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类的全部尊严就是在于他的思想。

　　而人类的全部悲剧也同样在于他的思想。

　　因为能够思想，地球上才有今天如此灿烂的文明；可因为能够思想，人类的自戕要残酷于动物千百倍。

　　人为什么要有思想呢？

　　二十八年前，当我被一位满脸“天牌”的工宣队员独自一人押送到当年的革命老根据地井冈山脚下、也是中华文明的始祖炎帝的陵墓所在地——胡南酃县（现已改名为炎陵县）河西公社（不知改什么名了，只知道炎帝陵已在那里重修好了，是胡耀邦同志题写的碑名），我就这么问自己。那时，上山下乡是要戴大红花、敲锣打鼓、鸣放鞭炮的，而我，却没这份荣耀，因为我是地、市革委会成立之际唯一被点名的“反革命”学生，是被“宽大”处理押送到模范知青点去改造的——虽然未等落户。

　　我的罪过就在于我有思想。

　　所以，才有上面的问题。

　　这问题，庄子是早已提出过的，有人称他是一切文明的反对者，否定智慧，否定思想，……然而，也只有在这种境遇下，我才豁然开朗，他为什么要那么说。

　　那年，我刚刚满二十岁，一个老三届的知青。进一步的问题是，既然不要思想了，那还活着干什么？

　　这一生中，我曾好几次站在了死亡的门槛上，不是自己想死，就是差点被置之于死地。……那时时兴的，“民主”是把“罪犯”的材料印发到每个社会单位——自然也包括牢房，去讨论这个人该不该杀——也就是说，你同样得举起手表态：自己该杀！因为所有人都在疾呼同一个“杀”字，以“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这可是作为市一级革委会机关报的社论标题……

　　我不知道，写完这部一百四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之后，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些，我的责任编辑吴光华在瞭解到我的家庭背景后，对我这么说：“幸亏你家在东南亚的巨额财产没有了。不然，也就没了你这个作家、更没了这部《客家魂》”——的确，千万家财未必能给后代带来什么福祗，多少巨贾都不让儿子再度经商，怕出“二世祖”。但是，我的庆幸，不独独是没了这千万家财，更在于人生没完没了的劳役、放逐乃至当上死囚却仍能活到今天。

　　既然活着，就得有思想。

　　活着而没有思想，那还是人吗？

　　除开坐牢的日子外，我就这么口袋里揣着没有落户的户口卡片，在洞庭湖畔、罗霄山脉，浪迹了整整五年，直到因为一个剧本而“一步登天”当上了专业编剧，可马上又为它而打下十八层地狱……其间，一首上千行的流浪者的长诗，在井冈山下的知青中流传。迄今，我还记得几句：

　　

　　我从坟墓中

　　高高举起一只手

　　以伸出地面

　　不是告别

　　而是召唤……

　　

　　　诗的作者便是我，二十年后，仍有人将其中抄下的片断寄还给我。

　　就在那时，我发誓，一定要把这一切写下来，为自己，为历史，作一个清醒的记录。用它来偿还生活对我的厚待。

　　是厚待！

　　生活，奇异般地在我落难之际又把我重新抛回到客家人当中——在众多的典籍中，从未有人提到炎帝陵周遭同样是客家人迁徙之地。他们操着我母亲一样的语音，有着一样的习俗，充满了同情、仁慈与宽厚，接纳了我这个天涯浪子。从此，我便穿百家衣，吃百家饭，从一个知青点流浪到又一个知青点，攸县、茶陵、酃县、济阳，在这史籍上并没记载有客家人的地方。

　　我身上已沉寂的客家人的血液，又重新涌动了起来。

　　在那里，我磨砺了自己——思想与人格，确定了自己一生的道路，纵然还有种种不测和打击、甚至是灭顶之灾，我也凭藉在那里磨砺出的“骨头”撑下来了。哪怕是最黑暗的日子里也总要守护住心灵的一角光明——客家民系打魏晋以来，不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于是，也就有了这一部《客家魂》。

　　二

　　人们常常诧异，我当专业作家快二十年了，为何竟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高校去混一个教授？在人生的一个峰巅上，突然往下跳，把个什么副主席、政协委员统统都扔掉了，再度跌落到人生的低谷？

　　是的，你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各方面的关系都已经理顺，谁都知道你的耿介与洁癖并不以为怪——连专案组审查了几年都说，叫你写“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文章都敢，可就不会去奉迎一个哪怕操有你生杀大权的人。

　　于是，我命中注定到了高校要栽一个大筋斗。

　　我是想证明，人能否置于死地而后生？在没有任何背景与关系的新环境下能否靠自己站立起来？我不相信非要依赖什么人才可以“走红”——在原来的地方，人们曾盛传我在“文革”中见义勇为从“暴徒”手中抢出了一个后来的当地一言九鼎的人物。其实，我出狱后从来也没去找过他，当上什么委员也与他无关，靠的是当时出的十几本书。我不愿被人加上这样的“光环”。

　　我南下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为了我那沉屙在身的客家母亲，年迈多病，使她不堪忍受湖南的冷天气了。然而，由于与前院长的龃龉，分到手的三房一厅竟被他空锁了几年——而我母亲则在其间去世了。去世前，她还曾欢天喜地地让我携扶着看了看正在粉刷而未分配的新楼。为此，我将终生不得安宁——为什么不能低一次头，先把房子要到，让母亲早日南下住进去再说呢？

　　我只能在十几平米的单身宿舍里熬了六个年头，怀着对母亲的抱憾而写下这一百四十五万字的作品——她过去给我抄了几百万字的稿子，却没能抄这部写了她、写了她所在的民系的、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书稿。

　　在看根据此书中若干章节改编的十二集电视连续剧《客家女》之际，虽说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我仍落泪了。因为我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她以客家人的传统教诲我的一切。

　　至于上高校，还有另一个原因——为了把这部书稿写好，纵然我在作协完全可以以体验生活的名义到一所高校兼职，但这毕竟隔了一层，还不如真真正正去成为其中的一员，其感受才会更真切些。正如《自序》中所说的，未曾南下之际，我已拟定好这部书稿的全部大纲，而后半部分是与高校生活有关的。所以，我南下便选择了高校。

　　到了高校曲折，竟比小说大纲还要复杂得多，离奇得多，以至我未能都写进去。也许，该留到我下一部“新儒林外史”中了。那时，我也该换换笔法，不再这么沉重，来点黑色幽默好了。不过，我仍旧要说，我得感谢这一段高校生活，毕竟，这本书是在高校里写出来的，没有这段生活，恐怕我也结束不了这部书稿，尽管这个结尾在自己仍勉为其难——太近了，未能来个俯瞰，再加以提练。

　　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尽管有不少的污秽，不少的残忍，不少的阴暗，但总归有光明、有亮色——这光明和亮色，就是人类的思想。本来，全书是在元戎败诉倒在法庭上——是以悲剧结束的，虽然于心不忍，但也只能如此。后来，才有了今天这样的似梦非梦的结局。毕竟，重视文化、重视教育，已逐渐成为我们今天的共识，这里面其实包含着深邃的思想。人们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已见诸于行为了。尤其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南方，日益察觉由于文化的差异而造成的后劲不足。作为一名学者，自然更痛切这一点。希望这部一百四十五万字的作品，亦可成为南方的一声棒喝。毕竟，这是我的故乡，我不希望它在经济繁荣的幌子下，掩饰着那么多封建专制、愚昧迷信、野蛮落后的负面。

　　三

　　已经有十年没有重返当年第一次“落户”的地方——炎帝陵近侧。离开那个地方有二十多年了。思念与日俱增。我不知道，我几时还可以重返故地……

　　说这些干什么呢？

　　假如有一天，我把一切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但愿我能回到那里，依旧枕着林涛、听着泉声，追思当日的漂泊，寻问人生的归途……我惟一担心的是，那里，到时还保留我在《客家魂》第一部所描写的原始质朴的一切。他们在等待我的归来。

　　虽然那不是我滞留最久的地方，却是我终生最刻骨铭心的地方。我不羁的命运，便是在那里决定的。

　　是我的起点也是我的归途。

　　我甚至还怀念那位满脸天牌的工宣队员，感激他没有忠于职守，不曾一直把我看住，否则，也就没有了这部作品。

　　当然，我更忘不了那些淳朴的客家人，我的衣食父母、我的灵魂的导师——正是有了他们，我才对毁誉、荣辱置之度外，升起了自己生命的风帆。

　　应当感激的还有——

　　此书在创作过程中，得到各方面有力的支持，尤其是杨成武将军及他夫人的谆谆教导勉励。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也一再关心小说及电视剧的改编，不仅为《客家魂》及电视剧《客家女》题了辞，还再三专门托话说：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题材，很有意义，一定要写好，改好。众多客家籍的老同志也纷纷题辞以鼓励，刘复之、曾生、李国平……全国政协委员、原广州市长杨资元，也为各卷单独题写了书名，在此，谨表示深深的敬意与谢意。

　　对北京出版社，能以如此气魄，一下推出这百多万字，殊为不易。责编吴光华同志更为此书的问世呕心沥血，这都让我深深感动，希望此书能得到国内外众多客籍人士及广大读者的欢迎，不负众前辈的厚望。

　　

　　（《客家魂》三部曲由花城出版社1994年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7年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