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杂志2004年第4期
　　

　　3000年的“天子南库”

　　珠江流域，尤其是岭南一带，享有“天子南库”的美名，至少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据《逸周书•商书•伊尹朝献》等典籍记载，周成王时(西元前1000年)，岭南就向王室进贡包括“大舟”在内的各种物产；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也不止一次向北方的国家炫耀说，岭南越人“服朝于楚”；秦汉之交，岭南的海上贸易更是兴盛，1983年在广州发掘出来的南越王赵眜之墓葬中，就有数不胜数的舶来品，如西亚波斯帝国的银盒、两河流域的金花袍饰、非洲的象牙……尔后，汉武帝派出官方的大型船队由岭南至南亚，唐代于此开通通海夹道，宋代有航海旺市……即便到了明清海禁，仍余广州“一口通商”。这一来，广州的商业更成了全国之翘楚，进出口全集中于此地，自是空前繁荣。广州人口迅速剧增至100万，出现了大批的商馆，著名的十三行就是在那时出现的。可以说，广东始终维系着一个泱泱大国的外贸命脉。

　　因此，历朝历代，都少不了挂念这个“天子南库”，财政一旦匮乏，便向广东索要大批的金银财宝。但广东在源源不断地为无论处于上升阶段、还是在走下坡路的封建皇朝提供着各种商品及“外汇”的同时，仍被他们视为“蛮夷之地”“化外之地”。

　　20世纪中叶，广东的商业文明有过很大的曲折。改革开放，广东又一马当先，率先创造了经济的迅速腾飞，一路成为全国的排头兵，以至“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的俗语传遍大江南北，广东再次成为中国人眼中的“聚宝盆”。

　　但经济发达的广东似乎仍然没有脱掉“化外之地”的帽子，时常还能听得到对广东的讥讽之声：“穷得只剩下钱”“只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似乎还是在说广东没文化。

　　果真如此么?

　　龙尾如何变龙头

　　君不见，改革开放之前，为了建三线，广东的GDP是排在全国倒数行列之中的。然而，改革开放的春风拂来，很多内地人还在观望犹豫、徘徊不前之际，广东已拍马向前，创下了无数的“首先”和“第一”，闯下了一番新天地。几年光阴，广东经济便一下子从全国的龙尾变成了龙头。这是因为广东的地产资源丰富?还是毗邻港澳好搭“顺风车”?

　　显然不完全是！根本的原因还是多年来的“天子南库”的地位，给广东积聚了深厚的历史底蕴。没有这一底蕴，广东今日是无法“牛”得起来的。

　　这千年来发达的商业文明的底蕴，恰恰是另一种厚重的文化，而且是与现代文明接壤的商业文化。改革开放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禁锢着广东人民思想的枷锁，于是积蓄了数千年的商业文化，便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如同下山之猛虎，出水之蛟龙。

　　据考证，广东的商业文化早于中原很多，《战国策》中楚王的一段话：“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意思就是说，这些产品均产于岭南，那时广东已成为了南方珍异特产集散的商业都会。在岭南商业发达的同时，岭南人的商业意识也与内地拉开了很大的差距；明代，广东就有亦官亦商者，如嘉靖时南海人霍韬在吏部任职时，便在佛山经营炭铁和盐生意而发家致富。清代时，弃儒经商者更多，有应试不第而经商的，也有不应试就去经商的；至于宫位不高的，当上了，也宁愿不当这“芝麻”官而去经商的；再有，洗脚上田，弃农经商，更是珠江三角洲不少农民的选择。

　　商业精神的精髓是讲求等价交换、平等竞争以及所有权的确认。把经济效益摆在第一位，自然就淡化了政治意识与宗法色彩，从而与封建的“官本位”形成冲突，打破了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所以说，广东人无论是弃儒从商、弃官从商还是弃农从商，都是广东人浓厚的商品意识的一种写照，其本身就是对传统观念的反叛。

　　及至到了19世纪末，当广东的商品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以郑观应为代表的启蒙学者，便对当时官办的洋务运动提出了质疑，阐述了重商思想与商战理论。他针对洋务派采取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提出务必“改官造为商造”，方为“富民之道”。民商，方是“大旨奉原”，并严正地指出“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而“商战”方可为国家“固本”。并援引西方“以商立国”的众多成功范例，为广东民商的发展鸣锣开道。历史证明，正是民商的崛起，使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广东得到广泛的支持，终于推翻了千年帝制！

　　时至今日，重温郑观应当年的文字，仍一般地振聋发聩。而今，广东民营企业已占有“半壁江山”，在经济实力、就业人口诸方面的贡献，更有口皆碑了。如何进一步发展壮大民营企业，则是合乎历史逻辑演进的题中之义！

　　笔者以为，正因为广东人这种特有的对商品经济的关注和敏锐，正因为有了传承数千年的商业文化传统，广东才会奇迹般地创造出无限的商机，“无中生有”地积累起巨大的物资财富、经济实力。正是商业文化观念的“卷土重来”，广东的改革开放才一日千里。可以说，是这深厚的商业文化基础，让今日广东“牛”起来了。

　　也恰恰因为这种以商品意识为轴心的商业文化，不为仍抱住贵族衣冠的农耕文明所认同，广东才一再被斥为“没文化”。

　　思想观念的宝库

　　正是自古以来的商品意识，使得广东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敢为人先。

　　众所周知，还在上世纪50年代，当陈伯达、张春桥一伙狂妄地叫嚣“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要“消灭商品”之际，广东著名经济学家卓炯，针锋相对地喊出“商品万岁”的口号，指出，到共产主义还有商品流通。为此，他和他的支持者们遭到了批判、围攻等沉重的打击，但仍然矢志不改。直到改革开放，他和一批经济学家，成为了省、市领导的智囊团，为开放物价、解放“菜篮子”问题，殚精竭虑，终于让广东在全国第一个闯过了物价关，为推行市场经济打开了突破口。当年，党中央把计划经济改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卓炯还扼腕长叹“不彻底、不彻底”，当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才是。直到卓炯逝世后近1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终于写到了国家的决策文件之中！

　　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当然是生长在广东商品经济这片沃土上！

　　从郑观应的重商思想与商战理论，到卓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声疾呼，到今天广东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我们当感悟到什么?

　　“天子南库”何止是珍奇异物的仓库，更是思想观念的宝库。正因有了思想观念上的解放，才创造出经济上的奇迹。否则，同一个广东，改革开放前与后，为何截然两样?！可见，思想观念这个宝库，比那个物质的宝库要更了不得！

　　其实，国外的学者，也早就看到了这一点。还在19世纪，德国地质学家、著名学者利希霍芬，先后几次到过中国，回去后写了几本书，其中就专门提到：“广东人对经营大商业和大交通业有卓越的才能……”“(广东人)在所有的智慧、企业精神、美术情趣方面优于其他所有中国人……”“广东商人作为大商人，要求和欧洲人一样的价格……”这些话虽有溢美之嫌，但在他的眼中，广东的确并非“蛮夷之地”，并非“没文化”。

　　可见，广东的文化，只要不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它本来就是相当丰富多彩，相当厚重有力的。

　　正是几千年的商业文明，使得广东的人文精神在近代脱颖而出，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龙头”；20世纪末，岭南商业文化再度奏出了华彩乐章，成为改革开放的“龙头”，为这个文明古国融入当代飞速发展的世界，真正屹立于强国之林，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