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作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由广府文化、福佬文化和客家文化三个亚文化组成的。每个亚文化内部，仍有一定的地域差异。西江文化作为广府文化一部分，产生于特定地理和社会环境，有深刻历史渊源，相对独立和稳定文化内涵，比较鲜明文化特色和风格，以及较为深远的影响等，故能在岭南文化结构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发挥自己的文化功能和历史影响。

　　一、西江文化形成的背景和条件

　　西江文化作为一个地域文化，产生于西江流域特定地理环境之内。西江流域在广东境内包括封开、郁南、怀集、广宁、德庆、罗定、云浮、新兴、高要、四会、肇庆等县市，分属西江及其支流贺江、新兴江、罗定江、绥江等流经范围。这些河网比较稠密，且多为河流中下游，与北方南下交通线联系非常方便。其北可溯桂（漓）江、贺江通荆楚、中原；南下北部湾出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西联滇黔，与大西南沟通；东可直下番禺。以广信（封开）为中心的这个水陆交通网络，非常利于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先进文化，融合、吸收为西江文化的构件，故广东春秋到战国晚期墓葬发现的青铜器主要分布在西江沿线附近，显示受楚和中原文化影响所致。秦始皇进军岭南，在湘漓二水分水岭间开凿兴安运河（灵渠），首先打通与岭北交通。西汉初南越国与巴蜀的枸酱贸易也是假道西江上游河道，东下番禺的。此外，还有“从涨海（南海）出入”的海道，其中最重要一条是经南、北流江，从合浦徐闻港出发的海上交通线，《汉书·地理志》记载颇为详备，这都成为历史早期西江文化发展先于其他地域文化的一个优势所在。

　　西江地区山丘河流交错，不少盆地穿插其间，加上地势高旷，气候乾爽，不像珠江三角洲和沿海低地那样卑湿，易于居住和开发，故不但土著南越人，而且后来的中原移民也乐于在此定居和繁衍。例如据《汉书·地理志》所列岭南地区各郡户口，苍梧郡辖下西江流域凡10县，户24379，口146160，仅次于粤北桂阳郡。到东汉，苍梧郡人口猛增到466万人，雄据岭南各郡之首。这不能不归结于北方移民南下结果，另汉武帝平南越国后在今岭南地区置9郡，其中苍梧郡下辖10县有6县，即谢沐、冯乘、富川、临贺、封阳、广信分布在贺江流域，自然也是南下移民路线经过地区，为此需要设置更多郡县管理日益增多的人口和其他事务。这也是地域文化形成发展的一个政治保障。

　　文化产生发展与民族或民系历史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地域文化往往是由民族或民系文化演变而来的。岭南地区在未有行政建制时，分布着一些土邦小国，实为土著居民生存地域组织形式，而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国家。据《山海经》等古籍所载，岭南地区有驩兜（头）、缚娄、阳禺、儋耳、雕题、西呕、骆越、苍梧诸国。它们既是地名也是族名，大部分在珠江三角洲及其周边，少数在广东南路和海南岛等地。其中部分或大部分分布在西江流域的有西呕国和苍梧国。西呕国有一部分在今德庆、郁南地区。秦军头一次进军岭南，与西呕人发生激战，双方相持了三年，秦军统帅屠睢被杀。西江流域主要为苍梧国地盘。苍梧（也称仓吾）作为百越族一支、在先秦古籍《尚书》、《左传》、《汲冢周书》、《路史》等屡有出现，在出土周代青铜器上，亦见“仓吾”铭文，说明它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汉书音义》释“苍梧，越中王自名为秦”。近年有学者研究认为：“苍梧之名落实之处，正是桂东北、粤中、粤北地区灿烂的先秦文化的中心地带。当地独具一格的战国墓葬分布区和当时岭南人口最为密集处，即在汉苍梧郡内”。这说明生活在当地南越人创造的民族文化较为先进。这都为它以后借鉴、吸收中原文化的养分，发展、整合为新的地域文化奠定深厚基础。

　　二、西江文化发展和演变

　　岭南区域历史开发有自北向南、从西往东、从山区到沿海的空间推移过程，也形成了与此大致相应的地域文化分布格局。西江地区作为岭南开发自西往东空间推移的第一站，文化发生比许多地区要早，故封开、梧州一带有“初开粤地”之说，后来又成为岭南文化的一个中心。但文化作为时间的积淀或者历史的投影，是一个不断嬗替、更新过程，文化特质和风格每因时代而异，并最后构筑起自己的文化结构体系。西江文化作为一种地域亚文化，除受制于岭南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总体水准以外，还有自已的时代特色、文化内涵和空间转变与分布格局。

　　1.先秦：西江原始文化孕育和发展

　　考古发掘显示，西江流域是岭南文化最早的一个起源地。1961年秋在封开县河儿口圩黄岩洞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是继曲江马坝、阳春独石仔之后岭南为数不多的旧石器文化遗址代表之一，距今约14万年。出土的打击石器、石核和石片等工具表明，当地的原始人群已普遍用火，结网捕鱼，狩猎野兽，采集野果和缝制衣服等，从中可见西江原始文化朦胧的曙光。有关研究还表明，封开的旧石器文化，当是与我国其他地区的旧石器晚期文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并且与北京山顶洞文化最为接近，是属于旧石器晚期后一个阶段的文化。正因为这一阶段文化遗址在岭南甚为罕见，黄岩洞遗址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距今约1万年到3500年，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约有400多处。70年代以前西江地区考古工作很不充分、发现的新石器遗址不多，但著名的封开黄岩洞既是旧石器、也是新石器文化代表，出土大量各种新石器和两个晚期智人颅骨和肢体，时代距今8000年到1万年。这样的文化遗址或遗存1982年以来在封开、德庆、怀集、罗定、广宁、高要等地不断有所发现。其文化内涵反映当时原始人群从事渔猎和农耕、制作几何印纹陶，采取“干栏式”建筑等，即与珠江三角洲西樵山文化、北江石峡文化有密切关系，又与桂南大石铲类型文化有关，说明地理区位和交通上特点，使西江文化一开始就受多方面影响，吸收了相邻地区文化内涵，表现了多种文化风格。

　　春秋晚期，南越文化注入青铜文化成分，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在广东境内青铜文化遗址约三四百处，墓葬100多座，出土各类青铜器八九百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分布在西江流域。如罗定、广宁、肇庆、四会、怀集、德庆等地即有青铜器墓葬，有的墓葬规模很大，如罗定一号墓出土青铜器多达百件以上。这些铜器种类多样，包括炊器、容器、乐器、兵器、工具和杂器等。经有关方面科学鉴定，它们在铸造工艺、成分配伍、铸后加工及热处理等方面，均达到很高水准，这些铜器除具有中原文化风格以外，有的还与江淮、楚地相近或相同。例如肇庆、罗定出土编钟，与湖北随县出土的基本一致；肇庆松山战国墓出土的铜罍、壶、足、盘、剑、戈、矛、镞等兵器来自楚地或深受其影响，显示西江文化与楚文化有密切关系。在德庆栏马山战国墓出土一把青铜剑上刻有6个汉字铭文，使西江地区成为汉字在岭南流行最早地区，也为原始西江文化增添异彩。

　　2.秦汉到隋唐：西江文化兴盛

　　秦汉以降，岭南地区先后建立起封建制度，区域开发进入一个崭新发展阶段。西江大小支流，成为秦汉进军岭南主要通道，原西江文化得以大规模地与外来文化碰撞、整合，发展成为以南越文化为底本，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区域文化。西江文化发展的这个过程比岭南其他地域文化完成要早，这在其文化特质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

　　在物质文化方面，西江流域得到进一步开发，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长沙国“地形图”上，在今广东境内只标出“桂阳”（连县）和“封中”两个地名，后者即今贺江流域，说明该地区最早为岭北所熟知，区域开发自然在其他地区之上。如广西梧州地区汉代考古发掘所获各种冥器就有大量各式农业用具、粮仓等。特别是所铸铜质粮仓非常精美，显示汉代苍梧即是个重要产粮区，稻作文化很发达。岭南方言中有不少以“那”为起首地名，其意为越语水田，这类地名在西江地区至今仍有保留，例如高要有那落、新兴有那康等，即为这种稻作文化留下的吉光片羽。稻作文化也带动园艺文化发展，梧州鹤头山东汉墓出土的铜盘中盛有柑橙类果核。汉苍梧郡有个被誉为“巨孝”的人丁密，他“非已耕种菜果不食”，“非家织布不衣”，想见园艺业已很普遍，故到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特别指出：“苍梧多荔枝，生山中，人家亦种之”。荔枝从野生到人工培育、引种至田园，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进步。以稻作为中心的农业进步也带动家庭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梧州富民坊有西汉烧窑遗址，旺步东汉墓出土铜碗，工艺精湛，碗底还刻有“章和三年（89）正月十日钱千二百”字样。不但是手工业，也是商业与货币经济兴旺一种佐证。而这时岭南大部分地区仍处在以物易物阶段，由此亦见西江地区经济发展在其他地区之上。

　　在教育文化方面，西江地区与粤北一样，是岭南兴学最早地区。西汉以降，苍梧郡治即成为一个教育文化中心。办学的多为南下士人，是为私学。一些饱学之士，即在其中任教，讲授儒家经典，从游者数百甚至上千人。如汉末北海人刘熙，建安中期“荐辟不就，往来苍梧南海，客授生徒数百人。汉末三国初名臣虞翻，《三国志·虞翻传》记其罪放在“岭南十余年，……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他经常往来于南海、苍梧等郡，兴教办学，为岭南文化教育事业建功不小。事实上东汉初苍梧广信籍经学大师陈元也办过私学，史载其在京都洛阳教授生徒，“传春秋左学，已开苍梧办学先河。此外，由于苍梧在政治和经济上地位，也吸引岭南籍士人前来办学，南海郡人黄豪即为最著名一个。史称他“年十六、通论语、毛诗、弱冠诣交趾部，刺史举茂才，因寓广信，教授生徒”。最后，按苍梧郡与粤北桂阳郡都处在同等地位上，桂阳设有官学，史有明文，那么苍梧郡也应设有官学，否则培养不出那么多官吏和忠孝之士。在大部分地区仍很蛮荒的古代岭南，苍梧郡能出现一片琅琅书声，应是中原文化在当地传播、生根的结果。

　　在人才培养方面，人才盛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区域文化面域。广东人才在古代固然比较单薄，所以近人梁启超说：“广东一地，在中国史上可谓无丝毫之价值者也，自百年以前，未尝出一非常之人物，可以为一国之轻重”。试比照汉代西江人物，此语似过于偏激。中山大学张荣芳教授等人，根据诸史记载，对汉代苍梧郡人才作了分类阐述。他们可分为行孝之士、忠烈之士、政治人才、军事人才和学术人才，凡五类。他们或以忠孝节义闻名，或以政绩昭着见称，或以武功定国定邦，或以学术立言传世，都在各自领域里有所建树。这种人才鼎盛局面，是文化教育发展成果，但离不开当地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繁荣的经济基础。

　　在学术文化方面，由于苍梧郡教育兴盛，人才荟萃，自带来学术繁荣。那些由于不同原因聚集苍梧的各类人士，除了教授生徒，则或相互争鸣，各不相让，把问题引向深入；或著书立说，一时形成浓厚的学术争鸣气氛，对宣传儒家礼制文化，移风易俗，改变当地“不知礼则”、“不闲典训”局面功不可没。据诸史统计，两汉南下苍梧及当地学者撰写的学术论著不下21种。比较重要的有陈钦《陈氏春秋》、陈元《左氏同异》、士燮《春秋经》、虞翻《论语注》等。尤以陈钦、陈元父子影响最大，成为左氏春秋学在岭南重要学派、在汉代全国学术论坛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也是西江文化的特殊光荣。故本世纪我国学术界在总结汉代岭南学术文化论著中，高度评价这些学者的学术成就。民族学家徐松石先生说：“岭南经学，实以二陈（既陈钦、陈元）为始”。中山大学历史学家罗香林教授则更明确地肯定：扼西江要冲的苍梧，遂成为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中心。现在的广东封川就是汉代交州刺史的驻地及苍梧郡治的广信。当时的珠江三角洲，虽然也有相当的学术成就，但可以代表广东学术思想的，还是西江中部的几个学者。……这是广东学风的重要先河，有相当的引导作用。这也是西江文化在两汉成熟、兴盛的表现。唯其如此，西江文化得以成为一种时代先进地域文化，跻进全国文化先进地区之列。

　　六朝时期，岭南社会相对安定，未受外来势力较大冲击，西江文化仍能保持过去先进地位。明天启《封川县志》说，封川“地灵人杰，汉唐之间，明经高第独步其先，是为名邑也”。在唐代，西江流域仍是岭南州县分布最多地区，人口较稠密，水陆交通地位也未曾削弱或动摇，故西江文化仍有相当深厚社会经济基础。例如唐代封州仍出了两位状元，一个是唐宣宗大中五年（851）状元莫宣卿，另一个是唐昭宗时（889-907）桂州（桂林）赵观文。故明代封川地方志仍曰：“封居岭表要荒，衣冠文物仿佛中原”这也是西江文化在唐代缓慢发展一种折射。

　　3.宋代以后：西江文化停滞

　　自唐张九龄奏开大庾岭山道以后，五岭南北交通重心转到大庾岭道，五岭其他交通线，包括兴安运河所在越城岭道也相继衰落，封开作为西江交通枢纽地位也日渐式微。宋代以降，广东经济重心已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和沿海地区，西江文化赖以存在、发展的地区经济基础相对削弱，自此陷于停滞局面，仅能以一种古老的传统文化地位和景观，出现在广东历史文化地图上。这已在文化的各个层面上表现出来。

　　称盛一时的西江人才、宋代以后占广东各朝代人才比重已呈下降趋势，见下表：

　　

　　人才必然掀起学风，一个地方学风盛衰还体现在地方文献及其作者地籍分布上。据诸史统计，秦汉以来有关广东方志凡615部，记述广东文献的作者凡941人，其中关于西江地区的方志76部，文献的作者25人，分别占全省的124%和27%，排名在粤北、粤中等地区之下，开发较迟的粤东和兴梅—东江地区渐渐居上，超过西江地区。

　　西江地区汉代公私办学甚为兴盛，以后也不免归于寥落。到清代道光初年，广东包括府州县学及私立书院、社学、义学等凡950所，其地区分布如下：

　　

　　从表上可见，西江地区教育水准降到与海南、粤西（高雷）地区差不多位置上，其文化地位亦当如是观。

　　西江地区地形破碎，山河阻隔，除沿河地区以外，很多地区交通不便，与外界联系较少，妨碍商品经济发展，土著文化保留较多，明嘉靖年间，广东全境有瑶族分布的凡33个州县，瑶族山寨900多处，其中以肇庆府最多，约540多处，占总数60%左右。直到清中叶西江洞落间还居住着不少瑶、壮族人，民风淳厚朴实，迷信，早婚盛行，风俗文化上有很多南越文化遗风。例如具有代表性新兴一带“民皆力耕，商贾罕通。……病不服药，丧尚浮屠”。甚至曾为西江文化中心的封开，“俗虽荒陋而知义，婚姻不论门第，惟视贫富”。整个西江地区“地广人稀，瑶獠相杂，居民多健悍，男子喜习巫，耻为工商，妇女蕉衫跣足”，还保留很多类似抢婚，不落夫家古风旧俗，岁时节令，乐俗在各地也不尽相同。语言也至为复杂，虽大类可归粤语方言，但区域差异仍很大，有些地区乡与乡之间，距离很近，因方言有别，通话困难。例如怀集与封开交界忠谠山地区有65乡14万人口，至今仍在使用一种称为“标话”方言，辞汇中有很多壮语成份，与当地操粤语方言居民难以通话。又西江地区地名文化中留存下来的壮语地名数量之多、分布之广，甲于广东各地区。除上述表示水田意思的“那”字以外，表示山间谷地、山野、山冲之意壮语地名有“罗”（如罗定、罗镜、罗孔、罗沙）、“六”（禄、渌、菉，如德庆有六冲、禄滚，云浮有禄源，“六”绝不能作数字解）；表示村镇聚落的有“古”（如高要有古径、古旁、广宁有古丽、古灶，德庆有古杏、古有，封开有古令，郁南有古莲、古番）、“都”（如高要有都万凹、德庆有都门，封开有都楼，怀集有都市）、“思”（如封开有思六、思科、郁南有思和，德庆有思阳，云浮有思劳）和“云”等（如德庆有云陵、云贞、封开有云径、云塘、怀集有云田）。这么多复杂文化现象，说明在西江地区历史发展长河中，有一部分土著文化未能被汉文化同化，或者同化程度很低，并作为底层文化积淀下来，在汉文化势力薄弱地方时有出现。这恰是西江文化在历史后期文化势能已很虚弱，辐射范围大受限制，即陷于停滞的一种表现。

　　三、西江文化中心转移

　　一个文化区，不管等级高低，都有一个作为该区文化特质和风格的代表的核心，即文化中心。西江文化区的文化中心历史早期在封开，后期转移到肇庆了。

　　西江文化中心位置与西江流域行政建置首府所在地几乎又是重合的。这与汉苍梧郡治所又不可分割。过去流行两种说法，一即汉苍梧郡治今广西梧州；二即在今封开江口镇。前说如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人语》：“叶春及（明代广东学者）云<一统志>苍梧县即汉广信。苍梧郡治此，故陈元父子载于苍梧。而肇庆旧志，谓封川西一里为广信县，虽非治所，因彼提封，陈氏之隶封川，未可知也。”近年问世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亦主张自汉至南朝，苍梧郡治在今梧州。但据《汉书·南粤王传》、《汉书·武帝纪》所记，汉苍梧郡治不在桂江而应在贺江即古封水上。到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封川条下已明确指出“即汉苍梧郡广信县也”。王象之《舆地纪胜》在封川条下也转引许多资料，证明广信即封川（封开）。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梧州府广信城条说，“在府治东，汉置，自三国以来皆因而不改”。这都明显地排除了广信县治在梧州的可能性。今人陈乃良经多方调查，论证了封开县建置沿革，谓广信县范围虽含今封开与梧州，但自汉至隋苍梧郡治均在今封开县江口镇，直到唐代后期苍梧郡治始移于今梧州。此外，封州还是五代南汉主刘隐家族兴龙之地，刘隐立南汉国后，“以封州为汤沐地”亦保持和加强了封州文化中心地位。最新出版《广东历史地图集》吸收以上成果，将汉苍梧郡治定在今封开县江口镇。加上封开地区有不少古代文化遗址和历史文物出土，其作为历史早期西江地区乃至岭南地区的一个文化中心是可以肯定的。

　　宋代以后，肇庆政治经济地位日渐提高，中原文化更多地在这里移植生根。作为西江文化象征的端砚产于附近，唐代时上贡朝廷，闻名全国，肇庆宋为端王赵佶封地，赵佶即后来的宋徽宗。此后人文蔚起，学术流芳。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两广总督驻地从梧州迁至肇庆，此后直到清乾隆十一年（1746）才从肇庆迁回广州。肇庆作为两广总督驻地长达183年之久，政治地位仅次于广州。明末西洋教士利玛窦从澳门首途肇庆入粤，在这里传播西方文化，至今仍史迹斑斑，肇庆也就成为西方文化传入内地的第一站，继封开之后成为西江文化中心。而封开自宋以后随着区域开发东移，经济文化陷于停滞，不复维持西江文化中心地位，封开县城亦沦为一个普通的小城镇而已。

　　四、余论

　　西江文化称盛一时，而封开作为其文化中心，在岭南区域文化发展和分布格局上曾占有重要一席之地，这已无可置疑。因此，继承和弘扬西江文化的优良传统，为振兴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服务，不但有其必要，而且也有了极大的可能。可是长期以来，西江文化湮没无闻，未得到充分的发掘和整理，作为其历史早期中心的封开古城也鲜为人知，更谈不上对其古文化的保护和开发，这不能不是岭南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缺陷。最近，经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学者实地考察，西江文化的历史地位进一步被肯定，封开作为岭南一个历史文化古都的面目也被揭开，这不但是岭南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西江沿岸县市的光荣。当前，除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西江文化的众多方面以外，更有必要对封开古城作专门发掘和保护，使之成为广东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原载《岭南文史》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