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使广州成为外贸名城，也造就了名扬海外的广州港。在《世界名港》一书中，列了几十个名港，象广州港这样历史悠久而长盛不衰是少有的。

　　在广州港二千多年的历史画卷中，有着许多闪光点，其中较辉煌的一页是17~19世纪，  因为当时广州实际处于中国海上对外贸易的中心地位，至今仍被西方国家誉之为“对华贸易的黄金时代”。

　　在这个黄金时代，古黄埔港和广州十三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两者同时存在和发展，互相依存，互相促进。

　　一、优越的地理环境，政策的独开一面，使古黄埔港成为广州对外贸易的外港

　　

　　古黄埔港位于海珠区黄埔村(古名凤浦)、石基村一带水域，它位于珠江出海口，北依琶洲塔、南临珠江主水道，背靠小山，三面环水，珠江主水道和黄埔涌在黄埔村前分流而去。在村之东南西向形成了一大片宽阔之水域。据历史记载，  当时黄埔港水域水深不过20米左右，是一个天然浅水湾，极适合木制帆船行使锚泊。

　　黄埔村不仅地利，也得天时。由于广州属季风气候带，每年1O月至次年2月吹北风，4月至1O月吹南风或东南风，十分有利帆船航行。每年夏季外国商船乘东南风航行而来，秋天借北风返航而去，十分方便。由于黄埔村优越的地理环境，再加上当时黄埔村所在的广州地区发达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当时国际上以木帆船为主体的海上贸易的生产力水平极相匹配，这样一个小渔村继续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并逐渐发展成为闻名于世的繁荣大港，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古黄埔港之繁盛，除天时地利之外，更得于人和——明清政府实行海禁政策时却对广东网开一面，从而使广州尤其古黄埔港对外贸易进入黄金时期。广州自秦汉时期已是贸易口岸，但鼎盛时期则出现于清政府“一口通商”时期。干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撤销江、浙、闽三海关，全国仅留粤海关，从此全中国对外贸易就主要集中于广州一地进行，各省货物源源不断地运进广州，使广州的对外贸易进入一个高度发展时期，而且一直延伸至鸦片战争前夕。这一期间广州乃至全国对外贸易相当大的份额是古黄埔港的对外贸易。“从1685年至1842年签定《南京条约》止，150余年时间内，中外史书上所指的广州对西方的贸易，实际上是广州外港古黄埔港的贸易”。清政府明文规定“凡载洋货物入口之外国商船……必须下锚黄埔”，“于黄埔地方启其所带炮位，然后交易。”其时，清政府还对粤海关实行减免税政策，优待外国商人贸易，洋船税赋一减(20％)，再减(20％)。这样粤海关关税长期保持在平均4％左右，最高不过7％，从而吸引更多的外国商人到广州经商。古黄埔港当年繁华程度，可谓风光万里，盛极之至。据史料记载，清前期康熙二十四年至干隆二十二年(1685~1757年)72年间，  外国来华商船312艘、锚泊驶过古黄埔港进入中国的外国商船就有289艘，占了全国89％。古黄埔港最昌盛时，同时锚泊的外国商船达6个国家86艘之多。如《黄埔梁氏家谱·艺文谱》云“所居凤浦，地虽偏隅，南滨大洋，夷舟蚁泊，奇观萃焉。”

　　从对外贸易出口总值看，古黄埔港也占有絶对比例，以1817年为例，广东外贸出口总值为2348万元，  占全国的60％，而通过古黄埔港出口的就有1971万元，  占广东外贸出口总值的80％以上，也就是说接近一半的全国外贸出口总值是通过古黄埔港实现的。

　　从海关布局亦可见古黄埔港地位之重要。当时粤海关是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设家人4名(“家人”乃当时海关办事人员的总管、掌权人物之称呼)，而在黄埔村分设的黄埔挂号口，就设有家人2名，仅次于省城(广州)大关而与澳门总口(亦只有家人2名)相同，可见黄埔挂号口的显要地位。我们从《粤海关志》一幅地图中看到，  当时该处的建筑物有：夷务所，负责办理外国商船进出口黄埔港和外商由黄埔港往返广州城以及贸易方面的事宜。在夷务所旁边是北帝庙，该庙位于黄埔村口，至今仍在，庙内一块重修于干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碑记中有黄埔税口及一些商号捐款的记载。在标有码头字样的东边，画有一大船，写明此由外洋进黄埔。西边是黄埔税馆，负责征收外国商船的船钞、引水费、船规银、通事买办费和挂号银等。税馆旁边的是永靖营，驻有兵丁，保卫港口的安全。再西边是买办馆，主要为停泊在黄埔港的商人提供服务。

　　黄埔村古港对外贸易的鼎盛，不仅推动十三行商商承制的发展，更有黄埔村人涉足行商，挤入“十三行”之列。他就是“十三行”之一——天宝行行商梁经国(号左垣)。“天宝行创立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先是梁经国本是冯氏洋行伙计，深得冯氏信任，充当司事。其后冯氏适赴外洋，以行务托之者十余年，颇有赢余，冯氏感焉。经国尺累寸积，至是始自设行承商”。  以后由其子纶枢(商名承禧、梁经官)接任行务。  当时“十三行”渐呈颓势，鸦片侵略日盛，外贸竞争激烈，政府苛捐勒索，商贾偷税走私，行商骄奢淫逸，频年破产者屡出。天宝行于此时诞生，并经梁氏苦心经营，从无到有攀扶直上。道光年间竟升至第五位，一直到咸丰六年，十三行烟飞灰灭前始终在五、六位徘徊，从未掉落过六名以外，此乃实属不易。这里面，固然有梁氏父子苦心经营之功，与古黄埔港对外贸易之长盛不衰亦不无关系。

　　二、广州十三行行商商承制度的不断完善，为古黄埔港的繁荣提供了相对有序的条件，两者互相配合，一居外港，一居贸易中心

　　

　　广州“十三行”，其实非专指十三个行商，而是领有商承牌照的行商的统称，一种半官半商性质的外贸管理和代办服务的机构。“他们对外商在广州贸易，代为交纳关税，购销商品，代办一切交涉事务，并设办商馆招待外商，向外商提供商业信息，大大方便了不熟悉中国情况和不懂汉语的外商，对中外商人贸易起了沟通作用”。

　　清政府对外国商船进入黄埔贸易的手续相当严格：“进入黄埔港之前，必须先下锚于虎门口外洋面，在澳门办理手续，领取进港牌照，聘雇引水员、通事、买办，将船开进虎门检查，然后才能进黄埔港开仓贸易。进出口货物，皆由领有牌照的驳船往来于黄埔与十三行仓库之间进行运输”。道光十五年(1835年)两广总督、粤海关又颁布《防夷新规八条》加强黄埔挂号口对外贸易的管理。规定“外国商船先驶到澳门，在澳门聘雇引水、通事、买办各一名并领到粤海关颁发的‘部票’(印照)后才能驶入虎门，经丈量船只后方能进入古黄埔港水域。在黄埔挂号口交纳清各类税款后才能进入广州贸易或就地贸易”。商船则指定停泊黄埔村海面，由领有牌照的驳船往来于黄埔与十三行仓库之间进行运输。这等严格手续，繁文缛节，没有一个代办、服务机构，对于不熟悉中国及当地情况的外国商人来说，贸易是极其难于开展的，于是半官半商、“领有专利牌照”之广州十三行就应运而生，充当了这其中的代办和服务的角色。

　　关于古黄埔港与广州十三行的关系，以下例子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梁碧莹编译的《美国“中国皇后号”首行广州》一文介绍了船上大班山茂召回忆来华经商的过程：“商业活动的第一阶段开始于黄埔，美国人根据中国的规定，为他们的船雇了一名保商”，“9月10日上午，一名官员和随从，以及公行的主要商人来到‘中国皇后号’上测量船位……船丈量完毕，保商取出一张卸货的通行证，行商立即将货物转运到驳船送往广州。货物运到广州后，一位公行商人和他的助理过称和检查货物。一切处理完毕，这些货物就可以由中国商人随意出售了，如碰上大批货物，一时照顾不过来，而公行又安排不了，就只好由通事和保商帮忙解决问题，大班山茂召随船到广州，与公行商人谈妥回程的货物，当公行商人把回程货物购置完毕后，便随船送往黄埔”，运回美国。

　　古黄埔港还造就了一大批善于外贸经营的商人，村民传说黄埔村历史上有48个买办，这些人“熟地、熟情、熟官、熟商”，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国内外商人之间，有着中介、代办、服务、经纪等多种功能，成为外商来广州进行外贸活动的“拐杖”、“带路人”。加之，清代前期，  已经出现了为世人瞩目的“广州帮”商人，他们足迹遍天下，“同外国船舶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广州十三行行商商承制度日趋完善，一个善营的商人群体出现，大大改善了当时广州的贸易环境，推动了古黄埔港繁荣。

　　三、古黄埔港与广州十三行相互补充，互为促进，共同造就了广州成为辉煌名城、繁华名港

　　古黄埔港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广州十三行比较完善和有效的商承制度，广州地区比较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当时广州经济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比较协调适配的关系，极大地促进了以对外贸易为龙头的广州经济发展，使广州这个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对外贸易事业不但独占全国鳌头，而且从1685年至1862年，长达近200年的时间里，甚至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繁盛的港口城市：一是，对外贸易航线增加，四通八达。当时广州除原已通航的欧洲航线、拉丁美洲航线、印度洋航线、东南亚航线、日本航线等畅通发达外，还开辟了3条航线：美国“中国皇后号”首航开辟的北美航线；俄罗斯“希望号”、“涅瓦号”处女航开辟的俄罗斯航线；澳大利亚“哈斯丁堡”号新航开辟的大洋洲航线，遍布五大洲四大洋，可谓盛况空前。二是，出洋门户激增，星罗棋布。粤海关设立后100年间，粤境形成了一个以广州为中心，向全粤辐射的对外贸易口岸网络。“粤海广东，东起潮州、西尽廉南、南尽琼崖，凡分三路，在均有出海门户”。据《粤海关志》记载，当时广州周边有大小出口岸达69个之多，大有众星拱月之势。三是，来往商船频繁，蔚为壮观，据统计，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干隆二十二年(1757年)73年间，从中国开出的商船3017艘，大部分从广州开出，其中絶大部分是经古黄埔港开出的；一时广州到古黄埔港一带江面“帆影绰绰，往来穿梭，十分壮观，连外国人也为之惊叹”。干隆三十四年(1769年)，英国人威廉·希克感叹说：“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景，就象伦敦桥下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的帆船形式不一，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在长达几英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四是，贸易种类繁多，不可胜数。广州对外贸易辐射到全国各地，“当时全国各省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到广州出口，与外国直接贸易”。福建茶，浙江丝绸，苏杭织品，山东皮货，川陕矿产，两湖大米，江西瓷器，云桂禽鸟、木材等等，应有尽有。而外国商品，如米、象牙、织品、工艺品、玻璃制品、珊瑚、玛瑙、皮货凡150个品目，也源源不絶地入穗。肩货来往于南岭者不下十万人，真是“商贾如云，货物如雨”。尤其要注意的是，其中最大的入口为银元，“夷船来时，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据统计，从康熙三十年(170O年)至道光十年（1830年)130年间，广州净进口白银达4亿两之多，占中国进口白银80％以上，其次才是毛织品和棉花。“白银是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向中国输出的”(马克思语)。五是，贸易额逐年递增，大幅攀升。粤海关设置后，广州的对外贸易商品量值逐年增加。例如道光八年至十七年(1828~1837年)的贸易商品量值为7.85亿两，比雍正、干隆时期2.27亿两增长2.4倍。六是，商贾交往频繁，接踵来去。空前繁盛的贸易活动，外国商人纷纷来穗设商馆。英、法、荷、丹(麦)、瑞(典)、美、西(班牙)等国都在广州建立商馆，史称“十三夷馆”，与十三行紧邻，互相倚靠，方便至极。同时，驻穗外国人也急剧增加。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中国人出洋经商热潮，广州及广东商人也相争出海贸易。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剧变，  以及浅水港湾与取代木帆船的铁殻大轮船为外贸运输重要工具的变化不相适应，和广州十三行行商“骄奢淫逸”、“破产频盈”至“大火一炬”等原因，古黄埔港和广州十三行，最终被历史所湮没。但它们当年的辉煌和至关重要之地位，却始终在广州乃至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重视研究广州名城名港的发展过程中这一极具地方特色和历史色彩的特点，联系今日广州政治、经济发展的形势和机遇，发掘出其中带规律性的东西，对广州在21世纪的发展不无启迪，大有裨益。

　　参考资料：

　　1．广州华侨研究会、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海珠区政协合编：《凤浦古今一古黄埔港寻踪》，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

　　2．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  黄启臣：《清代前期广州的对外贸易》，载《广州外贸两千年》，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

　　4．  梁碧莹：《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载《学术研究》1985年第二期。

　　5．《番禺黄埔梁氏家谱》

　　6．蔡鸿生主编：《广州与海洋文明·序》，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黄为民、黄鋭光、黄银英，广州市侨务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