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北枕五岭，南频南海，海岸线漫长，岛屿众多，港湾优良，是中国的海洋大省。她位于太平洋西岸，欧、亚大陆的东南端。从广州出发入南海，向西航行到印度洋，可通往西亚、北非与南欧，南航直达东南亚，过太平洋可扺美洲各国，是我国与欧亚大陆与西太平洋之间交往的重要纽带。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经济条件，使广州与海外贸易和文化交往源远流长。自汉代以来，海上丝绸之路，长盛不衰，不断拓展，遍于全球。本文论述的是清代前期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与十三行对外贸易。

　　一、  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溯源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统一岭南之后，便以南海郡尉统制岭南三郡(桂林郡、象郡、南海郡)，表明南海郡治番禺有着特别重要的经济地位和非常便利的水陆交通(番禺居西、北、东三江的总汇，兼具河港与海港功能)。秦汉王朝交替之际，南海郡尉赵佗拥众自立。在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都番禺。番禺成为南越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长达90余年，直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定南越全境，岭南才回归汉王朝的直接统治。

　　《史记·货殖列传》说：“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根据《史记》记事“尤详于战国、秦、西汉”，可以断定上引《史记·货殖列传》这段话当然是指秦汉时期番禺的经济状况。但这段时间的岭南，恰恰主要是南越国统治时期。南越国后五主，立国93年，即汉高祖三年(前204年)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按司马迁撰写《史记》，大约始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成书于征和二年(前91年)。而汉平南越距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仅6年，且《史记》有关汉武帝天汉以后史事，乃系后人所补，所以，《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番禺亦其一都会也”，无疑出现在秦至南越国时期。这一时期的番禺不仅仅是国内一般的商业都会，而是有着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的海产和海外舶来品的海外贸易的都会。另据考古学专家考证，在南越文王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些属于海外舶来品。如出土的多枚象牙全属粗壮型，与非洲象较接近，与亚洲象的区别较明显，应是海外舶来品。又如出土的一个扁体型银盒，其造型与纹饰均与中国器物的风格不同，而与伊朗出土的公元前5世纪的刻有波斯薜西斯王名字的金银器类同。可以认定是来自海外的舶来品〔1〕。此外，在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中还有陶制犀角模型出土。以物证历史文献所载，完全可以说明南越国时期的民间商人，已经以番禺为出海贸易的始发港航行到南海有关国家或地区贸易，从海外商人那里购进商品在番禺市场上销售。

　　岭南回归之后，汉朝政府在地处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设置“左右侯官”，开辟南方海市，中国官方正式启动海上贸易。据《汉书·地理志》可知，带着黄金和丝绸，从徐闻、合浦出发，沿着海岸边航行，先后到达北部湾、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印度东南海岸，斯里兰卡等地，“市明珠、壁流离、奇石异物而归”，除了官方的海上贸易之外，还有民间的海上贸易，且不断发展。这时期，除原有的广州始发港之外，又增加了徐闻、合浦两处港口，形成了岭南不同区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并共同开辟了中西海上交通的东段。到公元一世纪，民间商人在黄支国和已程不国〔2〕拥有货栈，与来自埃及的大秦商船交换货物，也与当地居民做交易。此后，经过大秦商人的努力，在公元二世纪中后期(东汉时期)又将海上丝绸之路予以延伸，实现了与大秦直接通航与贸易。

　　吴晋时期，随着南海航行技术条件的进步，船只可以作深海航行，有条件穿过南海中的“涨海”。从此，南海国家的航船不经海南岛以西而经过海南岛以东到广州。从广州启航，穿越海南岛东部，西沙群岛海面而至东南亚的新航线的开通，使广州的海上贸易较前愈加繁荣。

　　唐代是海上丝绸之路极盛时期。广州是这一时期的海外交通中心，也是东西方海上贸易的东方大港，居于全国外贸中心地位。唐朝中央政府在广州设置市舶使院，作为总管东南海路外贸的专官和专门机构。各国商贾来华，必先至广州，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然后让其转贩到国内各大城市。

　　唐代的远洋交通，从广州启航，贯穿南海、印度洋、波斯湾和东非海岸的90多个国家，航期89天(不计沿途停留时间)，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称为广州通海夷道。〔3〕也是唐朝最重要的海外交通线。同时，广州还开通了与朝鲜、日本的直航。

　　北宋，最早在广州设市舶司，管理往来远洋的对外贸易。从广州启航，可达东南亚、印度、波斯湾和东非，可能达到北非。当时，宋朝的对外贸易“唯广最盛”。广州的出口货物构成了“香药和陶瓷、丝绸贸易”。据学者研究，宋代广州商船已能横渡印度洋〔4〕即从印度南端到今索马里海岸。这是中西航海史上的一大进步。从此，从印度半岛以南到东非，再也不必限于曲折的傍海航行。

　　南宋时期，福建泉州海外贸易发展较快，逐渐赶上居于领先地位的广州。大约在南宋末，泉州市舶贸易已超过广州。

　　元代，“广为蕃舶凑集之所，宝货丛聚。”〔5〕据《大德南海志残本》记载，同广州有使臣、贸易往来的国家与地区达140余个，包括今越南、缅甸、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伊朗、伊拉克、阿曼、沙特阿拉伯、埃及、土耳其、索马里等国。

　　明初设宁波、泉州、广州三市舶司，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广州海外贸易区域广阔，居于主港地位。明代广州除沿用和发展原有的航线之外，还在中后期开辟了欧洲葡萄牙以及南美洲航线。

　　二、清代前期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向欧美拓展

　　清初广州通向欧洲的丝绸之路，仍沿明代的航线。美国人威廉·C·亨特在其所着《广州“番鬼”録》一书中说：“英国人和荷兰人在17世纪前半期出现在广州，相继而来的是丹麦人、瑞典人和奥地利人，西班牙人曾一度邀请中国人到他们的殖民地马尼拉去，后来，他们自己也来到广东省城。”他又说：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只最初到达广州是1600年至1650年之间。”〔6〕上述两段话，大体上概括了明末清初西方国家的航船进入广州的情况。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以行贿手段租居澳门之后，便以印度西南岸的果亚为基地从事果亚与澳门之间的贸易。葡萄牙从澳门、广州收购的生丝、丝绸等货物，除运向果亚销售之外，还直接运回葡萄牙出售，从而在明代开辟了广州、澳门、果亚、葡萄牙的海上航线。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西班牙侵占吕宋(今菲律宾的吕宋岛)后，每年派出船只横渡太平洋，来往于墨西哥与菲律宾的马尼拉之间，将中国海商(主要是广东海商)贩运到马尼拉市场上的丝绸等再转运到墨西哥，开辟了广州——马尼拉——南美洲航线，幷且从菲律宾把我国丝绸等货物直接运往西班牙本土。西班牙人还谋求与中国直接贸易，于万历五年(l577年)开始第一次对中国的远航。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派船到广东，在“虎跳门结屋，群居不去”，并提出将澳门不远的小岛作为西班牙对中国贸易的基地的要求，未逞。

　　万历三十年(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加强了与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的势力。在该公司未成立的前一年，荷兰派出武装船队直扺澳门。明朝的税使“召其酋入城，游处一月，不敢闻于朝，乃遣还。”〔7〕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和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荷兰又派船到广东，“试图在广州打开贸易门路”。由于受到澳门葡萄牙人的阻挠，未能实现，但在天启、崇祯年间多次进入澳门与广州。荷兰亦争做中国丝绸生意，派船将货物运往欧洲。

　　英国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设立“伦敦到东印度贸易商人的公司”(即东印度公司的前身)。明泰昌元年(1620年)，英国商船“独角兽”号到达澳门。1637年(崇祯十年)，英国派出4艘船突入广州。由于澳门葡萄牙人从中作梗和英国船炫耀武力，引起广东地方当局的怀疑，只允许该船在鬻货后而归。

　　清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下令“开海贸易”，并在广东、福建、浙江、云南四处设置口岸，置海关和建立关税制度。从此结束了从顺治至康熙二十三年的禁海闭关政策。一些欧洲国家循着明末已经开辟的欧亚航线先后来到广州。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英国商船“防御号”首先进入广州，此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分为两队，分年轮流驶来，有些船指令经由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到中国，而其他船则是直达船。它们的船是1800吨到2000吨的豪华大船。船只的式样是后部宽阔，船弦隆起，船头宽园。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法国“安菲德里蒂”号来到广州，正式开始中法两国的贸易。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奥地利3艘商船驶扺广州。据统计，康熙五十三年到五十九年(1714~1720)，英、法等国到广州贸易的船有68艘。〔8〕干隆四年(1739年)，瑞典“哥德堡”号首次驶入广州。

　　随着英国、法国、瑞典、丹麦、奥地利、西班牙、荷兰等西方国家的商船先后进入广州和广州对外贸易不断发展的同时，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于1784年(干隆四十九年)2月22日自纽约启航，载着40多吨的洋参，于8月28日到达广州。这艘360吨的船是一群纽约商人购置和装备的。船长是约翰·格林。该船扺达广州黄浦港时，受到广州海关官员的欢迎。船货管理员山茂召说：“中国人很喜欢她(船)……称我们为新民族。当我们用地图示以我国的疆界及现在和日益增加的人口时，他们看到他们的物产将有这样一个广大市场，很为高兴。”〔9〕该船于翌年5月12日返扺国境，带回了瓷器、丝绸、织锦、茶叶、漆器、家具等多种品种的中国货。山茂召在干隆五十一年(1786)年又一次驶往广州。他在写给他的弟兄的信中说：“我这次出行的条件，颇有大展宏图的希望。”〔10〕“中国皇后”号的航行路线，是按照欧洲国家商船航行的传统航线，即从纽约启航之后，向东航行，横越大西洋，到达非洲大陆的最西点塞内加尔的佛得角。又横渡印度洋，穿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和爪哇岛之间的巽他海峡，然后驶向中国的澳门〔11〕。扺澳门后，由中国引水员领入内河，扺达黄浦。值得注意的是，稍后纽约的“白特塞”号(93吨)的出航是绕道合恩角驶往南洋，再从那里驶赴广州，然后取道好望角折回纽约，全程计23个月。

　　“中国皇后”号两次胜利远航广州和运回名贵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物品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波士顿、费城、塞勒姆、普鲁维登斯、巴尔的摩等东部沿海城市。这些城市的富商们也纷纷派遣商船到广州贸易。干隆五十一年(1786年)，费城的“广州”号商船和塞勒姆的“伟大的土耳奇”号商船相继驶往广州。继l790年(干隆五十五年)3月，“马萨诸塞”号从波士顿驶向广州之后，接着又有“华盛顿夫人”号、“香客”号从波士顿驶入广州。随着中美贸易的不断扩大，“1805年有三十七艘美国船装载价值近五百七十五万元的货物至广州一地进行贸易……。”〔12〕到18世纪末，美国的对华贸易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

　　清代广州丝绸之路主要通向欧美诸国。欧洲航线由明代通向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三国扩展到与英、法、荷兰、丹麦、瑞典、奥地利等许多个欧洲国家直接通航，还开辟了中国直达北美洲航线，实现了以往不曾有过的中、美之间的直接贸易。自从广州一口通商之后，欧美诸国都同广州贸易。

　　三、十三行先后独揽广州和全国的对外贸易

　　清政府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下令开海贸易并设立粤海关等四所海关之后，又实行“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管理海外贸易的制度，于二十五年(1686年)在广州设立十三行经营对外贸易。十三行亦称“洋行”、“洋货行”、“外洋行”。

　　十三行之名源于明代。清初设立十三行并非固定十三名行商，而是时多时少。当粤海关设立之初，由于外国商船扺港者不多，所以当时的十三行只有数家行商〔13〕。十三行行址分布在今广州文化公园至海珠南路一带。凡属从内地运来的茶、丝等货物，都在这里交易，过称，打包，加上标记。经与外商洽谈定货之后，从这里运往黄埔，“十分便利”。

　　十三行是广州官府特许经营海外贸易的唯一机构，它的职能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经营“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14〕，即独揽广州的对外贸易，代购代销进出口货物。第二，行商向粤海关代纳所有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第三，按照官府的指令，转达政府对外商的有关规定和与外商之间的各项交涉。第四，负责监督外商，为外商做担保人。上述四个方面是互相关联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清政府设立海关和在广州成立十三行作为专营对外贸易的机构，这些都是历史的进步，但赋予民间商业机构某些外交事务则给行商造成了不应有的压力和困难，甚至受到不应有的惩罚。这无疑是不合时宜的。究其原因，是由于清政府对国际贸易事务和世界形势的无知。

　　在对外贸易过程中，清政府为了严格控制外国商人特别是英国商人企图“移市入浙”，打进中国丝茶产区和害怕“外夷桀骜”，无法驾驭，便于干隆二十二年(1757年)封闭闽、浙、江三海关，只保留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全国的进出口贸易统由广州出入。从这时开始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80余年间，十三行总揽全国的对外贸易，成为我国唯一的独特的商贸团体，西关成为我国唯一合法的外贸区。

　　广州独口通商后外国商船进入广州的不断增多。独口通商后的最初十八年(干隆二十二年至三十九年，即1757~1774年)，欧洲各国到广州贸易的商船平均每年为21.6艘，比独口通商前八年的每年平均约20艘，每年只增加1.6艘。自干隆四十年后，外国商船进入广州的数量增加较快，特别是干隆五十年至六十年(1785~1795年)，平均每年达到57.5艘，比独口通商前八年，平均每年增加37.5艘，比独口通商后最初十八年，平均每年增加35.9艘。此后，自嘉庆元年至二十五年(1796~1820年)，欧美各国进入广州的商船，平均每年多至76.2艘，道光元年至十八年(1821~1838年)，平均每年更多至110艘〔15〕。以个别年份计，道光十三年(1833年)进港船只多达189艘。驶扺广州的外国商船不断增加和大幅度增加，反映出广州进出口贸易不断发展。

　　除广东的出口产品丝、绸、茶叶、瓷器、烟草、药材、家具、漆器、糖以及其他手工艺品之外，从全国各地运到广州的货物多达80余种，诸如福建的红茶、樟脑、糖、靛青、烟草、纸、漆器、上等夏布、矿产品；浙江的丝织品、纸、扇子、笔、酒、枣子、皮货；河北的人参、葡萄乾、枣子、皮货、鹿肉、药材、烟草；山西的皮货、酒、麝香；陕西的黄铜、铁、宝石、药材；甘肃的金子、水银、麝香、烟草：四川的黄铜、锡、宝石、麝香、槟栉、禽鸟、孔雀翎；广西的米、肉桂、铁、铝、扇子、木材；贵州的金子、水银、铁、铝、烟草、香料、药材；湖南、湖北的大黄、麝香、烟草、蜂蜜、宁麻、多种鸣禽；江西的粗布、宁麻、瓷器、药材；河南的大黄、麝香、杏仁、蜂蜜、靛青〔16〕。由于中国物产丰富，甚至好些货物只有中国才能为世界市场大量提供，所以广州的出口贸易一直保持着增长的优势，特别是丝、茶、瓷器、药材的增长尤为突出，而茶叶与生丝则居于第一位和第二位。据统计，干隆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1760~1764年)，从广州港输往英国的茶叶，每年平均为42065担，干隆五十年至五十四年(1785~1789年)，每年平均为138417担，嘉庆五年至九年(1800~1804年)，每年平均为221027担〔17〕，此后继续增加。又如嘉庆九年至道光九年(1804年~1829年)，美国从广州购买的茶叶约241.4万箱，平均每年多达9.7万箱，绸缎约380万匹，平均每年多达15.2万匹〔18〕。概而言之，从18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30年代初的70年间，广州出口的茶叶增长了10倍〔19〕。19世纪初30、40年内，广州出口的生丝增加几乎达8倍之多〔20〕。从合法贸易(不包括外国向中国出口的鸦片)来说，广州出口贸易直至道光十年(1830年)，一直处于出超的地位。

　　从国外进口的货物虽比不上出口货物之多，但也在逐渐增加，特别是19世纪初增长得较为迅速。进口的商品主要的有毛织品、棉花、棉织品、棉纱、金属及其制品和玻璃制品。道光九年(1829年)，从广州进口的平织棉布只有910000码，此后逐年上升，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增至21355763码，12年内增加到23倍多。棉纱，道光九年为500000磅，虽在以后几年内增长不多，并一度有所下降，但从道光十五年(1835年)又开始迅速上升，到道光二十年增至2419560磅，十二年间也增至4.8倍〔21〕。棉花在19世纪20、30年代，曾达到每年平均40多万但。这是由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最先从轻工业开始，推动了织布机的发明，并在布匹的漂白、染色、印花等过程也发生了变化。化学方法的应用既缩短了这些工序的时间，又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如道光《广东通志》就说：“洋布五色，愈洗愈鲜；内地印花，一洗之后就模糊矣。”《通志》的编纂者客观地承认中国的土布在印染方面落后于洋布。

　　用机器生产的毛织品、棉织品、棉纱和其他一些产品有其自身的优势，尽管暂时受到中国农村的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的扺抗，不可能很快便扩大销售量，但毕竟在广州市场上的销售逐渐增加，个别时候甚至增加较快。如果当时英国政府把眼光放得长远些，不采取和鼓励以鸦片走私贸易来迅速扭转贸易逆差，并以此破坏中国社会正常的购买力，而是从实际出发，坚持用其“科学化的机器和制造技术”，生产出“售价较廉或是售价相同而品质较好”的产品向中国市场渐进地发展，那末，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的扺抗力将会不断缩小，外国商品将会不断扩大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

　　概括地说，清代前期广州的对外贸易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对外贸易的高峰，而广州也“成为对外贸易极盛之地”。据统计，从干隆二十三年(1758年)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到广州的外国商船达到5107艘〔22〕，吨位从雍正八年(1730年)至道光十年(1830年)的一百年间，增加了将近22倍〔23〕。

　　伴随着广州与西方各国的贸易往来，西方的艺术家、科学家、学者，旅行家、传教士、医生也接踵而来。这些人或者出于商业的需要，或者慕名前来学习中国的文化艺术和瞭解人情风俗，或者出于传教，或者披着宗教的外衣，搜集情报，推动着好些西方国家的人士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和生活习俗，搜集中国国画、文学作品以及中国重要产品的制造技术和方法，并在一些西方国家掀起学习、仿制中国瓷器、纺织品和精湛的手工艺品的浪潮，出现了一股“中国风”。意大利、荷兰、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方国家都先后仿制中国瓷，英国于18世纪60年代在弓城(Bow)设立的“新广州”瓷厂，设备和图式都来自广州〔24〕。英国牛津的青年博物学家布莱克很喜爱中国的绘画和瓷器，他住在广州西关搜集了700多幅画，打算在返回英国后进行宣传。西方一些艺术家，还先后出版了《新编中国装饰纹样集》、《中国建筑、家具、服装设计式样》、《中国漆器图案》等著作〔25〕，把中国的各种艺术风格介绍到了西方。据香港艺术馆馆长何金泉先生在《香港艺术馆藏选粹——历史绘画》的《序言》中说：广东外销画家啉呱(关作霖)是众多外销画家中的早期大师之一。他的“作品曾于一八二五年在伦敦皇家画院展出。”之外，中国的哲学、文学著作也被传到西方国家。至于语言文字则是交往的工具。一些在广州、澳门的西方传教士和其他人员还编辑了《中法字典》、《华英字典》。为了传教的需要，还译成了汉文的《圣经》新约全书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在广州出版。

　　中国在学习外国的科技文化方面，尽管清朝统治者不识时务，顽固昏聩，而广州这个长期以来的通商口岸，毕竟得风气之先，开始浸染西方的文明。为了便于开展商贸业务和与西方人士交往，广州人在与外商交往过程中成功地创造了一种“广东英语”。“广东英语这个名词，是专指在广州的中国人与‘西洋人’之间用作进行商业交易和往来媒介的独特语言。”〔26〕能够讲“广东英语”的，不仅有店铺主，还有仆役、苦力、广州瓷器彩绘作坊的画工、匠师……。甚至广州西关一些商店还用“广东英语”书写店名，用的人还取了英文名字。西方商品进入广州的西方文明，扩大了人们的眼界，表现出可贵的求新的探索与观念的开始更新。例如，“广彩”的绘画，仿照了西洋的画法；一些建筑物，仿照了西方的建筑风格；一些工匠仿照西方的制作，自己制造自鸣钟。特别是道光二年(1822年)本的《广东通志》的编者在物产栏介绍西方国家生产的自鸣钟、风琴、玻璃镜、千里镜等产品之后，加了这样的按语：“大西洋设奇器科取士，所以器用精巧，不可殚述。”这个按语反映出对西方取才之法的赞赏，并初步触及到中国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萌发了观念的更新。此外，十三行行商郑崇谦翻译和刊出《新痘奇书》一卷，并有梁辉等人开始学习西方的种牛痘的技术。嘉庆十五年(1810年)，又有行商伍敦元、潘有度、卢观恒还合捐数千金于洋行会馆，请邱熹等人接种牛痘〔27〕，开创了我国种牛痘之先声。有的传教士还在澳门、广州先后创办眼科医院、眼科医局，在澳门创办第一所西式学校；课程有汉语、英语、算术、代数、几何、化学……。如此等等，构成了鸦片战争前广州的欧风美雨的滥觞。

　　四、十三行的经营管理

　　清代前期，广州对外贸易不断发展，兴旺发达，固然是由于中国物产丰富，特别是丝、绸、瓷器、茶叶等大宗商品备受欧美诸国的欢迎，以及广州自干隆二十三年起又成为我国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口岸，各国商船都驶向广州；但它毕竟与十三行的努力经营和善于经营分不开的。使十三行独占广州和全国的对外贸易能长达150多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其经营管理确有值得称道之处，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为外商提供宽敞舒适、设备齐全的商馆

　　在与十三行行址毗邻很近的珠江北岸，行商自己出钱，营建十三商馆(当时亦称“十三夷馆”)，租给外国商人居住，办理商务和堆放货物。一些西方国家的商人先后租用商馆的房屋，建立各自的商馆，如英国商馆(康熙五十三年设)、法国商馆(雍正六年设)、荷兰馆(雍正七年设)、丹麦馆(雍正九年设)、瑞典馆(雍正十年设)、西班牙商馆、奥地利商馆、美国商馆(约嘉庆五年前后设)。

　　据美国人亨特记载，“外国侨民在广州所占据的地方离珠江边约300英尺……离黄埔碇泊所10英里。这片地方东西宽约1000英尺，各国商馆就是建在上面。每个前来贸易的国家，最初各以一所大房子作为居停贸易之所，由此形成商馆。每座商馆的正面是一样的，全部朝南……每座商馆都包括许多相联的房屋，一间接一间，中间由狭窄的空地或院落相隔开来，商馆由南向北伸延。前面的称为一号，后面的称为二号、三号，以此类推，几乎全部是三层楼的房子……。

　　以上共有13座商馆。在这些商馆的背后，是一条长而狭窄的重要街道，从东到西，名叫‘十三行街’。

　　商馆是行商的私产，租给外商使用。……商馆的后面与前面有一条有拱顶的通道相连。底层为帐房、仓库、储藏室、买办室及其助理、仆役和苦力的房间，以及一个筑有石墙、铁门的银库，这是商馆的一个基本特征，因为当时还没有银行。每间银库的前边有一片铺砌得很平的空地，摆有天平秤和法码等，为银钱交易必不可少的设备，因为当时一切银钱交易皆通过称量，只有少数例外。二楼为饭厅和客厅，三楼为卧室。每座楼房都有宽阔的走廊，幷且建筑得很精细，尽管未多加装饰，用起来还是很舒适的。”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外商商馆的设计颇具匠心，做到了考虑周密，安排细致，设备齐全，且宽敞、舒适，给外商居住和办理商务、堆放货物提供了极为方便、良好的条件。这种周到的安排，同时也反映出十三行对外国商人的尊重和友好。

　　(二)总揽黄埔——广州的外商进出口货物的报关与运输

　　官方规定，凡外国商船到广州，均先泊澳门，经批准，由海关委派引水员，引入海口，至虎门，往海关检查后，按定例缴纳税款，方可入泊黄埔港。“黄埔岛上是一个住有好几千人的市镇，他们差不多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外国船运有关，充当买办、装卸工、铁匠，等等。”入泊黄埔之后，外商先将货单交给行商，并由行商支付码头卸货等项费用，然后将货物运至商馆。

　　为了方便运转和不延搁货运时间，行商在广州港修筑了自己的专用码头，位于珠江北岸英国公司商馆前，称为“公司夷馆码头”，这是从黄埔港用备有短桨的驳艇载货运扺广州港后卸货上岸的重要码头。道光十一年(1831年)，行商伍受昌、卢文锦等10家又集资在此处淘浚，改砌坡岸石块，并建货栈房屋〔28〕。行商还在商馆前面至江边修筑有人行道的广场。即“在同文街到猪巷之间的商馆前面有一条很宽的用石头砌成的人行道，人行道至江边是一个广场，约3000英尺。广场东边邻接东印度公司墙边上的卸货地点和围栏；西边邻接章官行前面墙边的卸货地点和围栏。”洋货在广州港码头装运之后，便循此线路运至商馆卸货，外商在商馆商谈进出口业务。外商从广州运出的货物，也由行商负责运到黄埔的船上，用来运输的驳艇是特制的，有园形的舱板和侧弦，外形像一个瓜，中国人称为西瓜艇，外国人则称为‘官印艇’。

　　行商总揽黄埔至广州、广州至黄埔的外商进出口货物的运输，加快了货物的安全运转，深受外商的欢迎，称赞“各行号办事敏捷有次序。打包整齐，手法灵巧，是中国人的办事特色。”

　　(三)诚实与笃守信用

　　从一些行商在经商前原是儒学生员、贡生来看，他们的文化素质不乏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在做人方面很讲究诚信；而经商也确实要以诚信为本，才能站稳脚跟，不断开拓进取。十三行行商在与外商交往和商务活动中就很重诚信。外国人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也充分说明瞭这点。

　　“一百多年来，(商馆)这块地方曾经是广大的中华帝国唯一给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在商馆的围墙之内所进行的交易，是无法计算的。由于这里的生活充满情趣，由于彼此间良好的社会感情，和无限友谊的存在；由于被指定同我们做生意的中国人交易的便利，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诚实，都使我们形成一种对人身和财产的絶对安全感，任何一个曾在这里居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老广州’。在离开商馆时，无不怀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惜别心情。”

　　“作为一个商人团体。我们觉得行商在所有交易中，是笃守信用，忠实可靠的，他们遵守合约，慷慨大方。”

　　“我们无需考虑我们装运茶丝的质量和重量。诸如用‘普鲁士蓝’或‘中国黄’来增加茶叶表面光泽，将碎柳或榆叶掺入以扩大体积，掺入铁屑以增加重量等奸巧办法，还未为那些‘异教的中国人’所实行。可能由于缺少这些‘技巧’，因而造成一种做生意的极原始的方式。”〔29〕

　　此外，着者还谈到多名行商为人“举止谦恭有礼”、“热情好客”、“是一个有修养和诚恳的人。”

　　正是由于十三行行商的经营活动以诚信为本，深受外商的赞赏，所以仅距鸦片战争爆发前几年，英国下议院在调查对华贸易的一次会议上，“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

　　(四)适应外贸形势，开拓新产品和发展畅销产品

　　中国生产着世界上最高级的瓷器，深受国外欢迎，成为自唐宋以来对外贸易的畅销产品。但是到了清代前期，西方国家一些瓷器爱好者特别是贵族和富裕阶层希望在中国瓷器上不要都是中国画，也要有西方的绘画艺术。为了适应这一变化着的新情况，行商在广州河南创办瓷器彩绘作坊，雇请一批画工和画匠学习西方的绘画艺术，并请西方艺术家给予指导，在从景德镇运来的素胎瓷器上装饰西方的绘画，开炉烘染，制成彩瓷。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广彩”。刘子芬在《竹园陶说》中说，“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瓷，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于西商。”新的“广彩’问世，开拓了我国瓷器的新品种，扩大了我国瓷器的销路，嘉庆道光年间最为盛行。

　　茶叶，是中国出口的重要商品，特别是18世纪80年代，英国将茶叶进口税率从119％降低到12.5%，并同欧洲其他国家竞争中国的茶叶贸易，使中国茶叶出口激增，一度居于广州外贸货物的首位。为了发展茶叶的制作加工，增加茶叶的产量和新品种以及更好地提高茶叶的质量，行商和行外商人在著名的产茶地区广州河南创办了茶叶加工工场。茶叶工场经过多道的工序，制成有香橙花、茉莉花香味的花熏茶。“外销花熏茶差不多全部是在广州制造的”〔30〕。广州在明末已用茉莉花熏茶，而到清代前期发展为大量外销的熏香的花茶的加工制作，并通过剔去茶梗和不合规格的茶叶、茶末，进一步提高了茶叶的质量，增加了茶叶的价格。

　　生丝在世界市场上的需求量大，而广州得讯息之先，加上有的行商在番禺“批筑田地数百顷”，种桑养蚕，“同时并举”〔31〕，以扩大生丝出口，因此，自干嘉以来，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植桑养蚕、种茶、种烟草发展得很快，提供了大量的生丝和茶叶出口。道光十年(1830)，广州出口的生丝共7053担，其中广东丝为3068担，占这一年出口生丝的52.2％。

　　由上可见，十三行行商决不是凭藉独占对外贸易有利地位守株待兔，而是积极扩大货源，增加新品种提高产品质量，以适应外贸形势，发展对外贸易。

　　(五)组建“公行”团体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行商的增多，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三行行商组建了行商的团体机构，称为“公行”。公行的所在地在同文街北面尽头处的对面，称为“公所”，或“洋行会馆”。它有很多套用来接待客人和办事的房间，有露天的庭院，公行规定了行商与行外商人关系，即除了一些零星商品之外，所有与外商交易的货物必须同公行议价，即使公行不议价的瓷器贸易，也须向行商交纳手续费，等等。从而加强了独占对外贸易的地位。在与外商的贸易关系方面，更明确规定：“任何与外国贸易有关的事都需要通过公所，例如订立新规，或重申旧规，或修改税则的，都请‘大班’即外国商馆的负责人来这里与行商商议。任何外国人如高兴的话，都可以进入公所，在这里可以瞭解许多官方法令，这些法令有些是有关做生意的，甚至有关日常散步或在河上划船的，当局连这些活动都提请注意，建议你别外出作短暂停留，或者在活动时要小心避免冲突等。或者在很少情况下其中某一行商发生破产事件，或在银钱上出现困难时，行商们也会到公所开会，公所也是存放账本和会议记録的地方。”

　　十三行行商组建“公行”团体，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仅是我国对外贸易方面的一个创举，而且很有必要。它可以使广州的对外贸易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纠纷和业务上的损失，可以促进行商之间的互济，可以加强与外商的沟通。事实上，外商对“公行”这一团体机构也很满意。

　　注　释：

　　〔1〕  麦英豪：《汉代番禺的水上交通与考古发现》，载《广州外贸两十年》，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

　　〔2〕 据曾昭璇等先生的《广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一文说：黄支国，疑在印度南部海岸，即今马德拉斯市区。已程不国，疑即今斯里兰卡国。

　　〔3〕 参阅《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

　　〔4〕 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6~317页。

　　〔5〕《大德南海志残本》卷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威廉·C·亨特着、冯树铁译：《广州“番鬼”録》，第2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 参阅《明史·外国传六》；又万历《广东通志》卷六十九。

　　〔8〕 参阅《宫中档》，转引自《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9〕Blakeslee，China and the Far East，pp．49~51页,转引自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第一章，第6~7页。

　　〔10〕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7页。

　　〔11〕朱培初编着：《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第106页。

　　〔12〕Blakeslee,China and the Far East，pp．49~51，转引自《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第9页。

　　〔13〕阮元：《广东通志》卷一百八十。

　　〔14〕李士祯：《分别住行货税文告》，《李人中丞政略》卷六。

　　〔15〕参阅梁廷柟：《粤海关志》卷二十四《市舶》。

　　〔16〕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305~306页。

　　〔17〕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276页。

　　〔18〕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295页。

　　〔19〕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第10页。

　　〔20〕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0页。

　　〔21〕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48页。

　　〔22〕据梁廷柟《粤海关志》卷二十四的数字统计。

　　〔23〕汪敬虞：《十九世纪两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笫10页。

　　〔24〕沈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第132页

　　〔25〕参阅朱培初编着：《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

　　〔26〕威廉·C·亨特着、冯树铁译：《广州“番鬼”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7〕光绪《南海乡土志》钞本；宣统《南海县志》卷二十一。

　　〔28〕参阅梁廷柟：《粤海关志》卷二十七，《夷商二》。

　　〔29〕威廉·C·亨特着、冯树铁译：《广州“番鬼”録》，第19、28，29、7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0〕民国《番禺县续志》卷二十一。

　　〔31〕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484页。

　　（作者：蒋祖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