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自秦汉以来就是我国的古都会,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之誉。
二千多年来,在海上交通、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广州是世界上唯一不衰的港市。在历史上的开放贸易中,能与广州相比的是建于公元前332年的古希腊亚历山大港,它虽然极负盛名,但到16世纪就衰落了。广州是我国历史上资格最老、历代相沿、持续发展的外贸港口,可以说是“唯我独尊,地位不可替代。”〔1〕
广州是历史商贸之都。特别是明清期间,三次“一口通商”,“银钱堆满十三行”,产生了世界首富和一批世界级富豪,对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历史遗产及其丰富内涵,是广州的传统优势和独有的财富,值得努力发掘,深入研究,广为宣传,为人类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丝绸之路的特殊内容和丰富内涵
(一)丝绸贸易风光世界
丝绸是中华民族祖先的伟大发明之一。它是我国最早进行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早在周秦时代就传到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公元前4世纪传入印度和西方各国,西方人最早瞭解中国,就是从认识丝绸开始的。中国的丝绸之美丽,使西方为之倾倒,首先是极大地吸引了西方的上层贵族,在罗马帝国成了最大的奢侈品之一,以穿丝绸为荣,丝绸与黄金等价。丝绸贸易“利有十倍”。公元前2世纪,我国分别已开通了从事丝绸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各国商人竞相到中国贩运丝绸,中国丝绸成为古代中西贸易远销量最大、获利最高、最为热销的商品。各国也纷纷派出使节到中国贡献礼品以求赐丝绸或以他们的特产换取丝绸。几乎是航线开通到哪里,中国丝绸就传播到那里。所以说,古代中西贸易之路就是“丝绸之路”,是十分确切的。
(二)丝绸之路名称的由来
丝绸之路亦有人称为“陶瓷之路”、“茶叶之路”、“香料之路”,是古代中国和各国使节往来及商旅贩运丝绸所走的道路。有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之分。海上丝绸之路分为以广州为起点,通往东南亚、南亚、中东、欧洲和美洲、澳洲的南海丝绸之路和以连云港、扬州、宁波、泉州为起点通往朝鲜、日本、南洋的东海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分为以西安为点起经宁夏、新疆到中亚、欧洲的西北丝绸之路和以成都为起点经昆明、缅甸到南亚的西南丝绸之路。
最早使用“丝绸之路”一词的是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ndinand Von Richthefen)在《中国》一书提出来的。而法国汉学家沙畹(1865-1918)则提出“丝路有海陆两道”。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1967年出版了《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我国学者陈炎在1982年发表了《略论海上丝绸之路》一文。20世纪20年代“丝绸之路”这一名称已被许多学者接受并广泛使用。20世纪下半叶掀起了“丝绸之路”的世界性研究热潮。特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海上丝绸之路考察研究十年(1988-1997)规划”并组织进行国际性考察后,更促进了对“丝绸之路”的认识。不过也有学者对这一名称有不同看法,提出海上交通或海洋文明的提法。但都不及“丝绸之路”反映的科学内涵。因为“丝绸之路”的概念包括了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以及许多国际友好交往的丰富内容和历史内涵。
(三)当代丝绸之路考察研究热潮
为验证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所描述公元8世纪辛伯达航海历险的故事和体验中国阿拉伯的历史友谊,阿曼苏丹国依照当年古船造了一艘“苏哈尔号”帆船,于1980年11月23日从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启航,沿着当年辛伯达的航线,航程6000海里,历时220多天,于1981年7月11日扺达广州港,受到广东省、广州市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同时还出版了《现代辛伯达航海记》的记实性文学著作。为纪念“苏哈尔号”扺达广州十周年,阿曼苏丹国于1991年7月派出文化艺术团参加在广州举行的“阿曼文化周”活动,并表示希望今后每隔10年都举行一次纪念活动。阿曼苏丹国还特别资助联合国订造“和平方舟”号豪华游船和提供燃料、船员,鼎力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考察研究活动,受到国际上的好评。
1745年9月12日,曾经三次航行广州的瑞典“哥德堡号”轮在返回瑞典哥德堡港时沉没。1984年发掘沉船时打捞起50万件瓷器、133吨白铜、370多吨茶叶及丝绸等物品。为了展示中瑞通商友好的历史,瑞典政府于1991年3月派出60人的历史文化代表团到香港举办展览和寻找哥德堡号当年在广州的锚地,并举行学术座谈会,重温中瑞通商友好历史,表达共同弘扬“海上丝绸之路”精神和拓展友好交往的愿望。
为了实施1988-1997年的十年世界文化发展计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别在1990年和1991年对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系列考察研究。其中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有30个国家的50位学者和新闻记者参加,于1990年10月23日乘坐由阿曼苏丹提供的“和平方舟”号考察船,从意大利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港出发,沿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西方向东方进行实地考察,经过地中海、红海、印度洋、中国南海、东海,途经16个国家,在各主要海港举行了19次学术研讨会,1991年2月9日到达广州港时,受到热烈欢迎,并在东方宾馆举行学术座谈会。有关部门专门为此编辑出版了《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和《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等书。
此外,还有各国民间的自发性海上丝绸之路考察热。例如,1980年德国的布鲁格兄弟自费仿造古波斯木帆船“瓦丝德·甘玛”号自驾到广州,1981年欧洲12名青年驾驶在广州造船厂订造的中国式仿古木帆船沿着以广州为起点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航道,绕过好望角,返回巴黎。前面所说的曾三度航行广州的瑞典哥德堡号沉船打捞起来后已经重造一船,拟在明年巡游世界,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行大型“人类贡献奬”摄影展览,在中国举办盛大的展出及颁奬等大型活动。今明两年全国各地也将举行多个丝绸之路的研讨活动,如宁波、昆明等地。
二、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历程
(一)秦汉三国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
1.南海航线
粤人善作舟。1974年在广州中山四路发现的秦代造船工场遗址的船台说明,当时广州就能造50-60吨的出海大船。〔2〕
先秦时期,广州已与东南亚一些国家有贸易往来。
《竹书纪年》记载,在周成王十年(公元前11世纪)马来西亚的“越裳氏(国)来朝”。据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研究,战国时期广州已经引进马来西亚的甘蔗、槟榔种植。〔3〕
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5支大象牙经鉴定是出自非洲,1个园形银盒专家认为是来自古波斯(伊朗),还有香料、玻璃、玛瑙串珠等都是海外舶来品。〔4〕
《淮南子》记载,秦始皇进军岭南时,“一军处番禺之都”,《史记》把广州列为汉初全国九大都会之一,《汉书》说:“番禺其一都会也”,说明在秦汉时期番禺就是诸侯王的都城了。当时广州已是海外贸易的中心和“犀角、象齿、翡翠、珠玑”及“果布”(马来语称龙脑香为“果布婆律”)等舶来品的集散地。在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派出属黄门的译长率团带着丝绸、黄金出使印度、黄支国和斯里兰卡,开展贸易活动。之后叶调国(印尼)、天竺(印度)和掸国(缅国)都遣使来中国开展贸易。226年(吴黄武五年)吴国官员朱应、康泰出使扶南(柬埔寨)等国,历时十余年。到南北朝时,广州已是“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繁华港口了。
2.东海航线
《史记》记载周朝箕子浮海到朝鲜和徐福东渡日本的故事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记録。
公元前219-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药,遣方士徐福率童男女及百工数千人从连云港东渡日本,今日佐贺县建有徐福祠和“秦徐福之墓”,现在日本人视徐福为蚕桑之神,每年都要到徐福墓拜祭。公元469年中国派4名丝织和裁缝女工到日本传授技艺。日本开始出现吴服(和服)。〔5〕
(二)隋唐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隋朝统一全国,结束了几百年之久的分裂割据局面。广州黄埔庙头村的南海神庙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海神庙,是古代海上交通的重要遗址,是当时国家重视海外贸易的体现。594年隋文帝下诏立祠祭祀四海,在广州外港黄木湾建南海神庙,此后历代帝王都派员到庙立碑致祭。现存各种御碑、古碑30多块,有南方“碑林”之称。中外商船出海前按例到庙拜祭,祈求航海一帆风顺,贸易兴隆。庙前有“海不扬波”石牌坊。神庙所在的古扶胥镇有繁华的外贸集市。以此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通达南洋、南亚、西亚和东非,南海神庙又称波罗庙,至今仍有庙会(波罗诞,农历二月十一至十三日),十分热闹,期间有十余万人来赶庙会。
607年隋炀帝派屯田主事常骏和虞部主事王君政出使赤土国(在今马来西亚)。671年唐代僧人义净出访东南亚和印度等30余国,历25年。译经56部,共230卷。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为61人立传,这些人大部分是取海道往印度的。
唐代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在今光塔路一带居住有12万外国商人,主要是阿拉伯人,这里有“蕃坊”(外国人居住区),还有蕃市、蕃学、蕃仓,形成了当时十分繁华的国际珠宝市场。唐天宝年间阿拉伯人建造的怀圣寺光塔是我国最早的伊斯兰塔,具有导航、瞭望和气象观测作用,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丰碑。〔6〕还有清真先贤古墓等重要文物。
唐太宗时每年来广州的外国商船多达4000艘。603-894年间日本来唐人数达3622人。753年扬州高僧鉴真经5次东渡失败后终于成功到达日本。元代航海家汪大渊两次从泉州出海远航达12年,并着有《岛夷志略》,记载中国丝绸从泉州输往海外达40多个国家和地区。
隋唐宋元时期,由于政府重视海外贸易,海外交通航线的开辟,中西贸易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特别是广州港已发展到能容大小海舶千艘。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云:“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船多宝舶来”。唐人贾耽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是当时中西交通的最长航线,长达14000公里。其时市舶的收入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大支柱,失去这一财源,“国藏浙当废竭”。广州市场上“雄番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广州城市功能多元化,人口国际化,经济外向型,在全国别具一格,大放异彩,其外贸地位唯我独尊,不可替代(李庆新:《唐代广州的对外贸易》)。到宋代广州城市进一步国际化,宋神宗年间(1069-1077)已是“城外蕃汉数万家”。有的蕃商“住唐”达“五代”,“家资数百万缗”。“广州富庶天下闻”。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1296-1331)说广州“是一个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个城的船只多。”阿拉伯游历家伊本·白图泰认为广州是“世界大城之一也。市场优美,为世界各大城所不及。”
661年唐高宗时中国首设市舶使于广州。971年宋太祖命令在广州设市舶司。1080年宋朝正式颁布《广州市舶条》,并向全国推行。从机构和制度上加强对外贸的监督、管理。
(三)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
明清时期,广州为全国唯一通商口岸,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
明代,广州是我国朝贡贸易第一大港。1046年(永乐四年)在西关十八甫路兴建富丽堂皇的怀远驿(有房120间)专门招待外商,“任其时至入贡”。
特别值得一提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1405-1443年郑和奉命统率一支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前后达28年之久,遍访亚洲30多个国家,每次有大小船只200余艘,船员2.7万人。《郑和航海图》是我国最早的航海图。
1567年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开辟了马尼拉到美洲的航线,当时这条航线的帆船贸易盛极一时。中国海商也开辟了一条漳州至马尼拉的航线,福建人到吕宋经商的特别多,张燮在《东西洋考》一书中说:“华人既多诣吕宋,往往久住不归……,聚居涧内者渐至数万。”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可见一斑。
三、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巅峰产物——广州十三行
清代的广州十三行,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巅峰的产物。
(一)广州“一口通商”,十三行独揽全国对外贸易
十三行,是个响当当的名词,是中国的国际名牌。
“行,列也”,是“居货之地”。广州是著名的历史商都,“宋代已通行”(黄佛颐:《广州城坊志》)。明代有“牙行”和三十六行,有“十三家商号”。清代的十三行是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成立粤海关后的第二年建立的,“番舶入市者,……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粤海关志》)。广州市荔湾区现仍有十三行路。
十三行是清朝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半官半商”的垄断机构,又叫“洋行”或“洋货行”,还有行会团体的“公行”组织。
1757年(干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决定广州为唯一对外贸易口岸,史称“一口通商”时期,由十三行统一经营,至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时止,广州独揽中国外贸85年。
“十三行时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辉煌盛世,史称康干盛世。干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一直是出超,以致英国迟迟不能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7〕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人口集聚规模的不断扩大,据美国学者切斯一邓统计,1875年世界十大城市中国占了2个(北京、广州),其中广州的人口达94.4万人,排第七位。〔8〕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的工业革命后,生产迅猛发展,同时也纷纷向世界寻找市场。特别是美国的工业出现了跳跃式发展,19世纪60年代在世界工业居第四位,次于英、法、德三国,到80年代则超过英国,跃居世界首位。1890年的工业生产比重占世界的31%。美国看中了中国市场,于1784年8月28日派“中国皇后号”货船到广州,获得丰厚的回报,在美国引起了轰动。美国国务卿洁伊非常高兴地说:“中国贸易,可能开辟一条美国财富的巨大发展道路。”很快,美国掀起了航行中国的热潮。从乡村到城市,“一切谈话,都是以中国贸易为主题”。〔9〕“每一个沿着海湾的小村落,只要有一只能容五个美国人的单桅帆船,都在计划到中国去”。〔10〕繁荣富强的中国,在“儿童齐唱太平年”的康干盛世,象磁铁一样吸引着西方正在迅速扩张的资本主义各国,处于中国唯一对外通商口岸的广州,自然成为各国争夺市场的焦点。正如1833年外国在广东办的一份报纸报导说:“广州的地理形势和中国政府的政策,再加上其他各种原因,使得广州成为对内对外贸易的极盛之地。……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聚会于广州。中国各地物产都运来此地,各省的商贾货栈在此经营着很赚钱的买卖。”(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
广州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一口通商”时期:
一是明嘉靖年间(1522-1566),实行“海禁”,废除泉州、宁波两地的市舶司,只保留广州市舶司,广州成为朝廷特许全国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垄断当时中国的海外贸易。
二是明万历至崇祯年间(1573-1644),广州首创外贸交易会,每年夏冬两季定期举办外贸集市,每次数周或长达数月(通常由13家牙行垄断出口),全国各地的商人和外国商人来广州进行外贸交易活动。
三是清干隆二十二年(1757),宣布撤销闽、浙、江三海关,只留粤海关,此后的85年间(1757-1842),广州又一次成为“一口通商”,独揽中国外贸。
这三次“一口通商”共200年,时间跨度有320年,广州在全国外贸中独领风骚,以无以伦比的地位,几乎是垄断了中国与西方的全部贸易。广州之所以能享受“一口通商”的特殊条件,在对外贸易中独领风骚数百年,除了地理位置优越、海陆交通方便、物产丰富、经济腹地广阔这些良好的条件外,主要还在于广州有特殊的优越条件:一是有一批“货殖华洋”的商人队伍;二是有“富甲天下”的商业资本集团;三是有澳门这个自由港作为外港;四是有封建朝廷的特殊政策和广州“市舶之利”的特殊贡献。这四个特殊条件造就了中世纪的辉煌成就,使得她像一颗璀灿的明星,闪耀在世界的东方,被誉为“东方绚丽的朝霞”。
(二)“天子南库”十三行
在十三行时期,全国的对外贸易集中在广州一个口岸,广州外贸的繁荣进入了巅峰阶段,粤海关收入在全国关税收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嘉庆十七年(1812)为例,粤海关关税为134.79万两,占该年户部所属中关税总额的30%。〔11〕据统计,清初政府全部库银不过1000万两,20年后增加到5000万两。干隆中叶粤海关每年收税50万两,到干隆未年已达100万两,关税收入是清政府的一大财源。〔12〕此外,十三行还要负担各种进贡和摊派,如皇帝生日、地方军费、赈灾及各种公共建筑费等。
(三)白银广州
广州在中西贸易中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绸、茶叶和瓷器,而输入的商品除供宫庭享用的奢侈品外,主要是白银。中国银矿的产量不高,明代年产约10万两,清代也只是20万两左右,这些许白银远不能满足社会商品交换的需要。〔13〕在广州的对外贸易中输入白银正好满足国内市场对白银的需要。在古代特别是中世纪的中西贸易中,广州一直处于出超地位,主要是输入白银。
据《天子南库》一书作者张晓宁研究,在19世纪以前西方输入中国的主要“商品”是白银,而这种输入主要通过广州的交换:
1569-1636年间葡萄牙人从欧洲输入中国3350万两西班牙银元;
1586-1643年,西班牙人从菲律宾输入中国白银7500万元;
1567-1644年,从日本流出的25000万元白银中,大部分流入中国;
1667-1794年,荷兰输入中国白银1554万两;
1700-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入中国白银5400万两;
1805-1840年,美国输华白银6148万两。
英国人马士说:“实际上整个18世纪中,向广州输入的主要是银元,货物不过是补助性质而已。”据统计在1700-1830年的130年中,广州一口的银元输入在4亿元左右。〔14〕
在“十三行时期”,号称“富甲天下”的广州,“银钱堆满十三行”(屈大均:《广东新语》)。道光二年(1822)九月十八日,太平门外大火,“焚烧一万五千余户、洋行十一家以及各洋夷馆与夷人货物,约值银四千余万两,俱为煨尽”(钱泳:履园丛话》)。“火之大者,烧粤省十三行七昼夜,洋银溶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火熄结成一条,牢不可破”(汪鼎:《两韭庵笔记》)。
(四)十三行的国际级富豪
广州十三行的富有世界闻名,不仅有巨大的商业资财,而且有一批国际级富豪,尤以“潘、卢、伍、叶”四大家族最为闻名。
1999年2月1日《羊城晚报》报导,据《华尔街日报》统计,世界千年50富豪中有一人是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伍秉鉴,他是19世纪中期地球上最富裕的人。1882年出版的自称“老广州”的美国亨特着《广州“蕃鬼”録》说,伍氏在1834年的资产有2600万元(银元),有“稻田、房产、店铺、钱庄,以及在美国、英国船上的货物等各种各样的投资。”〔15〕据格特堡《清代广东十三行行商伍浩官轶事》记载:“美国商人以中国丝茶出售于波士顿及菲列得尔菲亚城者,挂浩官之名,即得高价。浩官之名在美洲炙人口者凡半世纪。美国人最早下水之第一艘商船,亦名‘浩官’,且以其模型远寄广州给浩官(注:浩官是伍秉鉴的官名)作礼物。”伍氏还在美国投资铁路,在福建有大片茶园。其在广州河南的住宅有如《红楼梦》的大观园,中央大厅可摆筵席数十桌,能容上千的和尚诵经礼佛。〔16〕伍秉鉴不仅是广州的首富,而且是一个跨国大财团。
亨特《旧中国杂记》记载《法兰西公报》1860年4月11日登载一封寄自广州的信说,十三行行商潘仕成的“一处房产比一个国王的领地还大”。“他拥有的财产超过1亿元法郎。他有五十个妻子和八十名童仆,还不算三十名花匠和杂役等等。他在中国北方还拥有另一处更好的房产。”潘氏的“花园和房子可以容纳下整整一个军的人”。〔17〕潘氏家资2000万元(银元),仅次于伍氏。
(五)十三行的启示
十三行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产物,而海上丝绸之路自由贸易则是十三行成就的关键。
十三行是一个全国性的外贸垄断组织,是一个机构,也是一种制度。这种被学者们称为“广州制度”的十三行和制度是先进还是落后,是成功还是失败,学术上尚有争论。本人认为它是同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与时俱进的创新和开拓,其在国内外的网络至今仍有许多人来寻旧和探索,以求发扬历史友谊和传统合作。
十三行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需要开放,更多地开放,更主动地开放。十三行给我们留下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这是宝贵的无形资产。中国需要有21世纪的“丝绸”和“白银”,创造新世纪的“盛世”。
注 释:
〔1〕广东省社科院:《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第133页。
〔2〕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编:《名城广州》,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3〕张晓宁着:《天子南库》,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4〕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编:《名城广州》,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2页。
〔5〕陈炎着:《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页。
〔6〕广州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发展中心、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广州古都学会编:《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第60页。
〔7〕《学习时报》编辑部:《落日的辉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8〕蔡耒兴主编:《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9〕同〔7〕
〔10〕卿汝辑:《美国侵华史》第一卷,第26-27页。
〔11〕陈柏坚主编:《广州外贸二千年》,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286页。
〔12〕同〔11〕
〔13〕张晓宁:《天子南库》,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14〕马士:《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史》,见陈柏坚主编:《广州外贸二千年》,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291页。
〔15〕(美)亨特:《广州“番鬼”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16〕邓端本、欧安年等着:《岭南掌故》(上),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
〔17〕(美)亨特:《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9-90页。
(作者:刘亦文,广州古都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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