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广州建筑的影响

　　广州城发端于何时，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看法。

　　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曾昭璇教授认为：广州最早筑的城为南武城，这见诸于古籍文献记载。《读史方舆纪要》引旧《图经》称：“广州州城始筑自越人公师隅，号曰南武”。《吴越春秋》称：“阖闾子孙避越岭外，筑南武城”。明郭棐《广东通志》亦说：“乃往相度南海，将依山筑南武城拟之。而越王不果迁，时三晋推魏最强，越王与魏通好，于是使隅复往南海，求犀角、象齿以献之。隅久在岭外，乃得诸琛，并吴江楼船，会稽竹箭献之魏。魏王乃兴师送越王往荆，栖之沅、湘，于是南武疆士，遂为越贡奉邑，称雄于交趾”。《古本竹书纪年》中也载过魏襄王七年（前312年）越王使公师隅出使魏国通好，曰：“来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象齿”。

　　广州建城有考古依据的是秦始皇三十三年，秦统一岭南，设番禺为南海郡治时修筑的城垣，史称任嚣城。《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经略岭南的经济动机是为了“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这说明在任嚣城建立之前，番禺（广州）的珍宝已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无疑对广州的建城有重要的影响。

　　因此，无论是战国时期还是秦代，在当时岭南生产力非常低下的情况下，大量奇珍异宝奢侈品不可能单靠广州本地生产便能满足中原的需求，更主要的是靠来自东南亚各国的输入。由此可推论，先秦时期，广州已成为交通方便、外贸活动频繁的聚落。对外贸易活动在南武或任嚣城的修筑中的影响非同一般，甚至是至关重要的。

　　二、对历代广州城市拓展的影响

　　广州城区二千多年来尽管是以今财政厅为中心向四周扩展，但是我们从其历史布局的轨迹仍可看到主要是沿江向南、向西拓展的。

　　秦时任嚣、赵佗筑的城垣就已经是依山傍水了。任嚣城范围很小，东西距离为今旧仓巷至广州图书馆（旧番禺县衙），南北距离为德政中路北段至豪贤路；赵佗把任嚣城扩展为城周十里的都城，史称赵佗城，都城向西扩展过文溪西面今财政厅处（已有南越宫苑出土），北到华宁里，南至越秀书院街北。海水咸潮可涌至番禺城下，《水经注·泿水》：“骘到南海，见土地形势，观尉佗旧治处，负山带海，博敞涉目……”。东汉，步骘重修赵佗城的西半部作为州治，规模小于赵佗城。此后至唐代，广州城区变化不大。

　　唐代，城区向西扩展。城西为地势较低的近江岸区，阿拉伯商船集中停泊于此，随着蕃人聚居增多，官府划定范围，设立蕃坊，建有怀圣寺和光塔（为船舶引航及招呼穆斯林作礼拜之用），并任蕃商列肆而市，提供贸易之便，于是城西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商业区。城南珠江边建有广阳馆，既是市舶使院又是接待外商的驿馆。南汉时期，城区向南扩展。城南凿禺山扩建城池，号称新南城，城市布列于中轴大街左右，为广州繁华的商业地带。新南城门称澡鱼门，建于珠江边，在今大南路、文明路一带。此外，在城西开辟兰湖为避风内港，兰湖码头区有余慕亭。

　　宋灭南汉时只唐子城一座，且经战火伤残，为恢复外贸修城，《宋史·邵晔传》称：“四年（大中祥符）知广州，州城濒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飓风，晔凿内濠通舟，飓不能害”。这也是广州大规模城建的开始。宋代，广州城垣扩建和修缮达10多次，城区向东南西三方扩展，陆续修筑了子城（中城）、西城、东城。子城在南汉旧城基础上修筑的；东城是以赵佗城旧址为基础修筑的；西城是在唐蕃坊区的基础上建成的，不过范围有所扩大，它是为了保护新开发的商业区而扩建的，其范围为北至百灵路，南扺玉带濠（今南濠街），东界为西源，西至西濠（今人民路）。当时珠江的水面辽阔，号称“小海”，故开凿城濠对繁荣海外贸易起很大作用，西城南部的珠江岸边开凿了西澳（在今南濠街一带），为当时广州最大的内港码头，与外侨居住的蕃坊相距不远，外国商船常停泊于此，这里成为闹市区，商贾多聚居于此。南宋时珠江北岸岸线再向南推移，沿江淤出的陆地又成为繁华的商业街市，于是便有了嘉定一年（1210年）经略使陈岘在子城、东城之南修筑的雁翅城，南至今高第街、卖麻街、状元坊一带。在镇南门外临江建有海山楼，为当日宴请番商场所，登楼临望，海阔江天，《舆地胜纪》曰：“海山楼在城南，极目千里，为登览之胜”，“海山晓霁”成为当时羊城八景之一。海山楼前建市舶亭，为番舶停泊验关之地，《萍州可谈》称：“广州市舶亭枕水，有海山楼，正对五洲，其下谓‘小海’”、“泊于市舶亭下，五洲巡司差兵监视，谓之编栏”。

　　明初，广州城垣扩展，将宋三城联为一城，并将城墙向东、北方向扩展，城周长达21里，北跨越秀山，在山上修筑了巍峨的镇海楼。嘉靖（1522~1566）以后，市区益发繁荣，旧有城区已不能提供足够的商业活动场所，城南门外一带因已成市，于是又在南宋雁翅城的基础上筑新城，南扩至今万福路、泰康路和一德路一带。新城为商业区，街道的走向与老街正方形交错形式明显不同，是沿江岸伸展，《霍勉斋集》卷二十二曰：“东西亘六、七里，人烟辐辏，货贿山积，盖合城繁华之所都也”；卷十曰：“私人经营海外贸易商人住濠畔街”。为了安顿外商，还在城外今十八甫路附近设怀远驿，建屋120间，以广招徕。另在河南滨江路一带设规模相当大的手工业作坊，生产外销商品。

　　清代，广州城垣无大变化，仅在明新城东西两侧增筑东西鸡翼城，直至江边。但城区却是向城垣外的东、西、南方向扩展了。清初，在西关地区建起了大片民居及手工业区，还在今文化园至海珠南路一带设立专营对外贸易事宜的十三行，兴筑了专为外商提供从事贸易活动及居住的夷馆（商馆），十八甫商铺密布，十三行区夷馆林立，成为当时新兴的、繁华的商业区；河南沿江岸兴建了寺观、园林，东山也建有园林寺庙。

　　由上述可以看出，广州是历二千多年而不衰的对外贸易大港，商业贸易繁荣，居民日增，城区扩展势在必行。在每一次城区扩展后，沿江岸地带都成为码头区及新兴的商业区，这显然与远洋海轮停泊及贸易活动开展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可以这样概括，广州的对外贸易活动决定了城区扩展的方向。

　　另一方面，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对外贸易的繁荣，为广州带带来巨大的财富，成为城市建设的主要经济支柱。如唐代，就有“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的记载，（见韩愈《送郑尚书序》），《旧唐书》卷一五一《王锷传》曰：王锷曾任“广州刺使、御使大夫、岭南节度使……，锷能计居人之业而权其利，所得与两税相上孚”。王锷收购舶货牟利所得，竟与唐代主要税收两税相等。再如南宋初，市舶总收入缗钱达200百万，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0%，而广州市舶收入约占市舶总收入的70%左右。由此可略知，广州市舶收入在地方乃至国家收入中的地位。史载宋代广州修西城时，外商曾自动捐款资助，后因地方官员不同意才作罢。毫无疑问，对外贸易收入成为广州城市建设中最重要的财源。

　　三、对市容景观的影响

　　唐代，在广州城市建设中最与众不同的景观便是蕃坊。据有关专家考证，蕃坊一词最早出现在房千里的《投荒杂録》（已佚，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转引）中，成书时间约在文宗太和中期（约832年），由此推断蕃坊应早于此时建立。唐代的城市均为严格的封闭式坊（居民区）、市（商业区）制，商店都集中在市里，所有交易只能在市里进行，而且只能在白天进行，入夜即终止，这种管理制度成为城市商业发展的障碍。而据《全唐文》卷575《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记载，广州城西阿拉伯商人聚居区蕃坊一带“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一无所阙。车徒相望，城底洞开，于是人人自为家给户足。”即不受分肆列市的限制，可临街设店，出现了店肆行铺林立的城市布局，这种景观在国内其他城市是罕见的，甚至出现了其他城市未见的“蛮声喧夜市”（张籍：《送郑尚书出镇南海）的影观。蕃坊中出现了具异国风格的建筑，岳琦《桯史》卷十一记载：蕃坊楼房中“楼上雕镂金碧，莫可名状。有池亭，池方广具数丈，以中金通，制为甲叶而鳞次……”，现存的怀圣寺及光塔（专家倾向于其建于唐贞观元年，627年之说）就完全保留了阿拉伯建筑的风格，成为历史的见证。

　　清代前期，广州出现十三行商“夷馆”，俗称“洋馆”，是国内较早出现的西洋式建筑。有关十三行夷馆的描述很多，还有流传广泛的写实画，《浮生六记》称这些建筑“结构与洋画同”，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曰：“夷馆结构备极华丽，墙垣甚为高厚。”从流传下来的图片中大体可知十三行建筑为两三层楼，外形多为迥廊联拱式的西洋建筑。鸦片战争后，长堤、沙面一带集中了各类西方建筑，长堤的邮电大楼（建于1896年），为一座古典柱式构图建筑；广州海关大楼具有巴洛克风格；沙面租界的外国领事馆、银行、洋行、教堂、旅馆、学校等建筑多为西洋式风格，其形式有新古典式、券廊式、仿哥特式等。这些建筑也是国内较早的欧式建筑。

　　广州城内至今尚保存的历代兴建的寺观塔庙，清代的西式建筑（沙面租界建筑、石室等），便是经“海上丝绸之路”输入的外来文化在城市建筑景观方面的具体表现。最有广州特色的“骑楼”景观，也是由西方古典建筑中的券廊等形式与广州的传统建筑形式相结合演变而来的，体现了中外文化的交融。

　　（作者：曾新，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