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范岱克(美国)

　　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江河是人类文明的摇蓝。世界文明古国埃及、印度、中国、巴比仑是分别发源于尼罗河、恒河、黄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文化人类学理论确认，江河对人类文化的发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有一位历史文化学家叫陈原，他翻译了德国作家路德维希著作《尼罗河传》，在书评中说，江河与人类社会关系密切：

　　“每一条大河，都经历了盛与衰，都记録了人间的欢乐与苦难。每一条大河都是一部人类奋斗的历史，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说，都是一部活生生的社会史。”(埃米尔·路德维希：《尼罗河传》(中译本)第1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黄河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位于珠江水系的主要河流西江的广信(今广西梧州市及广东封开)则是广东文化的摇篮。

　　就我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广东历史的体会，在秦汉时期，广信地区得以首先开发，是广东经济文化的最早发展地区，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物质文化的开发

　　汉代广信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人口的增加。据史料记载，西汉时苍梧郡有“户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七，口十四万六千一百六十”；东汉时增至“户十一万一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十六万六千九百七十五。”而此时，南海郡的人口仅为九万四千二百五十八人。可见，苍梧郡的人口列于岭南诸郡之首。人口的增加，使农业生产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为广信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

　　汉代广信地区的水稻和园艺种植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广西梧州地区发掘出土的汉代各种农具、粮食等遗物、遗址就是佐证。又如贺州市莲塘发现的东汉墓地中的两把铁犁，经考证是由北方经贺江传入“封中”(西江支流贺江流域一带)的。由于铁制农具使用于耕作，使广信地区的粮食不断增加，仓库储存丰富粮食。苍梧县出土的汉墓发现的立柱式铸铜粮仓模型，保存有残留的若干稻谷化石，就是很好的说明。东汉时刘熙《释名》卷四中提到名为“苍梧酒”的米酒，说明粮食有用以蒸酒，显示了广信是一个产粮区。稻作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广信地方的方言中有很多以“那”字为起首的地名，也是标志之一。例如高要县的“那落”，新兴县的“那康”，等，就是越语水田之意，一直保留至今天。与此同时，广信地区的园艺也发展起来了，梧州市鹤头山东汉墓出土的铜盘中盛装柑橙类的果核化石，就是例证。又汉代苍梧有个被誉为巨孝的人叫丁密，他“非己耕种果不食”，“非家织布不衣”。可见，汉代广信一带的经济作物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在古代，水稻和园艺种植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两种作物的带动下，广信地区手工业生产发展起来了。梧州富民坊出土的西汉烧窑遗址，旺步东汉墓地的铜碗，工艺精湛，碗底刻有“章和三年正月十日钱千二百”的字样。云浮市出土的汉代铜鼓，经过测定其含锡量为百分之十二点七，含铅量为百分之十点九，属铜、锡、铅三元合金，其含锡量比之春秋末年《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铸鼎略低一些，但技术也已相差无几。罗定出土的战国铜鼎与中原的青铜有渊源关系，其铸造方法就是中国传统青铜工艺在广信得到具体运用。1980年，德庆县出土的一件陶船模型，长四十五厘米，高二十厘米，分为头舱、船楼、舵楼，还有操舵状俑人，说明当年广信地区造船技术和工艺是有一定水平了。

　　汉代广信地区的货币也有所发展，从封开县江口镇蛇冲口出土的五铢钱、货泉铜钱、铁刀、银指环等货币文物可以得到说明。而封开县发现杏花村的河床有一处一百多米长、一米多厚的西汉层，正是汉代“封中”交通发展的遗迹。

　　二、精神文化的开发

　　随着上述广信地区物质文化的发展，广信的精神文化也出现一个光辉的发展。

　　首先，广信是广东最早的教育基地。

　　当时一批南下士人在广信地区兴办私塾，普及文化和讲授儒家经典，从学者百千人。如汉末北海郡人刘熙，建安中期“往来苍梧南海，客授生徒数百人”。三国时名臣虞翻曾罪放“岭南十余年……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广东本土人也跟着办学读书，如南海郡人黄豪“年十六，通《论语》、《毛诗》，冠弱诣交趾部，刺史举茂才，因寓广信，教授生徒”(《道光广东通志》卷4)。

　　其次，佛教传入广信。

　　西汉至三国时期，佛教从海路传入广州，然后到广信，再北上内地。据萧梁释慧皎《高僧安清本传》，说是东汉灵帝时(170-191)已有佛教徒来到。三国时代，天竺僧人真喜沙门来广州翻译《十二游经》。西晋武帝时(265-290)，梵僧迦摩罗扺达广州，建三归寺和王仁寺。梁武帝初年，天竺僧智药禅师来广州后，北上曲江曹溪水口，建宝林寺(今南华寺)。梁武帝中，禅宗始祖达摩泛舟来广州，在“西来初地”登陆，并创建西来庵(今华林寺)。东汉末至三国初年，在广信县定居的牟子，成为中国第一个佛学大师。他饱读儒、道、释和诸子百家之书，26岁在广信名扬全县。他通过设问，用宾主问答的形式，编写了《理惑论》一书，共35篇，澄请了当时广信人们对佛教的误解。他以儒家、道家的学说解释佛教教义，从而奠定了佛教中国化的基础,开了广东独具特色的佛教文化的先河，开辟“三教合流”传播佛教的新路，成为印度佛教转变为中国佛教的奠基人，从而推动了佛教在广东以至中国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