总序中，还强调珠江文化的“海洋性与开放性”、“多元性与相容性”，以及“前沿性与变通性”——可以说，这是“珠江文化论”的基调。

　　显然，相对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提“珠江文化”，其概括性，无疑是大于岭南文化及广东文化的。广东文化的提法，受省的约束；岭南文化，也只相对于巴蜀、湖湘、闽台、吴越、齐鲁……等区域文化而言。如论流域文化，不仅地理范围大，而且作为文化的内涵，更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我在《寻找珠江的文化品格》中，就把鲁迅、林语堂论及北人、南人的区别，以及在珠江边“另一种中国人”的论述，加以对比，从而印证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与珠江文化各自不同的品格，突出了作为海洋文明的代表——珠江文化在今天对重塑与改造中华整体文化作出更大贡献的可能性。

　　可以说，珠江文化论的提出，展示了一门新学科广阔深远的前景。而珠江文明的海洋特质、开放性形态，本身就是区别于黄河所在的中原文明——它长期以来是作为华夏文明的正宗与主流。

　　历史上，某种文化——子文化、支文化，在一定的气候与条件下，往往是可以上升为母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古埃及文化、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便有着这种演变关系，有的上升了，有的下沉了甚至消失了。中原文化，也并不是一开始便是作为主流文化的。事实上，20世纪初，珠江文化不一样在改造中国整体文化中发挥过积极作用?而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上升态势也就更明显了。

　　毕竟，在今天，南方——珠江流域，如上世纪初一样，正处于变革的前沿，对华夏文化的再造将起到重大的作用。谁要是否定这一条，势必对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当代史及文化的发生，产生不应有的迷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