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巨大的移民族群，他的人数，与已经大迁徙着称的移民族群——客家人相比不会少，甚至比在海外的移民更要多几倍。但是，他们作为“移民”的定位，却比客家人更“可疑”得多。因为，他们一方面自称是来自中原的古老的汉族，有一部部的谱牒为证，有上百个姓氏为证，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每每把自己称之为“粤人”，而且常常以“粤人”、“汉人”并列，甚至视来自北方的移民为不开化的“孬狲”，排外情绪时隐时现——也就无形中否认了自身作为中原移民的身份。事实上，他们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的地位之中，一忽儿强调自己是这层土地上的主人而非移民，一忽儿又强调自己是中原汉族移民血统与正宗。当然，二者也有不矛盾的地方，前者仅指此地之主人，后者则包含此地而扩展到整个泱泱大国的主人。

　　这种矛盾心理，在不同时代或不同历史时期各有偏重——与其这么说，还不如讲，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更迭，造成了这种矛盾的心理。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作为主人心态则是不庸置疑的。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主人自尊，其原因实在耐人寻味，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且待正文去完成这个任务。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又再度成为引人注目的大移民省。人们曾把广东称为中国的加利福尼亚，是中国最具创新活力、也最具经济活力的一个大省。由于“新客家”——外来移民的剧增，短短十几年内，人口增加了50%甚至更多，如加上流动人口，几乎逼近了一个亿。这次广东再度引国人瞩目，可以说是与上世纪初一样，但辛亥革命及其前后的历史变革，主要是在政治上，而现在，则是在经济上，成为全国经济的第一大省。两度的崛起，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上的崛起，都给中国文化注入了全新的内容以及前所未有的活力，而这，无疑引导人们去重新思考，作为广东的主要民系或移民族群，它究竟具备或潜藏怎样的文化因数，得以在近代成为显性的历史力量，大大地推动着这么一个古老民族的再造或更新？而作为广府民系，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对它的研究，是否也已成为一门显学——广府学了呢？……类似的问题，还可以提出几十个上百个。

　　是怎样一个民系，他长期蛰伏在一部有五千年文明史中，却未能被正视，而他却顽强地存在着，不仅长出了绿叶，抽出了劲枝，开出了鲜花，还结出了辉煌的硕果，以至后人谁也不再会无视他的存在。他是苍劲古拙的老枝，却抽出了鲜嫩的枝桠，带来了一个现代的神话，于是，以往的蛰伏也就成了神迹，需要今天一一去验证与思考……

　　二

　　作为“南蛮”之地，几千年来，这里都很难在封建的大一统格局中留下多少痕迹。如果不是它一直被视为“天子南库”的话，史籍上甚至都不屑一提。这种尴尬，直到今天才有所改变。但是，人们头脑中固化的观念，却不是那么轻易完全消失的。著名的历史地理大师谭其骧早就说过：“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

　　要改变这种观念，如果仍站在既往的立场上，站在中原正统的位置上，是怎么也不可能的。纵然华夏文明是多元一体的，已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可学术界的影响力又有多大呢？重要的是，要往前迈进一步，不仅走出中原独尊的局限，也要走出“东方中心观”的局限，把我们的视野投向整个世界。

　　只要走出这决定性的一步，中国文化的大格局就完全不一样了，而广东，包括广府民系所谓的尴尬就荡然无存。一句话，我们眼底下的这片热土的面貌，也就完全改观了。

　　无疑，作为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带，正是与世界文化接缘之处，也是海洋商业文明影响至深的地方——正由于这一影响而产生的迥异，这甚至被视为异域色彩，所以才不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所认同，把它视为“化外之地”、“夷蛮之地”。这便是“东方中心观”只可能产生的结论。

　　遗憾的是，当我们迈出这一步时，迎面碰到的，却又是另一种“西方中心观”，无视在这接缘地区本已滋生并正成长的文化。也就是说，把这里的文化等同于中国的中原文化，从而视而不见，直到最后否认中国同样存在的海洋文明。

　　对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认定中国“并没有分享到海洋所赋予的文明”的观点，中国学者有赞同也有反对的。赞同者认为，“像古希腊，近代英国这样将航运、贸易、海外移民和殖民作为生存基础的文化才是海洋文化。岭南文化是岭南大地上的文化，是农业、手工业和城市的文化。”反对者则认为，“如果把西方海洋文化称作为海洋商业文化，那么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应为海洋农业文化，两者均是世界海洋文化的基本模式。”

　　无疑，这两种观点可谓“殊途同归”，认定岭南或广府同属“农业文化”，虽然后者在农业之前冠以“海洋”二字，却不知道，海洋文化的基点，一是商业文明，二是海外殖民。所以，二者一概抹煞了海洋文化在广府这两大基点。这是不能成立的。

　　当然，无须讳言，我们把广府文化定位为海洋文化，加上珠江文化大大地扩展了岭南文化的内涵，由岭而江，由山而水，这便更好与海洋“对接”了。珠江的“水文化”便就是广府人所创造的文化，广府人正是从珠江水走向大海浩淼的波涛并锻造了他们敢于犯难冒险的“海洋性格”。

　　也只有在世界文化的大视野中，我们才可能对广府文化作这样的定位，而这样的定位才不至于在中华整体文化中感到尴尬。同样，正是这样的定位，才有力地改变着“西方中心观”对中国的偏见。在东西交融的世界大格局中，我们才能发现广府文化独特且夺目的光彩，从而确定其历史与现实的价值。

　　也只有从世界史的角度上俯瞰，我们才可能确认海洋文明在这一区域的发生而与中原内陆文明各自不同发展的轨迹。

　　人们常称，古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与广州，同为海上丝绸之路上3000年不衰的古港。丝绸是在4000年前便传到了中亚与西亚的，后来，又传到了欧洲与非洲。在漫长的海上航运史上，这一东一西两个国际大港，几乎是全盛不衰的。当然，亚历山大港在命名前，即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军来到此地前，这里也曾有过法老时期古老的港口——近年已在该港海底下面发现了古建筑。亚历山大征伐时为西元前331年，而后则以其名命名该港。法老时期当在这之前几百乃至上千年，说3000年并不为过。同样，广州是东吴时期所置的，为西元226年，即黄武五年，但当时的“广州”是州的设置，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治所在番禺，这时的“广州”与今日广州城不是一回事，倒是番禺则是今日的广州城。也就是说，广州城的前史，则为番禺，再往前，则有楚亭、南武等名称，其历史大致也可追溯到3000年前。本来，中华文明5000年，与古埃及文明5000年便是旗鼓相当的。亚历山大港与广州港同样3000年不衰，这是无可质疑的。

　　当年拥有“4000座宫殿，4000所浴室，1200座花园，400个剧院和马戏场的城市”的亚历山大港，与拥有内城、外城、皇城，城内外殿“凡数百，不可悉数”，加上各地离宫上千的兴王府（南汉时广州之名），同样可以说是不相上下……东西方两处海洋文明几乎是同步发展的。

　　然而，说广州是3000年古港，学术界并不是一致认同的，这倒不是缺乏古籍作依据，或没有考古发现，而同样是在于根深蒂固的中原正统观念，中原称5000年是毋庸置疑的，但四方“化外之民”、“夷蛮之地”，要说上个3000年，都有冒犯正史之嫌，不可以被承认。

　　因此，我们从世界史上俯瞰中国南方这一角之后，也仍旧需要回到从中国史上俯瞰的这一位置上——当然已不再是只有中原正宗的那样一部中国史了。

　　也只有从这两方面的俯瞰，我们才可能拨开重重的历史迷雾，把有关广府七零八落的片段，作为珍珠缀连起来，真正开始展示足以反映一个民系精神的生动历史。

　　三

　　时下的广州，也就是作为广府的中心，要给其文化下个基本定义，或确定其基本走向，似乎并不那么容易。没有哪个城市的文化创造者如此热衷于轰动效应，热衷于标新立异，急功近利，似乎是一时难以摆脱的梦魇。“短、平、快”似乎是永远挥之不去的时髦，而多少东西在片刻的“爆棚”之后，便销声匿迹，甚至连寻找那么一点点余痕也难上加难，可新的时髦还在不断地产生，如同虚假广告，时刻可以堂而皇之占领着官方的这样那样的传播媒体，无论萤屏还是报刊。这是一个觉醒的年代，这是一个沉沦的年代；这是一个宽松的年代，这是一个拥挤的年代；这是一个多彩的年代，这是一个单调的年代；这是一个上升的年代，这是一个坠落的年代；这是……似乎可以用几十对矛盾的字眼来排列。不过，总而言之，这一切，都只是泡沫。

　　但泡沫也是本质的表现，这是一位哲人的至理名言。透过这些泡沫，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广府自古以来的那种文化的特质，急躁、好大喜功或急功近利，好冒险、图进取，等等，充满了市场的喧嚣与活力——而这一切，在过去的中国是很难看到的，以至有人把广府文化与美国文化相类比 ，只在大、多、第一等最醒目的字眼上做文章，反正吹牛不纳税。而这一切，恰巧是传统正宗文化所鄙夷的，所以，从不把这纳入正宗文化的范畴，甚至不视为文化，好比当日贵族化的英国人鄙视美国牛仔一样。

　　凭此，我们须引入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承认“不存在一种全国的共同的文化”，是否仍得以某一个文化为尊，甚至以这一文化为永远的中心或至尊？

　　毫无疑问，中华整体文化总是有其主流文化的。但作为主流文化，是否就可以定于一尊，不可移易呢？回答是否定的。文化的此起彼落，此消彼长，处于流动与变化之中，这才合乎历史本身，历史是动态的，文化也就列是动态的，一旦凝固，便是死亡。因此，曾经是支流的文化，有可能在一定的历史际遇下，上升为主流文化，是不足为奇的，也是合乎文化发展规律的。作为齐鲁文化的代表，儒家文化，当年在中原，也仅仅是“一家之说”而已，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子罢了。

　　在世界上，文明的多元发生，已成为共识。那么，在中国，文明的多元发生，也应作为一种共识。更何况现在相当多的中外人类学家主张人类起源于亚洲南部广大地区，此论若证实，则如我国著名大学者、考古学家贾兰坡在其《广东在古人类学研究上的重要地位》中所称的：“两广地带就是远古人类东移的必经之路。”近年来众多考古新发现都证明了这一条，如1958年8月，在粤北曲江县马坝镇狮子岩的狮子洞里，发现了后被称之为“马坝人”的头盖骨，据铀系法测定，其距今为129万年；1978年与1989年，在粤西封开县河儿口的峒中岩，发现人牙化石3颗，与“马坝人”同一时期，被命名为“峒中岩人”。1996年5月，中山大学考古学教授张镇洪，在英德黄岩洞中发现旧石器12件，其年代更可能早于马坝人化石。……这些发现就不一一列数了。

　　因此，文明的发生，在南方不但为同步，甚至更早一些，这对“中原中心论”也是一个反驳。所以，广府区域的文化，是否晚于中原，则不可以轻易妄断。这里是另一种文化，不可用别处的文化来衡量其是否合乎其“开化”的标准——例如所谓“断发文身”是否就是不开化，等等。

　　于是，我们便又回到了广州作为3000年不废之古港这一论题上。广州，应该说，是包括珠江三角洲当年整个古海湾在内，作为海上航运的历史，可否确定有3000年或更长的时间，这也是对这里海洋文明起步的一个起码的印证。显然，这在学术界不无争论。

　　总之，广府文明起步，有可能比过去的认为——主要是来自中原的认识，要早得多，而且，有着自身不同的历程，不可以中原的标准加以鉴别、介定与取舍。

　　说广州古港3000年与华夏文明5000年，本就是同一的题中之义。

　　的确，在中国任何历史典籍上，都称华夏文明业已绵延有5000年之久，这与有文字记载的古埃及文明5000年，几乎可说是并驾齐驱的，这也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之处。

　　然而，根据约完成于西元前104年至前91年的司马迁的《史记》上的记载，中国古代可靠的编年史只能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西元前841年。也就是说，作为西汉的大史学家司马迁，仅追溯了在他之前约700余年的具体年代。再往前，即夏、商、周的记载，仅有世系——各个王在位的先后顺序，而没有具体年代。由于当时科学条件的限制，人们对1000年之前的历史，则无法考证出具体年代。著名考古学家殷玮璋这么说过：“年代之于历史，就如骨骼之于人一样。要想历史老人站立起来，就必须搞清它的年代。”

　　没有年代清晰准确的记载或断定，那么，我们所称的5000年文明，也就仅有司马迁笔下的2800余年了，还有将近2200年说不清楚。人称，文明的渊源考证是非常“势利”的，它不认你口上说多少年，又怎么发达，只认史籍上记载下的文字，只认考古中发现的遗址——当然是作为宫殿类的文明标志。中国古建筑大都为梁思成所说的“木结构”，不比金字塔，经得起风雨剥蚀，在地下会腐烂，在地上，更难逃兵燹，试想当年宏伟壮观、气盖山河的兴王府，如今又残存有多少？如果我们5000年前炎黄二帝已建立了辉煌的木结构宫殿，又怎么留存得到今天呢？这一来，这5000年又当怎么证明？

　　在古埃及，人家5000年前，即西元前3000年的历史年代，都记载得相当清晰，第一王朝为西元前3100年至西元前2890年，一直到第十二王朝，更细致到西元前1991年至前1786年。而这是他们根据天狼星在文献中的记录所推算出来的。第十二王朝共213年，标明精度为6年上下。

　　而在中国，由于缺乏精确的年代具体记载，人们对西元前2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便会打上个问号，自己也失去自信，以至古文献学家竟考证出尧、舜、禹中的“禹”是一条虫。说中华文明5000年，是不可以凭空想像或信口开河，或者当作神话对待的。无论如何，缺乏严密的历史科学论证，总是不能说服人的，只能当作虚的。炎、黄二帝传说也仅是传说而已，不可当作信史。加上近代中国积弱，时时处于落后挨打的地步，以至被后来居上的列强，反称我们是“不开化的种族”，任意欺凌与蹂躏，在南方，“卖猪仔”与当年贩卖黑奴又有什么区别？

　　这一来，便对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确认，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国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总共有200余位专家学者，他们中包括中科院院士、天文学家、历史及古文学学家、考古学家、碳14测年专家，历时五年，联合攻关，耗资上千万元，利用中国历史上丰富的天象记录、文化堆积层的碳14测年等，终于破译了让中国人困惑了2000年的夏商周年代之迷，从而拿出了准确的新的夏商周年代，将中国历史纪年向前推进了1229年，也就是说，拿出了至少有4000年文明的历史纪年，并填补了中国古代史的一段空白。

　　这样，夏代年表、自禹、启、太康始，至商汤灭夏，为西元前2070年至前1600年；而从商汤始，至盘庚迁殷前，为西元前1600年至前1300年，盘庚迁殷后至周武王灭商纣，则为西元前1300年至前1046年。武王灭纣后在位4年，周成王于西元前1042年至前1021年，在位达22年之久。往后，从康王到共和，均一一列出，衔接上了《史记》的记载。

　　这里之所以列举到周成王为止，是因为，自今上溯到他，是整整3000年。从1996年开始的断代工程，正好到今年中即2001年间获得总体结果截止，整整5年。笔者动笔之际，正是等待到了这一结果。

　　笔者关心这一结果，是因为商周二期更迭的年代——即武王伐纣的时间，与一段历史记载有关。

　　这一时间为西元前1046年。

　　记载于《国语•鲁语下》中，有孔子的一段话：“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也就是说，周武王在位的西元前1096年至前1043年，已“通道于九夷八蛮”了。当然，在他之前一千多年，舜帝南巡，也早已到了“苍梧之野”。可见，自古以来，南方与中原是早有沟通的。

　　由于武王在位仅4年，“夷蛮”来贡，有的自然便顺延到了周成王之际，周成王在位22年，如前所述，为西元前1042年至前1021年。

　　在《艺文类聚》卷七十一所引《周书》中有记载，在周初，即周成王在位年间，越人已向周王室“献舟”。也就是说，“献舟”的明确年代，是在距今3042年至3021年前之间。

　　至于古籍中的“番禺古为舟”、“越王造大舟，溺人三千”等等，乃至“越人铸铜为船在江，潮退时见”之类记载，再加上一系列的考古发现，是以证明，在南方这片水网交错的珠江三角洲的古海湾中，不仅早已有“舟”，而且有了可以向周王室进贡的“舟”——这至少不是一般的贡品，已经相当高级，否则不足以“献”，更何况他们还能“铸铜为船”，以至在大海“退潮时见”呢。

　　能把舟当贡品，进献远在中原的周王室，又需要怎样的实力与能力？同样，如果造舟不相当发达，不形成一定规模，是不足以选出来当贡品的。

　　从“规模”来看，在广州古海湾范围内或珠江三角洲、珠江入海口一带岛屿周遭，作为渔舟聚集乃至商舟云集的古港口，则是早已形成了的。

　　从以上典籍的记载中，我们得出广州这个地方，3000年前便已形成了古港的结论，绝非妄断。

　　考古的证明也一样。

　　1989年，珠海市博物馆、在高栏岛宝镜湾的宝镜石、大坪石、天才石、藏宝洞等四个地方，发现了6幅岩刻画。其中，天才石的岩刻，凿出了一个船形、两个人及三个图案。由于两个人形似“天才”二字，故称“天才石”。而大坪石岩刻画，更有20余个人物与动物，围绕着一条船的活动，被认为是出海之前举行祭海的场面。

　　根据内容与刻法，大坪石当为早期，距今约4000年，天才石为中期，也有3000年了。据《广东通史》所称，它们反映了南方青铜时代的海滨生活，即南海先民敬海、祭海，与舟辑相依的生存活动。

　　这些岩画，也从另一方面证明，当时的舟辑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换句话说，古港在广州这块地方，是早已有之。

　　正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得出的准确纪年，加上古代史籍上的初始记载，以及考古发现的一批岩刻画，使笔者意识到，作为广州古港——无论以前曾用过什么地名，它存在是必有3000年之久了。

　　论证这一点，是以把南方的文明，在历史纪年上往前推进了1000年。而这，无非是为的印证中华文明并不是在一处发生的，而是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或早或迟，或此或彼都在发生着，有的可能是同步发生，有的先后有错，但无论如何，或早或迟，或此或彼，均不可以定于一尊。因此，南方，包括广府的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生，并不一定滞后于中原，只是其文明的特质不一样，试问，当年的中原能“造大舟”么？拥有这一具备海洋文明特质的创造么？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有了总体结果，中华文明5000年得到了基本的证实，尤其是禹之后这4000多年更有了较明确乃至准确的年代记载之后，那么，南方的历史纪元，纵然有种种艰巨——典籍的搜集与自然环境带来的阻难，却仍是可以进一步向前确认的，强调广州为3000年不衰的古港，正是要为广府文明作一次历史性的正名！

　　这里，须补充的一条是，广州最早的名称为“楚亭”或“楚庭”，记载在周夷王年间。现测定周夷王在位期间为西元前885年至前878年，照此推算，距今也有2900年了。而具有“亭”或“庭”的形态，更是与文字一样，是文明的最初证据。

　　我们之所以作广府文明的溯源，为的是找到其源头，否则，后边的文章便不好做。而亚历山大与广州古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两端，已经在向我们诉说着海洋文明的来龙去脉和荣枯盛衰了！

　　正是在这3000年大海的波涛之上，激扬着一个民系的不朽的精神，以及拓殖者沸腾的热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