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区域文化的视角来看，恐怕很难有比南岭造成的阻隔，更大地造成了文化质态的差异，使得中国文化呈示出更为五彩缤纷的格局。中原文化，是可以涵盖齐鲁、三晋、燕赵、陕秦……等区域文化的，甚至近代的江南文化——虽然已有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南岭以南，由于濒临大海．自古以来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连结之处，商品发达，则形成了与内陆文化几乎迥然不同的海洋文化，有人甚至以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加以区分。

　　将近二百年前，由于洋商加官商的双重压迫。广州有名的商埠——十三行，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消失。他们跑到哪去了?没多久，华东长江入海口处竟出现了一个上海。随着广东帮商人的开埠，宁波等地商人也接踵而至，于是便有了这么一颗璀灿的东方明珠。同东南亚各著名商港一样，均是广东人最早开创的。某种意义上。作为珠江文化的代表，广府文化对北方、对东南亚都产生不容忽视的辐射，这也是海洋文化或商业文化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给北方带来了南气，给稻菽麦粱上拂来了海风的腥味。

　　但长期以来，人们对这股“南风”北渐产生了一种误读，总认为是“洋风”，对本属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海洋文明视为异己。尤其是近年来，有人甚至把中国文化划为三大形态——即京派、海派与港派，以致引起了广东文化人的愤慨。无论如何，所谓“港派”文化，是不足以取代同样是博大精深的广府文化的，尤其是带有殖民化色彩的香港文化，假如算得上“文化”意味的话，那也是混血儿文化，不能以此复盖南方的文化。

　　但这种“误读”毕竟是有其历史背景的。这就是全球业已泛滥了的后殖民文化——自从一位印度学者提出这一概念后，迅速为东西方学者所认同。人们不难发现，即使在经过血与火同殖民者搏斗过的中国，过去，精英文化的代表人物的前卫性，表现在他们对西方文化相当透彻的认识与有机联系，而老百姓则仍沉滞于传统文化中，而现在，西风日渐却表现在流行文化上面，时装、节日、消费、广告，种种都向西方看齐，洋名的商标有着奇异的促销效果——这自然是基于老百姓文化心理变化上。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也由此发生了嬗变，进而言之，不少小说、影视、流行音乐也予以认可和趋同。而这，又是从南方开始的。

　　所以，把这当作“港派”文化，不是没有一定依据的，但是，毕竟不可以以偏概全，把全球的后殖民文化现象在中国归于“港派”文化。

　　这需要审慎。

　　而在南方的精英文化，则呈现出了逆向走势，以致有人感到奇怪，愈是“港化”之处的文学、学术，反而向传统与本土化逆转，呈示非西方化或非“港派”的走势，鲜明体现出了广府文化或珠江文化的特征。

　　无疑，精英文化才是南方文化的真正代表，而广府文化的精萃便在此了。如果说什么“京派”、“海派”的话，那么，也该有个“广派”而不是混淆视听的“港派”。

　　如同岭南画派，以及粤剧在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鲜明的地域特点一样，南方的文学、学术方面新的崛起，也如同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岭南出了若干文化、思想的大家——如黄遵宪、梁启超、孙中山等。

　　这是毋庸置疑的。

　　一个得风气之先、经济上已“先行一步”的区域，不可能不带来文化上的奋进，况且广东已积有几百上千年作为中国最早对外通商口岸的历史沉淀。如果我们拨开浮泛在表面上的泡沫以及被搅起的沉渣，亦应对“广派”有一个清醒的、全面的与公正的认识——作为一个在内地生活了几十年的笔者，是由衷地这么说的。

　　“广派”文化，只是暂时由于其不同的质态难以为中原或内陆文化所认同，同时，也一时不为挟江南——由中原南移而与南方地域文化相结合的“海派”文化所等量齐观。

　　其实，在广派文化中，也有与中原文化的“结合部”——这就是其中的客家文化。通常，人们把南方文化归结为三大派系，一是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广府文化，一是以粤东北延绵至闽赣浙桂等地的客家文化，一是以潮汕为代表的福佬文化——亦称潮汕文化。

　　客家人是中原人经千年大迁徙、万里回旋至南方的士冠贵族，这在历史上已有了定论。所以，我曾说过，正是客家南徙，给南方带来了北气，他们重伦理、重教化，称得上是南方的文人——广东作家群与学者群中，客家人数的比例之大，远远超过其人口比例。当年第一届学部委员中，其人数几与上海的相等，占全省近一半，中科院内学部委员几乎全是客家人。同中原人一样，他们重义轻利，重学轻商——当然，随着历史变迁，客家人的巨贾亦已出现，人们不难发现，其商业上的奇迹般崛起，却得益于他们所重的信义，所以，才与现代商业精神迅速得到焊结而越过了小商小贩的“无商不奸”阶段。但他们作为“人文秀区”之美誉．至今仍不失去光彩。不久前，谭元亨一百多万字的《客家魂》三部曲，当可作为客家史与客家文化典籍来阅读，它业已引起东南亚等地强烈反响，相信不久将随其已改编的二十六集《客家魂》与十集的《客家女》的连续剧上演，会在内地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他的《中国文化史观》在教委系统的社科类评奖中脱颖而出。也表明了客家文化所具有的中原文化的深厚根基。客家人来到岭南的开掘精神，不仅体现在其延伸至东南亚“开埠”上，而且在人文学科、科学技术上亦可称之为佼佼者。由于该民系是魏晋南北朝“举族南奔”的，所以，他们身上，无疑也带有当年的“天放”精神，脍炙人口、自由奔放的客家山歌，使其成为诗的民系而盛名天下。客家女子不束胸不缠足，也更是那个精神自由的年代的传统。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客家文化在近年内的迅速复兴。

　　东南亚有句话，是“客人开埠，广人旺埠”。也就是说，客家人富有开创精神，每到一个新地方，能从荒野上开拓出城镇与海港来，但由于传统观念束缚，他们过去对经商是不大看得起的，所以，要把城墟港口搞兴旺起来，还得靠富有商业才干的广府人。早在上世纪末，一位来中国考察的法国学者，就指出广府人具有经营大商业、大交通业的天赋，当是言之不虚。他甚至认为，广府人可能是西方殖民者的后裔——这自然是往他们脸上贴金，否则无以解释广府人的商业精神如何同地中海文化不相上下，在经商的精明上不亚于欧美人。

　　因此，对广府人的评价，则有重利轻义、重商轻义的说法，当然这有一定的偏颇，但也说明了很多。中国第一个商业资本家就诞生于广东南海，中国百货业四大公司(先施、永安、大新、新新)全是一色的中山人，笔者写过先施公司创始人马应彪的传记，并由此较深入瞭解广府文化。他们颇有点美国人味道，凡事爱作定量分析，且有一种“不可救药”的乐观精神——如同牛仔们在开发西部时，大自然给予太多的恩赐而忘乎所以……。最近，《岭南文库》推出的伊妮所着的洋洋七十五万字的《千秋家国梦》记述了广州高弟街许氏家族的百年沉浮，从军事、商业、文化多角度剖析了广府人的审美情趣，其判断也与那位德国学者一百年前说的一样——带着产生的轰动效应并且引出的“伊妮现象”，也可以说是广府文化的一次大手笔，相信内地学者、作家会从中进一步认识这方真正的、有厚度的地域文化。

　　而在“客人开埠，广人旺埠”之后，东南亚所流传的俗语中还有一句，是“潮人占埠”。这也是颇值得探究的，重义的客家人善于开拓而不能搞活，重利的广府人能搞活却又不易立足，到最后，则须由潮汕人来“占”了。为什么他们能站得住呢?

　　所以，广东还有对潮汕人的评价——据说是一位大学者的题匾，那便是，说潮汕人是：“义利并重，学商同举”。这八个字，也许足以说明潮汕人为何能“占埠”的道理，光有利旺埠，却缺乏义的维系力，光有义的开拓锐气，又无“利”刺激的欲望，这均不可在一个地方久留，惟有二者并举，才足以兴旺发达，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潮汕人的“利害”，在广东范围内是很出名的，有人说他们是“什么都要”，名分与利益不可或缺。

　　潮州人每每以韩愈曾在那里主政为骄傲，连那里的河流也命名为韩江，自古人文荟萃，故有“到广不到潮，枉走此一遭”的说法。所以，传统文化之“义”当由此可溯；而唐宋以来，“潮州帮商人”均以做大生意出名，潮州城一度以“商贾辐辏，海船云集”而着称。因此，其海洋文化之“利”亦可以此寻源。据考证，自日本、南韩，至闽南、潮州及台湾、海南岛，其人种上更有近缘可考，所以，有人说潮州人(或福佬人)有日本人的味道，有点拼命精神，当是不错的。读一读郭小东的《青年流放者》及雷铎的《公民们》，也可以多少把握到潮州人的民性，可惜相当典型的潮汕文化的代表作还有待今后问世。潮汕人在广东所占的比例较小，但他们的能量是远远大于这一比例的。

　　上述的粗略分析。不少也可能是一己之见，但多少可窥见珠江文化在质态上与其他文化在中国本土上拉开的距离，重新为“广派”文化定位并摒弃“港派”一说，尤其是更为严谨地剔清当今后殖民文化造成的影响，使已非西方化、本土化的精英文化脱颖而出，得到更大的播扬与发展——这一条，无论对广州，还是对上海、北京，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此外，如何推动区域文化的研究，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只有这一研究得到升华与深化，才可能具有成熟形态的中国文学，产生其爆炸性的世界影响，这也许需要另作一篇大的文章了——这算是本文的题外话了。

　　南岭的阻隔造成的文化质态之差异，说到底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幸事，为中西文化相互的启动在岭南这一大移民区产生新质提供了历史的楔合点，我们有理由期待它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