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九五年以来,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湾执政当局不断在两岸关系中制造事端,挑衅“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关系急剧恶化。当“两国论”出台后,引发了祖国大陆民意的强烈反弹,是否用武力手段解决台湾问题成了舆论焦点。甚至有人怀疑:祖国大陆坚持了二十多年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是否已失去了效用?该方针可以用来解决港澳问题,是否解决不了台湾问题?“和平统一”是否助纣为虐,给台湾带来了从和平走向分裂的机遇?等等,难以细论。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从宏观角度观察“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作用与意义,尤其需要将此方针放置于国内国际的大环境中以及过去和未来的大时空中加以辨析。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关系
中共几代领导人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如毛泽东、周恩来时期的“武力解放台湾”,“和平解放台湾”,直至一九七八年底、一九七九年初邓小平正式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并最后将此方针载入宪法,作为中国的国策。期间经历了漫长的三十多年,我们可以将此时期定位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理论酝酿期。
一九七九年后至今,应当称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实践期。在此期间的二十年中,中国在此方针的指导下,恢复在港澳地区行使主权。事实证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是成功的,对实现完全统一具有指导意义,是决不能随意放弃、必须坚定执行的重要国策之一。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成功运用,除了归功于此方针的科学性、正确性等等之外,尤为不可忽视的,是要分析此方针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基本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其实,“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并不仅仅是遵循着解决台湾问题的策略的、单线的、单向的方向发展的,它的提出乃至它的成功运用,都与改革开放密不可分。或者可以这样形容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和平统一;没有和平统一,就没有成功的改革开放。
试想,如果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中国没有改革开放的思路,仍然停留在闭关锁国、以西方为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会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样高度开放、巨大包容的方针来吗?同样,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如果中国没有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一有风吹草动就闭门逐客,又如何顶得住八九年的北京风波、九一年的苏东风波?又如何能坚定不动摇地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成功地实践于港澳回归之中呢?
因为及早而且明确地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作为解决港澳问题的方针,中国政府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港澳地区的稳定,尤其是确保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不动摇。港澳地区也因此向中国内地做了最大、最有成效的回报,那就是为内地引进了大量的西方资金、技术、设备、人才。可以肯定,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得益于港澳地区的相助。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又为当时尚未回归的港澳地区、至今尚未统一的台湾地区的人民以及海外的华侨华人提供了创造巨大财富的良机。
所以,如果站在民族利益的更高角度来看,可以得出这种结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不仅是解决港澳问题的方针,还是维护中国改革开放、维护
中华民族利益的重要方针之一。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看起来是解决国内问题的方针,作用应限于国内事务中,但其实大不然。二十多年来,此方针的运用与实施,在协助中国处理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也可以这样形容此方针与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实力确保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实施,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运用又获得了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密切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关系。
香港的回归,是运用和平的手段,化解了中国与英国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矛盾,既成功地恢复在香港行使主权,又通过“一国两制”的方式,保持了香港的稳定,维护了中国与英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澳门的回归亦具有同样性质的意义。
港澳回归为中国与英国、葡萄牙甚至是整个欧洲国家在二十一世纪友好相处提供了保证。展望二十一世纪中叶之前,可知,中国与欧洲、美国是三足鼎立之势,中国需要欧洲这个朋友。在欧盟的组合之下,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是和美中关系同等重要的。由此可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在中国营造宽松的国际环境中起到了重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作用。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与中国的外交战略是紧密联系的,是中国立足国际社会的根本思想的具体体现。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之一。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以来,中国一直努力遵守和运用之;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更是努力去实践之。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一基本原则使中国团结了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即“第三世界”,为中国在一九七一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地位创造了条件。而从七十年代末至今,中国将这一基本原则扩大为与西方发达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事实证明是成功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对国际社会的重大影响,是充分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本精神。
(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是和平与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之一。
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在极其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把和平与发展定性为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并根据这一判断制定了百年不变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和改革开放政策。和平与发展的思想顺利坚持了二十年没有动摇,尽管这二十年重大危机接踵而来,最严峻的如前苏联解体等等,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没有受到干扰。但是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美国及北约袭击后,中国国内思想界对和平与发展是不是时代主流产生了争议。不过,现在冷静下来之后,相信绝大多数人仍把和平与发展视为时代主流。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与和平发展思想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是先有和平与发展的思想,后有“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后者是前者的实践。
我们还必须明瞭的是,和平与发展的思想,是趋势性的,而非世界已经完全成为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中国才得出这个结论。也就是说,这种思想虽然抓住了时代的主流特征,但包含有许多理想的成分,还需要通过具体的努力,排除困难,才能达致理想的境界。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种前无古人的构想,正是和平与发展的具体体现之一。通过港澳的顺利回归,中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改善了与欧洲乃至整个西方的关系,也在更高的层次上树立了中国开放的形象,赢得了世界更大的支持。由此证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和平与发展的环境需要具体的实践去充实之。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与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关系
我个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以至建国以来,排除阶段性的策略之外,所提出并切实执行的最成功的统战方针就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一方针最广泛地团结了海内外中国人。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制止了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历史悲剧。
以往的历史不再回顾,仅算一算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时间占了一半以上,中国险些被二十世纪的文明进步踢出门槛。今天我们总觉得中国还不是先进的,这又能怨谁呢?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提出之后,局面大为改观。海峡两岸基本上处于和平状态,中国人内部的矛盾没有继续恶化。由此可以知道,以和平手段促进统一、达致统一,是两岸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愿望。
(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为台港澳地区民众及海外华侨华人提供了创造财富、积累财富的机遇。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实施之后的二十年,究竟为台港澳地区民众和海外华侨华人提供了多大的创造、积累财富的机遇?这用数量统计的方法是很难解决的,但从宏观上可以评估出来。我们可以肯定,这是二十世纪以来、甚至是近两三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最富足、最安宁、最愉快的二十年,中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了数倍,海内外中国人的财富焉能不水涨船高?
(三)“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丰富和发展了民族文化的大团结思想。
中国文化的和合理论,“和”是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是指结合、合作、融合(见《中国评论》月刊一九九八年总第六期,张立文)。和合两字都见诸于甲骨文、金文,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各家各派几乎无不讲和合,可以说和合精神对中华民族影响至深,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传统理论基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正是和合传统思想的最新体现。经过二十年实践所检验,它已成功地为香港民众接受,为澳门民众接受,为海内外中国人接受,实乃深得中华民族文化思想之助。
(四)“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有效抑制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
在港澳问题上,如果没有此一方针的指导,极容易引发国内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及活动,港澳回归就会定位在“雪耻”的基调上,若此港澳就会难以稳定,中国与英国、葡萄牙的关系也无望保持稳定。
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大敌,也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团结的障碍。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是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保障
一九九九年十月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访问英国前夕,接受英国《泰晤士报》专访,以书面形式答覆了六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在千禧年的主要政策目标是甚么?”江泽民的答覆分三段:1.中国“仍需艰苦奋斗”;2.除继续发展经济外,“下个世纪之前”,将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繁荣、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先进国家;3.继续与各国进行科技经贸合作并“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伟大的再统一。”
江泽民最重要的意思,是把二十一世纪中叶前作为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时间表”。而在这段时期内,也就是今后五十年,中国要继续做好三件大事:
(一)中国继续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在未来的五十年内,中国的对外政策不会有大的改变,不当头、韬光养晦仍是中国奉行的策略。
(二)中国继续推行深入的改革开放策略,国门将会开得更大,与世界经贸的联系将更加紧密,绝不自外于经济全球化。中国正在努力争取加入WTO就是明证之一。
(三)五十年内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两岸不统一,中国不可能顺利地实现现代化,更不可能变成强大、繁荣、民主和文明的国家。而且两岸统一必须提前,不可能到二○五○年才解决,否则会拖累中国的发展速度。
要做好这三件大事,就必须继续执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这个方针在今后五十年中,将仍然发挥重要作用,绝对不会过时。为甚么呢?
(一)港澳回归后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精神,必须做到五十年不变,这五十年恰恰处在二十一世纪中叶之前,五十年不变是中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所以,“一国两制”在今后的五十年内,也是极待完善、丰富的时期,而非到了可有可无的时期。
(二)中国需要继续发展经济,就必须有良好的、稳定的、安全的国内外环境,对内实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对外才能取信于世界,获得更好的国际资金和市场。今后五十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将继续为新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服务。
(三)“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仍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言放弃。
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应该像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样有信心、有决心、不动摇,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要轻言放弃。
回顾两岸关系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应下一个判断,总的趋势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至少,两岸民众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已经结束;两岸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岸文化有了交流融合的迹象……等等。就算李登辉、民进党在分裂中国方面做了很多事,说了很多话,几度造成了两岸关系的紧张,但如果从历史潮流的高度判断,他们的影响与能力是有限的,他们危害台湾安定的一切言行都是不会为台湾主流社会所接受的,他们的所做所为,还达不到祖国大陆需要牺牲“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程度。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是,不排除台湾少数有目的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为私利触怒大陆,以诱使大陆放弃“和平统一”的方针及手段,从而使中国失去改革开放的方向,乱了加速实现现代化的阵脚,打破亚太乃至世界的安全格局。如果真是这样,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中叶之前复兴祇是一个空想而已!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与不放弃武力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应当把武力看作是和平统一的保障。武力是用来堵死分裂、独立这条死胡同的,如果死胡同不堵死,台湾的一些人就会钻死胡同;如果死胡同堵死了,无法可钻,他们就会考虑走阳光大道——和平统一,不管他们情愿或不情愿。所以在和平统一与武力之间,不能作A或B之类的选择性思考。
结论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有利于中国的完全统一,有利于中国改善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有利于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中叶之前的伟大复兴。四个有利于,乃为本文之结论。
(原载《中国评论》2000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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