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本文用珠江文化指我国南方热带地方珠江流域地区的文化地带而言。通常可与岭南文化同义，亦即陈寅恪、岑仲勉所谓“南学”。他们在50年前即说今后“南学”应加重视。

　　建国后，称为岭南文化、炎黄文化、华夏文化的研究会纷起。近且有学者言可用“珠江文化”代替“岭南文化”一词。即认为珠江对南方文化的作用更大更显。正如资深人类学者张镇洪教授所云：“岭南文化之源就是珠江水系。”

　　二、中国文化地带概况

　　文化是指人类在与地理环境调适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即今天学者认为研究文化应重视“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观点也是本人的主要观点，并由此试写了一本《人类地理学概论》，张永钊博士称之为“地理人类学”，亦是此意。

　　不同生态环境可以产生不同的文化。古语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也是此意。所以本人曾提过我国文化地带可以分成几个地带的文化地带。由北而南为：

　　1.寒带林牧文化地带

　　这带是西伯利亚寒带林中游牧文化地带，中国只有“冰山一角”，指的是“驯鹿文化”分布区，现在只余在有残留少数的鄂温克族，他们自称为正鄂伦春人，“鄂伦”即驯鹿之意。今天鄂伦春族本育驯鹿也已改养马、羊群，这是长期汉族入侵的结果。本人特意在北加萨省访问汉族（华侨）和爱斯基摩族情况，看博物馆，访问萨省大学教授，知爱斯基摩人已由二战后由9个支族发展为13个。即加政府民族政策上承认其本族土地所有权和政府资助才得发展。而我国则以长期改变河谷沼泽为农田，伐林开发，至“驯鹿文化”已渐无存在的生态环境了。

　　2.温带林牧文化地带

　　这带指青藏到东北地区主要以林牧为主的民族分布区，亦由汉族长期入侵，而成胡汉之争2000年的历史。因为汉族是个农业民族之故，这个地带向西连入欧洲，可称欧亚草原文化带。细石器文化比珠江流域为昌盛，这里蒙古族还建立了跨亚欧两洲的大帝国。

　　3.东亚季风农业文化地带

　　以北京到南京，上海到昆明的黄、淮、海、江四大河川灌溉着的地区，是汉族的分布中心。今天京、津、沪、汉四大名城之间仍是中国的中心区域，世界古文化中心之一，古猿、直立人化石所在。这里农业因受季风滋润，气温宜人，故农业发达，有学者说水稻亦起源本区。

　　4.华南热带农业海洋文化地带

　　由云南到台湾的我国南部，北回归线所经，都属热带地区，这里是海岸线很长的地方，有利于海洋活动，即为海外各地沟通场所，热带高温多雨，有利动植物繁生，地力最富，但开发较难，即汉族入侵不易。因地形复杂，古称“陆梁地”，即山和谷交错的地区的古越语记音名称，且民族性强梁之故。

　　从上述知珠江流域即为我国热带农业海洋文化地带的主要部分，是构成我国主要文化地带之一。即从生态环境、人文历史可独立城一个地带来看，余亦谓历史学只知汉人不断南侵，而不知越人自古即分布到长江谷地。因《说苑》所记楚人下长江时的“越人歌”，今壮族一些人们仍能听懂。

　　三、珠江文化的特点

　　在本人对一些岭南文化研究会的祝辞中，曾以“炎黄文化，众流所宗；岭南亲海，热带民风”十六字为祝辞，意思有二：

　　1.中华文化是多元文化的组合

　　中华文化、华夏文化、炎黄文化等名称都不能用“汉文化”作总称。因为汉文化的标志就是指汉族人、说普通话，用中国字为代表的，当然还要有共同心理状态，生活在同一地区等条件。但是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即汉文化外，还有各族的文化，在历史的过程中，不少民族的文化融入汉族文化中，故称为多元文化系统才称得上是中华民族文化。

　　珠江文化现在还是多元化的组合，即除汉族外，还有壮族、瑶族、回族等等，他们也有独自文化结构，但同时已汇入于珠江文化体系之中，还有古代百越民族古文化的淀积融入这个系统之中，古代百越文化是个复杂的问题，也是珠江文化（或岭南文化）特点之一，即珠江文化的人文历史发展特点，指“众流所宗”也。

　　2.指出珠江文化生态环境特点

　　祝辞指出两点：即“亲海”和“热带性”民族文化。珠江流域地区是沿着海岸伸展的，深入大陆远远不如长江、黄河和黑龙江。并且地带内各地入海的道路都是很方便的，一条条小河流多数是由北向南，直接流入南海，不用汇入珠江，再由珠江出海的，故名“亲海”，造成历史上沿着南海沿岸成了不少土邦或小国（小王国），例如在韩江流域及近邻即有“浮滨类型”文化遗存，属铜石并用期产物，汉代即为南海王织封国，其族人活动东北至九龙江口，南至珠江口，显为海岸越族一支。珠江口则有番禺及缚娄等小邦（博罗近且出大批铜器）。粤西西江以南也有“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等。俚人土邦还保存至晋代（指冼夫人领地）。人民多可向海外活动。

　　热带气候更是中国特有的地区。全年可耕，蚕收八造，动植种类繁多，为各种地方净初级生产量最高的地区，其生产力达每年平方米为1600克以上（平均），最高为3500克。即不愁饥饿之地，发展潜力至大。

　　珠江文化地带与北方各地带还有南岭山地（不是山脉）的阻隔，使汉族难以入侵。中原战乱，难于影响。故岭南人种上保存海洋蒙古种特征较多，如马来眼，体高较矮，皮色较黑等等，秦始皇之烈仍有“北构于胡，南挂于越”之虑，拒匈奴用兵30万，而掠越则用50万。

　　更古时代，从第四纪地质看来，古人类的迁移，张镇洪教授提出的“东海走廊”一说，本人至感兴趣，因可由更新世至全新世期间，海岸地貌变迁助证。

　　岭南亲海，这指“南海”，我研究珠江三角洲发展，在更新世时，三角洲是伸至今日离岸240公里之远，达到东沙群岛北卫滩西北30公里处海底，西至海南岛东面190公里海底，最深水处为160米附近。分三期形成，即当日大陆架实成为一大平原区，并且西连北部湾水下平原，东连韩江三角洲水下古三角洲。这是南海沿岸一片平野之区，为古人类活动良好的场所，因为广东尚未见冰川沉积物存在，说明这个古沿海三角洲平原气候也是很好的地点。

　　从人文历史发展看，东海走廊的作用还有下东南亚各地的帮助。有肩石斧的南播，即有说到达大洋洲的。从今天南岛语系的分布，亦有相同的说法。

　　四、珠江文化的光辉成就

　　每个民族都有她光辉的时期，驯鹿文化的民族也有几千年的历史。草原地带的匈奴人历史也有三千年的记述，中国汉族农业民族更有4000年不断的文字记载。汉字和汉语成为中华民族的交际语言和共同的文书。但在古代，据近人研究，长江平原和三角洲区文化，在石器时代可与黄土高原相比美。不少方面，还说比黄土高原旱农业区文化还先进，如河姆渡文化的干阑式木构建筑方式、纺织品的种类和技术、漆器制作、船只制造，骨、牙、玉器雕刻技术方面等等，反映长江下游也与黄土高原地区同是石器时代的文化中心地区。这个意见主要是由于我国社会文化近期进步，使长江流域考古工作取得辉煌成绩所至。

　　珠江文化从建国后考古工作的发展兴盛情况，不下长江流域，会不会出现中国又发现一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中心呢？本人认为就目前的发展情况看来，是可以出现的。理由如下：

　　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石器时代的考古成果，已能把考古成果疏理出一个发展过程的历史。珠江流域建国后也有很大成绩，由旧石器、新石器几百处的发掘和研究，出土上万件的遗物，也已整理一个大致的发展过程，故在不久的将来也当能建立一个石器时代的发展历史的光辉的历程表，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将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一起成为我国史前的第三个文化中心是充满希望的。

　　就本人所知，考古界专家多已成“家”立业，各有专著，如西樵山文化即有曾骐，中石器文化即有张镇洪、丘立诚，历史考古有麦英豪等，此外，“石峡文化”亦有名家论著（如苏秉琦教授），专门报告如《澳门黑沙》亦出自名家手笔（邓聪教授）。而专题会议文集、专家个人著作集（如杨式挺、杨豪等）的出版，更不下于北京、上海等文化中心地区。今后如再请一些国外高级人才参与研究，共同总结珠江流域50年来的史前考古成果。想不出10年，珠江文化的起源与形成及其特征，将可说明珠江文化也是我国史前的一个光辉的文化中心，可与长江、黄河流域两中心相比美了。我想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中文大学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等应起带头作用。全力协助广东、广州两个考古研究所开展工作，至为重要。因为解决珠江文化的史前文明，即可把珠江文化的品位提高。珠江文化对研究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起源问题时，就成为必需要研究的部分。因为如东南亚、东北亚乃至大洋洲也将不能忽视珠江文化的贡献。

　　今天不少学者已提出珠江文化中不少光辉的片段，如古人类“东海走廊”理论、中石器时代的成立，农业的起源等提出，细石器的发现和其分布及功能，西樵山文化、石峡文化的扩布地区和“河宕文化”的研究（杨式挺）等等，都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故今后工作不过把这些光辉的片段充实起来，使缺环填补；并和下一段历史考古联系起来，则珠江文化的“本地起源说”即可成立，为历史学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即有关华南古代史中的铜器时代、奴隶社会、少数民族迁移及其文化的起源等争论，都可解决，丰功伟绩，至为重大。深愿有生之年，得读到这些鸿文巨著，以解生平之愿。使昔日分布长江以南的越族文化，光辉于南方半个中国之地，按周初太伯奔吴，即越地可保其平安，开汉人越化之例，楚开辟长江，实却是承越文化而兴，汉时越人退至南岭，而汉族仍未敢深入。可见中华文化系统中，古越族之文化亦甚光彩；使赵佗变服栖越，亦汉人越化第二例焉。凡此种种，都可与史前相接。当然汉人南侵，亦促使越人汉化，如六朝俚人冼夫人之汉化，即为“越人华化”的好例。

　　总之，珠江文化与越族文化的光辉历史有很密切之关系，从而可进窥中原汉文化与越文化之盛衰轨迹。诚当前史学一大问题。

　　五、珠江文化的发展问题

　　珠江文化进入21世纪，要发扬光大。予意发挥母系的传统学风，是一途径。即史前考古应与人类学结缘，我系此说早由梁钊韬教授所兴，继由容观琼、张寿祺教授所续。容兄且总结成书，题为《民族考古学初论》（1992年版，与乔晓勤博士合着）。我系三老虽论点有所不同，共识则一，即考古学应多用人类学知识辅助，考古学家杨式挺教授即告笔者，他的考古文章，即广泛使用人类学知识。近容老还语重深长，提出交叉科学时代应“多学科协作”观点。本人深有同感。在容教授文后（指《岭南考古论文集（1）》）还刊有不少专家论文，也认为今后可与生态学家、地理学家、气候学家联手合作研究，将会更有进益，故本人也试介绍地貌学家亦可参与联手研究，兹举些例明之。

　　一是古地貌的变化是考古学家最好能注意它的一项。例如广东广西第三纪地层偏少，即因第三纪陆地处于上升时期较多，为一地面侵蚀期，故在各地可见多级侵蚀面和台地存在。侵蚀下来的泥沙，由河川送入大陆架堆积，成为今天油田产区，但亦非缺失，予知右江谷地、左江谷地，广西各大溶蚀田峒，广东的茂名、三水盆地、雷州半岛可能均有分布，故古人类发现亦非全无可能。

　　又关于直立人，我国最早为元谋直立人（Yuanmou Homo erectus）本人认为是比较可靠的，除有旧石器出土外，还用古地磁法测定为170万年。它所在地在昆明西北约100公里处的上第三纪湖河相盆地中下更新世地层里。这种盆地在珠江上游水系即每可见。其基底亦有厚层红色风化壳，也和珠江水系各处台地、丘陵的红色风化壳一致。元谋盆地地点在北纬240稍北，即可入热带地区范围，故说明云南高原面是个热带高原，故云南气候四季如春。今高原西侧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仍有大象分布，东侧四川盆地宜宾地区仍长荔枝等热带水果，即在云南高原未上升前，仍可能为珠江水系范围的热带地区。更新世初上升后，其水系（龙川江）才能转北流入长江，一如金沙江在石鼓处的“掠水”，金沙江到石鼓即不再南流入红河，再流入北部湾出海，而转流入四川盆地。金沙江反成为古长江的上游了。时代亦在更新世，因我们采得灰华标本14C测年为17，300年。如是，则元谋直立人实当起源于南方热带地区（更早的猿人也在附近禄丰出产）。这对珠江文化系统的起源与发展，或可有参考之处。

　　古地形变化第二个例子可用“贺江曲流”说明，计由封开溯贺江上至白垢圩15公里间，河道弯曲有序如“S”字形，凡14个河弯。这种地形在各地少见，反映当日是平原广阔，河流坡度平缓，水流自由左右冲蚀河岸的地形，形成此被名为“蛇曲”地形的，表示河岸平原广阔。但今天却是沿河都是经土台地或丘陵伴夹着，这表示地壳上升，古代蛇曲形态刻切入地，昔日冲积层也红土化了！保留下来，叫做“嵌入曲流”，年龄在12—12万年的晚更新世（Q3），正说明了当时古、中石器时期的地面即是今天的“蛇曲”平原地面。即古、中石器时期人类活动是在一片广阔平原，河道弯曲流动着的热带气候地区。后来地壳上升，河流下切，才形成今天贺江只有100—200米宽度，两岸古平原变为红土台地、丘陵，并成为限范着贺江的扩宽狭长谷地，和古、中石器时代古人类活动的地面完全不同。故沿贺江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密集，延长时间也长，正是这片肥美的古贺江广阔平原地力优良的结果。

　　北江的情况也很相似，即马坝人居住洞穴也是在当时北江沿岸广大平原之上，当时，河流就在平原上流动，取水方便，渔猎适宜，加上洞穴底部高出平原2—3米，不受洪水威胁。洞穴结构也宜人居，如洞口阔广，东西对开，光线透入好。内分四室，大小相若，可容四家人共居。洞底有落水井，洞侧有低级溶洞，高约10米，顶平。其下即为灰华层及红土层，表层即为化石密集层，洞北裂隙即出土马坝人骨头。洞顶则高达40—50米，通风好，这片更新世平原，今天因地壳上升，岩溶作用已溶蚀出环石山洼地，即现在建为环石山湖泊的风景地点。外绕红土台地，且呈低丘状，非复更新世时的平广有河流经的肥美平原地貌了。故石山下部洞穴每成文化遗存保留地点。其附近即为新石器石峡遗存了。可见这个地点住人历时亦久。直至地壳上升，地面成为缺水的乾旱台地，环境变劣，始行放弃。即地形的发育不断进行改变，由平原变成台地、低丘、生态环境，渐不宜人居之故。

　　第三，地貌变化快，如海岸沙堤，一次台风即成条几公里长，阔200—300米沙堤可迁走几十米远。海岸可被掘出一片浅水海湾，露出地下较老的沙砾层。因此，如果老砾层再被巨浪冲走，披上新沙层上。这时，地层的次序，变成老的在上，新的在下。这种地层倒置关系，正好和考古界目前流行的地质分层位方法相反了！实例本人遇过，如在西沙群岛中的石岛，我们采剖面系统标本后，返校用14C分析，即发现新老地层反转，老的在顶部，新地层在下，即因海波动力强大，能翻出老地层，披上新地层上部成覆盖层之故。因此，在第三四纪地层和文化层划分上，可应用地形学方法处理，即可避免错误。因为文化层也受人类影响太大，故与地质上地层定位法不一致。

　　总之，地貌学也可帮助考古学的田野工作的。

　　以上各例即说考古学与多门自然科学相关，不只与人类学有关。多科性的合作必然产生不同的观点。这也是很好的现象。

　　六、结语

　　多科性合作研究产生相类似的观点正是古说的“英雄所见略同”，而不同的观点正反映学者不同的思考结果，至足为后人借鉴和选用，更为研究进展的依据。本人曾参加广州秦汉船台学术讨论会，收获至大。此会由10个学术单位联合举办，集北京、上海、武汉学者一堂，进行深入讨论。船台学派文章主张船台之存在，当时坐在本人旁边的杨院士也说：“当时鉴定会上未有学者肯定这是古船台”，本人也是说“很像船台”而已。即和者不多。但宫殿学说文章，因受“船台”东侧新出土的“南越国宫苑遗址”发掘出土的资讯和实物的影响，纷纷指出20多年前提出的船台说是不对的，应是干阑式大型建筑物遗址。会上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杨鸿勋提出是一座南越国都宫殿群中之一座，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从建筑考古学说它是一座生活休闲的宫殿，因正当御花园之侧。而该学院另一教授程建军博士又指为宫殿间的“复道”建设，因其干栏式柱阵相距太密而狭，不似分承巨大厅堂，使本人耳目一新。20年后，依据同样发掘资料，竟然可提出令人意想不到的观点，反映研究方法，思路的不同，得出不同的结论也。对南越国古宫庭的建筑物研究更具体化、专业化和可操作化了，不停留在推测的阶段中了。此“百家争鸣”政策的威力，实亦为使考古学更上一层楼的动力。则正如《岭南考古论文集》1中，即多刊用各个学科的论文，即表示该中心已实质上推行“百家争鸣”，以求岭南考古研究今后不断发展之意也。故作者亦深以为贺也。文人相轻之习，当可续渐减弱，使更多学者能深入发挥其专长，共同为珠江文化研究而努力焉。

　　

　　（本文作者是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原载《岭南文史》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