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挂号口是粤海关在黄埔岛设立的挂号口,专门负责广州地区进出口货物的税收、验货、放行和办理有关夷船进出港的事务。自明清以来黄埔这个地方对外贸易活动不断,加上政府向来允许来粤洋人到内地互市,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和间接加入到贸易的活动中去。特别是干隆二十二年(1757年)撤销江、 浙、 闽三海关,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这长达八十二年的垄断贸易中,广州成为全国唯一的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使到广州的对外贸易更加空前繁荣,贸易额年年飙升,到道光十七年(1833年),粤海关的贸易收入达到历年最高,来华的夷船也有1000艘之多。在黄埔的社会繁荣的背后存在的影响繁荣兴旺的不利因素,存在着危害社会的黑暗面。当年黄埔村石基河堤上所立有一方石碑,正好从这方面引证了黄埔港这一社会历史状况,为研究黄埔古港对外贸易及古港、古码头等历史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资料。
一
原来黄埔村石基河堤上立有一块“关于不准勒索运载洋人货物船只”告示石碑〔1〕,不知何时被作铺路石块用。1995年广东革命历史馆的黎馆长发现该石碑有历史价值,即把石碑迁移到黄埔军校中山故居前的空地(原来粤海关黄埔分关办公楼的遗址)立起来。石碑用花岗岩石打制,高1300、宽625、厚195毫米,碑表面打制得比较粗糙,全碑字体书写随意,缺乏书法韵味,雕凿纹深浅不均匀,碑文全文如下:
“两广总督部堂邓 批和南海县疍户陈德贵郭亚松呈其人切——等西瓜扁船只,常泊省河听候轮运洋行饷货或载往香山、澳门、南海、佛山、新会、江门、东莞、石龙过付客店,或连付番禺、黄埔濠墩狮子洋等处交纳夷船。嘉庆三年船主陈朝耆船经各塘汛管理、口,及□□旬巡船浆艇无论轻船重载,屡遭留难勒索陋规,并被南番二县戎河捕三厅差后□□奉造册结陋规,更有匪徒冒充兵后过□□□□取货物,不遂呈凶寻殴,甚至种松择食,经联叩前粮宪吴批仰南海县示船只赖安。嘉庆五年示□□两废兵后棍徒故智复萌,罗朝耆又经联赴,前署宪瑚批仰前藩宪常□前皋宪吴命同查禁,并谕□□各衙门,照在案迄今日久示废与生,经有兵棍,不知前奉示复向蚁等船只勒索,即如道光十五年底,船户何北水被棍匪崩牙二等讹诈不遂,串同营兵妄□移解番禺县审释拖累数月,乃近日兵差棍徒乃勒索讹诈扰惨难言,仰睹仁悬福星□□□粤除暴安民,势得□□□前示联叩。宪恩乞准照前常示严禁肖谕勒石迎□□以垂永久。仰兵后匪棍知法弊絶风情愚蛋□□颂,公侯初赴等情奉批该疍民等西瓜扁船只,既系装载饷货并非走私,乃所到留难勒索一至此极,兵后关口执法滋扰相习成风,至使匪徒亦冒名尤而数之害,于□底可叹可恨咨明。
粤海关监督一体查办外仰按察司会通布政司查明控情即日出示,严禁一面移行各菅县,认真查究,毋任玩纵,贻害干咎□□,幷发圆印到司奉此除咨移。粤海关监督一体查出,严禁并行广州府移行各营县,认真查究,外合行出示论南海、番禺、香山、新会、东莞各营县捕兵□及西瓜扁船只运载货物遇徒毋许勒索陋规,节礼钱银稽留并滞,以及强取货物其该管衙门,亦只许照例编号造册,不许勒索,册结使该船户人等不得籍有告示,任意运载私货及□禁物扰盘查□□各室凛遵母特示。
道光十七年五月初十日
附:郭亚松等道光十七年五月十八日联禀请示勒石二十二日奉
两广总督邓 经司示严禁查明勒石,监立番禺县黄埔等处,俾垂久远,而扰累仰车按察司令会同布政司移行各县知照,仍长饬题□,认真稽查倘该船户等籍示走,敕或揽载违禁货物,亦即拿究,勿或幷发(阀)。
监立番禺县地方处 谕。”
这是一方两广总督邓廷桢批处的一则“民告官”的官司裁决告示石碑,道光十七年(1837年)五月十八日船民郭亚松等联禀请求把这方石碑立在黄埔村河堤上。该碑正好从另一侧面,反映了黄埔港这个粤海关设置的挂号口在繁荣兴旺的港口,反映了在繁荣发达的背后的隐藏的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告示石碑用通俗的语言,讲述了运载货物的疍民、船户驾驶的西瓜扁船经过在塘汛关口时,屡守卫在塘汛关口的遭营兵和匪徒恶棍抢劫勒索的事实,及两广总督邓廷桢批处该案公正的裁决决定。对我们研究清朝嘉庆、道光年间黄埔村及广州的社会历史状况,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历史资料。
鸦片战争前,在广州的中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贸易国的出超地位,以最重要的中英贸易而论,1781年至1790年,中国输英的商品,仅茶叶一项,就达96267832银圆,英国输华商品16871592银圆。18世纪后期,英国进行了产业革命,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迅速发展,英国急于扩大海外市场,积极推行对外侵略政策,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中国要自卫,给来华参加贸易洋商制定了相应的规定和限制,因而在中英广州交往中,矛盾尖鋭,英国政府蓄意破坏和侵犯中国司法主权,英国水手在广州口岸胡作非为,杀害中国居民事件时有发生,明目张胆地破坏中国司法主权。英军武装侵扰,1808年(嘉庆十三年)8月派英军舰队在澳门登陆,企图强占澳门。当时两广总督吴熊光下令断絶英国贸易,英军头子率英军舰3艘闯进黄埔,然后率英军200多人坐舢板在广州登陆,寄居广州的商馆。英国派遣的劳律卑未经广东地方政府允许,擅自到广州商馆;而最大的矛盾则是英国为了改变对华贸易逆差的不利处境而大量走私鸦片。鸦片最初是作为药品输入,数量很少。明末清初已经有人吸食,鸦片开始逐渐增加。但1772年输入的鸦片才200箱,而到了1790年,鸦片输入达4054箱。
早在嘉庆四年(1799年),中国当局就禁止鸦片进口。嘉庆皇帝曾多次发布这种禁令。但禁令没有收到什么效果,鸦片仍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1834年东印度公司鸦片垄断权被取消后,英国对华贸易几乎都以走私形式进行。鸦片走私的集散地,由珠江口外伶仃洋扩展到整个东南沿海:从虎门到广州的花地的珠江沿岸,竟有30多艘鸦片走私船穿梭其间。道光元年(1821年),在广州的海口上,形式上加强了禁烟。随着鸦片的大量涌入,19世纪30年代,中国出现了烟害泛滥,给中国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白银外流,使到国内的流通货币减少,影响正常的商品交换和流通,造成市场萧条。严重削弱了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加深了封建统治危机。吏治腐败,积欠税款越来越多,加深了财政困难。损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削弱了清朝军队的战斗力。
然而在嘉庆、道光年间,在与洋人的互市中,有些“番舶”以贩货为名,行以洋钱收购纹银之实,致内地的银两日少,洋钱渐多。有些洋人藐视清朝当局的规定,履禁屡犯,特别有些英国商人“自恃富强,横行无忌,”甚至态度“桀骜”,他们携带鸦片烟泥入口,偷带内地官银出洋〔2〕。如道光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1838年11月8曰),清朝政府就在大沽一带缉拿了“金广兴洋船”,在船上搜查出有烟土八十二袋,重约十三万一千五百余两,并一举缴获了烟具、枪械等货物〔3〕,据审讯参与走私的三水人邓然交代,他与南海人余晖、顺德人崔四和福建龙溪人郭有观等各出资本,向夷船代买烟土八十三担。在十三行和联兴街有贩卖鸦片的店铺。奸商也可到店与夷人交易时可以“议价”和“立券”,然后凭证到趸船上去取货。早在嘉庆四年(1799年)就禁止鸦片进口,皇帝也曾经多次发布禁令。道光元年(1821年)起,形式上加强了禁烟,规定了凡是洋船到广州,先由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箱验货,如若行商容隐,一经查出就加等治罪。当时为了抑制洋人的走私活动,外国的商船可以驶到黄埔江面来停泊,洋人的兵船只能驶入到珠江口一带的江面,鸦片走私的船只也停泊在珠江口附近的伶仃洋一带水域。政府还规定若有携带枪械、炮位的商船进入黄埔港以前也要一律拆卸。洋人不准在广州过冬,必须每年六月进口,九、十月就要回国。外国商人除了每月规定的日子到规定的地方游玩,其余时间不准离开商馆,还不准携带妇人到广州城里。当西方殖民主义者们正以冒险者的身份到世界上他们所可以到的地方为所欲为的时候,清朝政府的这种限制和规定,是起到民族自卫的作用的。
鸦片的泛滥,吏治腐败,正是由于出现上面所述的社会现象问题,导致很多人在吸食鸦片,官兵、匪徒要吸食鸦片,吸食的经济来源从何处来,抢劫是取得经济来源的最大、最快的途径。鸦片走私官府要进行查扣,理应该查扣洋人的船只,但那些守卫塘汛关口的营县捕兵对运载洋行“饷货”的西瓜扁船等船只检查走私,乘机对运载货物的船民以查扣鸦片为名进行敲诈勒索,这给那些腐败贪婪的兵痞和胡作非为的匪徒有了一个的机会,给安定的社会制造一股不稳定的、危害社会的不良因素。兵痞正是利用当时限制鸦片走私为藉口的特殊原因,特别对运载洋行“饷货”的来往船只,他们打着检查走私为名,实行抢掠为实,大肆抢掠船民、疍户的运载的物资,既可以中饱私囊,又满足自己的贪婪欲望,船民、疍户屡遭留难,这是国家吏治腐败的表现。
二
道光年间,这方告示石碑的年代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中产生的,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好是对外贸易最红火的一年,石碑为我们描绘了黄埔江面的景象,在黄埔、琶洲一带的江面,被广东人称之为“省河”或“海”,在这片水域,有不少运载洋行饷货的西瓜扁船、乌槽船、驳鬼货扁船,他们常常在这段江面上停泊,听候洋行的差遣,他们有的要把货物从这里运到香山、澳门、南海、佛山、新会、江门、东莞石龙的“过户客店”,有的则把洋行的“饷货”运送到番禺、黄埔的濠墩、狮子洋,交付给停靠在那里的洋人的货轮。
黄埔旧名凤浦,是珠江水道上的岛屿,清朝时属番禺县茭塘司管辖,昔日这里四面环水,海阔天高,在宋代时就是海船停泊的天然良港,据说岛上罗姓氏族自宋嘉佑年间就迁来定居,村内北帝庙也有“自宋以来历盛不衰”的记载。因隋、唐时期的港口码头原在扶胥港,后来由于珠江前航道淤积,不便于海船航行,地处珠江后水道的黄埔、琶洲一带的黄埔村从明代开始便成为对外贸易的货物进出口口岸。
黄埔挂号口是康熙二十四年(1865年)粤海关成立后设立的,粤海关总关设在省城五仙门内,俗称为“大关”,随即在虎门设立总口,还在澳门、广州等设立了不少的“正税口”、“稽查口”和“挂号口”〔4〕,黄埔村是粤海关设立的二十个挂号口之一,税口是专门负责征收来往商船的税收机构。黄埔距省城“大关”仅三十里路,水陆交通便利,除此以外,政府并在此设立税馆、买办馆、夷务馆、兵营〔5〕等。自清康熙二十四年粤海关在这设立挂号口,凡从广州进出货物都要在这个税口纳货税、报关、检查验货等。那时黄埔村有买办馆、夷务馆,还有热闹非凡的海傍街,昔日的海傍街店铺云集,那里有专门为洋人服务的“修整鬼船木匠铺”,“修整鬼船漆匠铺”等。美国人威廉·C·亨利在他的《广州“番鬼”録》就描述了外国商船一般在夏秋两季乘季候风达到黄埔,冬春乘东北季候风返航,其实是清朝政府限制他们活动的一种规定,清政府规定不准洋商在广州过冬;他还说黄埔这个地方18世纪中已经是“一个住有好几千人的市镇”。当时这里还是一个风光相当优美的地方, 黄埔的“华山”实际是一个较高的丘陵,站在上面可以看到“五洲”,这就是琶洲、官洲、新洲、小洲和长洲,每年都有洋商、船员来这里一带游玩,
他们把琶洲塔称为“黄埔塔”。这里也是外销画家们作画的首选题材和素材,在清代的外销画中就有“黄埔船坞”、“珠江塔影”、“黄埔停泊所”和“黄埔帆影”等。特别是干隆二十二年关闭了其他口岸,实行一口通商后,除了俄国商队跨越中国北方边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商船来往澳门以外,中国和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集中在广州,当局为了防止洋人与内地人接触,规定了来华进行贸易的番夷都要找洋行代理所有的进出口业务,专门负责征收那些进出商船的货税、管理外船的事务;粤海关还规定了凡是进出口的货物都要在黄埔这个税口交纳货税,报关及检验进出口货物。全国各地的茶叶、丝绸、樟脑、糖、烟草、纸、漆器、药材、黄铜、麝香、瓷器等货物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运往世界;外国商品如象牙、紫檀、毛织品、自鸣钟、玻璃器皿、哔叽缎等又从这里运到中国各地。从干隆到嘉道年间,每年的贸易额不断飙升,特别是嘉庆、道光年间,贸易额猛增。外国商船入口数量(以艘计算),干隆十四年至二十四年(1749—1759年)到中国的商船只有194艘,到了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1820—1829年)增至876艘;到道光十年到十八年(1830—1838年)这短短八年当中,进口的商船就猛增加到1101艘之多。这说明广州的对外贸易形势是日益繁盛的。我们看到只是繁荣的一面,但对其在繁盛的背后的一面,却鲜为人知,石碑为我们填补了这方面的史实,对这种隐藏着黑闇的势力、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的邪恶势力,石碑碑文述说得非常详尽,嘉庆三年(1798年)一位名“罗朝升”的人,运载货物的船经各塘汛关口时,屡遭留难勒索;营兵兵痞们把货物抢到手即大肆挥霍。有些匪徒还冒充营兵大肆抢掠,一旦抢劫未遂则呈凶斗殴,船民疍户们被留难抢掠尝够了苦头。石碑还记述了道光十五年(1835年),船民何北水被绰号叫“崩牙二”等一伙匪徒勒索,为能得逞,崩牙二等即串通官府兵差,把何北水抓到番禺县的一个衙署,关押数月才被释放。凡此等等,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缩影,它充分反映了当时在黄埔挂号口这个充满繁荣兴旺的背后的一种危害社会的不利因素,可以从这一角度来窥到清朝嘉道年间黄埔村的社会现状之一斑。营县捕兵以搜查运载走私鸦片为名,行勒索船民货物为实,这种执法腐败的行经,致使一些守法的船民屡遭抢劫,损失惨重。更有甚者,一些土匪竟然冒充兵差更是大胆妄为,其丑恶的行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船民、疍户们忍无可忍,以致引发起南海县船民陈贵德、郭亚松等人状告官差抢劫勒索一案,两广总督邓廷桢对次诉讼进行了公正的裁决。邓廷桢在处理这桩民告官的官司中,对这些违反民众利益的兵痞匪徒的不轨行径,不护短,而是采取公正的裁决,明确规定了凡是进出黄埔港的货物,只有粤海关才有权监督、查办,其他的营县捕兵无权没收货物,“只许照例编号造册,不许勒索”〔6〕。”同时也告诫所有参与运载货物的船只也“不得籍有告示,任意运载私货及禁物干扰盘查”,阻止官兵正常的盘查。
鸦片走私、吏治腐败、兵痞抢劫、匪徒掳掠,像一个个毒瘤严重妨碍了黄埔民众、船民、疍户的正常的生活和劳动,扰乱了黄埔这个地方的社会安定。黄埔村的民众和外来的船民、疍户,面对来自兵痞、匪徒的敲诈勒索和官府的欺诈,不畏强暴,敢于用事实状告官兵匪徒的丑恶嘴脸和丑恶行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历史总是多元素的、多层面的,从这块告示石碑所出现的材料,可以从另一角度反映出黄埔村辉煌的一页,反映出鸦片战争前夕黄埔村的社会历史状况。
注 释:
〔1〕 告示石碑的的题目“关于不准勒索运载洋人货物船只” 是1999年广州市文物普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参加文物调查时撰写该条目时所加的。
〔2〕 《清实録广东史料》第281页。
〔3〕《广州简史》第189页。
〔4〕《粤海关志》卷五,口岸——“大关图”、“黄埔口图”。
〔5〕《粤海关志》卷十一。
〔6〕见“不准勒索运载洋人货物的船只”告示石碑。
(作者:黄佩贤,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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