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着不可以强作，更不可以敷衍，勉为其难，未必成为其“着”。一如明代史学家谢肇所说的：“既无包罗千古之见，又无飞扬生动之笔。只据朝政家乘，少加润色，叙事惟恐有余，立论唯恐矛盾，步步回顾，字字无余，以之谀墓且不堪，况称史哉!”(《五杂俎》卷三十三，事部一)正切中当今史着之弊。如我勉强再炮制之类东西，有何颜面去见封开的父老乡亲。

　　可这部书总归得编，众多文化学者、历史学家、人类学者、语言学家以及地理学家，为古广信的“正名”耗费了不少心血，现在只是让我这后学收拾一下，当责无旁贷。

　　面对上百篇、数百万字的论文，以及相关的专著，要理出个头绪，心怯得很。几经踌躇，反复斟酌，便采取了今日这种编着与论文观点辑录之间的折衷方式，尽可能理出相应的系统与线索来，具有一部专著较为完整的理论架构，同时，又兼顾各位大师论文中的精彩成分——毕竟，它应是集体智慧的产物。也就是说，对不同论文作了必要的取舍或区别。对欠完整的部分，再由本人和研究生加以补写。使之尽可能全面，且有层次及学理。

　　受黄伟宗教授之托，书就这么编写出来了。却难免有遗珠之憾，有些好的文章、独到的观点，没能用上。同时，不同类的学科，在以本学科理论加以论证之际，不可避免会反复使用同一材料，如某些历史事件，某位前人的论断，等等，——而这种重复，如果是独立专著当是可以避免的，因此，读者看下来，没准又会觉得啰嗦了。陷入这两难境地，恐怕也是无奈。

　　广信是一部历史，一部曾为人遗忘而今又被重新寻回的历史。作为历史，它总是这样失而复得，或得而复失的。也许，一度的失去，才更显它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广信是有幸的。

　　有幸在它最能闪光之际，被人拂去上面的历史尘埃，不曾继续埋没下去。

　　毋庸讳言“六经注我”，历史总归是为现实服务的，问题是这种服务是有远见的还是短视的，以宽阔的胸怀还是以狭隘的功利为基准，否则，贻误了现实，也一样侮蔑了历史。毕竟，历史绝非幼稚园给孩子玩的泥巴，不可任意捏圆捏扁。

　　如同广信不可以用作今日重演封建专制的理据一样。广信所具备的历史、文化诸方面的意义，要广博得多、深厚得多。

　　诚然，这本书中，不敢称有“包罗千古之见”、“飞扬生动之笔”，它只是忠诚地还原历史的“本真”(海德格尔语)，但编纂下来，只觉得，太实了，少了一些思想的火花，有不少想说的话也没有说得出来，于是，索性在这后记中点缀几句。

　　毕竟，从失而复得的这一部历史中，我们所得到的，远不止历史本身。

　　史着不仅仅是再现历史，而同样在创造历史——创造历史则在史着自身，它所激荡出的理念，所揭示的思想真谛，当会构成今日新的历史。

　　古往今来，同一部历史，前人写了，今人又写，后人还会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每个时代对同一段历史的感悟不会一样。关于广信的历史，也会这样。我期盼很快有人写出新的一部——促我编的这部速朽，当为万幸。这便是我写下这一后记的目的。

　　

　　（本书由广东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