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评论》2004年7月号“政经访谈”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为港澳及内地提供了更大的服务空间和发展机会。自六月初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及发展论坛在香港揭幕后，最近的一个月，“9+2”出台了一连串有关泛珠三角的多个合作意向框架协议。对此新机遇和新挑战，负有人才聚集和文化培育重责的政府参事部门有着怎样的思考和对策呢？本刊记者近日专访了经济管理专家、广东省政府参事副主任周义。 

　　构筑一个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体系 

　　记者：泛珠三角是近一个月港澳及中国大陆经济界、传媒界最热门的一个话题，这个概念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 

　　周义：泛珠三角(又称“9+2”)这个概念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在2003年7月首次提出来的。他指出，广东要积极推动与周边省区和珠江流域各省区的经济合作，构筑一个优势互补、资源分享、市场广阔、充满活力的区域经济体系。同时推动9省区与港澳的合作，建立“9+2”协作机制，形成泛珠三角经济区。张德江所说的泛珠三角位于中国大陆南部，面积200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09%；人口约4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48%，其省区分别是：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云南、贵州、四川9个省（区）和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 

　　建立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时机已成熟 

　　记者：你是长期为政府出谋献策的经济管理专家，你认为在南中国9个省区和2个特别行政区之间大力开展区域合作具备什么依据和现实条件？ 

　　周义：“9+2”不是简单的数字相加，不是简单的区域合作，而是要从地缘、人缘、史缘、经济缘等方面去理解它。同时还要设法把这些优势转化成互利互补、互助互惠、同生共长的共同发展态势。 

　　首先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区域化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们“9+2”的省区要形成区域性的集团优势，并要在区域竞争中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来看，这9个省区和2个特别行政区都是相亲相邻地区，长期以来他们的文化、习俗、传统十分相近彼此交融。近几年，该区域已进行了广泛的项目合作。我这里有一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1996年以来，广东与8省区签订经济技术合同协定金额累计达5500多亿元，合作项目逾8000个。其中广东1996年至2002年在江西、广西、云南已办合作项目4418个，总投资额达256亿元。广东支付西电的电费就达149亿元。 

　　其次，从泛珠三角的经济互补性来看，也存在着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性。泛珠三角的经济互补性主要表现在：一是自然资源的互补。南中国地大物博，农业综合开发、农副土特产品深加工、能源开发、市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业等资源非常丰富，开发潜力极大；二是劳动力资源的互补，该区域有大量富余的农业流动人口，而且劳动成本低廉。近几年，广西、贵州、湖南、江西等地在向广东劳务输出中，人均劳务收入就达3000元；三是产业结构上的互补。港澳地区金融业发达，居于现代服务业的龙头位置；广东则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经济崛起，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工业企业比较发达；而邻近8省区的自然和人力资源充沛，有劳动密集型工业优势。“9+2”在经济和技术上互有优势，又互有差距，这就为该区域建立区域合作奠定了深厚基础。 

　　第三，我们还要从外部环境来看，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1）的推动，“9+2”区域的经济都会面临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如西南和华南地区拥有中国往东南亚最重要的战略通道，而广东是世界上重要的加工制造业基地之一，在与东盟的合作中具有巨大的互补空间。所以泛珠三角可以创造条件，为中国大陆进入东盟市场，以及为东盟投资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创造双向有利的条件。这些方面都是有待“9+2”区域各级政府今后要多加研究的。 

　　建立协调机制解决区域合作障碍 

　　记者：“9+2”行政首长在广州共同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定》，但如何执行好协定，如何抓好合作机制建设，可能是“9+2”区域的政府官员们经常会面临的难题。对此，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周义：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各省区的省情、区情不同，可以预见现阶段在“9+2”推行区域合作还会存在一些障碍和困难。比如市场壁垒的问题、地区保护主义问题，更主要的是在这个区域内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不均衡、各省对外开放的力度不均衡、人才分布的不均衡、人的素质差别等问题，加上近几年港澳地区一直面临着较大的经济转型的压力，等等。所以，这就需要通过每年一次的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研究解决，通过建立协调机制解决，还要尽快在“9+2”区域内搭建一个平等、统一、透明的政策平台。 

　　通过“五优化”“两提升”积累大合作经验 

　　记者：你刚才谈到搭建“9+2”合作平台的问题，具体来说，我们在“9+2”合作关系方面可以做些什么呢？ 

　　周义：我认为当前迫切需要做的工作是使“9+2”区域内的合作走上科学化、规范化的操作程式和运行轨道，要做到“五优化”和“两提升”。 

　　所谓“五优化”：一是优化经济合作形式，在做好贸易合作基础上，向更加注重投资生产型合作转变；二是优化科技合作，在一般合作的基础上，加强科学技术合作和产业联合；三是优化区域产业结构，要提高区域内经济运作和产业结构，要提高区域内经济运作的互依度和结构性互补，为整合优化产业结构奠定基础；四是优化金融领域的合作与协调，在银行贷款、贸易融资、证券市场、金融机构直接投资等业务上做到相互攀援，共同发展；五是优化人力资源的合作，一个地区要取得优势地位，依靠的主要不是物质资源，而是掌握先进技术的高素质人才。 

　　我说的“两提升”：一是指提升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1省区经济合作要互动发展，增强泛珠三角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同时整合资源，并合理开发利用。如云南的矿藏资源丰富、种类齐全，被称为“有色金属王国”，还有“动物王国”的美誉；广西锰、锑、锡等十种矿藏的储量居全国第一；贵州煤炭资源居全国第5位；四川脊椎动物种类占全国的40%以上，植物种类占全国30%以上，中药材种类和产量均列全国前茅。要用广东资金、技术、人才的优势去开发区域内的丰富资源，合理布署经济发展架构，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是提升政府间合作和宏观调控的层面和力度，积累大协作、大发展的经验。要建立合作协调机制，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指导，尽量减少企业在开拓市场中的风险，调动企业积极性，扩大双边和多边合作的范围和层次，采取最佳的合作方法，积累大合作的经验。 

　　用“珠江文化”弥合区域差异 

　　记者：有学者提出，泛珠三角不仅仅是个经济概念，也是一个以珠江文化为核心的文化概念，所以要培育“珠江文化”来加强该区域更加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对此，你怎么看？ 

　　周义：学者们提出的这个观点很好，用开放性、务实性、相容性的“珠江文化”来弥合区域差异，解决障碍不失为一种最好的选择。只要你翻开地图看一下就会发现珠江的源头不在我们广东，而是在云南。珠江文化不仅覆盖了“9+2”70%以上的流域范围，而且辐射流域以外地区，如粤东、海南以及邻近一些地区。自古以来，这个区域就有着天然的地缘、人缘和史缘关系。如果能够在这里建立“珠江文化”的广泛认同感，这对泛珠三角的区域合作是相常有利的一种举措。实际上，经济的、市场的要素及其发展机遇的获得，都是短暂、临时起作用的，只有深层文化结构，才是持久、根深蒂固并长期起作用的要素。我说“9+2”不是简单的数字相加，一个重要理由是因为珠江文化是泛珠三角的主流文化。不管这个经济区域文化差异有多大，但它们的共同性毕竟是第一位的，而这个共同性又是长期历史积淀而成，分不开、切不断。以珠江为载体把上游和下游联接起来，在经济上构成一个统一大市场，在观念文化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利益观，这里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又有对美好未来的强烈追求，在此基础产生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能把泛珠三角地区事情办好。所以，我认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也有文化方面的。 


　　粤港澳将扮演泛珠三角合作新龙头 

　　记者：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广东经济崛起并傲视全国，而你恰恰是在80年代初调到省府办公厅长期从事有关粤港澳及珠三角经济建设的调查研究工作的。你是如何评价粤港澳三地20多年来的经济合作关系以及它们在“9+2”中将会分别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周义：广东能够从一个新中国成立后长期默默无闻的边陲省份变成一块沸腾的热土，经济崛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得益于珠三角地区能大胆利用港澳的成功发展经验，以及他们的资讯、资金、港口、物流和管理的优势，同时发挥了广东本身的劳力和资源的优势，从而发展成为亚洲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之一。 

　　而港澳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这么多年来，他们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广东转移，尤其大量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这样就初步形成了产业分工体系和区内协作的经济联系。现在，珠三角的产业发展已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高增值快速轨道发展，而原来较为落后的第三产业也发展得越来越快，前景相当看好，港澳地区也进入了以服务业为主道的经济模式，如香港服务业产值已超过本地生产总值的85%，在中国加入WTO、CEPA实施以后，我们可以看出，粤港澳经济的差距已明显在缩小，合作的空间则不断在扩大。 

　　随着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深入，我们相信，粤港澳将成为“9+2”区域全而合作的新龙头。而我们广东在“9+2”中的地位和作用，借用省长黄华华的一句话来说，广东要起到三个方面的作用——桥梁作用、排头兵作用、吸纳和辐射作用。这也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广东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