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宣导的改革开放，使整个神州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世纪80年代，掀起一场文化反思的浪潮，其锋芒指向黄河文化。人们在谈论黄河孕育的曾使每一个炎黄子孙引以为豪的文明的同时，也讨论著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封闭与沉重。与此同时，一直受人忽视的珠江文化，在南海之滨悄悄地崛起了。

　　对于当代珠江文化的崛起，学术界看法不一。笔者认为，必须将这一现象置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大环境，分析其特质与改革开放的必然联系，才能弄清珠江文化崛起的原因及其意义。

　　一、珠江文化三次崛起之回顾

　　在反思黄河文化的封闭性时，学术界多次引用黑格尔的一句话：“中国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然而，黑格尔在说这句话时，只将目光集中于中国的政权中心，他没有看到，在远离政权中心的中国南方，有一条2000多年不衰的海上丝绸之路。正是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催生了珠江文化，使珠江文化在盛唐崭露头角。

　　最早看到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并使它与陆上丝绸之路进一步连接起来的，是广东文人张九龄。他在《开凿大庾岭路序》中写道：“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因此主持开凿大庾岭通道，改变了过去“以载则不曾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的状况，使广东与中原经济、文化的交往渐趋频繁，也使今后的海上丝绸之路得以顺利进行，大庾岭不仅成了南北交往的重要轨道，也成为了海上——广东——中原商业往来的交通枢纽。

　　佛学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境外文化。与张九龄同时代的慧能将它中国化、人性化、通俗化，并突出佛性的普遍性，人皆能成佛，“人人心中有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口述由弟子记录整理而成的《六祖坛经》是唯一一部由中国人编写的佛经，当中所收入的佛偈更是脍炙人口。他的灵活性、相容性、多样性、世俗性和创造性都与珠江文化的特征相符合，所以说，慧能是以珠江文化去再创佛教，以儒融佛，创造中华之佛历史。他与孔子、老子并称为中华文化的三位圣哲，他们分别代表的黄河、长江、珠江三种文化体系和儒、道、佛三个文化系统，正是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浓缩和精髓。

　　这是珠江文化的第一次崛起。然而，这次崛起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太大的注意。因为盛唐文化实在太辉煌了，早已眼花缭乱的人们无暇注意到张九龄与慧能的建树。但今天回顾起来，他们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作用应当重写。到近代，珠江文化第二次崛起，情况就不同了。

　　鸦片战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南大门。广东人首当其冲感受到落后挨打的耻辱，因而出现一批率先研究和吸收海外文化的有识之士：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中国自有诗以来第一个有世界观念的诗人”黄遵宪，中国最早的具有维新思想的改良主义者郑观应，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业创办者陈启沅，中国第一个飞行家冯如，中国第一个研习欧美油画的画家李铁夫等等。而最能代表这个时期珠江文化开放精神的，是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康、梁以大无畏的精神发起一场对中国封建帝制的改革，虽以失败告终，但毕竟给死水一潭的清王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荡。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梁启超与蔡锷在珠江上游的云南发动了一场护国战争。梁启超还宣导“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这场革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孙中山以广东为革命策源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斗争，终于推翻了封建皇朝，创立了共和制度。在袁世凯专制和军阀混战的年代，他继续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他的精神和思想，不仅是珠江文化一面鲜艳的旗帜，而且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此外，吕文成等创作的广东音乐，高剑父等开创的岭南画派，宛如两股强劲的新风，给中国艺坛带来了新景象……深刻体会到珠江文化魅力的郭沫若断言：“我们要改造中国的局面，非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不能担当；我们要革新中国的文化，也非在国民革命的空气中所酝酿的珠江文化不能为力。” （《我来广东的志愿》）

　　历史的车轮转到了20世纪80年代前夕。“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正是这个“圈”，给予珠江文化第三次崛起的机遇。不过，对于珠江文化的这次崛起，社会上至今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广东是文化沙漠。有人说：广东文化是复制品。还有人甚至至今仍然不承认珠江文化的存在。因此，在20多年后，我们应当很好地回顾一下这段最近的历史，探讨一下邓小平同志指引我们跨过的坎坷而光辉的历程。

　　二、当代珠江文化崛起的表现

　　表现之一：新鲜观念的涌现

　　当邓小平所画的那个“圈”上冒出一座新城时，那里竖起了一幅这样的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两句话，标志着一种新的观念在这片土地上兴起。

　　深圳特区如此，整个广东大地也是如此。许多令外地人大惑不解的名词术语和口号，不断地从这片土地冒出，传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例如：“三资企业”、“三来一补”、“借船出海”、“筑巢引凤”、 “用足政策”、“打擦边球”，还有“遇到绿灯快步走，遇到红灯绕道走”，以及从香港引进的“炒鱿鱼”、“炒老细”等等。邓小平的“杀出一条血路”、“摸着石头过河”以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等名言，更是成为广东人的口头禅。

　　广东人一向以“无所不吃”着称。这种无所不吃，正是求新求变的心态在饮食上的反映。鲁迅说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个勇敢的人。”广东人正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人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敢为天下先”。这句话本出自老子之口，但前面加了个“不”字：“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尊崇老子的广东人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去掉这个“不”字。这句话不胫而走，飞遍全国，成为广东精神的一种概括。广东人认为，这句话的精义就在于“敢”和“先”二字。“敢”即大胆，别人不敢干的事我敢干；“先”是先行一步，喝“头啖汤”。

　　说到新鲜观念，不可不提广东著名经济学家卓炯。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他就提出了“商品经济必将万古长青”的论点，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异端邪说”，遭到了严厉的批判。改革开放之初，他发表了《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的论文，提出：必须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建立一个完善的商品经济体制。针对当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他指出：“计画就是市场计画，市场就是计画市场”。卓炯的这些观点，在当时确实有振聋发聩的味道。

　　广东作家吴有恒说过：“广东是较早地较多地吸收外来的新文化地，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改革开放，是新潮。……康梁时代有康梁时代的开放和新潮。梁启超中举人的八股文：‘明莫明于千里镜，巧莫巧于火轮船。’当时很新，现在就只能是老古董了。而且，这种新潮，又应是广东的新潮，而不是别出的新潮。”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人不断地接纳着四方文化，无论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还是道德伦理都不断变化，因而涌起了一股“珠江潮”。

　　表现之二：大众文化的兴起

　　作为珠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大众文化早就闻名遐迩。改革开放使它登陆广东，吹向全国。首先登陆的是武侠小说及电影电视剧。1981年《南风》创刊号刊登了梁羽生的《白发魔女传》，这是香港新派武侠小说首次在中国内地正规出版物上亮相。此后，武侠小说便成为一股潮流，席卷南国大地。有人因此而以为广东人崇尚武侠精神，这大错而特错。其实广东人最不喜欢争斗，最懂得“叹世界”。当然，看武侠小说除了娱乐，还可以在这个充满争斗的年代得到一点精神上的慰籍，跟商店里供奉关帝相似。

　　接着，其他小说电影电视剧也纷纷登陆，尤其是关于商界的作品。广东对此持欢迎态度，因为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南风窗”。在“突出政治”的时代，这一说法含贬义。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再也不顾忌，一份新办的刊物就干脆取名为《南风窗》。不过，作为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广东，不会满足于只是作为文化上的一个“窗”，不会让自己的文化成为“穿堂风”，而要有自己的东西。于是，一大批反映市场经济和市民生活的作品相继问世，宣告内地的大众文化悄悄兴起。

　　与此同时，香港流行歌曲也响遍珠江两岸。由于这些流行歌曲大多数是用粤语唱的，因此在广府地区首先走红。随着香港流行歌曲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内地流行歌坛也拉开帏幕。上世纪80年代末，神州大地吹起两股风，一股是西北风，一股是东南风。西北风强劲，使人为之一振；东南风柔和，不如西北风引人注意。不过，西北风最早的作品《信天游》，其实出自岭南人之手，说明这两股风是互动的。当强劲的西北风掠过之后，带有浓郁粤味的东南风便大显身手了。90年代初，广东电视台还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南北歌手对抗赛”，生气勃勃的南方歌坛与拥有强大阵容的北方歌坛“打擂台”，可谓史无前例。

　　大众文化，又称平民文化、通俗文化、流行文化、消费文化、后现代文化等等。对于这种文化，从中国到外国都有不少学者持否定态度。起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就斥之为“商品拜物教”。中国的封建王朝把文化作为“圣人治天下”的手段，因此又称为“风化”、“教化”、“感化”等等。至于民间的大众文化，一向不登“大雅之堂”。因此，由珠江两岸兴起的这种带有俗味的大众文化，一开始就招致不少正统人士的非议。有的说它“浅薄”，“媚俗”，“不登大雅之堂”；有人甚至斥广东为“精神污染”之源。面对着种种质疑、责难，广东人泰然处之。由于历史原因，他们的眼晴本能地向外看而不是向内看，向下看而不是向上看，不以“正统观念”而以大众需求作为衡量标准。黄伟宗说得好：“大众化实质上对封建等级观念和习惯势力，尤其是官本位意识的挑战和否定，代之以一切以大众需求为准绳，无论是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莫不如此。”（《现代岭南文化透视》）

　　表现之三：“珠江文化工程”的启动

　　一直以来，珠江流域的学者不大重视本地区文化的研究，以至在改革开放初期，落得个“只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的结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邓小平南巡春风的催动下，广东一批专家学者启动了“珠江文化工程”。投入或参与这项工程的，有文化学家，有历史学家，有地理学家，有考古学家，有人类学家，有民俗学家，有语言学家，有方志学家，有哲学家，有文学家，有海洋学家，有建筑学家，还有新闻记者、各级领导和企业家。调动这么多学科、这么多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珠江文化，实在前所未有。他们从多学科多角度聚焦珠江文化，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论证和开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许多人受黑格尔“中国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这一论断影响，只知陆上丝绸之路，不知海上丝绸之路。上世纪末，广东省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组织“海上丝绸之路专家考察团”，深入全省各地和周边省份进行调研考察。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发展，其始发港徐闻、合浦和2000多年不衰的东方大港广州等港口的历史地位，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对接，海上丝绸之路珠江流域乃至全国经济、文化的影响，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所体现的文化精神，进行深入的探讨，并就保护和开发提出了建议，使这条拥有2000多年历史而且历久不衰的海上丝绸之路真实面目重现于世，这一文化遗产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对古广信文化、西江龙母文化、粤西冼夫人文化、南越国文化、珠玑巷文化、慧能禅文化、梅州客家文化以及当代特区文化等进行探讨，以其丰硕成果展示珠江文化源流、特色与优势。

　　2003年，中共广东省委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给珠江文化工程注入了新的动力，同时也向珠江文化学者提出了新的任务。同年，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正式挂牌成立。珠江文化研究开发的热潮方兴未艾。

　　三、当代珠江文化崛起的意义和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文化的崛起，同珠江文化过去两次崛起是一脉相承的，是珠江文化开放性的展示。历史证明，凡是中国处于自我封闭的时期，珠江文化就沉寂；凡是中国打破自我封闭，处于对外开放的时期，珠江文化就崛起。

　　当代珠江文化的崛起，无疑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在文化方面的一个硕果。20年代末，邓小平以珠江上游作为革命根据地；70年代末，他又以珠江下游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地，这并非偶然的巧合。作为一位最有开放观念的领袖，他的目光始终投向中国最有开放意识的地方，珠江流域便是最佳选择。他“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意味着半个世纪以来，他在中国大地上转了一个圈，最终回到珠江。

　　其实，开放性并非珠江文化所独有。只要我们回顾一下汉武帝开辟两条丝绸之路的年代，回顾一下盛唐时期国际大都会长安的景象，回顾一下郑和下西洋的空前壮举，就会深深感觉到，中华文化本来是具有开放性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它的开放性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两百年。”值得庆幸的是，在大半个中国处于封闭状态之时，中华文化开放性的优良传统被珠江文化悄悄地传承下来，这实在是珠江文化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既然珠江文化继续保持着面向海洋、面向世界的特质，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它的崛起就势所必然了。因此，当代珠江文化的崛起，说到底，是中华文化开放性优良传统的回归，广东人只不过“先行一步”。

　　有人将珠江文化比作“穿堂风”。一方面，最先承接世界文化的影响，得风气之先，行变革之始，然后向北方扩散，推动全国的变革；另一方面，则往往一掠而过，不能在本地长成大树，结出果实。这是珠江文化的长处，又是珠江文化的短处。当代珠江文化的崛起，对中华文化的重建发挥了积极作用，则是有目共睹的；而至今没有出现慧能、梁启超这样的精英人物，也不免引起我们的深深遗憾。广东要建设文化大省，就要充分发挥珠江文化的长处，克服珠江文化的短处，不断吸收海外的新鲜空气，同时不断地挖掘自己的土壤，培植参天大树。须知，只有凉风而没有树荫，是没法“叹世界”的。

　　

　　（原载《岭南文史》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