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即Parsi，为印度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琐罗亚斯德教于4世纪前后始入中国〔1〕，时称天神，后又称祅教。宋以后，中国不见有该教教徒活动的记载，而数百年后，清代的广州口岸却出现了一个精明的巴斯商人群体。据西文原始资料及西方学者的研究，鸦片战争前广州口岸的Parsees商人约占来华“夷商”的三分之一，仅次于英国人，多于美国人。〔2〕实在引人注目。

　　巴斯商人在广州口岸，按清政府的规定只能与行商打交道。巴斯商与行商的关系，主要是商业关系，商业关系中又以商欠现象特别突出。商欠又称行欠或夷欠，即行商欠外商的债务，是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中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与巴斯商人相关的商欠比较独特：商欠对巴斯商人是一种诱惑，他们以此获高利贷利润，以此与英籍港脚商共同破坏公行制度。虽然公行制度是在枪炮的威逼之下被废止的，但商欠是其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巴斯商在广州放债“贪狡牟利”〔3〕，讨债手段凶狠，却又赖账不还，其行刁顽，完全没有故土沦为殖民地的卑下感。

　　据学者们研究，外商向行商放债的第一个事例，发生在1716年。〔4〕1716年，第一位巴斯商人来华。与巴斯有关的重大商欠行为，发生在十八世纪末。1790年，行商宜官（Eequa，即吴昭平〔5〕，1786年始充行商）破产，欠Parsee（巴斯）商人棉花货款二十五万元以上。干隆皇帝对此案亲作批示：“行商吴昭平揭买夷商货价，久未清还，情殊可恶！应照拟发遣。”因为“拖欠夷商银两，若不即为清还，转致贻笑外夷。”〔6〕该商欠案的处理，是干隆皇帝的得意之作。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在觐见干隆皇帝时提出六点书面要求。〔7〕干隆皇帝以所请与“天朝体例”不合，一一驳回，他在给对英王的信中说：

　　“若云尔国王为照料买卖起见，则尔国人在澳门贸易，非止一日，原无不加恩视。即如从前博尔都葛尔亚（葡）意达里等国，屡次遗使来朝，亦曾以照料贸易为请，天朝鉴其悃忱，优加体恤，凡遇该国等贸易之事，无不照料周备。前次广东商人吴昭平，有拖欠洋船价值银两者，俱饬令该总督，由官库内先行动支帑项，代为清还，并将拖欠商人重治其罪，想此事尔国亦闻知矣；外国又何必派人留京，为此越例断可不行之请？况留人在京，距澳门贸易处所，几及万里，伊亦何能照料耶？”〔8〕

　　天朝皇帝对“拖欠商人重治其罪”，并由官库“代为清还”所欠巴斯的债款。以皇帝为首的清政府怕“贻笑外夷”的心理，成为巴斯等“夷商”放债的最有力保障。直到鸦片战争前，与巴斯有关的商欠现象屡屡发生。

　　一、巴斯商人与三次重大商欠危机

　　格林堡指出，鸦片战争前发生过三次重大的商欠危机。〔9〕我们结合中西文献进一步分析后发现，三次危机均与巴斯相关。

　　第一次商欠危机发生在1810-1815年。

　　这次危机的前奏是1808年（嘉庆十三年），万成行行商沐士方（Lyqua）破产，欠巴斯人呵罗乜之（Hormajee Dorabjee）24万余两。〔10〕这次商欠的原由及处理经过，粤督百龄、护巡抚衡龄、粤海关监督常显奏称：

　　“据港脚夷商呵罗乜之等禀控，万成行商沐士方拖欠货洋银三十五万圆，久未偿还，赴奴才百龄衙门，恳情究追等情。伏思外洋行商受买夷商货物，自应持平交易，将货价随买随偿，以示中华贸易公正。今沐士方拖欠夷商银至三十余万圆之多，诚恐有指骗行事，自应从严究办。当即发司委员查讯，并饬将该行商捐职布政司经历收尺监追，一面饬传各行商卢观恒等将沐士方家产照例查抄，确估去后。兹据署藩司陈若霖，署臬司温承志督同委员审明估变，议拟解堪前来，奴才等亲提会鞫。缘沐土方籍隶浙江宁波府慈豀县。嘉庆八年（1803）贩有茶叶货来粤生理。九年报捐布政司经历职衔。十一年承充万成行洋商。每年夷商货船到粤，交该行议定价值报税发卖，陆续给还价银或以货物作价扺换。十三年六月内，沐士方揭买港脚夷商呵罗乜之等棉花、莎藤、鱼翅、点铜等货，该价番银三十五万一千零三十八圆，折实九八，市银二十四万七千六百九十二两四钱一分三厘。嗣因市价平减，价银亏折，沐士方又经理不善，将货价用缺，以致无力偿还，尚非有心指骗。”〔11〕

　　沐士方破产后，次年（1809年），巴斯商呵罗乜之便控告他“拖欠货价洋银三十五万一千余圆久未偿还”。沐士方的货物房产被查封变扺，仅值银二万一千七百四十四两四钱，不够偿还夷欠。其余的债款由别的行商分三年代还。沐士方“被革去职衔，照例发边远充军，从重改发伊犁当差，以示惩儆。”〔12〕

　　据马士记载，沐士方事件发生后，中国曾拟成立一公行，以特别指定对付散商船只的业务，籍此来终止巴斯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奸诈行为。因为巴斯人与亚美尼亚人到处钻营，假如市场供应短少，就设法在另一艘船愚弄那些初出茅庐的商人以资补偿。该公行成立后，可帮助茂官和浩官筹集24万元，作为清算鹏官（沐士方）与呵罗乜之之间账项的三年为期的分期付款。〔13〕

　　第二次商欠危机发生在1827-1829年。

　　此次危机期间（1828年），天宝行经官破产，欠巴斯人和美国人1，900，000元。〔14〕巴斯人和美国人要求用行佣分7年还清。这次危机不是偶然的，之前，即1824年的潘长耀商欠案和1826年的黎光远商欠案便预示着重大危机的来临。而这两次商欠，其债主均为巴斯商人。

　　1824年，巴斯人噫灯治等控告丽泉行已故商人潘长耀欠其172，207元。潘长耀被查抄家产，不敷夷欠由其子潘瑞庆认还。〔15〕其经过如下：

　　“(广东巡抚臣陈中孚、两广总督臣阮元、粤海关监督臣七十四)跪奏，为洋商拖欠夷帐查明办理恭折具事，窃照丽泉洋行商人潘长耀身故，有未完饷项银两，并访有拖欠夷怅情事，经臣阮元会同前监督臣达三叠次谕催，并据夷商噫灯治等赴臣等衙门呈控，札司饬委广州府知府钟英等亲提该故商之子潘瑞庆讯明办理去后，兹据该府等审明，查照历办旧例，将该故商家产查抄估变议拟，由司核转前来臣等会同覆核。缘潘瑞庆籍隶福建同安县，寄居广东南海县，伊父潘长耀承充丽泉洋行商人，生子潘瑞庆等十人，并未分产，潘瑞庆由捐纳员外分发兵部武选司行走。嘉庆二十五年遵续增武陟，例加捐道员，道光元年回籍。潘长耀于道光三年七月内身故，生前因生意亏折，未完饷银二万二千五百二十八两零，又拖欠各国夷人货银十七万二千二百零七元，该府等传到洋行众商伍敦元等质询，据称潘瑞庆实系无力偿还，并非有心推诿，所有伊父名下未完饷银除现在查抄家产估变二万二千三百五十四银零列扺外，尚不敷银一百七十四两零，商等愿将本年各行行用尽先摊出完缴至未完夷欠，现蒙详咨，该故商福建原籍家产查封备扺不敷之项，查照历届办法自道光四年为始，由商等分银五年掷还等情。

　　臣等查历办洋商拖欠夷帐，俱将本商照交结外国，诓骗财物例问，拟充军，从重发伊犁，当差行业革退，家产查抄，不敷夷帐由现商分立年限代为赔给。今丽泉行夷帐系潘瑞庆故父潘长耀生前拖欠，潘瑞庆先未涉平应免治罪，惟父故已半年有余，并不早为设法清理，致夷人纷纷俱控，应请旨将员捐纳外道员革退，以示惩儆，不敷夷欠已由现商认还，应毋庸议，丽泉行业应即革除，毋庸接充除饬取各商遵结认状备案，并飞咨福建抚臣将员原籍同安县家产抄估变移粤，备扺外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施行，谨奏，道光四年五月初一日，奉朱批，钦此。”〔16〕

　　1826年(道光六年)，发生了西成行商黎光远案。先是1822年，西成行经营已很困难，赖怡行、广利两行贷款，勉强支持，但其欠美国商人及巴斯商人货价四十余万两(其中欠巴斯商人330000两)，〔17〕则无力清付，虽经其他行商及美商大班调解，白头夷终于向总督衙门呈控， 十月十八日黎光远遂被押禁。结果查抄家产，仍不足偿还。是年(1826)十月六日(六年九月初六日)两广总督李鸿宾、巡抚成格、监督达三奏请依例办理，将其发边远充军，余欠由现商摊还。其缘由如下：

　　[GK2！][HTF]“窃西成行洋商黎光远，因办理夷务不善，积欠饷项未完，经前督臣阮元会同前任监督臣七十四，将该商黎光远饬发南海县押追，并查抄家产备扺。嗣据查出该商尚有积欠夷账银两，又经前督臣阮元等一并行县，照例究办去后。兹据审明议据由府司解勘前来，臣等亲提研鞠。缘黎光远籍隶顺德县，嘉庆十九年，以黎华柏名字，捐纳监生，加捐州同字衔，因屡次捐输议叙，给予道员职衔。该商于嘉庆二十年接顶伊兄黎颜裕原充西成外洋行商，与各国夷人交易货物，向来每遇夷船到粤，将货物议定价值，起存行内，报税发卖。该商办理不善，递年亏抄，积至道光五年(1825)，共欠进口关饷及捐河工各款银一十四万九千七百六十九两零，又陆续进欠港脚花旗各国夷人货价银共四十七万七千二百一十六两零，经先后查出，饬县究办。除查抄家产估变备扺外，尚欠饷项及夷账共银六十万八千九百四两零。据洋商伍敦元等情愿在于行用内，  自道光五年起，分限五年，代为清还，具有代还现状。各夷欠饷有着，均皆乐从。臣等再三复讯无异。诘据黎光远供称，实因连年生意不顺，以致拖欠，并非有心负累。实无遁词。查例交结外国，互相买卖，诓骗财物者，发边远充军等语。又历办行商颜时瑛等拖欠饷项夷账各案，均照交结外国，诓骗财物例，从重改发伊犁当差。今黎光远积欠饷项及夷账至六十万余两，无力完缴，  自应查照历办例案问拟，应请将黎光远革去职衔，即照交结外国，互相买卖，诓编财物，发边远充军例，发边远充军，仍从重改发伊犁，充当苦差。查封房屋等物，已饬各洋商公同估变完饷，其余不敷及夷欠银两，应令现商分限摊还。西成行业革除，毋许接充。……”〔18〕

　　巴斯商人与第三次商欠危机

　　1836—1837年，第三次商欠危机发生，巴斯商人是债主之一部分。本次危机，预示着公行组织之崩溃，因鸦片战争爆发，本次危机拖至1842年由《南京条约》中的相应条款解决。〔19〕

　　二、与巴斯商人相关的商欠的特点与原因

　　由上可知，与巴斯有贸易往来的行商，要么是新行商，要么是势单力弱的小行商。而“夷人进出口货物，向系夷人自行择行交易。”按常理，“富饶可信洋商，夷人自必多交货物售卖；艰穷商人，夷人即不肯将货物多交。”〔20〕巴斯商人在有选择自由的情况下，却一反常埋，与“艰穷行商”来往，是广州口岸的商业怪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巴斯商人与艰穷商人来往，有更多放债的机会，可满足他们获高利贷利润的贪欲。

　　巴斯商人是十分贪婪狡猾的的高利贷者。他们常常主动把现款大量借给行商，尤其是艰穷行商，“专与乏商交易，积欠夷账不少，该夷所以愿将货物付与无力洋商者，利其多算价值，辗转取偿，因而夷欠越积越多。”〔21〕具体做法是：他们以6-12％的较高利息率把印度的存款吸收到中国来，然后以12-20％，甚至40％的利息贷给行商或行外商人。〔22〕如1837年，巴斯富商噫之皮(Jeejeebhoy)便要求其合伙人查顿把10万元放给行商收取利息。〔23〕巴斯商人这一招很毒辣，连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也认为有必要保护中国人不受巴斯商人的诡计与狡猾的欺骗。〔24〕

　　巴斯商人利滚利的做法，致使一些惩罚行商“以示中华贸易人公正”〔25〕的清朝官员也感恼火。道光十年(1838)，巴斯商人打打皮(Dadabhoy)和希之皮(Heerjeebhoy)等向两广总督邓廷桢控告东昌行欠其40,000元未还时，邓疑惑的是，为啥巴斯商人不一次性要行商付清款，而非要使本来不多的债务因利滚利累积至40,000元时才告官求赔偿呢？〔26〕尽管如此，邓廷桢还是下令行商尽快还清债务，“以免贻笑外夷”。马士认为，中国这种有利于高利贷生存的土壤是巴斯商人入华贸易的重要原因。〔27〕

　　巴斯商人在广州口岸向中国人讨债时，是一副穷凶极恶的形象，1838年通事蔡俊就深受其害。第三次商欠危机时，蔡俊的父亲所在的远孚馆，因欠债太多倒闭，蔡俊的父亲不久后去世。之后，巴斯商人那素湾治(Nesserwanjee)逼着蔡俊还债。但蔡俊不明白，这位巴斯商所讨的债究系其父亲借的还是远孚馆借的。那素湾治不容蔡俊花时间查明，对蔡俊采取威胁的手段催款，蔡只得向英国商务监督控诉：

　　“具禀通事蔡俊。为恳恩退赐公断，免生别祸事。切俊于本月初四日，禀有八思客人那素湾治骂孖，恃顽行殴勒索。俊受屈莫伸等情。上达台阶。蒙批示，候查持正秉公办理在案。俊正静候台判，不胜沾感。今于本月二十三日，俊在蔡想和馆议事，又遇那素湾治骂孖在彼处。不容分诉，又将俊殴打。报通事见事，禀在尊案。不即与其理论，只暂为勤息。忖思那素湾治骂孖，现在如颠狂等类，事恐日久酿成衅患，不得不再达尊听。伏望仁慈早日迅赐判断。抑筋在省明理客商，早行分断，免其别生祸。俊易胜顶祝之至。为此禀赴监督人人台前俯准施行。道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禀。”

　　“敬启者。润四月初七日，得接台函，领知起居安吉。忝及诸凡关照，曷胜欣幸之至。前蒙贵监督有论，嘱前禀之事，发在省央打皮处唤及公断等语。俊曾到彼处数处，据央打打皮说，该那素湾治骂孖，总不肯公断，只言尚有远孚通事故馆，欠伊银两未清，亦如前肽要俊代逞之意。惟是远孚馆欠下帐目太多，且毫无干涉于俊，况复馆破人亡。唐帐叠控，官均不理。若俊代逞，不胜代逞，俊何能当此?今那素湾治特顽，不遵均论，不肯将俊担认泗顺店字据及泗顺店欠单缴遂。敢求阁下将现在情形代禀贵监们知之，求其禀公饬令，找出远孚馆欠单，验明系俊父一人之事，抑是远孚馆欠项，清浊立分，俊不胜恳切翘候回音。愿天相吉人矣。专此奉复并请台安。统祈丙鉴上央马礼逊先生大人阁下。通事蔡俊顿首拜书。五月初七日三功。”〔28〕

　　那素湾治“恃顽行殴勒索”、“如颠狂等类”，不是个别现象，这是巴斯商人在广州口岸“不遵法度”、“行为刁顽”的具体写照。〔29〕在这桩父债子还的案件中，蔡俊的要求非常合理，“找出远孚馆欠单，验明系俊父一人之事，抑是远孚馆欠项，清浊立分，”但那素湾治不肯将有关的单据出示，显然是趁“馆破人亡”之机行诈骗。蔡俊深感有冤，但“官均不理”，只有求助于“夷官”。而这时的英国商务监督，已经不是罗宾逊了。德庇时和罗宾逊的“沉默政策”，引起广州英商的极度不满，他们上书伦敦政府，主张采取强硬措施，派军舰来与清朝对话。1836年12月，义律取代罗宾逊继任商务监督，他放弃沉默态度，采取积极政策。1837年，中国禁烟空气正浓，英国政府恐因引起中英纠纷，于是派遣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伦（RearAdmiral Frederick Maitland）带兵舰来广东，英国的对华政策更趋于强硬。义律于是重蹈律劳卑的覆辙，直接致函两广总督邓廷桢，要求免用禀字，平等往来，遭到拒絶，一时中英情势颇为紧张。在这种情况下，蔡俊求助于夷官义律，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而这段时间，正是第三次商欠危机，有关欠案因鸦片战争而暂停解决。战后的《南京条约》按英国人的要求“圆满”地处理了“夷欠”问题〔30〕，但巴斯商拖欠行商的“华欠”却被抛在一边了。

　　巴斯人的高利贷手段，至今天还臭名昭着。在香港，高利贷者俗称“大耳窿”，这种称谓与巴斯商人有关。据说香港开埠之初，经营高利贷的就是巴斯等印度商人。他们戴大耳环，因此耳朵必须穿两个窟窿。以后香港的中国人就干脆把高利贷者称为“大耳窿。”〔31〕

　　（二）巴斯商人通过放债使行商破产，从而破坏整个公行制度。

　　鸦片战争在华英国人分两类：公司成员与港脚散商。港脚散商又分英籍散商与巴斯人，当时巴斯人亦属“英王陛下的臣民”。这些英国人对公行制度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东印度公司对公行制度表示满意，公行存在，使“广州生意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32〕因而公司大班与行商之间互相协助，公司甚至多次设法营救破产行商。〔33〕

　　港脚商对公行制度持敌对态度，一步步破坏公行直至这种组织被废止。港脚商代表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以“自由贸易”为口号，展开了反对东印度公司、公行垄断权的活动。当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后，英国“自由商人”纷纷涌至广州。英商的商行从1833年的66家很快增加到1837年的156家。〔34〕这种情况激化了港脚商与公行的矛盾。格林堡指出：“自由商人对东印度公司的胜利，不但未能解决对华贸易的种种矛盾。而且使它们变本加厉起来，贸易越增长，公行的不能与它适应就更明显。中国越象是英国制造品的一个有希望的潜在市场，广州商业制度就像是束缚太多，不能容忍。”〔35〕

　　“不能容忍”的港脚商便从两个方面来破坏公行制度：一、避开广州，在伶仃岛走私鸦片；二、不与公行，而与行外商人进行贸易。

　　在这两方面，巴斯商人表现得比较猖獗。这种避开广州行使贸易方式，给行商以致命的打击，使其不得不借外债应付窘境，债台高筑后只有等待破产。1829年至1830年，有4家行号破产，行商只剩下7个，其中1个还有破产的迹象。清政府仍然限制外商与行外商人交易。这使得巴斯商人在广州的商业很难展开。1829年5月15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收到44名孟买巴斯商人的一份备忘録，要求改变这种贸易制度，〔36〕巴斯商人苦于广州的公行制度，要求与行外商人做生意，增加行商数目，以减少公行的垄断程度。巴斯商的这份备忘録，导致了持续半年多的“英船延不进口事件”。〔37〕但那时清政府不可能答应“夷商”与行外商人交易。新增加行商，似乎是巴斯商人的愿望，但新的行商又常败在巴斯商人手下。巴斯商人的突破点是“艰穷行商”。这些人“为了获得临时的现款供应，以缴付税捐或紧急支应，用每担高于市价2两或甚至3两来购买棉花转售，不顾牺牲的后果，因而遭受巨大的损失。”〔38〕清人梁松年对此有比较深刻的论述：

　　“近年洋行商人多至不支，盖亦有固。其弊半由奸夷半由贫商，而港脚白头之夷奸黠尤甚。白头之夷一味贪诈，笼络贫商。货之卖也，先探得时价，然后与之议售，甜言滑舌，务使贫商亏本而贫商明之亏本而亦与之售者，商久贫困，或关饷催迫，或客帐难延，无所为计。一受其货，即便发卖，得收其货价以救目前之急，取东补西，牵南填北，至无所取，不得不败露而归之夷欠。此各行夷欠积至数百万之所由来也。”〔39〕

　　

　　到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时，巴斯商人破坏公行制度的目的便达到了。但是，胜利后的巴斯商人却没有捞到什么好处。战后英国产品纷纷充斥中国市场和巴斯商人逐步退出中国商界便是有力的说明。〔40〕

　　注　释：

　　〔1〕关于火祅教在中国早期传播及其性质的认识，详见林悟殊：《20世纪中国琐罗亚斯德教研究述评》，《欧亚学刊》第二辑，中华书局2000年1月。

　　〔2〕参见The Chinese Repository各年度在华外侨表。据Edward V.Gulick,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Harvard 1973，P.29记载：19世纪30年代，广州外侨约150人，其中1/3为Parsees.

　　〔3〕《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三），第21页；《史料旬刊》第九期，第313页。

　　〔4〕章文钦：《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中的商欠问题》，“清代的商品经济学术讨论会论文”，第3页。

　　〔5〕详见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页的考证。

　　〔6〕《粤海关志》卷二五，第9页。

　　〔7〕这六个要求是：①准英商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地贸易；②准英商仿俄罗斯商人之例，在北京设货栈；③于舟山附近指定一小岛，为英商停泊、居留、存放货物之所；④在广州附近辟一地，准英商享有与上款相同的权利；⑤英商在澳门、广州内河运货得免税或减税；⑥粤海关除正税外悉免其他一切税收，中国应公布关税额例，以便遵行。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一册，第244-245页。

　　〔8〕引自故宫博物院《掌故丛编》第三辑；《清高宗圣训》卷二七六，第11-12页，《东华续録·干隆》卷一一八；《粤海关志》卷三三，《贡舶》，第5-7页；《广东海防汇览》卷三六，第7-9页。

　　〔9〕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56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10〕马士：《东印度公司对货贸易编年史》，卷3，第108-109页；《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三），第28页。

　　〔11〕《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三》，第28-29页。

　　〔12〕《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三），第28页。

　　〔13〕马士：《东印度公司对货贸易编年史》，第三卷，第109-110页。

　　〔1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货贸易编年史》，第四五合卷，第184页。

　　〔15〕《史料旬刊》第四期，第126页。

　　〔16〕故宫博物院编《史料旬刊》第四期，《道光朝外洋通商案》《阮元等奏查办洋商拖欠夷帐折》，第126页；又见《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第2页，另据《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第2页，五月一日，得旨：“着将潘瑞庆所捐员外，及加捐道员，一并革退，以示惩儆。并着福建巡抚将革员原籍同安县家产查抄估变，移交粤省备扺。余着照所拟完结。”

　　〔17〕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四、五合卷，第59页。

　　〔18〕《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二），第25-26页。

　　〔19〕笔者在博士论文《清代广州的巴斯商人》的《〈南京条约〉中的赔款与巴斯商人》一节对此有详细论述。

　　〔20〕《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一），第47页。

　　〔21〕《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四），第24至25页。

　　〔22〕格林堡：《鸦片战争中英通商史》，第140，143，152页。

　　〔23〕格林堡：《鸦片战争中英通商史》，第59页。

　　〔24〕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四五合卷，第57页。

　　〔25〕《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三），第28页。

　　〔26〕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Vol.31.第263页.

　　〔27〕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二合卷，第366页。

　　〔28〕佐佐木正域：《鸦片战争前英交涉文书》（岭南堂书店），第147页。

　　〔29〕详见《“巴斯馆”中的巴斯人》一书。

　　〔30〕详见《〈南京条约〉中的赔款与巴斯商人》一节。

　　〔31〕章文钦：《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中的商欠问题》，“清代的商品经济学术讨论会论文”，1987年，第55页。巴斯人戴大耳环可能受古吉拉特风俗的影响。《诸蕃志》卷上“胡茶辣”国（即Guzzeral古吉拉特）条：“国人白净，男女皆穴耳，坠重环。”

　　〔32〕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33页。

　　〔33〕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1937年版，第372-374，397-400页。

　　〔34〕房德龄：《港脚商与鸦片战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第10页。

　　〔35〕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79页。

　　〔36〕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四五合卷，第215页。

　　〔37〕详见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四五合卷，第214页。

　　〔38〕马士：《编年史》，四五合卷，第57页。

　　〔39〕梁松年：《心远小榭文集》，卷一。

　　〔40〕详见《〈南京条约〉后的巴斯商人》一章。

　　（作者：郭德焱，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