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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文化与史地研究》首篇


  众所周知,文化是有地区差异的。这恰如已故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先生在研究了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后指出:“中国文化有地区性,不能不问地区笼统地谈论中国文化。”而文化与学术又是不可分割的,后者有地域差异,即有学派之分也早为人所认识。梁启超曾将先秦学派分为南北两支,各有其文脉和精神。也有人认为学派始于南北朝,而盛于宋。清初,顾炎武在《日知録》中斥北方学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学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妇行小慧”。皆有其病,反映清初文化较明代大为倒退,但南北之分野还是清楚的。清雍正年间,还在国子监设“南学”机构,在国子监内肄业者为南学,在外肄业、赴国子监考试者为北学。另外,南学又指南方之学术,除了江南,也包括岭南学术。晚清由于阮元、张之洞督粤,提倡办学,设学海堂等机构,培养了一批饱学之士,岭南学风始盛,声名鹊起。自此,南学强于北学。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有“文化中心流动论”,认为明以后我国文化中心在浙江、海通以后将移到广东。史学大师陈寅恪在论述近代中国学术流派地域变迁时,曾于1933年12月读了时在北京岑仲勉论著后复陈垣一封信中指出:“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陈寅恪之意,同样肯定南学,并预见它会超过黄河流域的北学。但这里所说南学,其地域应主要指岭南,因陈寅恪指的粤人岑仲勉是顺德人,并将粤、江淮、黄河流域并列。此后,有人称“南学”即“岭南学”,华南师范大学曾昭璇教授即在不同场合,提出建立和研究“岭南学”问题。

  近年,地域文化研究在我国蒸蒸蔚起,有关著作不断面世,仅辽宁教育出版社就先后出版“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凡24种,如《齐鲁文化》、《巴蜀文化》、《两淮文化》等,堪为地域文化研究一件盛事。在此风推动下,岭南文化研究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纳入上述丛书出版的即有袁钟仁《岭南文化》、盘福东《八桂文化》、关万雄《琼州文化》等。另有作为《岭南文库》一种出版的李权时主编《岭南文化》、胡希张、莫日芬等《客家风华》、陈泽泓《潮汕文化概说》,以及此前陈乃刚《岭南文化》、黄挺《潮汕文化源流》、龚伯洪《广府文化源流》等,成就斐然,令海内外瞩目。于是建立地域文化之学的议论再度兴起,不仅有源于陈寅恪“南学”的“岭南学”,还有“客家学”、“潮学”(“潮汕学”)、“珠江学”、“海南学”、“壮学”等,成果也源源而出,在我国学坛上展现一派万紫千红景象,令人欢欣鼓舞。但是,随着岭南文化研究的扩大和深入,特别是近年“珠江文化”概念的重新提出和有人主张用它取代“岭南文化”。要求人们对这两个文化概念的内涵、特质、差异和联系作出明确解析,以利于区域文化的研究和开发。笔者拟在此发表一点粗浅意见,冀有助于两者的协调和统一。

  顾名思义,岭南文化不仅是指产生于岭南地区这个特定地理范围内的文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有自成体系的历史渊源、特定内涵和鲜明地域特色。这个文化体系,具有其风格的地区性、历史发展的稳定性和构成的完整性等特点,由此才能成为一个独立文化体系,在全国地域文化之林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在这些方面,对岭南文化各方面的研究者似乎都不存在异议,且多数人都认为岭南文化具有多元、开放、相容、重商、务实、开拓、创新等文化特质和风格,还可分为广府、客家、福佬(潮汕和琼雷)、海南、八桂、以及壮、黎、瑶、畲等民系和民族的亚文化。而“珠江文化”论者,在文化特质和风格方面,与上述对岭南文化的认定基本一致,并无原则分歧,但哪个概念更科学合理、更能反映这个地域文化的本质和规律,却是可以讨论的。笔者以为,两个概念相比较,至少在以下方面有较大差异:

  一、文化概念出现时间比较

  一般意义的南学,泛指南方地区学术或文化,而非特指岭南,这如上述起源甚早,但明显指岭南,应依陈寅恪所言,在上世纪30年代。而珠江文化概念,就笔者接触到的资料,始于上世纪20年代。1926年郭沫若来广州,任教于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在《我来广东的志望》一文中说:“我们要改造中国的局面,非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不能担当;我们要革新中国的文化,也非在国民革命的空气中所酝酿的珠江文化不能为力。”在这里郭沫若不仅提出,而且高度评价珠江文化作用力。如今读之,郭老具有何等的科学预见性和深刻洞察力。而“岭南文化”作为一个专门用语,据曾昭璇教授告知,他上世纪40年代在岭南大学读人类学研究生时,已见岭南大学重建“岭南文化研究所”。按岭南大学历史悠久,据此推测,“岭南文化”在民国初年已在学术界流行使用,与“珠江文化”专用词出现时间很难作出早晚区别。但近年“岭南文化”使用较多却是事实,这与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崛起是分不开的。

  二、文化涵盖地域范围比较

  岭南泛指五岭山地以南广大地区,含今广东、广西东部、港澳和海南岛,以及越南北部部分地区(本文不涉及),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而珠江流域包括两广大部,云南、贵州部分、湖南、江西少数地区,约442万平方公里,比岭南地域范围要大,但两者大部分地区是重合的。一种文化形成以后如果它是强势文化即可以向周边地区辐射,并使之纳入自己的涵盖范围。就像北京不在黄河流域,却是黄河文化区一个最重要文化中心一样,岭南文化和珠江文化都有这种向外扩展态势。珠江文化除拥有流域范围以外,还将韩江流域、两广沿海一些独流入海小河,如螺河、漠阳江、鉴江、南流江,以及雷州半岛、海南岛襄括入自己涵盖范围,故比岭南文化具有更加宽广发展空间。而按1982年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我国可拥有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它主要分布在南海。这片新的海洋国土,是海洋文化赖以形成、发展的地理基础。显然岭南文化、珠江文化都可以把海洋纳入自己的地域范围,但如上述,在同等条件下,珠江文化比岭南文化范围要大是无可置疑的。另按某些人观点,岭南文化地域范围是不断变化的,从明至清中叶,“其地域范围主要指广东地区,岭南文化的概念所涵盖的地域已缩小,其代表又是其中的珠江(狭义珠江——笔者按)系文化”。倘若如此,则本文所称珠江文化比岭南文化范围更大,因它并没有朝地域收缩方向发展。

  三、文化海洋性比较

  珠江八口出海,江海相接海岸线之长,甲于我国其他大江大河口岸。郦道元《水经注》曰:“水德融和,变通在我”。海河交互作用将不同地域、民族的文化在珠江流域内找到自己位置,能够相互容忍、自由地发展,并相互交流、整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状态,此实为江水的亲和力所致。如果说岭南文化和珠江文化在海洋性这一特质上是共同的话,那么珠江文化因以江河命名,更突出了它的水文化内涵,便于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对接和沟通,至少在形式上比岭南文化显示更多海洋性。又黑格尔曰:“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珠江水系四通八达,生活其间民性灵巧、开放、精干,而山区人性格淳厚、朴拙。显然,珠江文化概念比以山地命名的岭南文化概念在表达区域人文精神风貌方面要胜一筹。

  四、文化的系统性比较

  珠江作为一个水系,由西江、北江、东江及珠江三角洲网河组成,交会于广州附近,形成扇形聚水格局。珠江这种系统性和完整性明显优于南岭山地体系。所以流域内文化发生、交流和融合过程及其风貌,从支流到干流、从上游到中下游乃至整个水系,都呈现鲜明的等级性和系统性,而山脉或山地则否或不甚明显。因为河流是按一定等级和路线不间断地运动。在古代水路交通比陆路要方便快捷,文化交流也以水为载体展开。山脉或山地一般说来是静止不动的,所以珠江文化概念比岭南文化不但系统性强,而且更富生机和活力。

  五、文化起源比较

  江河毫无例外被视为人类文化或文明的摇篮,世界文明古国发祥于尼罗河、恒河、黄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等。在我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以前认为黄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以后随着研究深入,长江、珠江、黑龙江、雅鲁藏布江等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从一元论到多元论,皆源于对江河文化作用的深入认识。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和地理学者历来都赋予江河对人类文化发源的重大意义。英国历史学者亨利•巴克尔《英国文明史》即认为泰晤士河是英国文明一条伟大的历史河流。1936年德国作家路德维希写的《尼罗河传》,即反映孕育古埃及文明历史。此书曾由商务印书馆作为“万有文库”一种刊行。著名文化学者陈原为该书中译本作书评说:“每一条大河,都经历了盛与衰,都记录了人间的欢乐与苦难。每一条大河都是一部人类奋斗的历史,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说,都是一部活生生的社会史。”著名历史地理学者、中科院资深院士侯仁之教授在他主编《黄河文化》一书中,即把黄河喻为“孕育华夏文明的母亲河”。并以很大篇幅,热情讴歌了黄河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贡献。去年问世的河北大学出版“大江大河传记丛书”也是从人类文明与河流关系写出了黄河、长江、珠江等历史贡献的。这些事例表明,以河流命名的地域文化更能反映人类文明的渊源及其环境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珠江文化概念比岭南文化自有它的优越之处。

  六、地域文化之间的比较

  在我国时下流行的地域文化划分中,一种是按地区概念,划分多种地域文化,如上述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即分出24种地域文化;另一种是按河流概念,划分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珠江文化、淮河文化等。两种划分类型,各有长处。但就文化特质比较而言,后一种划分无疑更显示它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珠江文化对比黄河文化,清楚地反映它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当然,这并不是说使用岭南文化概念就不可以进行地域文化之间比较。问题在于与之相应比较的应是以地区命名的地域文化,例如荆楚文化、巴蜀文化或三晋文化等等,因为后者划分数量多,文化界线模糊,其可比性自不及江河命名地域文化。出于同样原因,同一流域文化,可能被分为几种文化,例如长江文化即分为吴越文化、徽州文化、巴蜀文化、江西文化、滇云文化、黔贵文化、陈楚文化等,珠江文化也划分为岭南文化、八桂文化、琼州文化、以及滇云文化、黔贵文化等。体系划分紊乱、交叉、重复,增加了比较之困难。即使岭南文化本来就有一个较为完整地域范围和比较一致文化特质,但在上述方案中划出与之平行的琼州文化和八桂文化,显然分割了它的整体性,而使用珠江文化概念则可以避免这些紊乱和麻烦。即使珠江文化又可分为西江文化、北江文化、东江文化,但它们是一个水系内部划分的,水系的等级性和系统性,完全可以消除文化比较上的困难。由是观之,以地区命名文化之间比较,不及以河流命名文化比较方便和对应关系清楚。珠江文化与岭南文化也应是这种关系。

  如上所述,岭南文化和珠江文化概念使用已久,深入人心。前者近年更为热门,为珠江文化所不及,但两相比较珠江文化概念又有其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文化概念宜视具体场合分别使用或混用。如要突出某个政区文化,特别是它全部或大部在岭南这个地域范围内,宜使用岭南文化。广东的情况即如此,以致不少人干脆把岭南文化等同广东文化;如属跨省区文化,则宜使用珠江文化。当前,跨区域的经济联系日益增多,经济一体化和空间一体化不仅是地区之间,也是全球性发展趋势,跨区域的文化交流也必然随之扩大和深入,所以文化概念也应顺应这个潮流,与时俱进。在这种形势下,使用珠江文化概念或许更能贴近现实和利于它的发展,使珠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等并立而毫不逊色。

  

(本书由中国评论文化有限公司2003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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