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评论》2003年10月号“文化大观”
　　

　　认识洪三泰首先是认识他的诗歌。70年代初他以写诗一举成名，并从此跻身中国文学的最高殿堂——中国作协，随后30多年，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长篇小说等多个文学领域脱颖而出。他的长篇小说《风流时代三部曲》（《野情》、《野性》、《又见风花雪月》）一出版就引起文坛激烈的回响，被誉为“都市文学的翘楚之作”。

　　洪三泰的文风就跟他的性格一样，热情、抒展、细腻、智慧、仗义。最近正忙于经营他那部100多万字的长篇《血族》，一谈起这部凝结着他太多的故土之情的作品，他的话便滔滔不绝。我们的访谈就从他的这部作品展开。

　　作家的风格就是作家自己

　　记者：听说你最近正在创作一部反映雷州半岛一个家族历史的长篇小说，是吗？你是以写都市文学题材走红文学界的，现在却将视角投到雷州半岛这块红土地上，投向恶劣环境中的家族题材，这是因为你是雷州人、与你家族自身经历有关呢，还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洪三泰：对，我正在写一部反映雷州人的作品。书名初定为《血族》，全书共分三部，最近第一部已脱稿即将出版。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很大，从1898年雷州人抗法开始写起，整整一百年的历史。我是雷州人，我有责任写好这个作品。但我更多的是觉得雷州半岛那深厚的文化很值得我去挖掘。雷州半岛可以说是中国大陆最神奇的地方之一，它地处大陆的最南端，靠海、苦旱、贫瘠，在历史上就是有名的“流放之地”。南宋以后很多被贬的官员、大文豪被流放到这里，如苏东坡、汤显祖等都在这里置留过，随着他们和历代流民的迁徙也带来了深厚的中原文化。像2000年前秦始皇平越、汉武帝在徐闻开海，都有一批朝廷的官员以及他们的后裔迁徙到这里，因此也就构成了雷州半岛有别于其他地方的一个独特的文化景观。

　　还有，雷州在历史上也是一个自然灾害相当多的地方，如旱灾、雷灾、风旱、潮灾、蝗灾、鼠灾、虎灾和匪灾等，这么多的自然灾害，加上又饱受外敌入侵，这些内忧外患既摧残了雷州人，也锻炼了雷州人。所以雷州人也就形成了刚强、剽悍、激烈、极端等复杂的性格特征，有不少人还被穷困的生活压得连性格都被扭曲了。我的这部作品正是对这块地域和在这块地域成长起来的几个血性家族的矛盾、斗争和兴衰过程的一个深刻思考。

　　记者：反映家族历史、家族文化的小说应以10年前陈忠实的力作《白鹿原》为高峰，但这些年在大陆起码有近一百部反映这类题材的作品，给人的印象是这类题材过多、过滥。冒昧问一句，你不怕你的这部《血族》与它们有雷同或重复之嫌吗？

　　洪三泰：不，我不怕雷同。法国启蒙时期有一位博物学家乔治·路易士就在他的《风格论》中说过一句话、五个字——风格就是人！我写这部小说就是要体现出我的风格和精神面貌来，表现我的理念、我的思考、我的哲学观、我的宗教观，尤其是要突出雷州半岛这个独特的地理、气候和人文特征，因此必然与其他的家族小说有很大的不同。我这部作品的跨度长达一百年，要写出雷州人民的抗法、抗日、解放等斗争；要写出这里的人们的迷惘、痛苦、希冀的层面和摸索过程；还要写出这里的英雄与没落的两重性，表现民族世代积累的劣根性和人性的极度状态等等，对这些要展开深入的、无情的但又不失幽默的批判。

　　生活是作家创作的源泉

　　记者：我知道你是以写诗在全国一举成名的，国内很多读者也正是通过诗歌认识了你，像许多作家一样你也是通过写诗开始步入文坛的，你现在如何看待那段经历？

　　洪三泰：我从初中开始就喜欢上诗歌，但一直写了15年后，才向刊物投第一篇诗稿。我当时已在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搞新闻工作，在同行的鼓励下，写了一首《师长的胶刀》和组诗《寄自黎母山》刊登在《广东文艺》上，诗发表后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也促使我下决心向更高级的诗歌刊物投稿。1976年，我写了一组诗，共三首，寄给当时全国最权威的《诗刊》，结果不久竟一字不改给刊登出来了。当年我到北京开会，当时担任《诗刊》主编的邵燕祥见了我，说：“洪三泰，我从茫茫诗海中发现了你这三首诗，给登了出来！”后来我在一年之内在《诗刊》发表了20多首诗，这在国内诗坛是不多见的。因而也就成了“红”遍全国的诗人。后来，有关部门还专门抽调我去写华国锋，和大家一起出了一本诗集，叫《华主席的足迹》。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记者：再后来，就一帆风顺走上文坛并开始了你长达30多年的文学生涯了？

　　洪三泰：不能说一帆风顺，但却很幸运。1979年广东省作协开会，把我从湛江调到广州当专业作家，正式被吸收进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我是中国作家协会恢复后第一批入会的。

　　当年，解放军总政治部两次调我到大西北和大西南采访，这对我的写作和以后从事文学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大西北采访是我第一次走出省外，大西北的荒凉、粗犷，在我的心灵深处引起了巨大的震撼，使我这样一个长期在广东生活的南方人诗风大变，由细腻变成粗犷大气，由以小见大变成以大见小，写作风格也有了一种突变。在大西北30多天，我抑制不住自己的创作冲动，一口气写了10多篇散文、20多组诗歌、一部中篇小说《大漠孤烟》。著名散文家秦牧见了我写的散文，兴奋地说：“三泰，我很长时间都没看到这种散文了，你把它们集中起来，我给你写评论。”后来，花城出版社把这些散文汇编成一本《心海没有落日》，一出版便获得首届“秦牧散文奖”。

　　从西北回来不久，总政又安排我到中越边境搞创作。当时正处在中越自卫反击战后期，我到扣林山前沿阵地采访，在阵地上发现了一位烈士遗留的火柴盒，只见上面歪歪扭扭写有几行小字“假如我战死，请把我竖起来埋，使我永远为祖国站岗。”我一看，太感动了，立即摄取这个真实的镜头写了一首《烈士的遗书》。在扣林山烈士陵园采访，我还目睹了这样一个感人情节：阵亡的烈士一个个被抬下山来，埋一个，竖一块石碑，一块块墓碑从山顶延绵到山下，乍一望就像长城，我想起了战士有钢铁长城之喻，于是很快便写出了一首《烈士碑林》，诗中有一句话“战士死了，还是长城！”这首诗赢得了战士们很多掌声，回来后还得了奖。正是大西北和大西南这两次创作实践，使我悟出了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一真谛。作家只有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才能写出令自己和令读者满意的作品。

　　诗歌回热，指日可待

　　记者：你出版了八本诗集（包括合集），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你的许多诗歌中都包含有太阳、土地、大海等景象，如《野性的太阳》、《太阳之路》、《太阳的苦恼》、还有散文《心海没有落日》等。我知道你的诗风受著名诗人艾青的影响很深，是这样吗？

　　洪三泰：其实，很多古今中外诗人的作品我都喜欢读，广泛地读。像李白、杜甫、辛弃疾的诗、郭沫若的早期作品、美国惠特曼、印度泰戈尔的作品我都比较喜欢。我觉得这些诗人的作品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大气磅礴。

　　当然，对我影响最深的是50年代的著名诗人艾青。读他的诗往往使我联想到我的家乡——雷州半岛那块贫瘠的红土地。他的很多名篇如《大堰河》、《落叶集》等我都喜欢。我和艾青之间还有一个故事。1957年，当时我念初中，有一天我到学校图书馆想借阅艾青诗选，没想到却遭到该图书馆管理员的训斥，他责问：“你为什么要借艾青的诗选，你不知道他是一个大右派吗？”我说：“知道，我是借他当右派之前所写的诗集。”还没等我把话说完，他就“啪”一声将窗口关上了。后来，我还是从朋友处借到艾青的诗来读的。20年后，也就是到了1977年，我到北京出席全国诗歌座谈会见到艾青，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艾青听后哈哈大笑，说：“好啊，你胆大包天，连一个大右派的诗都敢借来读？”这件事将艾青和我拉得很近，以至后来艾青每次到广州都会找我一块聊聊。艾青逝世后，我写了一篇散文《诗缘》发表在报章上纪念他。

　　记者：你现在集中精力写长篇小说和散文，还会经常写诗吗？

　　洪三泰：经常写。在写报告文学和小说中也常常潜意识地会用上诗。我两个月前还到南京出席了第七届国际诗人笔会，有两篇作品被选入《世界华人诗萃》。在两岸三地我也结下了很多诗歌同好和前辈，比如台湾的著名诗人洛夫、张默、辛郁、向明等。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诗人，从他们身上吸取了丰富的诗歌营养。应该说，写诗是我一直以至永远的爱好。

　　记者：内地诗歌的高峰期应在1980年代的前后，我记得当时自己正在念高中，只要一说某人是一个诗人，大家就会对他羡慕得不得了，但近10年来这种现象已经很难看到了。作为诗人，你认为诗歌目前面临的困境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诗歌什么时候可以回热？

　　洪三泰：这个问题我也思考了很多，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情况的确是事实。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也有。但这又不足为怪，诗歌的发展和其他事物一样，都有一个兴衰过程。80年代前后，诗为什么受到尊重呢？我以为，经过沉寂、经过伤痕之后，人们都在思考国家、思考社会、思考民族，这就需要有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在这个时候产生的诗歌往往就有一股激情在里头，很大气，读后令人感到荡气回肠。但是现在呢，市场经济发展以后，文学选择多了，诗一时被冷落也是正常的事。当然，一些诗人思考自我多了，写个人内心世界的东西多了，这就很难让读者接受。

　　如果诗人少些写“小我”，多些写“大我”。站在人类、社会、时代的高度写诗，又能在形式上更多样更灵活，诗歌回热，指日可待。我始终有一个信念——诗人还活着，诗人的激情还活着，诗人的信念还活着！

　　走万里路，交百种人

　　记者：谈谈你的小说。从你近几年的创作看，你的作品越来越多地转向表现市民生活、现实生活中平凡人物的精神世界中，例如将广州高第街的个体户、地产商、金融家以及“文革”造反流头头等人物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少了过去的细腻抒情，多了一些对社会现实的冷静观察和深刻思考，为什么会有这种大转变？

　　洪三泰：这种转变是必然的。原因很简单，是社会进步、时代发展使然。诗很难表达的内容我就用报告文学和小说去表达。我从诗歌到小说，其间发表过30多篇（部）报告文学，像报告文学《中国高第街》就被我和张良导演改编成电影《女人街》，在全国公演引起反响。通过写报告文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使我学会了观察和体验各个不同阶层的人物和他们的喜怒哀乐、增加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对地域的思考，这些经历都在我后来的长篇小说中有所体现。例如，广州高第街六百个摊档，我就一个个去采访，在这条街上有的个体户出国留学了，有的做了电影演员，有的当了歌唱家，有一位做小偷的后来居然当上了街道治保主任，这一帮人都成了我的朋友，自然也成了我笔下生动的人物。我跟他们交朋友，瞭解他们的性格，瞭解他们的悲欢，用很细腻的笔法去表现他们的思想。所以，我的作品写出来以后，很多人都很惊讶，问我，你又没做过生意，为什么对商人、对一些企业老板描写得这么惟妙惟肖？其实，就一句话——走万里路，交百种人。不管是三教九流的人物，你都要去接触和熟悉。

　　另一方面，我觉得知识的积累不是一句空话。刚开始当作家那时，接连写了几年之后我觉得自己好像被掏空了，文思枯竭，我就足足搁笔一年，什么都不写，就是一个劲拚命看书，阅读了古今中外许多名著，学习吸收名家的营养。像雨果的《悲惨世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这些大气之作我都尽可能多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我也看，培养自己对人类社会、对宇宙观、世界观的理解，增强自己对哲理的感悟，这对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准都很有帮助。

　　记者：据说有一些读者对你在几部长篇小说中较多的性描写提出不同意见，这让我想起了近年沸沸扬扬的关于美女作家“下半身写作”的争议。你作品中的性描写是基于什么考虑的？

　　洪三泰：我的作品跟那些美女作家的作品有明显的区别。美女作家“下半身写作”是她们的一种文学生存方式，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里面出现的一种现象，如果你细心阅读她们的作品，就会发现她们的这些性描写往往与作品中的人物、情节关联不大，也许是她们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可以理解。但这种现象、这种尝试肯定不能持久，也不会为当今社会和大众所接受。

　　至于我作品中的性描写，是人物性格发展的需要，不是为性而性。如《野情》，我要表达个体房地产暴发户扭曲的心态，他的性取向、性虐待和暴力行为就是一个很好的细节，如果不借助性描写去揭示，就不能全面丰满地反映出这个人来。同样，在《又见风花雪月》中，我为了反映“文革”造反派司令头头扭曲了的灵魂，写出他们在性方面的疯狂占有，这是很符合当时人物特点和故事情节发展的。其实，作家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有性描写的不少，也很正常，《红楼梦》、《金瓶梅》就有很多性描写，但它们却不失为一部文学名著。

　　记者：在你出版的那么多的小说中，你觉得哪一部最令你满意或且说最重要？

　　洪三泰：满意还谈不上，作为自己认为是重要作品来写的就是正在写的《血族》。

　　记者：你平时上网吗，看不看目前很火的网路作家的作品？你的写作习惯是怎样的？

　　洪三泰：我每天上网只是流览一下几个主要网站的新闻，很少看网路作品，时间不允许。我还没有用电脑写作，还是习惯很传统的方法。每天从早上6时动笔，一坐到写作桌前，拿起钢笔，我就会有一种很亢奋的感觉，于是，各色人物啦、故事情节啦就会在我的头脑中不断涌现。如果是写长篇小说，为了让作品一气呵成，我给自己立下一个硬性规定，每天写一万字，一页300个格子的稿纸，每天必须写完34页才能休息。每天一万字，两天就有两万字。

　　作家应当站在社会、时代的激流中作冷静思考

　　记者：怎样评价广东文坛的现状？最近有评论认为，20世纪广东文坛出现过一批很耀眼的文学大师，像20年代的欧阳山，40年代的秦牧、陈残云、杜埃、萧殷等等，但最近10多年广东文坛似乎出现了一个断层，有影响的作品几乎没有。对这种“后不如前”的现象你怎么看？

　　洪三泰：应该说目前在广东年轻一代的作家中有一些还是写得很不错的。但真正有影响的作品的确如你所说，至今还没看到。我觉得里面是有一个断层的问题。先前的文学大师之所以成就较高，是因为他们在旧社会经受了种种苦难，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有民族自豪感，加上传统文化功底较厚实；以后的作家，因为社会进步了，从落后走向繁荣，对于苦难感受不深，在进步的时代中，社会责任感并不那么强，反映时代、社会变革的作品不多也不够深刻。如果作家在时代前进的冲击中，作冷静思考，认识社会变革的深刻意义，牢牢记住社会责任感这一天职并作长期的努力，是完全可以写出人民喜欢的作品的。文学断层会结束，新的文学大师也可以出现。

　　记者：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重大的转型时期，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冲击，有些作家可能会不适应或者很困惑，你认为作家是否也有一个学习积累和更新观念的问题？

　　洪三泰：当然，这是每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都要面临的问题。事实上作家的淘汰率相当高，记得有位作家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文学是一项粉身碎骨的事业”。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作为一个作家，要学会学习，学会积累，更要学会生活。你做不到这些你就要被淘汰掉。对这个时代发生的任何新生事物都要感兴趣，去研究它分析它，如果你对整个人类、生命、生存方式都持冷漠的态度，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那你还去当什么作家呢？恐怕更谈不上要你写出有文采、有激情的作品来了。

　　记者：有评论形容去年是中国文学浮躁、沉寂的一年，你同意这种说法吗？如果让你用一句简短的话来展望一下中国文学发展前景，你想说些什么？

　　洪三泰：是有这种浮躁现象。浮躁，作品就会写得浅薄。作家应当站在社会、时代的激流之中作冷静的思考，与社会、时代同甘苦共患难，当一个有智慧的醒悟的人、有较高修养的人，中国文学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