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首先要讲一个本刊记者亲身接触到的事。

　　话说九七年的金融危机，给很多香港市民带来了不幸，我的一个乡里也不例外。原本他勤奋拚搏，已达安居乐业的小康水平，娶妻生子，在康怡有一套六百多呎的住宅。可是，九六年他心血来潮，又在九龙购入一套住宅，结果一年后房价狂泻，他成了负资产者。祸不单行，公司倒闭，他又失业了，薪金一下子从几万元一个月掉到分文都无，此时，原本恩爱的妻子坚决与他离婚了。最后，他卖掉了康怡的房子，九龙的房子则让给了前妻，支付了给儿子的赡养费，手头祇有三十多万元了。二十多年的努力，化作乌有，但是人已四十多岁了。

　　万念俱灰的乡里找到了我，此时，他满脑子想的是如何结束自己的性命。我向他提议，为何不搬到深圳去住呢?他犹犹疑疑去了。每月花一千多元，在福田租了一室一厅的房子，在香港找了一份地盘工作，每天早出晚归，过起了“深圳香港两栖人”的生活。

　　不久前，我到深圳公干，顺便去看了看他。好家伙，他的精神面貌与九七年完全不同了，脸色红润，神采飞扬，在福田买了一套面积逾千呎的大宅。还在深圳找到了女朋友，正准备结婚呢。他的话滔滔不绝，但是我深深地记住了一句：

　　“在深圳，我找回了人的尊严！”

　　他说，如果当时不移居深圳，在香港租不起房子，对于曾经过过好日子的他来说，无论如何都会想不通的。然而，深圳生活的廉宜，却使他渡过了心理危机。“我最穷贱潦倒的时候，在深圳还可以去茶楼飮茶。”

　　像我这个乡里一样的港人还有多少，很难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是，在深圳，在珠江三角洲，在中国内地，居住、投资、重新觅得新生活的港人为数当颇为可观。

　　完全可以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如果不是有一个深圳和更多的内地城市，为遭受金融危机重大打击的港人提供了生活避风港，香港能保持如此的安定与平稳吗?巨大压力下的港人，能如此心平气和地等待着经济的复苏吗?现在，每天有越来越多的港人跨过罗湖桥去消费，难道他们祇是去买一些便宜货那么简单吗?

　　过去，内地是通过输送各种低廉的生活用品为港人的生活减压，如“三趟列车”。现在，港人是利用内地城市的综合生活资源为自己的生活减压。有人说，港人到内地消费，带走了多少多少港币，但是很少人算过，内地又为港人在内地的居住付出了多少隐性的补贴费用呢?一家人的帐，算得清吗?更何况，部分低下层收入之港人的北迁，为香港社会安定带来了多大的政治利益，这笔账，谁能算得出来?

　　现时，一些政客，始终不瞭解深圳等内地城市的减压作用，对如何加强与内地城市的合作诸多非议，尽说些罔顾民众利益的怪话。而一些公务员，对涉及与深圳等内地城市更有利沟通的项目拖拖拉拉，没有积极的对策，缺乏全面的规划。这样下去，民众会满意吗?

　（原载《中国评论》2001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