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简单地把当今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说成是经济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冲突，并预言一个“经济文化时代”的到来，从而定南方文化为一尊，表面上是推崇南方文化，实质上却是混淆概念，缺乏某种必备的理论修养的表现。

　　某些论者所特指的“政治文化”，无非是指旧的即自然经济形态的文化、伦理秩序之定位不移或官本位的强化，而所指的“经济文化”，当是指今日商品经济形态的文化，是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之上的人的独立性”  (马克思语)，民主、平等、科学。但这实际上仍是两种经济形态的文化的冲突，也就是两种经济文化的冲突，怎么可以把一方称之为“政治”而另一方称之为“经济”呢?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能说北方只有政治而无经济，而南方只有经济而无政治么?如照此推理，北方的理论家讥讽南方只是单色的“市场人”甚至“只会生孩子而不会起名字”……等等，倒大可以为这些南方的理论家的“理论”予以印证了。

　　这是一种浮躁的心态，急于为自己正名而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

　　事实证明，这种浮躁恰巧适得其反，欲速而不达。

　　无疑，当今来自北方的讥评是够人听的了，尤其是有人在某些权威性报刊上把中国文化划为京派、海派与港味——把珠江文化划归于“港味”之列，从而斥之为殖民地文化。这显然是一种历史的偏见乃至于无知，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作为珠江文化宏博的气势与厚实的历史感，是一度被泡沫状的浮浅的亚文化或泛文化所遮蔽(姑且借用一下海德格尔常用的这个术语)而没能让人关注，虽然亚文化和泛文化并不可以简单加以否定或抹煞——关于这一点，后面再会论及。

　　而强调“经济文化时代”到来的人，恰恰又错把某些亚文化或泛文化现象当作了本质，从而自己去抹煞掉主文化或高层文化，表现出某种短视与局限来。

　　二

　　我很欣赏广东一位学者型的作家在他近日答记者问中的几句话，他说“在广东，同样有为民族命运、国家前途而操心的人，同样有在历史与现实中沉思的人。”近日，我采写全景式长篇报告文学《广东大写真：陷不住的马前卒》中，所记录下来的正是这么一批忧国伤时之士：领导层中从任仲夷到许士杰，理论界中从未等到“理论彻底”而饮恨逝去的卓炯、孙孺，到一批力主市场经济理论并早有建树的年轻学者，以及实业界、文化界的众多先行者——他们，正是广东的灵魂，广东的希望所在。只可惜，那些只看到“经济文化”的人，竟忽略了他们的存在。

　　他们，正是广东的主文化大军。

　　虽然电视剧是作为大众文化而出现的，但从广东电视剧中渗透的人文精神、高品位的艺术性，不是连北方的作家学者也为之折服么?叶楠先生在谈到《外来妹》、《商界》与《中国知青部落》之际就认为，广州的文化，也会与广州的经济一样，同样走在全国前面。众所周知，由于操作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思想艺术修养上的准备，真正的鸿篇巨制总是要稍后一步才能出来的。所以，作为大众文化的电视剧在广州率先打响，正是标志着广东的主文化随后的重大突破以及大规模的崛起。这决不是凭空推测的。人们已经看到了，在广州地区，一批学者型的作家，已开始拿出或者正在埋头创作相当多部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为前辈作家所达不到的大型作品。而从“学者型”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又在全国业已“先走一步”，标志着广东作家素质一个新的飞跃。

　　不知鼓吹“经济文化”者，是否认为这又“回”到了政治文化上了?但有人凭此提出广东作家须“更新换代”，却不无道理。这又何止是广东作家呢?整个中国亦应如此。过去低文化低教育充斥文坛的现象，不亦引人警醒么?

　　三

　　如果文化素质高一点，我想，完全用不着拿“经济文化”当幌子以强调南方文化的优势。事实上，粤语、客家语、潮汕语，不仅仅代表了三种语言断层，也代表了广东独特的、具有巨大历史厚度的“三位一体”的人文景观。如果稍懂一点历史的话，这恰巧是几千年华夏文明的最后的重心。一部中国史，可以说是来自大漠以北的游牧民族——史称蛮族入侵南下的历史，而中原文明也就极大地压缩于东南沿海一带。如客家人的五次大迁徙。尤其是南北朝以来，中国基本呈现的是武力南下而文化北伐的双向流动态势。到了近代，李鸿章更是惊呼“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文化呈现出自南而北、自东而西的新走向，所以，近代三大革命运动，都启动于广东，东南沿海成了经济、文化的中心。只是由于一度的迷误，中国再度闭关锁国，东南沿海的本位才被动摇；但今天，这一本位无疑义得到历史性的复归。

　　这便是珠江文化的“过去时”。

　　而它的“现在时”，由于过去几十年的迷失造成的后遗症——这在我们无论如何是应当重视的，文化科技的力量被极大地削弱。如第一届学部委员，光珠江三角洲的就同上海一样多，而梅汕地区的比上海还多出40%；而这一届，广东竟差点吃了零头。所以，这一层次的文化人素质是令人扼腕的。更新换代势在必然。否则，不足以提高广东的文化品位。好在后来居上者的势头，今日已相当喜人。这自然与历史本位的变迁有关。当代思维科学一个最主要的论点，在于“群体激发心理”对造就某个地域性文化（含科技）名人的显着效应。

　　所以，对广东文化的“将来”时，我们不必忧虑。目前，内地文化界在躁动，但广东文化人反而沉下来了，在向高档次的文化精品进军，在创造文化心理更高的附加值了。可以预期，具有当代意识与鲜明的民族特色的大作品，在不久的将来，会诞生在这沉积了几千年华夏文明而又最早迎接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的这片新月型的宝地上。

　　四

　　还应补说的是，作为广东的大众文化，包括亚文化与泛文化“为天下先”，亦不无积极意义。五年前，我在一篇文章说过，改革开放的不可逆转，必将根除文化冲突引起的恐惧；而当主文化失去鲜明的现代色彩（由于恐惧或控制），泛文化却不乏这一色彩，如流行音乐之类，这也是对主文化的“淡化”和反叛。文中我举了美国Beat genenation（所谓“垮掉的一代”）为例，说这种泛文化也有畸变，亦有而过多矫饰、做作，但在美国却促成了今日的新文化，“摇滚音乐在美国曾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后来却成了美国精神文化的主流”，所以，亦不难从这种泛文化的反叛中寻找到生机。不久前，在论及广东在经济转型期出现的“牛仔文化”时，我也说，美国大作家如马克·吐温、福克纳、海明威的作品，亦不难找到它们当日牛仔文化的痕迹。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正是为主文化的兴起与成型起到了扫清道路的作用。

　　我想，不要不加分析地、急于将经济上的“新词”加在文化上当标签，在这里，我倒愿引用一下“五·四”运动的先行者、当日高奏历史主旋律“民主”与“科学”的许德珩的一句名言作为结束语：

　　过去的文化是历史，

　　今天的历史是文化。

　　这自然是一种文化史观。

　　广东的理论家们，正需要从这种宏观的历史角度上审视珠江文化，才不至于仓促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