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伟宗

　　珠江文化有自身的江河文化成分和系统，有自身的发展历史和代表人物系列，有自身的特质和风格。与李白诗所写“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黄河文化风格、苏轼词所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长江文化风格不同，珠江文化的风格则如岭南第一诗人张九龄所写“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具有海洋性、宽宏性、包容性、共时性的特质。

　　2002年5月30日，我们珠江文化研究会几位负责人应霍英东基金会的邀请，对刚开发的南沙进行了一次考察。霍英东先生亲切接见了我们一行。我向霍先生汇报了我们进行珠江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情况，霍先生表示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对我们提出的珠江文化的最大特点是江海一体的看法表示认同，并肯定地指出：“珠江文化是很有特点的。珠江出海口有八个门，实际上是江海一体的；珠江的水量超过黄河，仅次于长江；珠江口的游泥量最小，黄河是11亿立方米，长江是5亿立方米，珠江则是2千立方米。所以，在中央提出要重点开发的三个三角洲（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中，珠江三角洲是最有优势的。而南沙，正好是珠江三角洲在地理上的中心，是珠江最大最深的出海口，是最佳的江海一体的良港。所以，我们选择在此开发。”霍先生还谈到发展南沙海港和高科技产业等设想。我根据霍先生的谈话、设想和考察所得，向广东省领导提交了一份参事建议，题为：《建议将广州南沙建设成为具有珠江流域文化科技中心功能的“珠江之珠”城》。霍先生接见谈话和我们提出参事建议，到现在已经四年了，南沙已由一个小小的开发区发展为广州市新设立的一个大城区，在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开始或正在实现霍先生开发南沙的设想，已经初露作为“珠江之珠”的峥嵘。珠江文化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最近出版的《珠江文化丛书·十家文谭》不仅是我们协会专家们辛勤探索的历程和实践的成果，而且代表了珠江文化崛起的又一里程碑，体现了六个创新点：

　　一、运用新方式

　　所谓新方式，有多层意思：一是我们的组织方式，是多学科交叉结合的。因为省政府参事和文史馆馆员，是省长聘任的智囊团，是多种学科的专家学者或代表人物；我们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是挂靠省政府参事室（文史馆）党组的省一级学会；这个会的骨干多是省政府参事或文史馆员，同时又是多学科专家，如：文化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考古学家、诗学家、美学家、地方文化学家、海洋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建筑学家、园林学家等等；二是我们的研究方式是多视角、多途径、多方位进行的，即：各个学科的专家以其所长学科为视角、途径和方位，去对同一课题进行研究，对同一对象进行论证，得出共同的结论。如：对封开古广信文化的研究、对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徐闻的研究就是如此；三是写作和编辑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即对每项研究成果的进行和表述，有理论剖析的方式，有历史陈述的方式，有历史或文物考据、考证的方式，有文艺的报告文学或散文、小说、电视文学的方式等等，幷且将这些不同方式的著作和作品编为《珠江文化从书》系列，构成共同课题的研究丛书。如：2001年，为举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我们编写出版了“海上丝调之路专辑”，包括两部历史报告文学：《开海》和《千年国门》，一部学术论著《广府海韵—珠江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一部古诗选注《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两部资料汇编《交融与辉映—中国学者论海上丝绸之路》、《东方的发现—外国学者谈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最近出版的“十家文谭”专辑也是这样，有两部文章选编（即《珠江文化的历史定位》《海上丝路的研究开发》），五部理论论著（即《珠江文化系论》《泛珠三角与珠江文化》《海上丝路与广东古港》《粤语与珠江文化》《岭南文化珠江来》），三部散文报告（即《珠江诗雨》《珠江远眺》《珠江流韵》），既是研究珠江文化的系列丛书，又分别是文化学、文章学、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诗学、美学、地方文化学的论著。

　　二、连续新发现

　　自1992年至今，我们在进行省政府参事工作和文史工作中，重点进行珠江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开发工作，在深入研究文史资料的基础上，到各市县进行实地考察。可以说，每次考察都有新的发现，其中较突出而有影响的是：1994年，在粤北考察中，发现南雄珠玑巷的历史文化价值，对其作出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汇地的文化定位，向当地领导提出在此开发寻根文化和珠玑巷后裔文化的建议。事后受到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广州市市长黎子流及其他省市领导的重视和采纳，成立了“珠玑巷后裔联谊会”，我省和港澳、海外多国都有许多名人参与支持，捐款达一亿多元，从此成为寻宗问祖和旅游热点。1996年，我们在封开和广西梧州发现该地就是西汉交趾部所在地的广信，也即是当时的岭南首府，后为广东与广西的分界地。我们为其定位为岭南文化古都，并根据在该地发现两颗距今128000年的原始人牙齿，以及粤语在此发源的新论，对其作出岭南文化发祥地的文化定位，在国内外影响甚大，被称是将岭南文化史推前28000年（原是将距今10万年的马坝人定为岭南人始祖）。2000年，我们在雷州半岛的徐闻发现西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从而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南宋时期泉州开始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推前了1300多年。

　　三、开拓新领域

　　这些新发现，同时也即是我们开拓的新领域，是新的文化领域，又是新的学术领域。例如，2002年，我们再次考察粤北南雄梅关珠玑巷时，更深入发现这里既是古代中华姓氏文化的南北迁徙枢纽，又是古代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对接通道之一。由于迄今学术界对姓氏文化的研究多偏重于家族繁衍和族谱的研究，我们则发现和提出氏族与民系迁移的研究；同时，迄今学术界对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只是分别研究，我们是将两者联系研究，幷且是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对接点或通道的最早发现者和提出者。由此被认为是填补学术空白之说，也由此开拓了具有极其宽广空间和前景的新学术领域和文化领域。

　　其二，我们对每个地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历史环境特点的考察研究，都运用多学科的途径和交叉结合的方式去求准求深，但又都不是停留在各个学科论证的层面上的，而是更深入其文化底藴，从文化学的视角或高度去消化各学科的成果，进而作出文化学的结论的。也即是说，是以文化学为核心去进行更深层、更新颖的研究的，从而使得研究对象虽是古代的遗存，却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文化力。所以，在这层面上，也即具有开拓新领域的意义。2004年，我们对南江文化带的提出和论证是典型例子。开始，我们只是在罗定县志的史料中知道罗定江原名南江，在郁南县至今尚存有南江口的地名；接着我们进一步发现：南江发源于信宜，经罗定、郁南、在南江口汇入西江；流通茂名市并在吴川出海的鉴江，同样发源于信宜；流通阳江市并在阳东出海的漠阳江，则发源于云浮市的新兴；虽然三江之水互不贯通，但地域相连，经济一体，文化特质相同，尤其是保存百越族文化遗存较多，与广东其他地方有明显差异。于是我们便以南江文化带作为粤西四市的文化定位，将后百越文化作为其主要特征和内涵，而与以广府文化为主的西江文化、以广府与客家文化幷合的北江文化、以客家文化为主体的东江文化、以福佬文化为主体的韩江文化并列起来，从而使珠江文化名副其实地达到“光芒四射”的结构。此论一出，即受粤西四市赞同，认为是开拓了粤西文化的新领域，也即是填补了珠江文化的学术空白。

　　四、提出新理论

　　从1989年我在《论珠江文化及其典型代表—陈残云》一文中，已经明确提出珠江文化的名称和概念开始，我们即是既开拓了珠江文化这个新领城，同时又是提出珠江文化这个新理论；此后，我们又先后提出《充分发挥珠江文化优势，建设文化大省》，提出《以珠江文化扩大岭南文化的内涵和优势》，提出《珠江文化是泛珠三角（9十2）的文化基础和支撑》，提出《泛珠三角不仅是个经济概念，也是个文化概念》等主张，都可以说既是开拓新领域，也是提出新理论。因为这些主张，具有开辟新的研究天地并提出新理论的意义。

　　我们在提出这些总体性和阶段性的理论的进程中，也是时有新理论提出的，如：中华民族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江河文化，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文化具有海洋性的标志之一，珠江文化的特质是海洋性特重和江海一体等等。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我们提出的新理论，都是从现实的实际和需要出发的，而且多是从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或谘询的需要去进行的。所以，我们提出的新理论，大都力求做到：以现实追溯历史，以实际升华理论，以文化促进经济，以建议提供决策，以方案指导实践，以定位促进开发。上列的理论观点大都由此而提出来的。最近向张德江书记提交《以自身特性和共通性文化为纽带，促进区域和对外经济合作，促使文化与经济的相互转化》的战略性建议，以及《在整合中挖掘，在开发中保护—关于历史人文资源保护开发工作的报告》，更是如此。

　　五、初创新体系

　　经过15年的努力，现在可以说，我们在珠江文化的研究上，初步创立了新体系。首先，表现在我先后完成的《珠江文化论》和《珠江文化系论》中。在这些论著里，我提出了珠江文化概念及其内涵的界定，明确珠江文化就是指珠江水系及其相邻江河流域地区的文化，具体包括：西江发源地云南及流经地贵州、广西，北江发源地湖南，东江发源地江西，三江汇合地广东及香港、澳门，相邻江河韩江发源地福建，相邻海域海南，与泛珠三角（9十2）合作区域大致相同。珠江文化概念是从当今世界水文化理论而提出的，是与世界接轨的，是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辽河文化、雅鲁藏布江文化等并列而又有自身文化系统的，即：黄河文化始祖黄帝、哲圣孔子，长江文化始祖炎帝、哲圣孔子，珠江文化始祖舜帝、哲圣惠能；黄河的形象似龙，长江的形象似凤，珠江的形象则似多龙争珠或光芒四射的珍珠。此外，珠江文化有自身的江河文化成分和系统，有自身的发展历史和代表人物系列，有自身的特质和风格，与李白诗所写“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黄河文化风格、苏轼词所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长江文化风格不同，珠江文化的风格则如岭南第一诗人张九龄所写“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具有海洋性、宽宏性、包容性、共时性的特质。这些都是珠江文化本身具有的系统，也是我们对其进行系统研究而初创的文化体系。

　　其二，是学术体系。《珠江文化丛书》从2000年开始出版至今，先后出版四个专辑，共达千余万字。最近出版的《十家文谭》专辑，十册共300多万字，是多学科研究珠江文化的系统著作，本身也是构成学术体系的。

　　其三，我们这批学术队伍，有不少著名作家，其他学科的学者也有甚高的文学素养和功力，无论是写文艺作品或写学术著作，也常用艺术形象对珠江文化进行研究表述方或作文化定位，由此，也构成了珠江文化的艺术形象系列或体系。如：《珠江传》（司徒尚纪）、《深港澳三部曲》（朱崇山）、《客家魂》三部曲（谭元亨）、《风流时代三部曲》和《血族三部曲》、《女海盗》（洪三泰）等等。

　　六、打出新品牌

　　我们提出珠江文化的概念和理论，本身就是新的品牌；提出以珠江文化扩大岭南文化的内涵和优势，即是打出新的品牌，建设文化大省的新品牌；以珠江文化为泛珠三角（9+2）合作区域的文化支撑和基础，也是打出新的品牌。

　　其实，我们在启动珠江文化工程的15年进程中，一直以文化定位的方式，为各县市或古文化遗存打出新的文化品牌，受到普遍认同，产生广泛影响，取得良好效果。如：为阳江“南海1号”宋代沉船作出“海上敦煌”的文化定位，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及国际海洋学家吴京院士的注目和认同，中央和我省领导高度重视，拨出专款在此兴建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此外，为封开定位为岭南文化古都和岭南文化发祥地，为南雄梅关珠玑巷先后作出的文化定位，为德庆龙母庙定位为“西江神源”，为怀集定位为“岭南燕都”，为韶关南华禅寺定位为珠江文化哲圣惠能及其创立的禅学发祥地，为徐闻定位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西汉始发港，为珠海定位为中国近代海洋文化第一港，为广州定位为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和世界三千年不衰的东方大港等等，都是亮丽的新品牌，是有巨大震撼力和文化力的。我们对南沙定位为“珠江之珠”城，也是如此。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